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翻译学：语用学翻译研究成果

6.7　建构可持续发展的翻译学

谭载喜(2005:212)通过中西译论的相似性分析，从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相互关系、翻译理论的发展模式以及翻译思维、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的演进过程等多个方面对中西译论之间的这种相似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中西各自各个时期的翻译实践却总是带动了各自翻译理论的发展，因而使翻译的实践与理论构成了各自传统中不可分割的整体;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进程拥有一个共同的演进模式，即都是从对翻译问题的顺带式议论，到有意识点评，到系统性论述，从序言跋语，到零章散节到专题专论;中西翻译理论家所考虑的问题，其中主要包括翻译原则、翻译目的、翻译过程、翻译步骤、翻译方法、翻译范畴、翻译中的各种关系如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等具有相似性。谭载喜(2005:222)分析中西译论的相异性后指出:中国译论传统的主要特点就是历来强调翻译理论的实用价值、强调翻译经验的规范作用、强调译者对翻译之道的心灵感应和领悟;而西方译论传统的主要特点则在于强调翻译理论的条理性和系统性、强调对于翻译过程的理性描写以及强调翻译观念的不断更新。吴义诚(1998:51)在《中西翻译理论比较》一文中指出:中译论较模糊，重悟性，体现了较强的人文主义精神;西译论较明晰，重理性，体现了较强的科学主义精神。两者之间差异又是由各自文化语境中的不同翻译实践决定的。

关于中国的传统译论，王宏印认为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刘宓庆指出，中国翻译传统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文化战略考量;(2)“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3)关注意义，兼顾审美;(4)强调悟性，强化主体。从中国翻译发展模式看，与西方翻译比较，中国翻译及翻译理论研究具有十分独特的文化战略考量;将意义放在第一位;一开始就依附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但中国译学也存在不足。例如，张南峰(2004:30)提出，与西方的一些翻译理论比较，中国的传统译学不承认翻译目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经济学等语言以外的因素对译文的影响为必然现象，或者对这些影响做出负面的价值判断。面对中国译学的困境，张南峰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和深入研究这些因素对翻译和翻译学的影响，应用翻译学才能真正地指导实践;同时应注意研究翻译规范，做描述性的研究，探索翻译规范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翻译研究对这些因素的影响;提倡实证的精神，提高学科意识。朱纯深(2000:9)提出，中国译学应在更高层面进行宏观把握，进一步使研究视野国际化、研究目的现代化，加强实证考察和微观分析，使研究方法更为科学化、多样化，并借助多元研究理论的启发，让中国译学与国际译学体系互动，形成更加具有生命力和更加鲜明的理论特色。王宁(2000:14)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译》提出，翻译研究未来的发展将逐步经历非边缘化的运动，最终达到成为一门相对对立的既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性质同时又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的边缘学科之目的。

20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张南峰(2004: 21)，指出，当代西方的翻译学不能说已有很大的成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起码已有良好的开始，确定了研究的范围和方向，加深了对翻译现象的认识，把确立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这个梦想变成了实现。刘宓庆(2005b: 285～289)通过中西译论比较，总结出:西方翻译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西方(尤其英美文化)的功利考量，即自我宣扬以扩大或普及西方价值观，并竭力鼓吹必须融外域文化入西方文化、变外域价值观为西方可接受的价值观。进而他论述了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的局限性:第一“精神匮乏”，即缺乏足以引导和支撑整个学科发展的导向或者说缺乏主导思想(科学理念和人文理想);二、忽视宏观的整体研究，只注意论题的精而微，以求新出奇为至上追求，导致学科整体性研究很薄弱;第三，将意义边缘化、空洞化;第四，只顾疏离传统，热衷出奇制胜，竭力向商业利益倾向，因而其主张及论述难免流于片面、武断、偏激，有不少浅薄之见，也有自鸣得意者;第五，理论话语缺乏应有的清晰性和深刻性;等等。当前，人们开始对西方翻译理论范式进行反思，包括这些范式的内涵和价值，如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如已经不新鲜的解构主义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翻译学的本体理论建构。

