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阈研究：责任发展观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

1．工具理性发展观的进步主义信念及其风险

现代性发展观以对人类理性的无限信任为基础，是进步主义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低估甚至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把现代化进程的消极后果和负面价值合法化、抽象化，在以高科技为基础的当代全球化进程中造成了人类发展无法回避的风险境遇。

进步主义信念孕育形成于欧洲的启蒙时期，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政治革命和工业科技革命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产力前所未有地快速增长、封建等级制度和政治依附的解除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人类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其巨大能力的展现使人类获得了空前的自信。现代社会的兴起及其巨大的积极变化改变了人们以往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激起了对人类进步的乐观主义信念。人类相信凭借自身的普遍理性的力量，不仅可以完全认识、征服和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而且可以设计出能够实现人类自由、平等、正义的理想社会制度，这样，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上升趋势就是一种必然，社会必定朝着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文明的方向不断发展，期间即使出现一些困难、曲折和问题凭借人类理性的能力也一定能够战胜，从而将人类社会引向至善和完美的境地。现代性发展观的进步主义信念正是建立在启蒙以来对人类理性的无限信任的基础之上的。

现代社会一切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都在于相信理性万能，相信理性是一种绝对的力量；同时相信理性至善，把理性及技术当做是人的本质力量、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确证；进而，它支持一种乐观的人本主义或历史主义，它相信，人性永远进步、历史永远向上，现存社会中的不幸和弊端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或时代错误，随着理性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终究可以进入一种完善完满的境地。这种以理性为基础的进步主义发展观在现代性展开的历史过程中虽然历经质疑、批判和反对，但都未能撼动它在整个现代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在进步主义的现代性发展话语体系中，发展成了进步、文明、自由、合理、繁荣等一切美好价值的代名词，发展获得了天然的价值合理性而缺乏应有的规范、限制和批判。

发展就是在进步的虚妄信念指引下的现代化进程，它在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系统地生产出了威胁人类生存的风险。在盲目乐观的进步主义信念统治之下，现代社会与日俱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工业文明对自然的肆意掠夺以及发达国家的全球殖民等都不过是线性进步模型的注脚而已，被进步主义的光彩和希冀合法化、抽象化。

在各种高科技日益全球化和国家竞争不断加剧的当今时代，进步可能转化为倒退、崩溃甚至自我毁灭已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人类发展必须直面的现实。现代性发展观的线性进步主义价值理念对当代发展风险问题的形成难辞其咎。

2．发展中工具理性扼杀价值理性的困境

现代化把人类抛入一种二律背反的价值处境中，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这种价值处境就是韦伯所言的祛魅化世界。齐美尔所谓的“文化悲剧”：人类已经丧失了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人已沦为一种物，成为一种工具而非目的；人与世界的人格关系已被横行于世的货币所扼杀，货币消解了一切意义和价值，结局只能是思想净土的世俗化，“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42]。此见虽显夸张，但也不能忽视在一定意义上，现代社会乃是价值和意义缺失、工具理性泛滥与畸形发展之社会。

启蒙理性促进了社会进步，却又导致了一种人之异化之状况，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这便是理性之悖论。现代化乃合理化，现代性就是合理性，现代化就是合理化的过程。合理化之内涵，可以表现为外在社会结构及内在文化心理结构之合理化：前者表现为形式化的制度结构，以理性化为原则，主要指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知识科技化、人的个体化等；后者表现为感性欲望的伸张，以感觉化为主导，实质仍世俗化、脱魅化、凡俗化。

要理解发展中现代人的价值处境，必须先理解“现代社会”的特质。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现代社会之区别于传统社会，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质，第一是“理性化”，第二便是由这种理性化所导致的“世界的祛魅”。这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面貌，支配了现代人的生存品性，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特殊的价值处境，深深地植根于现代社会的这一特质之中。

