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人口素质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二、全面小康社会下人口素质与资源环境协调的意义

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取决于人口的数量及其增长、素质、结构和生活方式等。其中，人口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成为当前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制约因素。要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关键在于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开发人力资源，形成人口素质与资源环境的良性关系。因为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能动、最科学、最活跃的因素，任何生产活动都要靠人来发动和进行。只有使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开发，提高人口素质，全面小康的各项战略目标才能顺利实现。文化素质作为衡量人口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它不仅通过技术进步与精神文明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素质还通过经济活动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影响环境的持续发展。人口文化素质与环境作用机制概括如下：

（一）人口文化素质影响环境

1．人口文化素质影响环境意识和环境技术

首先，从意识层面来看，人口文化素质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环境意识。低文化素质的人口，更可能追求短期的经济发展，往往对资源采取掠夺性开发利用，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高文化素质的人口，更具有长远性眼光，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在言行方面更可能考虑环境保护，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实施。1999年北京大学张世秋等学者对中国妇女的调查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对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认识越深，危机感越强；而文化程度越低，则对环境问题越不敏感，越是感觉不到环境污染与恶化的状况。另外，从技术层面来看，人口文化素质直接影响环境保护技术的发展。高文化素质的人口能领先掌握环境科学技术和环境管理知识，并可能在生产过程中尽快运用相关知识进行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从而把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失降到最低。相反，低文化素质的人口获取科学知识的能力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环境科学技术的研发、推广和普及。

2．人口文化素质影响消费模式

从消费角度讲，不同文化素质的人口消费层次、消费结构、消费方式不同，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也不相同。一是人口素质越高，消费层次就越高。在收入水平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尤其在较强的经济能力条件下，低素质人口更倾向于通过物质消费来获得自我满足。而高素质人口则往往通过追求精神消费来实现尊重需要和自我满足。在消费支出一定的情况下，精神消费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和产生的环境影响程度远低于物质消费，更有利于减轻对自然环境的压力。二是人口素质越高，越偏好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有利于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但要实现绿色消费，前提是消费者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一般人口文化素质越高，环境意识就越强，在经济水平有一定发展的情况下，就越偏好绿色消费。同时，高科学文化素质人口对绿色产品的识别能力强，他们具有更强的绿色消费力。

3．人口文化素质加大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首先，人口文化素质低阻碍资源的高效利用，加重环境污染。当前，实现人口与资源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这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提高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推广科技应用的前提是提高人口素质，尤其是劳动力素质，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水平，直接影响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据国家科委关于亚洲15个国家“国家竞争力”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很低是造成工业效能不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每年中国工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产业工人操作技能与高新技术设备的运用不相适应，不少一流的设备和原料，只能生产出二流、三流的产品。”不难看出，生产同样产品的使用价值，我国要耗费更多的资源。与此同时，资源利用低效的后果必然是环境污染加重。20世纪90年代，我国以初级或粗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就造成了资源能源的极大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其次，人口文化素质低制约资源的广泛利用，加重人口对有限资源的依赖性。科学文化素质低的人口没有能力利用更广泛的资源，往往过度依赖某些资源，特别是依赖生活性资源（如鱼类、野生动物等）和那些经过简单开发就产生交换价值的资源（如木材、珍稀动植物和矿石等）。人口素质越低，其经济活动就具有越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从资源角度看，可持续发展是以人力资源替代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这种替代作用表现有二：一是节约效应。即通过科技进步、完善管理和合理配置资源，使得等量的资源消耗生产出更多的财富。例如，近年来我国在水稻杂交育种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使水稻平均亩产增加50～80㎏。二是替代作用。既人工资源对稀缺自然资源的替代。比如，各种再生性能源对非再生性能源的替代，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家化，废弃物重新利用等等，可以使一种资源作多种用途，从而实现资源综合高效利用。

4．人口文化素质影响环境管理

从环境管理角度讲，高文化素质的人口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更强，能更好地按照客观规律解决问题。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高文化素质的人口在收入保障的情况下，有能力最先认识到环境问题及其根源，从而制定诸如资源产权界定、环境问题的外部性、排污征税等的环境管理法规或制度。同时，在环境管理过程中，高文化素质的人口易于理解和支持相关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使得环境管理工作易见成效。而低文化素质人口则在同样问题的认识上存在较长的时间滞后性。当前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开发绿色能源。加强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提高能源转换效率，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我国近20年的战略目标。而各种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森林能源、生物质能、地热能等）的全面开发利用，需要高新技术的支撑，高技术又离不开高科技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就是以人力资源充分替代自然资源。

