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关传播的研究古已有之，但它真正被当作一个重要的课题来研究还是始于20世纪。美国学者皮尔士曾经把这一发展说成是“革命性的发现”[1]。
一、传播学诞生的社会条件
传播学的诞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首先，人类科技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迅速提高，从而使传播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学术界开始对传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这一时期，大众报刊和广播、电影等电子媒介已经高度普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大量接触媒介。在1909年，单就纽约而言，星期日就有50万人去看电影。1930年，收音机的拥有率达到46％，1940年则是82％。[2]
其次，公共信息所产生的政治性影响促使学术界对宣传和舆论进行深入研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展开大规模的心理战，用尽心思施展传播技巧，宣传在战争进程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最后，社会科学迅速发展，为传播学提供了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特别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成熟、严谨，学术成果令人瞩目。20世纪30年代，许多社会学者开始关注传播如何对个人和群体产生影响，而在社会学领域，最为盛行的研究课题包括电影对儿童的影响、宣传和说服研究以及群体动力研究。
二、传播学的奠基者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有几位学者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典范的作用，传播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也是在这时开始逐渐成型。
1.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1902—1978）
拉斯韦尔（见图2—1）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获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上学位，是著名的政治学者。他创建了政治心理学领域，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入美国社会科学。
图2—1 拉斯韦尔
拉斯韦尔发展了一种重要的传播研究工具——内容分析，用它来研究自己生活的时代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问题—宣传。拉斯韦尔对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在研究风格上有较大区别。如果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的研究是定性的和批判的，那么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研究主要是定量的和统计学的。
拉斯韦尔对传播学中的许多问题都有理论上的页献。1948年，他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5W的传播过程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有什么效果。这个模式明确了美国传播研究的范围和问题，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学术范式。他还揭示了传播在社会中的三大功能，即监督环境、协调社会和传承文化。
拉斯韦尔一生勤奋，他发表了600多万字的著述，编辑了大型三卷本巨著——《世界大战中的宣传与传播》。
哈罗德·拉斯韦尔
拉斯韦尔是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美国政治学家，“对权力关系以及人物与政治的关系有创新研究，并对当代的行为政治科学有重要贡献”。
拉斯韦尔1902年2月13日生于伊利诺伊州的唐尼尔逊，当时那里的人口只有292人。他的父亲是那里的一个长老会牧师，而母亲是中学教师。他们两个都是很活跃的人，对生活充满好奇心，每年夏天都带着儿子到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聆听一些政治演说家的扣人心弦的演讲。可能因为受到这样的熏陶，拉斯韦尔成为一个热爱阅读的早熟的孩子。
1918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192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1938年拉斯韦尔在芝加哥大学教授政治学。1939年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执教。1952年任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1954年受聘任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1955年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会长。1978年12月18日在美国去世。
拉斯韦尔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分析和研究政治现象，认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意即各种政治运动的成长和发展，是参加这些运动的人把自己根深蒂固的个人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他试图用精神病理的特性来分析各种类型的政治领袖，指出历史上许多杰出的领袖在精神上或生理上都有反常现象，而一切心理上的失常在政治上都是危险的。自卑感、仇视父亲、同性恋、自我陶醉和不能自拔的罪过心理，都是造成狂热者、独裁者和专制暴君的材料。病态的恐惧心理是造成战争的根源。他认为为了防止人们从暴行、迫害和冲突方面找出路，必须消除“折磨人的灵魂的各种紧张”，建立“预防的政治”，即依靠教育来清洗人们的心灵，依靠足够的受过精神病学训练的社会科学家来指导和教育群众；而不能依靠制定法律、改变政府组织、扩大民众参与等社会变革来实现。