这里所谓“理性”，指的是“工具理性”和“计算理性”，而非“价值理性”，它意指一种将特定目的、为达成特定目的所采取的可能手段、这种手段可能产生的结果等都一一纳入考虑和计算的态度，为了达到某种实际的经验性的目标而寻求和选择最有效手段，是其关注的中心。因此，严格地说，这里的“理性化”实质是逻辑化。在现代性发轫之初，“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推动、相互支撑的亲和力。新教的禁欲伦理精神，促使新教徒在世俗生活中采取一种理性化的生活态度，以便在世俗生活中通过成为一个尽职的职业人而回应上帝的召唤，这种理性化的生活态度，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现代社会赖以成立的社会经济组织、科学技术、科层制度、法律系统等等，都深深植根于这种理性化的精神气质。丹尼尔·贝尔等人曾指出，在现代价值秩序的原初设计中，“宗教冲动力”（价值理性）与“经济冲动力”（工具理性）两种相互制约的因素，一开始保持着一种内在亲和力，前者为后者提供“神圣意义”与“终极目的”，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实现途径，两者相互支撑、相互依赖，共同为现代价值秩序提供合法性基础。^[43]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关系导向了一个充满悲剧意味的悖论。工具理性以价值理性为根据，大踏步地征服着人的现世生活，然而，这种征服的结果却是：工具理性逐渐远离作为其源动力的价值理性，手段压制了目的，工具理性“反客为主”，遮蔽、消解和否定了价值理性，“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44]，财富的追求已被剥夺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只剩下赤裸裸的与世俗情欲的关联。作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45]，“现代化”对任何事物唯一的价值标准就是“效率”，任何社会政治、经济的过程，其制度与组织及理智的创造等是“好”还是“坏”，其终极价值在于擅长理智的功利性和效率性。于是“经济冲动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由它所代表的消费享乐的“贪婪攫取欲”越来越成为压倒一切的力量，“市场经济”蜕变成了“市场社会”，除了实利主义这一信条被顶礼膜拜，理性、价值与精神的家园已经充斥着凄凉与荒芜。“宗教冲动力”所代表的超验的、神圣的意义维度则日益衰微。工具理性实现了价值理性，同时也谋杀和终结了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的全面统治与“价值理性”的消褪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世界的祛魅”。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相信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体系，在传统社会人们的意识深处，“包含着‘世界’作为一个‘宇宙秩序’的重要的宗教构想，要求这个宇宙必须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安排得‘有意义的’整体，它的各种现象要用这个要求来衡量和评价”^[46]。世界上各种事件的安排都有其内在的根据和理由，都可以在某种神圣的秩序里发现和确定自己的位置。这种根据和理由或者是神的旨意，或者是“周行而不殆”的天道和天理，每个人的生活只要与这种神圣的秩序联系起来，就可以获得其目的和意义，个体生命也可在这种有意义的体系里获得安顿之地。然而，工具理性的单向发展，所摧毁的正是这一“目的论式的世界秩序”，工具理性只能告诉我们在确定了某一具体目标之后，什么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策略，在它的视野里所存在的只是“物”、“实惠”、“事实”和“工具”，除了满足人们的工具性目的，世界不具有任何目的，人生价值和目的这种“超验”的问题，由于不具有“工具”的意义，因而是完全非理性和无意义的。“科学不思想”，它向人们呈现的是一个赤裸裸的机械化和数理化的宇宙。因此，在它所主宰的世界里“意义”和“价值”被抽象理智彻底驱逐，再也找不到其容身之所，人们可以充分发挥其“认知旨趣”去认识事物的因果规律，以满足人的功利需要，但整个世界已完全失去给人提供一个普遍的、客观的意义和价值秩序的功能，因而也再不可能为个体生命的安顿和生活的价值提供方向和目标。

以上所描述的景况，构成了我们社会发展进程中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本质特征之一。无论对于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这种“合理化”和“祛魅”的趋势已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现实，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也许这种决定性作用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47]。一个多世纪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已不可逆转地越来越深地卷入了这一进程。今天，当人们提出生命的意义、幸福、生活的价值等问题时，每一个人背后所耸立的巨大背景即是这样一个正不断工具化的“祛魅”世界。

事实（工具理性）与价值（价值理性）的两分是一种特定历史中的背离，它起因于发展中具体生活的裂变，同时又加剧了这一裂变。值得我们反思的不仅是事实与价值严格二分本身，而是其裂变中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无可否认，近现代事实优先的价值取向带来了物质的繁荣，然而，其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应该说20世纪人类实践正是这一裂变的总爆发，如经济危机、科技霸权、世界大战、地区冲突、核威胁、恐怖与征服，直至日渐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等，都是事实优先的现代性苦果。正如麦金太尔所评价：“20世纪的生活在其主要方面都具体地和戏剧性地重新表现了18世纪的哲学。”^[48]因此，理论与现实的呼应与互证的关系一直贯穿于历史的进程中。所以，要对人类未来生活形成关照就离不开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视角的反思。

首先，事实与价值的严格二分导致了现代性价值导向的错误。随着近代以来事实的浮出与价值的跌落，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逐渐成为社会价值取向的主流。为了有利于资本的增值，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法律政策都将社会个体导向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而这种现代性价值导向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人的意义追求方式的错误，即在一个能力即美德、成就即目标的以效率为指针的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人生价值只能以其外在的成就或财富而定，而内在的良知或是被忙碌所遮蔽，或是成为外在成功的羁绊而被搁置一边，人们不仅看不见更高的价值和生活的全面意义，更无法感受心灵的庄严和神圣所带来的幸福，人沦为“市场社会”物质和肉欲的奴隶，沉醉于感性的享乐和物质的消费中而难以自省。这种现代性价值导向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它通过对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激励，使无数个体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将人类引向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的深渊。

