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人口素质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分析

二、西部人口环境非可持续发展态势分析

西部地区由于数百年来无数次的战乱和自然灾害，以及建国以来大规模的垦殖与开发，使得生态环境已经非常脆弱，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存环境极度恶劣，近些年来，随着人口压力的不断加大，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口与环境的矛盾已是关系全局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西部地区人口发展态势

1．人口总量增长快，生育强度尚未明显下降

解放前，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人口再生产长期属于多生、多死、低增长型，人口自然增长率也较低。解放后由于社会安定和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西部地区人口再生产迅速实现了多生、少死、高增长型的剧烈变化。表1－2的数据显示，到1978年，西部地区人口增长到2．75亿，比1952年的1．57亿增加了75．2%，26年平均增长21．8‰；1998年底达到3．55亿，比1978年增加了29．13%，年平均递增12．8‰，从全国以及东、中、西三个地区比较，西部是人口自然增长最快的地区。在1978～1998年间，除四川、陕西、内蒙古外（重庆市未统计），其他省区市人口年均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95%）。

表1－2　西部各省区市人口数及其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和韩海珍．西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青海民族研究（社科版），2003，（1）．

表1－3　西部地区人口结构比重

另外，西部地区人口生育强度未减，人口增长的惯性依然很大。2005年西部人口已达到3．59亿，占全国人口的28%，目前西部地区每年净增人口相当于新西兰的总人口。未来一段时期，西部人口发展趋势仍然强劲，这源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0～14岁人口比重全国平均为22．89%，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9．66%、23．27%和26．26%，说明西部人口的年龄构成中少年儿童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后劳动适龄人口、育龄人口的供给率也高于全国水平，其就业压力大于全国平均压力，即在目前生态状况下，西部相对于东、中部而言具有更大的人口数量和就业压力（表1－3）。在西部地区内部，西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更“年轻”，其年龄构成与全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接近。西南地区人口的年龄结构接近全国水平。据人口学家的推算，按我国现在的妇女生育率，即使保持在更替水平，人口增长还将持续保持35～40年，而西北人口将持续增长45～50年。刘金塘对1990～2060年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不包括内蒙古和广西）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21世纪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都将持续下降。不考虑迁移因素，东部人口增长速度最低，其次是中部，西部最高。东部人口数量将持续增长到2031年，达到6．06亿后开始下降。中部人口数量将增长到2035年左右，达到5．66亿，然后进入人口负增长，西部人口要增长到2043年达到3．69亿后进入人口负增长。与1995年相比，东、中、西部地区达到人口峰值时，总人口还将分别增长20．48%、27．77%和30．85%。到2060年，东、中、西部地区的总人口仍是1995年水平的1．11倍、1．20倍和1．26倍。

再者，西部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人口占西部总人口的32．03%。其中西藏、新疆、广西、宁夏、青海、贵州、云南少数民族人口分别占94．07%、59．39%、38．34%、34．53%、45．51%、37．85%和33．41%。国家对少数民族实行比较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因而生育率较高。而且，民族聚居区早婚早育、多胎生、出生性别择男倾向相当浓厚，人口数量控制难度更大。西部有5个民族自治区和27个民族自治州，民族自治地方面积达595万km²，占西部总面积的86%。从1982年至1990年间，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由5228．77万增加到6625．16万，年均增长率为3%，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8%）。这些数据表明西部未来的人口增长形势仍然严重。如果将西部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结合起来考虑，就会发现情况相当严峻。西部生态环境脆弱，西北缺水，西南缺土，而水土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资源。由于人口增加，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势必加剧人口对自然环境的压力。

