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桥梁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修建了数以万计奇巧壮丽的桥梁，这些桥梁横跨在山水之间，便利了交通，装点了河山，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之一。“桥梁。造桥在中国是一种古老的技艺。早期的例子是简单的木桥或是浮桥。直到4世纪中期以后开始用拱券跨过水流。”[4] 梁思成用最简单的文字概括了中国桥梁的历史。中国古桥，按照类型可分为浮桥、梁桥、索桥、拱桥，按照作用可分为栈道桥、纤道桥、阁道桥、园林桥等，其所使用的材料有土、木、砖、石、竹、铁等。[5]
岭南桥梁就形制而言，浮桥、梁桥、拱桥、悬臂桥、索桥、跳墩子均有。岭南水乡河涌古桥的位置与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修筑在村中交通要道上，主要担负村域交通的功能，交通主道同时也是村中的商业中心区。二、修筑在河汊拐弯处，河道一侧多建村庙。三、珠江三角洲乡村聚落多位于地势最低处，一般都是水流出口的地方。在河道流入和流出水乡的地方，一般会建桥，桥旁多种植古树。[6] 包括南海、顺德、佛山等地在内的珠江三角洲水网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其实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所以这些地区的道路、桥梁的建设多在明清两代。[7]古代佛山地区，四面环水，涌滘纵横，行人来往，非船莫渡，无桥难过。[8]据第三次文物普查统计，南海现存明清桥12座，有6座造型精美的古桥现为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南海的古桥主要有石板桥、墩梁式石桥、石拱桥等类别；桥梁质地多为普通的红砂岩或花岗岩砌筑的平板石桥其中以三孔的石板桥居多。散落在南海水乡的桥，难计其数，包括不少名桥。但因年代久远和水利工程等因素的影响，坍塌、淹没的不少。南海古桥是南海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折射出南海地区当时经济的繁华景象。
探花桥位于南海区九江镇下西翘南村。该桥是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陈子壮中探花后，往九江下西探望其外祖父朱讓时所建，清代重修。桥长11.3米，宽1.85米，高2米。桥的两边设有望柱栏板，桥栏中间刻有“探花桥”三字，距今已有390多年的历史。[9]陈子壮（1596—1647），明末抗清官员，字集生，号秋涛，谥文忠，南海沙贝村（今属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沙贝村）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探花。历官编修、崇祯年间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南明弘光帝礼部尚书、桂王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著有《云淙集》、《练要堂稿》、《南宫集》。魏忠贤把持朝政时期，陈子壮生性耿直，与父亲同时被削职归里，居于广州的盐仓街。魏忠贤集团垮台后，他才得以复出，任职礼部右侍郎。但因抨击时弊，不合崇祯帝心意，再度罢官，隐居在白云山云淙别墅，在城南重兴南园诗社，与“牡丹状元”黎遂球、“南园十二子”欧主遇、女歌人张乔等，在抗风轩内常举行文酒之会，至感国事日非，痛心报国无门。不久清兵入关，势如破竹，先后分立的南明政权被各个击破。隆武二年（1646年），广州城陷，陈子壮和弟弟陈子升毁家纾难，捐资募兵，在南海九江举旗誓师，南明永历帝授他以东阁大学士，封兵、礼二部尚书官职，领尚方宝剑，总督广东、福建、江西、湖广军务。他和陈邦彦、张家玉等领义军，在广州城郊、增城、清远、高明一带互为犄角，狙击清军。后来这三人被称为“岭南三忠”。他们又会集舟师六千余乘战船进攻广州，可惜因城中内应失误，谋泄事败。最后，在高明县三洲的保卫战中，因清兵掘地道偷袭城池，陈子壮兵败被俘，惨被锯死。关于探花桥修建的原因，一种说法是陈子壮被杀后乡人为了纪念他而建；还有一种说法是原先的桥早已废弃，如今的石桥是清嘉庆年间乡绅郑佐杨、陈道中等人为了纪念陈子壮而建。1994年，旅港乡人潘新安等捐资将不堪重负的石桥整体迁移少许，在原处筑公路供车辆通过，探花桥的整体风格尚存。现为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图6-3 九江探花桥