中西译论各自都存在特色与不足，我们应如何保持译学的可持续发展呢?我们认为，应深挖译学建构的内涵，这样才能使译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可持续的学科发展前景。当代科学的特点之一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相互对立，开始转向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迷信纯客观的绝对主义逐渐转向自觉控制主题因素的相对主义。翻译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更应加强中西译论的相互融合，进行理论上的相互阐发，融合创新。我们可以利用中西语言哲学相结合，中西诗学相结合，中国文章分析学与西方语文学或语篇分析相结合等，而人文性强的中译论与科学性强的西译论融会贯通，相辅相成，是我们创建新译学的必然途径。翻译学的可持续发展将取决于中西译论结合性研究的完善程度。

为了进一步推进中西译学的发展，王宏印(2003:242)认为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解决翻译学的建设问题:(www.xing528.com)

(一)理论层面:纯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

(二)评论层面:批评理论研究/作品评论研究

(三)实践层面:策略技巧训练/具体作品翻译

只有较高的理论层面才是对翻译基本问题和普遍问题的理论思考，为翻译评论和翻译实践提供指导;翻译实践到翻译评论再到翻译理论是一个连续不断升华的过程，其中具有层次性。杨自俭在王宏印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的序中指出，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需要打破哲学范畴、译学范畴和译学范畴体系三个层面的原有局势。萧立明(2001)则从语言学模块、哲学模块和文化学模块去分析和建构翻译学，并通过“理想理论——实践——再实践——科学理论”的过程使翻译学科不断向科学化发展。我们认为，学科哲学是学科理论发展的原动力，是学科持续发展的关键。我们应把翻译学研究发展置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人文世界之中，在这些世界中全面透视语言的本质、语言使用的本质与价值。在三个世界的广大语境中，潘文国先生(2006)把翻译学分成四个层面:翻译哲学、翻译理论、翻译技巧与翻译实践。这些层面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应用理论指导实践，而学科理论对应用理论有指导作用，哲学是学科的最高层，是我们建构理论的手段和武器。语用学翻译研究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人文性与科学性的视界融合的语言哲学语用学思想的基础上，视翻译活动是一种交际活动，一种理性的言语行为，注重动态语境中的多维“间性”关系。为此，它保证交往的理性回归，是一种理性的重建，因为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和协调性规则;并使翻译研究走向真正的开放;翻译研究从语义——句法模式向语义——语用模式的转变。翻译的最基本问题就是语言的转换，所以翻译研究就更有理由借鉴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翻译研究之所以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正是由于运用跨学科研究成果，尤其是语言学及其跨学科理论，使翻译研究从“封闭的、狭隘的小圈子”走向与现代学科相结合的道路。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是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语言，语用学综观下的翻译研究体现这一特征，并符合语言学发展与译学的研究方向。

语言哲学语用学思想真正确立的标志是后维根斯坦的“意义在于语言的使用”论。具体而言，它强调的是交流的目的、交流中的语境与交流的预期效果对语义涵义和表现的制约(刘宓庆 2005b:115)。我们认为，翻译学是建构在更为广泛的哲学语言观层面，即“语言使用”的言语行为层面上，密切关注语言使用的生态语境，把意义研究与意向研究相结合，综合语义、语形与语用，把翻译的交往活动与交流的形式和语用机制相结合，阐发交往语境，包括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人文世界中的一切因素。因为哲学范畴和译学范畴的形成与这些大语境的传统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因素密切相关。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不可能囿于单一学科的发展，呈现出多个学科综合、跨学科相互渗透、不同思想和流派互补的态势，并不断涌现新的翻译理论流派。译论家们也应加强合作，走向开放与真正的交往，融入到促进翻译发展的大潮中。随着对几千年翻译理论的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研究方法与视角不断转变，但是，只有在合理的哲学思想指导下的翻译理论、翻译技巧与翻译实践才能趋向科学化和人文化的融合发展，才能保证翻译哲学、翻译理论、翻译技巧与翻译实践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显示其强大的学科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