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革论的渊源与邓小平改革思想相关性研究

(一)社会主义改革论

在邓小平改革论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忽视邓小平改革理论与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之间的承继关系，似乎邓小平改革论没有马列主义的思想渊源，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我们认为，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是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源头，邓小平继承、创新和发展了列宁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改革论的集大成者。

1.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是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源头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主要理论贡献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思想，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21年春以前，列宁面临夺取政权，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战胜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叛乱的任务，苏维埃俄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阶段，列宁大量论证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21年春以后，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列宁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这一时期，他集中探索了落后的俄国走上社会主义的规律和道路，提出了许多关于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观点，不仅促进了俄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于其它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完全可以说，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是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源头和理论渊源”，^[45]是他晚年做出的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贡献。

认真学习和研究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思想，对于我们坚定改革路线，深化改革理论，加快改革步伐，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列宁新经济政策所蕴涵的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通过中间环节逐渐过渡是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商品生产，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可以使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直接走向完全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由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于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合理的、可行的。但是，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是否适合，则是列宁面临的重大课题。

列宁对这一课题的探索和解决，经历了两个阶段，两种思路。第一阶段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21年春，其基本思路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主要实践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推行。列宁曾指出，这个时期“在估计可能的发展时，我们多半……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推断出发的”。^[46]所谓直接过渡，就是由国家直接地管理生产和分配，就是“不经过使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准备时期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47]列宁回顾1918年3、4月间的指导思想时说:“我们曾经以为建立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一个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我们曾经以为，两种制度——国家生产和分配制度同私人商业生产和分配制度将互相进行斗争，并且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斗争:我们将逐步夺取敌对制度的生产和分配而建立起国家的生产和分配。”^[48]将私人商业同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以为只要“夺取”并战胜私人商业，就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生产和分配制度。这时，列宁的思想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般论述上。后来，当战争环境迫使苏维埃政权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直接过渡”又成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而战时共产主义则变为列宁“直接过渡”思想的具体实践。但是，实践结果是“在政治和军事的战场上战胜了我们的敌人，可是在经济的战场上，我们却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49]事实宣告，“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50]

列宁及时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于1921年春毅然做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战略决策，使其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明确指出:战时共产主义“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51]他还说，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过急地用行政命令，单凭热情和愿望，想迅速而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生产和分配，只能是一种幻想。据此，列宁断然做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只能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迂回曲折地向社会主义逐渐过渡的科学论断。他指出:我们“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由宗法制度、由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必须研究“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补助办法，才能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全部关键就在这里”。^[52]列宁在《论粮食税》等著作中，还具体探讨了余粮买卖、商业流转、自由贸易、企业租让、合作经营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问题，并坚持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并存。新经济政策的实践表明，列宁关于通过中间阶梯或中间环节渐进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仅为俄国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而且对于一切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普遍指导意义。

第二，发展商业和市场贸易是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起初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认为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因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仅要消灭资本主义商业，也必须取消小商品经济。他曾说:农民“每一次在自由市场上出售粮食、私贩粮食和投机倒把，都是在恢复商品经济，也就是在恢复资本主义”。^[53]因此，列宁曾设想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消灭商品经济，建立起直接由国家统一对产品进行生产和分配的制度。但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在一个经济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想越过商业、越过市场直接过渡到全国统一的生产和分配制度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它不但会阻碍生产的发展，甚至会引起广大农民和工人的强烈不满，出现政治危机。所以，后来列宁在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时，一方面指出当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一种“功劳”，因为否则就不能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则指出:“我们在这方面犯了很多错误，做得过分了:我们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转方面做得过分了。”^[54]他还说:在有千百万小生产存在的条件下，“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则是一种“愚蠢”的政策，“自杀”的政策。^[55]这样，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本质和作用，在理论上进行了再认识，在实践上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在实践中分为两步:第一步，1921年春，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1921年秋，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其退却所以必要，因为“退却之后就可以同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和他们一道前进，虽然比以前慢一百倍，但却能以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那时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56]列宁还分析道:我们要大力发展生产，就必须立刻改善农民生活，而“要做到这点，就非认真改变粮食政策不可。这种改变就是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而这种代替是与缴完粮税之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57]他主张“以市场为基础”，要求把“商业原则”应用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中去，经济工作要“按商业原则办事”。那么，这种退却“会在一定的(即使只是地方性的)贸易自由基础上，使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活”，这“能说是对的吗?这不危险吗?”列宁明确指出:“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但这些问题多半只能暴露出提这种问题的人的幼稚无知”^[58]。他论证道:“要用一切办法来发展而且无论如何也要发展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因为在我国(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治上有工农政权)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十分狭小，十分‘适度’的。”^[59]从排斥商业，取消贸易自由，转变到应用商业原则与千百万小农经济结合起来，利用商业和市场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晚年的伟大发现，是他经过实践和探索终于找到的一条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

第三，运用物质利益原则是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杠杆。(www.xing528.com)