2．农业人口和贫困人口比例大

根据2000年各地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1－4），西部地区乡村人口23523万人，占总人口的65．44%，比全国同期57．01%的水平高8．43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同期48．25%的水平高17．19个百分点。而人口城镇化的程度相对较低，2005年末西部12省区（市）中有10个省城镇人口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2．99%），包括：宁、青、陕、新、桂、川、甘、云、贵和藏。同时，西部城市多为中小城市，特大城市较少，城镇人口规模小。人口地区分布不平衡，各省（区）之间人口分布相差悬殊。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渝、贵、桂、陕、川每平方公里居住人口分别为375人、200人、190人、175人和172人，高于全国平均人口密度132人/km²；云、宁、甘、蒙、新、青、藏为109人、108人、56人、20人、12人、7．2人和2．1人。事实上，西部适宜人居住的土地上都已承载着过多人口，而牧区、林区、山区人烟稀少，戈壁和荒漠人口更少。西部特殊的自然环境，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客观上存在随人口增长的就业压力。2005年西部乡村就业人口比例为79．9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9个百分点，比中、东部乡村就业人口比例分别高2．38和13．05个百分点。乡村就业人口比例过高不仅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也会造成农村环境破坏。与此同时，西部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比例最低（20．51%），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占全国22．56%，城镇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中、东部地区。

表1－4　2005年城乡人口及就业情况

表1－5　2004年全国各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分组排名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统计信息网和邵忍丽根据2004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数据整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市贫困研究课题组对中国城市贫困人口进行的计算表明：1998年全国城市收入低于基本生活保障线人口为1477万人，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为4．73%。从各地区看，东部约有454．7万人，占全国总量的30．8%，中部约有606．3万人，占全国总量的41．0%，西部约有415．6万人，占全国总量的28．1%。从农村贫困人口比例看，中国的贫困线明显低于国际贫困线，即每人每日生活支出低于1国际美元。据世界银行2002估计，到1999年中国国际贫困线以下人口约2．15亿人。从国际贫困线看，中国还有近20%的贫困人口，大多数分布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胡鞍钢，2003）。根据人口网资料，2001年按照年收入630元/人这一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费用标准，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为3．2%，贫困人口达2927万。2002年西部贫困人口为1742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61．8%。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甘、贵、云、桂、陕、新等6省区的125个国家级贫困县。2003年初国家新确定了592个贫困县。这些贫困县，中部地区有217个，而西部12省区（市）竟囊括了375个，占到国定贫困县的63．3%。西部各省区扶贫重点县贫困人口数量超过百万的依次有云、贵、甘、川、桂、川、渝三个省区（市）农村贫困发生率在1%～5%；陕西、宁夏农村贫困发生率在5%～10%；云、甘、新、蒙、贵、青、藏7省区农村贫困发生率在10%以上。西部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大山区，脱贫难度大。从表1－5中看出，我国位于高收入地区的7个省份都分布在东南沿海，而收入最低的10个省份都在西部。西部只有四川和重庆属于中等收入地区，且排位比较靠后。

3．人口健康素质不容乐观

当前，我国各地区人口预期寿命均呈上升趋势。截至2000年，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为71．40岁，比1990年的68．55岁增加了2．85岁，其中上海最高达78．14岁，西藏最低仅62．52岁。而东、中、西部地区人口预期寿命的差异明显。东部11个省市的人口预期寿命均接近或超过73岁，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各省区（市）的人口预期寿命较低，除桂、渝、川、陕和宁外都低于70岁；中部8个省的人口预期寿命基本在70～73岁，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从平均值看，1990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口预期寿命分别是71．36岁、67．98岁和64．81，西部地区最低，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低3．74岁；2000年东、中、西部人口预期寿命依次是74．21岁、71．4岁和68．42岁，西部地区依然最低，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98岁。另外，西部人口死亡率相对较高。1996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6．57‰，西部的西藏（8．80‰）、云南（8．03‰）、贵州（7．60‰）、四川（7．21‰）和青海（6．89‰）高于全国水平；2005年西部人口死亡率超过全国同期水平（6．51‰）的省份是：贵州（7．21‰）、西藏（7．15‰）、四川（6．8‰）、云南（6．75‰）和甘肃（6．57‰）。同时，西部出生人口素质较低，一些地方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婴儿死亡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上，1990年西部（除重庆外）的婴儿死亡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70个千分点（吴云龙，2003）。据甘肃省调查，1998年全省婴儿死亡率为47．3‰，比全国平均水平（33．1‰）高出14．2个千分点；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53．6‰，比全国平均水平（42．3‰）高11．3个千分点；孕产妇死亡率为1．54‰，是全国平均水平（0．57‰）的近2倍；低体重儿出生发生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都高。

