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杂家研究》：《鹖冠子》的治术之道

二、君王治术

尊君卑臣。《鹖冠子》明确提出“尊君卑臣”和“令出一原”的思想。书中说:“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任贤使能非与处也。”^[83]意思是说君主尊贵臣子卑下，不因血缘关系而改变;任贤使能，不以是否为左右亲近的人为标准。如何“尊君”呢?《王》篇说:“天子执一，以居中央”。并说:“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太一者，执大同之制，调泰鸿之气，正神明之位也。”^[84]此处的“太一”，也就是《王》篇“执一居中”的专制君主。这种思想和韩非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85]的思想一致，都是尊君的主张。“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86]就会造成国家的混乱。

任贤使能。《鹖冠子》认为治国的要领在于“用贤”。《度万》篇说:“贤人不用，弗能使国利，此其要也。”因此，开明的君主要“急于求人”而“弗独为”，招募贤才以辅国政。但是招募贤才是要讲求方式方法的，《博选》篇说:“北面而事之，则伯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默，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指麾而使，则厮役者至;乐嗟苦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方式方法不同，所招募的人也就不同，因此君主在选贤上一定要慎重，因为这会造成不同的后果，“故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主与徙处。”^[87]所谓的“与师处”就是与“伯己者”(能力胜过君主者)相处。如果君王与“徙隶”之人共处谋事的话那是会亡国的。因此君主选贤一定要选到真正的贤才，《道端》篇对贤才进行了分类:

夫仁之功，善与不争，下不怨上;辩士之功，释怨解难;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难至而应;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矫拂王过;义臣之功，存亡继绝救弱诛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贞谦之功，废私立公;礼臣之功，尊君卑臣;贤士之功，敌国惮之，四境不侵;圣人之功，定制于冥冥，求至欲得，言听行从，近亲远附，明达四通。

文中将贤才分为十类，基本上都是按照儒家的标准来划分的，这十类人对于国家来说有着不同的功用。那么如何才能发现和识别这些贤才呢?《道端》提出了识贤的方法:(www.xing528.com)

内有挟度，然后有以量人。富者观其所予，足以知仁;贵者观其所举，足以知忠;观其大袢，长不让少，贵不让贱，足以知礼;达观其所不行，足以知义;受官任治观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惧，足以知勇;口利辞巧，足以知辩;使之不隐，足以知信;贫者观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贱者观其所不为，足以知贤;测深观天，足以知圣。

据以上可知，《鹖冠子》对于“尚贤”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选贤与能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

“文武交用”与“刑德兼施”。何谓“文武交用”?《天则》篇说:“文则寝天下之兵，武则天下之兵莫能当。”意思是说，“文”的一手用于防守，“武”的一手用于进攻，这是争天下之术，如果要治天下的话，“文武交用”是不够的，“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实者，法令放而无以枭之谓也。”^[88]因此治国尚需“法令”和“刑德”。《王》认为“执一居中”的天子应当“纪以度数，宰以刑德”，《泰鸿》篇也说要“照以三光，牧以刑德”。所谓“刑德”，实际是由“刑”也就是法令和“德”两部分组成的。《度万》篇说:“散万方化万物者令也，守一道制万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内者也，令也者出制者也。”这个驾驭万物、统治人民的“法令”就是法律制度，就是“刑”。《环流》篇说:“所谓德者，能得人者也。”就是说“德”是争取人心的。《度万》篇亦说:“万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毕至。”也就是说以“德”博取民心，则万民都会归顺。所以，《鹖冠子》“宰以刑德”的治术，就是镇压与安抚教化相结合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显然是法家的“法治”和儒家“德治”相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