（二）环境影响人口文化素质(www.xing528.com)

首先，优美的环境有利于造就人良好的修养，陶冶高尚的情操，令人心情愉悦，能以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高效率地从事生产活动，使人类更有条件和更有愿望追求高度的精神文明，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而恶化的环境会使人情绪烦躁，工作效率低下，容易使人在精神上陷于贫困的恶性循环。其次，环境通过经济发展对人口文化素质产生间接的影响。良好的环境意味着丰富的资源，由于资源的易获得性，从而使得人类进行物质生产的成本降低，而经济效益提高。人类在不断满足其物质欲望的前提下，一方面因经济发展和环境恶化的客观条件，需要人们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提高经济生产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努力改善环境状况。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一定的实力和愿望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反之，恶劣的环境则意味着资源匮乏、灾害泛滥和空气污浊，这不仅使得人类因资源短缺而进行物质生产的成本提高，而且会因环境恶劣而降低人口预期寿命，再者人类在基本物质需求很难满足的情况下，很难有精力和欲望去提高文化素质，从而导致人们为了生存而不断对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发使用，最终陷入环境与经济的恶性循环。

（三）人口文化素质与环境的相关关系

1．学者的聚类分析

为了验证人口文化结构与环境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张效莉用中国2000年和2003年28省区（因数据易获性，未含北京、甘肃和新疆）环境污染直接经济损失、环境损失和人口文化结构数据，验证了人口文化结构通过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将各省区环境直接经济损失与人口文化结构进行聚类分析，在上述聚类结果的基础上加入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表示）再次进行聚类，结果显示：当高的人口文化素质伴有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时，有较低的环境损失；当人口文化素质比较低时，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资源掠夺性的开发和严重的环境损失。当然，低文化素质的人口，在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也不会有较大的环境损失；由于高文化素质人口必然伴随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不会出现高文化素质人口和低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

表1－1　中国各省区人口文化素质、经济发展与其环境损失聚类结果

数据来源：张效莉（2007）．

上述聚类结果表明（见表1－1），2000年和2003年，绝大多数中西部省区的特点是：人口文化素质偏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从而导致的环境损失偏高，说明我国中西部大多数省区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导致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损失。而同样的两个年份里，沪、津两市均为高人口文化结构、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低环境损失；浙江和广东两省始终处于低人口文化结构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严重环境损失状态；江苏2000年是低人口文化结构、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严重环境损失类型，2003年在经济发展水平保持相对地位不变的情况下，环境损失明显下降。

可见，人口文化素质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良好的环境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而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则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并使得环境损失不断减少，从而形成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此外，鉴于人口文化素质与环境之间负相关关系，是以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前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即使低下的人口文化素质也不会对环境产生过大的影响。全面小康社会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社会，人口文化素质与环境之间必然是负相关关系，即较高人口文化素质对应的是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环境损耗。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实现人口素质与环境的良性互动，对于全面小康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中国现实的验证

以我国人口与粮食资源协调为例，1949年到1999年，我国人口从5．4亿增长到了12．6亿，这种人口急剧增长是与食物生产的迅速提高相伴随的。1949年以前，城市人口比例很低，这不仅意味着食物供给增加有限，还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有限。1949年至1997年，我国总人口增长了124%，年平均增长率为2．7%，接近世界人口2．8%的增长速度。1999年，我国城市人口的比例上升到30%以上。那么，食物与人口如何适应的呢？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率是如何快速提高的。具体原因很多，主要的可概括为：生物技术的改进、机械技术的推广、资金的保障等。众所周知，人均食物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是工业化和人口迅速增长的必要条件。食物产量的增加是维持人口迅速增长所必需的，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减少了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份额，并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过去，发展中国家依靠扩大农业土地增加产量，但近几十年来，提高农作物单产越来越成为主导的因素。我国政府已确认的耕地总面积为20亿亩，人均不足2亩。194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1132亿公斤，1999年50838．6万吨，50年增加4．49倍，而人口增加了2．4倍。可见，建国50年来我国粮食的增加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关键因素是技术的投入。换句话说，人口尤其是劳动力文化科技素质的提高，为中国人口与粮食资源的协调提供了最主要的保障。诚然，全面小康社会要求人口与粮食增长相适应，解决这一现实问题面临着较大的挑战。首先表现为人口增长和耕地减少的矛盾；其次是现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与土地规模经营的矛盾。粮食产量的增长除了加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机制等手段外，必须依赖人口尤其是农业人口文化科技素质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施科学的粮食增产工程，提高粮食生产的科技水平，保障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