其次，事实与价值的严格二分导致了现代人终极价值关怀的缺失。随着事实与价值的剥离，使主体与客体、凡俗与神圣、肉体与心灵等的分裂，在这一系列的背反中由于自然主义的膨胀形成了以下两种遮蔽。一是精神世界与终极关怀的盲区。由于上帝的缺失，传统的应当已失去其权威性，而现代的世俗化伦理不断降低道德的标准和价值目标，道德的规范化诉求逐步取代了人们对崇高美德的追求，道德逐渐失去其情感的心灵状态沦为功利性的工具，正如高国希先生所说：“如果没有超越原则和规则的各种感情和真心感受，道德就会是冷血的和不能激发人的。”^[49]可以说，当道德变得没有了温度，世界和人生都会变得灰暗和冷漠，因此，当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在庆祝已驱逐人间“黑暗”的同时，却为人间带来了另一片“黑暗”，即精神世界与终极关怀的普遍的道德缺失，即人们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和心灵的皈依，本来由超越者维系的人们变成了一个个毫无关联的只有利害关系的“孤独个体”，因为缺乏终极意义的关照，人生的意义和人性的转化与超越都成为难题。二是对自然之主体性的盲区。事实与价值分裂的后果之一就是自然被视为毫无知觉的存在，成为毫无知觉的任人宰割和杀戮的对象，主体对自然失去了应有的敬畏和尊重；同时，自然科学的认识限度被夸大为无限，这也形成了对自然本身认识的盲区，即大自然隐匿的奥秘被狭隘的自然主义所彻底否定，其超验的无穷领域被经验的部分所遮没。这一认识盲区所带来的现代后果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还有人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之外看不到更多意味深长的关联。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所带来的问题不仅是社会发展中道德知识的合法性危机，也更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危机和由此而引发的生存危机，因此，对事实与价值排斥性二分的消解成为负责任发展观必须面对的问题。

3．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责任伦理

20世纪凸显了工具理性发展观所导致的现代性危机的严重性。它像瘟疫一样广泛传播并向各个层面渗透。从个人生活对机械性的、格式化的、形式化方式的麻木认同到人的精神生活的“疯癫”；从个人利己享乐到对他者的冷漠；从消费性幻想、无度挥霍体验的痴狂到对新的技术手段和形式的依赖；从追求无限增长到对自然的主宰；从自由、民主到制度统治合理性的加强，都充分体现了工具理性与现代性伦理危机的程度和状况，并印证了现代性伦理合法性谋划的破产。

韦伯当年在分析近代西方社会之理性化进程时指出，清教徒具有价值合理性的有关彼岸之“伦理预言的精神力量”^[50]，在近代西方的特定历史中推动催生了具有工具合理性的世俗生活秩序的彻底合理化。随后，“随着宗教信仰的死去，工具理性就走向了僵硬的例行发展道路，消解了价值理性，从而导致工具理性所特有的计算理性横行于俗世所有领域，随着宗教的根死去，功利主义悄悄渗透了。”^[51]。所以，理性的发展反而否定了人类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工具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占据了世界的统治地位，价值理性被边缘化了甚至完全被忽视了。“其要害在于，启蒙运动致使宗教性的超越秩序解体，从而使现实秩序的支撑和根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导致外在的社会秩序结构和内在的人心秩序结构（或心性结构）的世俗化。”^[52]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固然使社会获得了巨大进步，但也产生了一种消极后果即祛魅化世界的出现。所以，这种现代性丧失了提供人类生活秩序及其意义的宗教性和整体性的超越秩序。启蒙理性消解了前现代社会超越性的宗教精神气质，却没有形成新的价值源头，从而形成现代社会的价值真空状态。

既然现代社会工具（计算）理性盛行，价值理性缺场，人类处于社会价值真空状态中，那么该如何面对这祛魅化之世界？这就需要责任伦理的自觉，以获得完善的人格、尊严及自由。韦伯在论及如何应对现代文明之弊病时，提出责任伦理及信念伦理的观点：“一切伦理，不问其实质内容为何，均可划分为下列两大组：其一是‘英雄伦理’，即以之为表示人类努力方向的目标，藏于无穷的彼方，因此提出了他在伟大的生存奋斗中，如无此，即不能忍耐的原理要求。其二为‘平均伦理’，亦即谨慎地接受人类的日常性质为要求的准则。”^[53]“平均伦理”即责任伦理，是指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某种目的，行动者应对后果负责，且义无反顾。“平均伦理”强调责任感，即“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54]。

“英雄伦理”即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相反，它指行动者只要意图、动机、信念是崇高的，那么行动者可对后果不负责任，即“基督徒的行为是正当的，结果则委诸主帝”^[55]。前者倾向于“此岸世界”，依据的是事实判断，后者倾向于“彼岸世界”，依据的是价值判断；或前者倾向于“入世”，后者倾向于“出世”。其实这种区别是很模糊的，两者不相分离，信念伦理为责任伦理发展的必然结果。韦伯说：“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56]而“内心地感受着”责任，以责任伦理行动，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尊严或信念去行动，结局只能是“这就是我的立场，只能如此”，这正是信念伦理价值之所在。韦伯强调责任伦理精神，其目的在于依据事实认识的工具理性是如何影响人的实践的价值判断，从而形成“自由的人格”。这样，责任伦理就必须在事实认识与价值判断之间贯彻一致性原则。所以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是互异的，同时又是统一的。