西部是传染病、地方病的高发地区。2001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西部传染病发病、死亡率均高于东部、中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此外，西部还是某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地方病的重病区，如地方氟中毒、大骨节病、碘缺乏病等，这些地方病严重影响了当地人口和后代的健康。以贵州为例，多年来急性传染病连续出现散在流行和局部流行。伤寒病发病率为全国之首，霍乱近年来仍在局部流行，2000年以来时常爆发鼠疫疫情。地氟病、地甲病、地砷病等地方病严重威胁着贫困农民的心身健康。贵州地氟病病区覆盖37个县，据贵州卫生部门调查，当地已有65万氟骨症患者不同程度丧失了劳动能力。全省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群体占贫困人口的比重为26%。

表1－6　各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计算。

表1－7　各地区从业人员教育年限比较

资料来源：陈江生等（2002）．

4．人口文化科技素质较低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人口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的状况依然比较严重。2005年西部地区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拥有大学（包括大专）、高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是20．42万人、42．75万人、140．77万人和176．02万人，除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西部当年总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和东中部地区外，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文化的人口比例比全国分别低15．98%、21．38%和15．85%，比东部地区分别低22．30%、33．93%和33．65%（见表1－6）。2005年西部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04%），远远高于东部和中部的水平。其中，北京文盲人口比例最低，仅3．92%，西藏最高达44．84%；云南、贵州、青海、宁夏、甘肃的文盲、半文盲比例约占15岁以上人口的1/5。西部地区的妇女文化程度更低。贵州、云南、西藏、甘肃、宁夏、青海15岁以上的女性文盲、半文盲的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16．15%）高10～41个百分点。

另外，西部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也普遍较低。这里采用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考察各地区的从业人员素质。陈江生（2002）等人利用该方法和2000年数据，对我国各地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的计算结果见表1－7：西部各地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除新疆高于全国水平，陕西基本接近全国水平外，其余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西藏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2．431a，处于全国最低水平，北京最高达10．113a，两者相差7．682a。从地区水平来看，西部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02a，比全国平均水平（6．95a）低0．93a，比东部、中部分别低1．719a和1．071a。邵忍丽（2006）通过比较1999年和2003年西部12省市（区）和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四省市每百名农村劳动力中各教育阶段人数，测算出了西部各地与北京等四省市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差距。结果表明：在1999年到2003年的五年时间里，西部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受教育年限）除西藏外，其他省份普遍均有明显的增长，西部平均增长了0．39a。其中，增长最高的是青海省，达到了1．88a；增长最小的是西藏，仅增长了0．1a。这说明西部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提高。同时，将西部各地与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四省市比较发现，从1999年到2003年，西部各地和北京四省市的平均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指数从5．77a和7．45a增加到6．16a和7．76a，分别增长了0．39a和0．31a，但西部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指数仍然低于2000年全国7．1a的平均水平；虽然西部的增长额稍高于北京等四省市，但西部的平均值与北京等四省市的平均值差距只缩小了0．08a，可见，西部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不仅偏低，提升效果也缓慢。