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列宁十分重视物质利益原则，即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原则。他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以农民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为基础”。^[60]“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由于不会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一步都吃到苦头。”^[61]在一定意义上说，新经济政策正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分析必须实行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时，正是从当时急需采取紧急的、认真的措施改善农民以及工人的生活状况，关心他们的实际利益，进而迅速提高生产力为出发点和客观依据的。他明确指出:“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能够提高生产，我们无论如何首先要增加生产。”^[62]还说:“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63]在推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苏维埃俄国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企业经营管理方法，实行国家企业经济核算制;改变了劳动报酬形式，以工资代替定量配给粮食，以劳动质量的级差报酬代替平均分配;商业上，“规定职员(与经济工作有关的所有职员)改为按营业额和按利润提成分红的制度”^[64];实行物质奖励制度，等等，都是列宁物质利益原则思想的具体体现。新经济政策的实践证明，这一原则是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杠杆。

当然，讲物质利益并不排斥精神力量的作用。列宁在强调利益原则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劳动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素质的提高，提倡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赞扬“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在他看来，在经济建设中，既要抓住物质利益原则，也要搞好政治思想教育，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

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怎样才能迅速发展国民经济，造成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呢?列宁认为，在旧的、小生产的基础上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充分利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成就和大生产管理经验，才能做到这一点。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在经济方面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这是可能的，因为在我们面前摆着许多先进国家的现成经验以及它们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现成成就”。^[65]1918年春，布列斯特和约刚刚签订，列宁就号召“要向德国人学习”。^[66]当时有一种貌似革命的论调，认为“向德国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针对这种高调，列宁尖锐地指出，要是认真听信这班人的意见，革命早就无可挽救地失败了。列宁说:“是的，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除了体现残暴的帝国主义而外，同时还体现了纪律、组织和在最新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紧密合作以及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原则。而这正是我们缺少的。这正是我们要学会的。这正是我们伟大革命由胜利的开始，经过许多严重考验而走向胜利的终结所缺少的东西。这正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再做又贫穷又软弱的国家，而永远成为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所需要的东西。”^[67]列宁在1918年3月草拟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提纲中，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深刻地说明了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意义:“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68]在这个公式里，列宁把吸取外国的好东西同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进一步强调苏维埃共和国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69]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更加强调和论述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思想。他在《论粮食税》中对资本主义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70]列宁特别指出，我们在企业管理，商业流通等方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家学习”。^[71]他还把实行“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看作是俄国引进外资、从技术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列宁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对于俄国以及一切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2.邓小平改革理论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曾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给予充分肯定，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72]将邓小平改革理论与新经济政策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相比较，不难看出，邓小平改革论与列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列宁思想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正如北京大学著名学者王东教授所说:“在列宁新经济政策道路和最后构想中，我们可以找到今天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源头;而在当代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革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后期构想在当代现实生活中新的发展、新的创造。”^[73]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

第一，邓小平改革理论源于列宁思想。邓小平改革理论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如反对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的思想;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坚持物质利益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思想;重视市场作用，主张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思想;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思想;推动思想解放，不断深化改革的思想，等等。把这些思想观点与上述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比较可见，邓小平改革论对列宁思想具有广泛的继承性。

第二，邓小平改革理论相对列宁思想更具系统性、完整性。列宁虽然提出了诸如实行自由贸易、商业流转、租让经营、合资企业、经济核算、物质奖励、学习外国等重要思想，但由于形势复杂，新经济政策制定出台时间过短，缺乏实践，没有经验，致使列宁的这些思想观点未能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其闪光的思想观点也并不都是一以贯之，有时与此相左的论点也同时存在，如把商品、货币、市场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而邓小平改革理论则不同，形成了比较全面的、系统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概括了这一理论体系所包含的九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不难看出，邓小平改革理论极大地丰富和系统化了列宁的思想。

第三，邓小平改革理论是对列宁思想的巨大发展和升华。列宁转向新经济政策，是迫于当时苏维埃俄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严重形势而作出的决断，因而在指导思想上有一定程度的“摆脱危机，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权宜之计的策略成分;而且，那时俄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尚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新经济政策还带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色彩，因此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作用、地位等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而邓小平改革理论，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运行规律、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现状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当代国际形势、经济发展规律、发展趋势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对改革开放的内涵、意义、作用、地位等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刻，从而把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改革开放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四，邓小平改革理论相对列宁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最为全面彻底的贯彻。由于种种原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在实践中真正得到贯彻。1921年春提出新经济政策，1924年1月列宁就去世了，之后斯大林很快就终止了这一新政策，转向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因此可以说，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缺乏实践，缺乏实践的检验和发展。而邓小平理论则不同，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全面彻底的贯彻执行，是经过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

总之，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论与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之间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我们既要看到这种继承关系，深刻认识邓小平改革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和渊源，更要看到其发展关系，充分认识邓小平对列宁思想的巨大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最管用的马克思主义改革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