责任伦理作为应对“理性之悖论”之路径，有何可能性呢？首先应该看到责任伦理对于祛魅化世界的必要性。生活世界的价值境况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分离，以及外在社会秩序结构的形式化和内在心性结构的感性化，这导致现代人精神气质的异化，生存产生无意义感和孤独感，这在实质上乃是道德文化危机。而责任伦理是基于事实认识和价值判断而行事，有利于恢复人的心性结构，重拾人生意义及自由，重塑现代人的精神气质。其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实际上也是康德的物自体与现象世界分离的继续。康德认为，在认识领域中，经验与先验纯形式相结合可获得“真”；而在道德领域，康德则只承认纯先验形式可获致“善”，“善”与经验世界无涉。物自体固然重要，但现象世界更重要，因为人毕竟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的。所以，韦伯提出的责任伦理就克服了物自体与现象世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责任伦理强调要从内心感受责任，基于责任感去行动，实际上使目的与结果大概一致。再次，责任伦理的“此岸性”和“一贯性”特点，也决定其是应对二律背反处境的有效途径。责任伦理要求行动者注重后果，要对后果负责，感受责任，责任感仍是核心。只有行动者在行动时对从自己一定的意图、动机和信念出发所产生的结果有深切的责任感，才能避免片面结果的出现，这体现了责任伦理的“此岸性”特征。责任伦理把目的与结果、目的与手段相联系考虑，这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分离是不同的，它强调的是“一贯性”。只有把道德原则贯彻于一切方面时，它才有意义，否则只能是召之即停的出租车。韦伯以有人打你左脸时，“再把右脸给他”这一要求为例，说：“它是无条件的，你不能是问他打人的权力依据……一个人必须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圣人。他要活得像耶稣，像信徒，像圣方济各，或者如此类的人物，他至少要有这样的愿望，唯有如此，这种道德才能具有意义，才能表现出尊严，不然一切都谈不上。”^[57]在这个“世界脱魔”的境况中，要保持某种“魔力”，规避现代人的道德文化危机，责任伦理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责任感是责任伦理的核心。康德说：“理性存在者本身从来不仅仅被用作手段，而被当做限制全部手段应用的最高条件，在每种情况下都同样被当做目的。”^[58]很显然，责任感是一种最高价值，而非行动的后果，而这种最高价值实乃尊严，或者说是一种人格。按照责任感行事，实际上就是完善自身人格。韦伯的责任伦理是由基督教的“天职观”引申而来，基督徒从事一项事业，被认为是从事上帝的事业，是上帝召唤他去做的，故要忠心诚意。所以，根据责任伦理，一个有道德的人他须遵循责任感去行动，以从事一项事业为“天职”。因为在这现今即无上帝又无先知的境遇下，黑夜中只能靠自己前行。履行此种天职精神，一方面是以责任为前提的目标合理性行动（工具理性）创造着相对价值，另一方面是以信念为前提的“职业成为它自身目的”而产生的内在价值——尊严。

“责任伦理”的价值立场既不自欺欺人，也不怨天尤人，而是像一个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自觉地意识到：既然没有神定的秩序给我提供意义，那么，就让我自己来勾画和赋予生活以意义，来给自己规定和确立信仰。一旦作出决断，就不计成败利钝，以一种虔诚的、超功利的态度献身于这种信仰，按照这种信仰去行动，并为行动的结果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譬如一个政治家，如果他选择了某种政治信念，那么，他必须“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59]。

在此意义上，“责任伦理”的价值立场代表着一种既抛弃幻想，又拒斥苟且的坚韧、冷静而现实的人生态度。“责任伦理”的价值立场强调，承担一己之命运的自我承当精神、恪尽职守的“天职观念”，最根本的旨趣是为了在“祛魅”化的现代社会中，确立超越的、独立的、真正具有尊严的“人格意识”，它提醒和启示人们：在一个没有先知、没有神的年代里，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

按照“责任伦理”的要求，在现代社会这种特定的价值处境中，要“做人”，要“成为人”，最关键地体现在勤勤恳恳地“做事”，决定一个人人格的，是其把所从事的专业视为神圣天职的献身精神，是那种如醉如痴、超然物外的对事业的投入和执着态度。一旦选定了某种职业，就不仅仅把它视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把它当成一种必须全心服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它付出自己的全部热诚和努力。这样的人最后可能历经磨难仍遭失败，但由于其“职业性的献身”，由于敢于为其行动后果承担责任的无畏勇气，其生活获得了自足的意义，其人格也真正得以挺立和丰盈。因此，确立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在于把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当做“一项表演事业”，企图“说出点在形式或内容上前无古人的话”^[60]来，更不在于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乞灵于某种神圣的价值权威，来作为自己生活意义的保护神，而在于通过不懈的行动，来实践这样的信念：“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

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人们在享受日益膨胀的物质成果的同时，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也随之而来。诸如环境污染、拜金主义、诚信欠缺、官场腐败、精神空虚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反思责任伦理，对解决现代化的矛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人文学界围绕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综观这些讨论中的众多声音，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在对人们所处的基本价值处境完全缺乏省察的情况下发出的，它们或者表现为对高了还要再高的“人文精神”和“神圣价值”的单向吁求，或者表现为对“交换价值”和完全“世俗化”的热切渴望，而对现代社会特殊的价值处境的考察却被严重地耽搁了。