拉斯韦尔的主要论著有：《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1930），《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 What， When，How，1936），《传播的结构和功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1948），《政治的语言：语义的定量研究》（The Language of Politics：Studies in Quantitative Semantics，1965），《世界历史上的宣传性传播》（Propaganda Communicaton in World History，1979，与人合著），《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定》，《我们时代的世界革命》，《政策科学》等。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46608.htm。）
2.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890—1947）
勒温（见图2—2）1890年9月9日生于东普鲁士（位于今天的波兰）的莫吉尔诺，他的父母是贫穷的犹太农民，开一家小小的干货店。当时，德国的反犹主义非常强烈，莫吉尔诺的反犹主义尤其厉害。为了让孩子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勒温的家庭决定迁移到柏林，但是这个家庭仍然遭遇到反犹主义的侵害，流亡美国。在勒温后来的生涯中，儿时受到的反犹主义的影响对他的学术兴趣产生了某种不可逆转的影响。
图2—2 勒温
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群体对于个体行为的影响。而他对小型群体传播的研究对正在形成的传播学领域有着直接的贡献。勒温认为，当一个人通过一种传播过程接受了信息，该信息的意义就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人所属的群体决定。勒温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在对食品习惯的研究中，他观察了家庭主妇在饮食习惯方面的行为变化，发现相互作用的人际传播与单向的大众传播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群体的其他成员对于每一个个体的行为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他还发现家庭主妇是家庭消费新食品的重要把关人，这种情况不仅适合于食品系统，而且适合一条新闻通过某种传播渠道在群体中的流通。[3]今天，勒温的“把关人”概念被传播学学者们广泛使用，特别是在组织传播的研究中。
3.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1901—1976）
拉扎斯菲尔德（见图2—3）在形成现代传播研究方面所具有的深远思想影响是举世公认的。他出生在奥地利，曾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是一位优秀的方法论者，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均有所建树。他不是很在意学科界限，这使得他的学术研究跨越多个领域。
拉扎斯菲尔德的母亲索菲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却因其1931年的著作《妇女如何体验男性》而广为人知。她撰写以婚姻指导为特色的报纸专栏，并为维也纳的政治人物和学术人物开办周末沙龙。拉扎斯菲尔德的家是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的避风港，是社会主义政治学的温床，弗洛伊德思想的中心。生长在维也纳，的确使人感到兴奋，它激发了拉扎斯菲尔德一生的兴趣：“你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维也纳，是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顶峰，你看，政治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融合在了一起。”[4]
1933—1935年，拉扎斯菲尔德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资助，到美国从事社会学研究，由此移居美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从研究广播这个新型的大众媒介入手，介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在研究大众传播的效果方面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开拓者，对研究方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通过将调查访问和多变量资料分析结合起来的途径，将民意测验变成了一种科学工具。[5]
1940年，他主持了伊里调查，这个项目是对美国总统选举进行的专题小组研究。调查结果没有证实大众媒体的强力效果，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媒体只能告知和说服一些关键人物，再由他们将效果扩散。这一研究开创了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新时代，在以后的几十年内主宰了美国传播学学者的思维。
拉扎斯菲尔德将自己看作是一个“管理型的学者”，他建立和领导了“广播研究所”，这个研究机构几经周折，研究范围不断调整，后来迁址到哥伦比亚大学，定名为“应用社会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大众传播研究的诞生地，也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从事定量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www.xing528.com)
图2—3 拉扎斯菲尔德
拉扎斯菲尔德是这样的一个人：
B.贝林（拉扎斯菲尔德的女婿）在《回忆拉扎斯菲尔德》中说：