5．人口思想观念不适应现代社会

西部人口素质贫乏的一个表现是“观念瓶颈”现象严重。虽然西部不乏思想解放开拓进取之士，但总体上是趋于保守和守旧的，这不是个别单位、个别阶层和个别群体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而其“群体文化氛围”诸如守旧观念、守土观念、平均主义、害怕风险、宗法观念、不服气心态、看不惯心理、等靠要思想、懒惰习惯以及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唯意志论等自然经济观念，与传统计划经济思想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群体性思维和行为定势。学者们采用“贫困文化”解析西部人口思想观念与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不协调。比如，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穷人对社会主要制度的背离、失调。在贫困文化中长大的人具有绝望、依赖和自卑感，对人生抱着宿命论式的消极态度，具有及时行乐取向。”（邵忍丽）一般对有远大理想的人来讲，贫困可能激发一个人的意志，会为摆脱贫困而不懈的奋斗。但若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不能摆脱，或者经过抗争而以失败告终时，就容易形成“贫困的文化”和心理上的“无助感”。西部“贫困文化”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一是“等、靠、要”的懒汉观念。多年来输血型的扶贫模式，已经养成西部农村人口以及政府的“等、靠、要”思想，多数人较少思考如何通过自己的能力摆脱贫困。二是“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虽然妇女在农村家庭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传统观念束缚，妇女的作用经常被低估，其角色被固着在家庭中难以发挥其才干。由于农村长期的性别刻板印象，家长容易忽视女童的教育问题，导致多数农村女性的文化素质偏低，即使天资聪明的女性，也因文化和视野方面的局限而难以脱贫。反过来，妇女的低素质又强化了落后文化的代代相传，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男性的思想解放。三是市场经济观念淡漠。西部与温州相比有共同的恶劣的自然条件，甚至还有温州所没有的资源优势，但温州和西部地区发展的效果有天壤之别。其关键在于，西部人口缺乏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抗风险能力。四是生态平衡观念的缺失。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西部农村发展建立在对原本脆弱的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上。西部贫困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固然有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原因，思想观念因素不可忽视。

（二）西部地区环境问题及成因

1．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

西部是中国一个独特的地域概念，有着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习俗。历史上西部曾经是林草茂盛之地，这里众多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富甲天下”，在总计6000多个旅游景点中，世界级的数以百计；西部还是自然资源富集区，特别是能源、矿产、生物等资源在全国有显著优势。但长期以来，人口增加和工业发展，使得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西部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赵跃龙的研究显示（见表1－8），我国生态脆弱区域2/3以上的面积在西部，这里大部分地区属于极强度生态脆弱地区，部分地区属于强度生态脆弱地区；广西为中度脆弱，云南、内蒙古、四川为强度脆弱，新、陕、贵、甘、青、藏、宁为极强脆弱，这说明西部将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内容和目标与其它地区不同，生态建设任务艰巨。

西部生态环境质量，不仅会对区域内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产生全局性影响，还会对东部和中部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安全产生影响。西部地区环境和资源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中居于重要的地位。首先，西部位于我国地形的最高阶梯，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西部自然生态环境的质量不仅直接影响着江河水环境的质量，而且影响着江河中下游地面径流及生态环境。第二，西部自然资源占有总量居全国首位，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四川省的水能资源蕴藏量占全国总量的1/4，矿产资源有130多种，高等植物有1万多种；西藏自治区有草场面积达12亿亩，其中可利用的草场9．7亿亩，位居全国第一，并有丰富的水能、地热能、太阳能及风能资源和矿产资源。贵、云、渝、青、甘、陕、宁、新等省区（市）的矿产和生物资源也都十分丰富。第三，西北处于干旱或半干早区，生态基础差，西南的生态环境亦表现出普遍的脆弱性和易受损性，山高坡陡土层浅薄，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如果环境和资源保护措施不得当，不仅会导致本地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会影响到中、东部地区的发展。

表1－8　中国各省区生态脆弱度比较

资料来源：赵跃龙（1999）．表中未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港澳、海南及台湾等省市；
　　　重庆市包括在四川省。
　　　所谓生态环境脆弱度，是指在自然及人文因素综合作用下，生态环境的演变发展趋势或变化态势。
　　　生态环境脆弱度划分如下：极强度生态环境脆弱区（G＞0．65）、强度生态环境脆弱区（0．5＞G＞0．65）、中度生态环境脆弱区（0．4＞G＞0．5）轻度生态环境脆弱（G＜0．4）。