在澄清现代社会发展特殊价值处境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自觉地拒斥那种不负责任的先知似的价值态度，并自觉地意识到：“祛魅”了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再没有先知的世界，价值的“多神化”与“诸神的争斗”是现代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价值现实。为了减轻“祛魅”世界“信仰失落”的焦虑，人们经常服膺于那些自命“先知”者所兜售的声称可克服现世一切缺陷和罪恶的“价值乌托邦”，然而，这不过是逃避时代命运的自我安慰，其结果有可能对人的生存造成更大的灾难。因此，在一个没有“先知”的世界上，我们有必要对种种虚假的偶像保持高度的警觉。^[61]

诚然，接受现代社会特定的价值处境，并不意味着承诺价值上的虚无主义，而是要求我们信守责任伦理，以天职般的献身精神，来确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在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十分深厚的资源，但从总体而言我们偏重于“信念伦理”一脉而对“责任伦理”相对关注不够，今天，随着中国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建设，责任伦理的价值立场已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和迫切性。当人们大声疾呼“价值危机”之时，我们应当自觉地意识到，与那些宏大的价值主张相比，同每个人生活最为密切的、最为基本的“责任伦理”对于克服“价值危机”其实具有更大的现实力量，因而恰恰是我们最需要予以弘扬的。

中国社会既然不能规避现代化之后果，那么只能积极应对，克服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相分离的局面，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这就要提倡责任伦理自觉，呼唤公众的责任意识，以责任感行事，完善自身的人格，形成个人的尊严。首先，要培养公众的责任感，培养敢于承担自己行事的后果责任的精神。这样才能避免仅从主观意图、动机和信念等出发，而不顾后果的情况发生，才能避免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样，“他意识到了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62]。其次，要有完善的人格及尊严。责任感出自一种最高价值和终极价值，而非“当下立场”，这种行动抉择不是随意的，不是权宜措施。韦伯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政治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实际上是引导内心按照责任感去行事，起自我克制作用，以抵御外界的各种诱惑，实现对灵魂的驯化。正如康德所言：“义务的命令的崇高和内在尊严越是明显，主观冲动越是少赞成它，越反对它，虽然丝毫不能削弱规律的强制力或消除其有效性。”^[63]现代性的一个后果便是祛魅化世界的形成，如何应对人类的价值困境，重新建立“意义”世界，则需要责任伦理的自觉。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正在构建一个人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就需要公众有责任意识，以责任感行事，同时完善自身的人格及尊严；需要做到责任伦理自觉，反对脱离现实处境的“高而不实”或“实而不高”的伦理观念。^[64]

（二）发展中的社会责任：战略整合论趋势

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作为经济细胞的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制胜法宝。诚然，我们传统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是狭隘的，需要致力于深化企业与社会一体化的整合论社会责任理解模式。与此同时，发展中的其他多元利益相关方（政府、公民社会、媒体、学术机构等），也可以从率先施行的战略整合论企业社会责任中吸取经验与教训，改变僵化的传统社会责任理解模式，致力于深化组织与社会一体化的战略整合论社会责任理解模式。

当前对于社会责任的流行理解，主要是着眼于以下四个视角，分别是道德义务视角、可持续发展视角、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实用主义视角以及社会声誉视角。上述理解共同的局限性在于过分地关注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而忽视了他们之间相互依赖的互动关系，缺乏对企业与社会关系整合论的理解。上述四种视角各自创造了一种通用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而这些理论基础与企业的战略及日常营运并无直接的关联。实践表明，没有一种上述理论能够充分地帮助企业甄别、优选和解决对于企业来说利害攸关的社会问题。最终经常是产生毫无关联的大杂烩，譬如与企业战略发展不协调或者是毫无关系的慈善活动，这些行动既不能产生有意义的社会影响，同时也无益于增强企业长久的竞争力。

从企业内部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行动常常与经营单位相隔离，甚至与企业的慈善行为相分离。从企业外部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也经常表现为许多互不关联行为的大拼盘，每种活动对应一组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群体或是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这种支离破碎的企业社会责任行动产生的后果是最终导致痛失许多原本不错的机会。企业创造社会效益的能力被消解，企业为了实现预期的经济与社会责任效益的努力也最终化为泡影。

1．战略整合论责任观

为了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行动的绩效，我们必须从整合论的视角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从而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一体化，深刻领悟企业与社会之间相互依赖的有机互动关系，把这种互动与整合的理念根植到企业的战略行动中去。从表面上看，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恰恰正是这种理念有助于把企业从当今对社会责任的混乱理解中解救出来。

成功的企业需要一个健康的良性社会环境。良好的教育、医疗保健以及机会均等对于企业高效运作是不可或缺的。安全的产品与工作环境不仅能够吸引顾客，而且能够减少由于突发事件带来的企业内部成本。对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将使企业的经营活动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廉洁的政府、规范的法制以及物权的保护对于推动企业的创新与高效运作都是必不可少的。总之，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不仅为企业扩大需求创造条件，而且也会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需求得到满足并且不断产生新的需求。任何企业试图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的舍本逐末行为，终将发现其所谓的成功只是虚幻的昙花一现。