三山三眼桥位于南海区平洲三山禾仰村，始建于明代。长32.2米，宽3.4米，高5.5米，东西走向，两墩三孔，由红砂岩、灰砂岩和少量花岗岩砌成壁拱。东砌17级步级，西砌18级步级。两侧雕饰图案花纹的栏杆、花岗岩柱与红砂岩柱相间排列。三山三眼桥设计精湛，工程质量高，桥体至今依然稳固，桥面、栏杆保存完好。自古以来人们就很重视对三山三眼桥的保护，当地曾制订乡规民约，甚至不准耕牛从桥面经过。桥头墩上刻有“不许船闸桥眼埠肆尺”，桥面栏杆刻有“不许在此交易”的警示语。三山三眼桥如今仍是河涌两岸村民出行的通道之一，其建筑规模及艺术装饰居南海现存古桥之冠。现为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10]该桥对研究南海交通发展史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科学价值。
图6-4 平洲三山三眼桥
河东三眼桥位于南海区盐步河东。始建于明崇祯年间，清代重修，为红砂岩砌筑的墩拱式石桥。长28.2米，宽3.2米，高5米，两墩三孔。拱桥的桥面和壁拱用红砂岩石砌成，拱壁、桥墩以花岗岩为基地，桥面无桥栏。现为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11]
图6-5 盐步河东三眼桥
平地大桥位于南海区大沥镇麦边村。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明弘治十三年（1500）和清初重修。东西走向，五孔石轴石梁桥。桥长30米，宽2米，面积60平方米。四条并立水成岩石石轴作柱，上承一横梁为桥墩，五组五条花岗岩石平铺在横梁上，自中间向东西方依次形成三级桥面。《重修平地大桥道碑记》等碑记详细记录了大桥的历史沿革。[12]
一眼桥位于大沥镇溪头村。明崇祯七年（1634）始建，清代重修。东西走向，单孔石梁桥，红砂石桥墩，五条花岗岩石平铺桥面。桥长13.88米，宽1.95米，高2.8米，面积27平方米。溪头一眼桥是当年广佛通衢的桥梁之一，为我们研究广佛之间的水陆交通提供了实例。[13]
新溪桥位于南海区狮山镇下新村。明嘉靖三十年（1551）始建，清代重修。呈南北向跨新溪。长30米，宽2.45米，高4米。原为三孔拱桥，清代重修时改为三孔石梁桥，船状分水尖。现桥墩仍保留明代红砂岩石材等，桥面为清代花岗岩石梁，并保存有明代嘉靖三十年立石改路碑记，详细记录了改路修桥的缘由。[14]
安宁桥位于南海区桂城环溪村。又名永安桥，俗称三眼桥。始建于明隆庆二年（1568），清嘉庆年间重修，1990年改建。东西走向，花岗岩石双墩三孔石梁桥。长31米，宽3米。桥墩两座，上端长方形，下端两面为三角形分水尖；桥面分五段，均为5条边长45厘米的方白石作桥面。中段石每条长8米，东西两端为7米，桥的两端均有石阶5级，1990年拆除石阶改用混凝土铺平，方便行车。该建筑是南海历史悠久的桥梁之一。
青云桥位于南海桂城涌口村。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南北走向。原名“系龙桥”，六墩七孔，俗称七眼桥；道光年间迁建移数十丈，改用四墩五孔，因而改称五眼桥。花岗岩石五孔双轴双墩石梁木板桥，长23.40米，宽1.45米，高6米（距河床）。中间以花岗岩石砌筑带分水尖桥墩，活动木板为桥面，便于孔溪通航；两端以3条石轴为柱加横石梁承重，固定石梁为桥面。为了增加桥梁的稳定性，在各墩间（中间除外）增加坤甸穿插枋固定。该建筑形制独特，对研究桥梁的建筑发展情况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科学价值。