根据《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5》的有关资料，西部生态环境整体上仍在继续恶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森林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具有维护地球生命、改善人类生存空间的生态价值。西北森林覆盖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陕西除外）。青海森林覆盖率只有0．35%，新疆为0．79%，宁夏为1．54%，甘肃为4．33%。西北4省区（陕西除外）的森林面积仅有400万ha，只占全国森林面积的3%。西部森林生态系统呈现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下降并存的态势。一是天然林面积下降，人工林、经济林面积增加。近10年来，西部（不含藏、云、渝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森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增幅分别达到8．27%和12．75%，但森林活立木总蓄积量和单位面积活立木蓄积量降幅分别达18．96%和25．14%，经济林面积大幅度增长，增长幅度达62．96%。而天然林、防护林的面积却分别下降了14．49%和51．07%。二是林龄结构不合理。西部森林以幼龄林和中龄林面积最多，分别占西部林地总面积的33．5%和32．2%；过熟林面积仅占林地总面积的7．9%；近熟林和成熟林占林地总面积的12．9%和13．5%。由于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森林质量下降，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许多生物种群不断减少，甚至濒临灭绝。森林生态系统质量的下降造成森林生态系统调节能力减弱，森林病虫害面积逐年增加。

（2）草地退化严重

我国现有草地面积3．9亿公顷，仅次于澳大利亚。但人均占有草地仅0．33ha，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草地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地区，草地不仅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绿色生态屏障和牧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草地的保护建设，对维护生态安全和促进牧区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西部草地面临着牧草资源匮乏，生物多样性减少，杂草入侵，草地生产能力下降，草地退化等问题。以甘、宁、青、新、蒙5个省区为主的西部旱区有天然草地面积19335万km²，草地类型繁多，资源丰富，为草地畜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地处干旱地区，大多为荒滩沙漠，生态系统极度脆弱，长期以来不合理的人为影响和自然因素使得草地退化相当严重。退化草地面积已达11324．7万km²，占该地区全部草地面积的59%。其中，轻度退化面积5368．2万km²，占退化总面积的47．4%；中度和重度退化面积分别达4243．6万km²（37．5%）和1712．9万km²（15．1%）（表1－9）。本区草地退化的原因主要有：长期超载放牧，过度使用；气候干旱使得草地逐步沙化；人为采樵，滥挖药材以及搂发菜和开矿等。

表1－9　西北五省区退化草地分布面积

资料来源：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畜牧兽医司．中国草地资源［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②郭旭红（2007）

1－10　西部地区水土流失状况

资料来源：郭旭红（2007）．

（3）水土流失形势依然严峻

近年来，我国在水土流失防治上取得了一定成绩，西部水土流失蔓延的趋势有所缓减，但水土流失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由于草地退化，森林毁坏，水蚀、风蚀频繁，导致水土大量流失。有关研究表明，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在距今6～3千年间的年侵蚀量为10．75亿T，属植物覆被较好的自然侵蚀过程。公元前1020年至1194年，黄土高原年侵蚀量为11．6亿T，较以前增加7．9%。该时期人口少，仍以自然侵蚀为主。但在1494～1855年、1919～1949年、1949～1980年三个阶段，侵蚀量分别增加6．7%、18．4%和25%，是自然侵蚀率的0．8、2．3和3．1倍。川渝两地人为加速侵蚀率比自然侵蚀率高15～18倍。这些地区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人类活动就已成为土壤水蚀加剧的主要因素。目前，西部仍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流失面积104多万km²，水土流失率为15．15%，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58．01%（表1－10），每年因上游水土流失进入黄河、长江的30多亿吨泥沙中有70%来自西部。近几年，西部部分省区水土流失面积超过其土地面积的一半，局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持续增加。（郭旭红，2007）西部一些知名的贫困山区，如宁夏的西海固，甘肃的定西和黔桂的大石山区，群众无法摆脱贫困主要是因为植被破坏后，水土尽失，土地生产力极度下降的结果。