诚然，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也需要成功的企业。企业在创造财富与工作机会以及通过其创新活动提升生活质量方面，其他社会活动很难与之匹敌。如果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公民社会的参与方弱化企业高效运作的能力，伴随着企业和地区竞争力的衰退，将导致薪酬停滞不前，就业机会不断消失，用来支付税收和赞助非政府组织的财富也将大幅缩水。

当前企业与公民社会的领导者过分地关注了彼此之间的摩擦与冲突，而对彼此相互依赖的交叉地带缺乏足够的重视。企业与社会的相互依赖性意味着不论是企业决策还是社会政策都必须遵循双赢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彼此的选择必须有利于实现彼此共赢。如果企业与社会任何一方在做出决策时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它最终会发现自己踏上了一条危险之路。任何一方的暂时获利都预示着消解了双方长期的繁荣前景。

2．战略整合论责任观的践行

为了把上述战略整合论观点付诸行动，一个企业必须把社会向度整合到企业对竞争优势理解的核心架构之中，并指导企业战略的制定。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两者的整合。

1）鉴别出企业与社会相互依赖的关节点

企业与社会的相互依赖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由内而外的关联。即企业通过日常营运活动对社会施加影响。事实上，企业价值链中的每项活动都影响着作为其营运环境的社区，从而造成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后果。当前，许多企业开始越来越关注其日常营运活动譬如员工雇佣、废气排放、废物处理等方面对社会的影响，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比许多经理们认识到的问题要更加微妙与多变。比如从地理位置方面看，同样的企业制造活动在美国和中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由于社会标准不断演变以及科学的不断进步，企业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权变的。许多过去在科学领域被认为对人类无害的产品，随着科学的发展，会发现其对人类健康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这就足以导致经营该类产品的企业破产的命运。今天，企业不能再满足于对一些显而易见的社会影响的关注，如果没有一个随时关注未来社会影响变化的严谨流程，企业将会随时冒着破产的风险。其二，由外而内的关联。不仅企业活动影响社会，外部的社会环境也会对企业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每个企业都在特定的竞争环境中运营，从长远的角度看，该环境将极大地影响其实施战略的能力。相对于价值链的影响，竞争环境的影响常常受到低估，但其对于企业与社会都具有更大的战略重要性。确保健康的竞争环境将不仅有益于企业也有利于社区的发展。竞争环境通常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①可供企业利用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比如人力资源与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数量与质量。②规范竞争的制度与激励措施，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透明性保证、反腐败及鼓励投资方面的相关政策。③本地需求的规模与复杂性，包括产品质量与安全标准、消费者权益、政府采购的公平性等等。④本地可供利用的支持性产业，比如服务供应商与机器制造商等。上述的任何一个方面，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发起者来说都是难得的行动机会。举例来说，企业能否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依赖于企业可以施加影响的诸多社会因素，比如当地的教育体系、居住情况、就业歧视现象（会限制劳动力来源）以及公共卫生设施的完备性等方面。

2）选择企业需要重点关注的社会问题切入点

任何企业都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它们也不具备承担这项使命的经济实力。然而，每个企业都有能力选择与自身业务相关联的社会问题作为切入点。其他社会问题最好留给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或者其他各行各业的企业去解决，它们或许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不二选择。

引导一个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标准不是看一件事情值不值得做，而是要看这件事情能不能给企业创造一个双赢的机会。也就是说，它应该既有利于社会，同时也对企业自身发展有价值。通常我们把影响企业的社会问题分为三类：①一般性社会问题。这类社会问题对于整个社会有重要意义，但它既不会受到企业日常营运的影响，同时也不会影响到企业的长期竞争力。②价值链社会问题。主要是指受到企业日常营运活动影响的社会问题。③竞争环境中的社会问题。是指严重影响企业在营运所在地核心竞争力的外部社会环境。每个企业都有必要为其每个经营单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按照上述标准进行分类，然后根据它们潜在的影响进行排序。究竟优先关注哪类社会问题，将会随着企业所在的行业、地区以及企业经营单位的变化而变化。

举例来说，二氧化碳排放对于像中国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或许是个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但是对于物流运输企业比如宅急送来说，则是一个负面的价值链社会问题。而对于本田汽车公司来说，则它既是一个价值链社会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竞争环境的问题。另外一个例子，非洲流行的艾滋病对于一般的零售商来说是个一般社会问题，而对于生产抗艾滋病药物的企业来说则是一个价值链社会问题。对于设在当地的采矿工厂来说，则又是一个竞争环境社会问题。因为采矿要正常进行需要大量的当地劳工，而任由艾滋病泛滥，会让当地的劳工越发短缺。

即便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社会问题，在不同行业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举例来说，医疗保健方面的问题，对于IT等高新科技行业来说，由于其员工人数少且待遇高，所以这方面的保障不存在什么问题。而对于零售行业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其待遇普遍较低，所以在医疗保健方面就面临很大的压力。在同一个行业内部，一个特定的社会问题由于企业的竞争定位不同而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比如在汽车行业，沃尔沃通过制造一种安全的中央元器件来确保其竞争地位。而丰田汽车公司则通过其混合动力技术创造一种环境友好型的竞争优势。对于一个特定企业来说，许多社会问题对于其经营单位和分公司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社会问题为企业战略性的社会责任行动计划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会。