三元桥位于南海区九江镇上东村。始建于清道光年间，东西走向，东端接船栏街，西端接现九江文化中心。长17.67米，宽2.44米，高2.3米，桥面行人道宽2.1米，桥栏高0.8米。为花岗岩石壁拱桥，桥孔宽5.37米。桥栏两旁中间原刻有“三元桥”与“道光年建”的文字。“文化大革命”期间，桥上石刻文字被判作“四旧”而被铲除，现字样痕迹尚存。1955年，旅港乡贤关志显捐资对三元桥进行修葺，桥身整体保存完好。据说，该桥是九江人为鼓励读书的士子争取连中三元而建，凡是赴试的举子，都是先走过该桥才去考试的。现为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图6-6 九江三元桥
福星桥位于南海区官窑大榄村。呈东西走向，四墩三孔石拱桥结构。桥长32米，宽3.05米，高5米。主孔南北镶嵌凸雕“福星桥”匾额，主孔北侧有闸门两对。全桥建筑材料为当地俗称“白石”或“咸水石”的花岗岩石。桥的三个石拱都分别安装有可开关的两扇漆成红色的木质闸门，中间两桥墩的迎水面为船形的分水尖，以减轻流水对桥墩的冲击力。福星桥中间桥拱顶部两侧镶嵌有石匾，上面刻有“宣统元年己酉春月重修”字样。据悉，当地有一条途经官窑古驿站的古驿道，是明代万历年间修建的，该官道是从官窑街往南经游鱼浦侧的古岗桥，再转往西北方向经大榄转向狮山等地到达三水西南的。福星桥就处在这条官窑至三水的古官道上，由于陆路交通不发达，福星桥成了大榄、刘边一带村民出行官窑的唯一陆路通道，福星桥下的河道便是通往官窑城区及广州的必经之道。其水陆交通要道地位直到1958年才终止。目前还发挥排涝灌溉的水利功能。该桥是清代南海的重要桥梁之一，兼具交通和防洪作用。现为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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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狮山大榄村福星桥
古岗拱桥位于官窑大榄古岗，明末清初建造，是一座四桥墩的花岗岩结构的石拱桥梁。桥长30米，宽2.85米，高4米。该桥是明清时期南海的重要桥梁之一，为研究南海的交通史提供了佐证。
图6-8 官窑大榄古岗拱桥
洲村大石桥位于南海区里水镇洲村。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为花岗石墩式桥梁。桥长15米，宽1.8米，高6米，有栏板、栏柱。两墩下砌船头式分水尖，桥墩贴近水面约1米建成船形式墩脚，以保护桥墩和导流。桥面每孔用三条花岗岩长石铺砌，两旁有护栏。西面桥头的柱石上，右边刻着“道光戊申年”，左边刻着“西华黄生记造石”。 经历了160多年的风风雨雨，洲村石桥仍然坚实牢固。现为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图6-9 里水镇洲村大石桥
富寿石桥位于南海区里水镇太行道，是连接城乡的古石桥。明万历时河村进士吴光龙所建。桥为长28米、面宽3米的五眼桥，由三组每组并排四十柱作桥墩支撑桥梁，桥面用长条巨石铺砌，桥两旁有精雕护栏，全桥以“榫口”结合，没用灰砂黏合物，整个桥结构牢固，工艺精湛，似“卧龙”横亘于郁水上。随着物换星移，久经风雨，富寿石桥日渐颓败变成危桥。1976年，鉴于古桥老化，榫口松脱，且又重修困难，于是将其拆掉，在原有位置上修建了一座水泥结构的新富寿桥，成为去往广州的通途。里水人对富寿石桥感情深厚，有识之士把富寿石桥栏石全部迁于富寿公园河旁作栏基，并刻石碑于旁以作记。
白沙杏花桥位于南海区大沥镇白沙村。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咸丰十一年（1861）重修，光绪三年（1877）重建。桥长14米，桥面总宽2.2米，内宽1.85米，高6米。桥中左右两侧石梁横书阴刻“杏花桥”三个大字。据记载，杏花桥在乾隆、咸丰年间为石墩木梁桥，重建时改为石梁桥。南北走向，双墩单孔。桥墩全部由红砂岩石砌筑，桥石和步级由花岗岩石铺成，桥面由五块花岗岩石拼合组成，每块石长7米，厚0.35米，两侧有五六十厘米高的花岗岩石护栏。桥两端砌有五级步级，方便行人上落。因桥旁有杏花树，年年杏花盛放，故此得名“杏花桥”。
图6-10 大沥镇白沙村杏花桥
沙咀石桥位于南海区九江镇沙咀村。建于清代，南北走向。长25米，宽1米，为十三孔花岗岩石板桥。以两条花岗岩条石为立柱，上置一条花岗岩条石为横梁，横梁之上，三条石板对缝平铺而成。该桥是乡间古道的一部分，反映了水乡道路特色。