他是一个绝妙的交谈者，热情、机敏，有说不完的奇闻逸事。当他来访时，他的活力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全家。
D.L.西尔斯在《拉扎斯菲尔德⋯⋯他告诉我们社会学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中说：
P.F.拉扎斯菲尔德⋯⋯实际上开创了数学社会学领域，多元调查分析以及对选举行为和大众传播这两方面的经验研究。
4.卡尔·霍夫兰（Carl I.Hovland，1912—1961）
霍夫兰（见图2—4）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他开创了美国微观层次研究个人态度变化的学术传统。
图2—4 霍夫兰
1942年，身为耶鲁大学教授的霍夫兰被任命为美国陆军部信息和教育局研究处的首席心理学家，研究课题是评价军队教育题材电影对于士兵的说服性效果。他把说服研究引入了传播学，在研究过程中设计了一系列心理实验，对传播技巧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可以说，说服实验使传播研究朝着效果问题的研究方向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霍夫兰领导了“传播与态度变化的耶鲁项目”。他和他的研究小组硕果累累。
霍夫兰的研究直接影响了传播研究对传播社会效果（以态度改变的程度测量）的重视。说服研究由亚里士多德经卡特赖特至霍夫兰，遂成为一个直到今天仍非常受欢迎的传播研究课题。霍夫兰的追随者、当代说服研究的带头人麦奎尔（D.McQuail，1981）估计，每年约有1 000种有关说服研究的出版物出现，从中仍时常看到霍夫兰的影子。总之，霍夫兰等人的研究项目既是现代态度改变研究的开端，又是大众传播理论若干重大贡献的渊源。
5.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1907—1987）
施拉姆（见图2—5）是美国著名传播学家，传播学的学科创始人，被称为“传播学之父”。他的主要历史功绩不是从某个相关学科出发，为传播学做出某个方面的贡献，而是作为“集大成者”将前人的成果集中起来，归纳、整理并使之系统化、完善化。
图2—5 施拉姆
施拉姆曾经从事过新闻实践工作，他当过记者、编辑，因此对传播学的研究不同于其他几位传播学奠基人。他从新闻的专业角度，把新闻学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学术成果联系起来，从独特的视角考察传播学，并使传播学最终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他是第一个拥有创建“传播学”这一独立学科的明确意识并为之不懈奋斗终生的人。他一生先后组织创办了三家最重要的传播学研究机构—分别在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他1947年创办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研究所是全世界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
不仅如此，他还是最早在大学中开设传播学博士课程的学者，培养了第一代传播学学者，在传播学史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奠定了传播学教育的基石，推进了传播学教育，扩大了传播学在教育及学术界的影响，促使传播学成为大学教育中的正规学科。[6]
施拉姆曾周游世界，推广美国的传播学。1982年，他到中国访问期间，曾对传播学的发展做了大胆的预测。他指出：“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的研究会成为所有这些科学里面的基础。讲话、编写、广播等技术都同传播的过程密不可分。因为要牵涉这些基本的技术问题，所以综合之后的社会科学会非常看重对传播的研究，它将成为综合之后的新的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7]
作为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留下了众多的著述。在传播学领域，他留下了30多部论著和120多篇学术论文，约500万字。他主编了最早的一批传播学教材，包括《大众传播学》（1949）、《大众传播过程和效果》（1954）等，作为前人经典性成果的荟萃。其代表作有：《男人、女人、信息和媒介——人类传播概论》、《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1964）、《人类传播史话：洞穴壁画到微芯片》（1987）等。[8]
施拉姆趣闻
施拉姆五岁时因一次失败的扁桃腺切除手术而患上严重的口吃，他在讲话方面的困难使他和他的家庭陷入了窘境。随着这种口吃的持续，施拉姆的父亲失去了对这个儿子的兴趣，他曾梦想他的儿子从事法律和政治事业，而这个美好的梦想因为施拉姆的口吃症彻底破灭。而口吃对施拉姆本身来说更是一个不小的创伤，当他在路德宗教会议前不得不背诵一段马丁·路德的教理回答的时候，遭遇了很大的尴尬。在中学毕业典礼上，他没有作告别演讲，而是用笛子演奏了“伦敦德里之曲”以避免在讲话时暴露自己口吃的缺陷。但是，当他1928年以历史和政治学方面最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玛丽埃塔学院时，他勇敢地作了一次告别演讲。
逐渐地，施拉姆学会了带着他的口吃生活，而这种口吃最终变得没那么明显了。尽管如此，他在表达上的困难对他后来的生活还是产生了某种影响，并最终导致他进入传播领域，将之作为第二职业。
[1] [美] 斯蒂芬·李特约翰著、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 [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23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295页。
[4]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5]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241页。
[6] 宫承波：《传播学纲要》，11～13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7] 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7。
[8] 宫承波：《传播学纲要》，1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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