3）创建企业的社会责任议程表

对社会问题进行分类与排序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目的在于创建一个清晰且确定的企业社会责任议程表。该议程表目的在于同步地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双重效益，它通过积极探索趋利避害的途径来改善社会环境，从而强化企业战略。

这样的社会责任议程表必须对利益相关方做出积极回应，当然不能止步于此。企业资源与注意力应该转到真正的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上来。正是通过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才会创造出更加重大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收获最丰硕的经济成果。

积极回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两个方面的承诺：其一，企业扮演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积极回应利益相关方不断变化的社会关注。其二，减少企业活动中现存的与潜在的不利因素。好公民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必备条件与身份象征，企业必须要做好，因为许多地方团体都依靠企业的捐助。相应地，企业员工的自豪感也来自于企业积极地参与社区事务。优秀的企业公民远不止是开一张支票那么简单，它们有具体、清晰可测度的目标，并且会全程跟踪反馈相关结果。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通用公司对其设在美国的主要厂区附近表现不佳的公立高中的帮扶行动。公司在5年的时间里向每一所被帮扶学校捐助了25万～100万美元。通用公司的经理与员工也积极地与校方行政人员沟通，以便评估他们的需要同时对学生给予指导。根据对接受该援助项目的十所学校在1989—1999年期间进行的跟踪研究，基本上每个受助学校的整体表现都有较大的提高，其中四、五所最差的高中毕业率提升了一倍，从当初的30%提升到后来的60%。像通用公司这样的高效企业公民在实现了良好愿望的同时，也改善了其与地方政府及其他相关社会机构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通用的员工通过上述行动普遍产生一种自豪感，而这种影响是不可限量的。

积极回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减少企业价值链活动中产生的不利因素。全球报告倡议组织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倡导者，已经列举了141类企业社会责任清单，但这类清单只是预示着一个良好的开端。企业还需要有一个更加主动且是量身定做的内部流程，让每个经营单位的经理都可以利用价值链作为分析工具，以便系统地鉴别出不同地区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百安居为例，该公司已经开始系统地分析其上百家连锁店成千上万种产品对许多社会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从气候变化到其供应商的工作环境等诸多方面。以便预测出哪种商品会产生潜在的社会责任风险，以及如何在外部压力到来之前采取行动。

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其意味着对于任何企业，战略必须超越其最佳日常实践。就是企业选择独特的定位，用一种完全不同于竞争对手的方法来降低成本，同时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局限于做优秀企业公民与减少价值链风险的层面，而是倾向于寻求超越少数在经济与社会双重效益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领导者。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由内到外与由外到内双重维度的紧密配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创造了共享价值的机会。

许多引领企业创造竞争优势与经济效益的创新机会来自于产品提供与价值链。丰田汽车对汽车排放的关注就是一个例子，丰田的油电混合动力车，是一系列汽车革新中第一种带来环境与竞争优势双重效益的车。该混合动力车的油耗只有传统汽车的一半，废气排放也只相当于传统汽车的十分之一。丰田公司不仅在顾客之中创造了独特的定位，而且引领其技术成为国际潮流。

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也通过投资有利于增强企业竞争力的相关社会领域从而创造双赢。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关系是：企业的成就与社区的成功相互促进。企业日常营运越是与社会问题紧密相连，企业就越具备充分利用其资源和能力创造有益于社会的机会。

4）整合双向互动的社会责任行动

就是要求企业整合内部价值链与外部社会行动。引领价值链创新和关注竞争中的社会制约因素，对于企业创造经济与社会价值都是强有力的工具。诚如我们前面举过的例子表明，将两者整合起来产生的影响力将会更大。企业价值链中的活动能够以促进提升企业社会形象的方式进行，与此同时，企业在竞争环境中的投资有潜力降低企业价值链活动所面临的社会风险。

当企业价值链活动与企业竞争环境的投资完全一体化的时候，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的日常营运就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很难分开。例如雀巢公司就通过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农场主直接合作，从而获得牛奶、咖啡和可可等原料，而这些原料是其全球商业王国的根基。雀巢公司多年来致力于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注重转化国际上的高新科技以便提升当地的医疗保健、教育水准和经济发展水平，从而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效益。作为回报，雀巢公司得到了可靠的原材料供应，而这正是其确保全球利润的制胜法宝。雀巢公司与众不同战略的形成是与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密不可分的。

3．创造企业价值表述中的社会向度

任何企业战略的核心都是其独特的价值表述，也就是该企业能够满足竞争对手无法满足的顾客需求。最具战略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通常产生于一个企业在其价值表述中加入社会向度的考虑，使社会影响与企业整体战略一体化。

美国一家叫天然食品的公司，它的价值表述就是向关爱环境的顾客销售有机、自然的健康食品。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该公司在食品零售与价格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该公司强调从本地农场主那儿购买有益健康与环境友好型的原材料，其烘烤食品所使用的面粉都是未经过漂白处理的。天然食品公司环境友好型的日常营运实践并不局限于原材料方面，该公司零售店的建设就只使用很少一部分的天然材料。最近该公司还购买可再生的风力发电在其所有零售店与相关设备中使用，该公司的车辆也开始尝试使用生物燃料，甚至其零售店使用的清洁剂也是环境友好型的。另外，该公司还通过其慈善活动设立了动物保护基金，致力于开发出自然与人道的方法来饲养农场中的动物。总之，该公司在价值链的每个环节都贯彻了其价值表述中的社会向度，从而把自己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