儒溪拱桥位于南海区西樵镇儒溪村。始建于清代，东北西南走向。两墩三孔石拱桥，长10.8米，宽2.45米，高2.3米。主拱由两层水成岩条石券筑而成；两副拱为单层水成条石券筑而成。桥面两头为水成岩条石和花岗岩条石步级，中间为七板花岗岩条石平铺。儒溪拱桥是明清时期颇具水乡特色的桥梁之一。
接源桥位于西樵镇西岸庆云洞，长约8米，宽约3米，水泥钢筋构筑。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道教人士在溪旁建慈帝殿，民国十八年（1929）重修扩建成三大座，统称庆云洞，并在银溪左侧建有一座尖顶八角亭和一座四角亭，跨溪建有一座接源桥，由当时广东省参议长林翼中题名，是当时南海重大交通工程之一。
南海沙头从宋末到民国初建成的桥梁现存有7座，其中位于城区的有4座。大板桥位于沙头西桥后涌上，始建于南宋成淳九年（1273）。长7米，宽2米。连接往石江夏江的大路，原为木板桥，1985年改建成钢筋水泥桥。大桥，原名万安大桥，位于沙头万安门街口。始建于明代，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重修。桥面只有三条大木头，宽1.7米。1928年，大板桥被大火烧毁。翌年，由万安善院重建为钢筋水泥桥，护栏为铁栏，桥长22米，宽2.7米。1960年改建钢筋水泥桥栏，村民惯称其为“大桥”。竹桥位于沙头圩，始建于明代。桥长22米，宽2.8米。始建时桥面以竹木搭成，桥下由20多根杉木支撑作桥墩，人们在桥上行走，全桥摇摇晃晃，1918年被大火烧毁。翌年，由万安善院重建为钢筋水泥桥，桥栏为砼窗花图案，2002年改建，仍称“竹桥”。五约桥位于沙头北村五约，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桥面原为3块大石板，长5米，宽1.2米，今桥面加铺水泥，桥长6米，宽3米。接龙桥位于沙头石江与山根竹林村的交界处，始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原是石板桥面，长4米，宽1.2米，抗战时期被日军炸毁。现存《修复接龙桥碑记》记载了兴建接龙桥的起因、年代、捐资人、竣工等事宜。以下为碑记内容：
修复接龙桥碑记
自予入粤，心慕岭外山水，求所谓二樵者访之。缙绅先生，不禁神逞。云：东樵在惠阳，去省差远。若西樵，则近在南海。挂席可至。徒以官守匏系，仰止无从。意其间：清淑磅礴，仙灵窟宅，必多壮人丽瞩者乎。维岁庚子（1660）予被司农之命，濒行石岗乡，父老以修桥碑记为请，盖石岗接壤西樵，脉连大雁，为舟车四达之衡，昔人于二水汇处为桥，曰：接龙桥。成而远近便之。居是乡者，生产繁殖，人文蔚起，其后圮而复迨。经百载，父老咸欲踵而修之，俄而众议同，于是郑开兰等，慨然仗义。身任其事为众倡，缙绅贤豪，助而成之。备才鸠工，叠石载木，为水门以通舟者凡五，纵长十丈二尺，北横一丈四尺，南连碑亭阔二丈五尺，经始于戊戌（1658）十一月，是岁十二月竣工。己亥（1659）正月初一启行。凡縻金钱四百余两。望之宛若长虹，垂于天津。履之矗若神鳌，戴于巨壑。洵足以备山川之美观。萃灵祉之宏构矣。予因是而有感焉。凡山之气贵乎蓄；凡川之气贵乎通。匪蓄则无以合亨嘉之会，匪通则无以鬯脉络之和，是二者未可偏举而胜也。譬之政焉。必有周行，以率万民之履，而又有大闲。以立世之防，防之取义诸蓄；率之义取诸通。其实一道耳。维桥亦然，当两岸之断，一水盈盈，非望洋而返，则病涉而嗟。物情固望其通也。桥之斯蓄夫，名山奥区，天地所以停泓者，宜务不足，自昔及今，南海尤多哲人，则裁成辅相，古人尽之矣。又何加焉。父老之复古有以也，文物人事之兴，增华席美，亦若斯桥矣。以予夙慕西樵，而不及登，尤幸附名贞珉，为题柱于西樵之麓，窃有慰焉。方日望兹土，文士鹊起，翩翩而游燕都，是则予所以志也。凡醵金及有功于兹桥者，咸书名于右，特纪其概以殆将来，庶无忘厥功。
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正月廿六日泐石。缘首郑开兰、马骏。
赐进士第通议大夫督理京省钱法户部右侍郎严正矩撰。[15]
古石桥的修筑不但是当地水乡自然环境的反映，也是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教育文化达到某种繁荣程度的产物。因此，从中可以窥见明清时期水乡聚落的繁荣景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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