当然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像天然食品公司那样做出全方位的努力。但是，选择某一方面与自身业务密切相关的社会向度，从而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竞争地位是比较可行的。伴随着政府既有的规章制度不断受到批评与指责，普通消费者对社会问题关注度的不断增加，许多企业就必然要相应地对其做出反应，从而使其竞争优势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一体化。当前许多大型跨国公司，比如通用电气，其生态倡议行动聚焦于净水处理技术的革新及其他的绿色商务。联合利华开始致力于开发新产品、新包装与分销体系，使其更能满足贫困人群的需求，而这些新的商务机会，正是它们将企业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结果。

诚然，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不应该只是局限于对企业已经犯下的错误的指责（尽管这也很重要），也不应只是局限于对当地的慈善捐助、灾难时的救助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救济，尽管这些慈善活动也是很有价值的。企业应该致力于双赢的社会责任运作实践，在企业的竞争优势中融入社会向度。这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改变企业与社会之间相互理解的方式。(www.xing528.com)

不论是企业、政府机构还是非政府组织及新闻媒体与科研机构都应该改变僵化的传统社会责任理解模式，致力于深化组织与社会一体化的整合论社会责任理解模式。

【注释】

[1]苏红卫：《发展经济学的三个发展阶段》，《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年第9期。

[2]Daly，H．E．Sustainable Growth：An Impossibility Theorem［J］．Development，1990，（3）4：45-47．

[3]Byrne，J．，S．M．Hoffman．Sustainability：From Concept to Practice［J］．IEE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Magazine，Summer，1996：6-7．

[4]Sachs，W．Global Ecology and the Shadow of“Development”［M］．W．Sachs．Global Ecology：A New Arena of Political Conflict，New Jersey：Zed Books，1993：9．

[5]吴伟、高帆：《三种发展观的比较和启示》，《经济问题》2004年第3期。

[6]Amartya Sen．The Living Standard［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84，36：74-90．

[7]［印］阿玛蒂亚·森著，任颐、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8]刘瑞、武少俊：《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理论、实践、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3页。

[9]韩振峰：《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的科学界定》，《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0]程伟礼、李元：《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四大内涵》，《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1]炜熠：《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政工研究动态》2007年第15期。

[12]张秀荣：《解读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3期。

[13]李兴山：《以十七大报告精神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前沿》2008年第4期。

[14]陆志远：《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理论前沿》2008年第2期。

[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0、48页。

[1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0、48页。

[17]李慎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8]黄楠森：《马克思主义与“以人为本”——回答以人为本研究中的几点疑问》，《北京日报》2004年3月1日。

[19]韩庆祥：《解读“以人为本”》，《光明日报》2004年4月27日。

[20]刘普生：《对“以人为本”的几点理解》，《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

[21]陈曙光：《关于“以人为本”的形上之思》，《哲学研究》2009年第3期。

[22]黄楠森：《关于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哲学思考》，《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3]虞云耀：《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5日。

[24]李慎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25]孟繁华：《学术批评的尊严是如何沦丧的》，［EB/OL］。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3/15/content_7789733_1.htm．

[26]冷溶：《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及其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8期。

[27]曾志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8期。

[28]王伟光：《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哲学依据》，《理论前沿》2004年第2期。

[29]［英］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5页。

[30]［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5页。

[31]［日］青木昌彦著，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32]江畅：《理论伦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83页。

[33]俞吾金：《实践诠释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237页。

[34]袁贵仁、韩震：《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35]［英］布劳德：《五种伦理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

[36]江畅：《理论伦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83页。

[3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译者前言。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

[39]［美］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59-260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4页。

[41]康德著，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42]［德］格奥尔格·齐美尔著，费勇等译：《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4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导言。

[44]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2页。

[45]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46]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08页。

[47]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2页。

[48]［美］麦金太尔著，龚群、戴扬毅等译《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49]高国希：《道德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50]［德］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页。

[51]［德］韦伯著，王容芬、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9页。

[52]李佑新：《现代性的双重意蕴及其实质》，《南开学报》2004年第1期。

[53]［日］金子荣一著，李永炽译：《韦伯的比较社会学》，台湾水牛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54]［德］韦伯著，钱永祥等译：《韦伯作品集（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261页。

[55]［德］韦伯著，钱永祥等译：《韦伯作品集（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261页。

[56]德］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6、106页。

[57]［德］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6、106页。

[58]［德］康德著，郑保华等译：《康德文选》，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59]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6、45、27页。

[60]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6、45、27页。

[61]贺来：《现代人的价值处境与“责任伦理”的自觉》，《江海学刊》2004年第4期。

[62]［德］韦伯著，钱永祥等译：《韦伯作品集（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261页。

[63]［德］康德著，郑保华等译：《康德文选》，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64]贺来：《现代人的价值处境与“责任伦理”的自觉》，《江海学刊》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