（4）土地荒漠化严重，沙尘暴加剧

西部地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大量的荒山、荒漠、戈壁、荒坡。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到262．2万km²，占国土面积27．3%，超过全国现有耕地面积，且每年以2460km²的速度扩展。目前，全国仍有393万公顷农田，493万公顷草场，2000km铁路受到沙漠化的直接威胁，90%以上都在西北地区。西部沙化耕地和沙化草地的面积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并且面积大、分布广，治理难度大。西北及内蒙古6省区是我国荒漠化最严重地区，荒漠化总面积达188万km²，占全国荒漠化面积的71．7%。新疆、宁夏、内蒙古、甘肃的荒漠化率分别达到86．07%、75．98%、59．27%和50．62%。西北沙漠化土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半干旱地带沙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陕西北部及宁夏东南部的干旱草原和荒漠草原地区；二是干旱荒漠地带的沙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狼山——贺兰山——乌稍岭以西的广大旱荒漠地带。目前，西北地区有393万hm²良田、493万hm²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张丽君，2004）。西部荒漠化扩展速度由20世纪50年代的1560km²/a增至现在的2460km²/a，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何况，土地荒漠化加剧使得沙尘暴源区不断扩大，加剧了沙尘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5）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破坏严重

西部水资源总量15000亿m³，占全国总量的55．66%。但分布不均，南多北少，西南占西部总水量的82%。从总体上看，西部除藏、渝、桂为水资源丰富区外，其他省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缺水问题。新疆、四川、云南、贵州为水资源脆弱区；宁夏、青海为缺水区；陕西、内蒙古和甘肃为严重缺水区。西北五省区和内蒙古以资源型缺水为主，西南以工程型缺水为主，大中城市附近污染型缺水日趋严重。由于西北气候干燥少雨，年平均降雨量235mm，而地面蒸发量高达1000～2600mm，且降水量与径流量的年际变化大，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出现江河断流、湖泊和水库萎缩干涸、冰川和雪线后退等问题。西北最大的淡水湖泊新疆艾比湖，水域面积从20世纪50年代的1200km²缩小到500km²。同时，西部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黄河中上游的西北水资源利用粗放、浪费严重，黄河灌区灌溉渠系水的利用系数只有0．42左右，缺乏有效的节水灌溉设施。农业生产中采用大水漫灌，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还带来了土地盐碱化问题。西南地区尽管年降水量很高，但因山高谷深，缺少水利设施，河水利用难度非常大。山地植被减少与水土流失形成了恶性循环，破坏了水源涵养功能，加剧了用水紧缺程度。另外，西部城市地下水开采缺乏规划和管理，导致无证开采、超量开采，水位下降，漏斗面积扩大和地下水普遍受到污染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地下水资源的持续利用。

西部既是贫困县最多的地区，又是各种地下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资料显示，全国累计矿产种类162种，已探明诸量的148种，矿种及其储量的85%以上集中在西部。理论上讲，西部有各种能源和矿产资源优势，具备脱贫致富的优势。但实际上，由于资源开发利用不当，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浪费。我国农村耕地为集体所有，而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如果一个地方发现了富饶矿产，由国家投资开发时，通常用征地补偿和招工来弥补农民的经济损失。但农民认为那片土地属于他们，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土地下面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却不能发家致富时，心中难免会不平衡。如果是丰饶的大矿，则县、乡、村各级都没有开发的权力。这种情形势必引起国家与地方、农民之间尖锐的利益冲突。例如，当中央开发巨大的陕北煤田时，当地农民和乡村各级也都蜂涌而至，乱掘滥挖，导致极为严重的浪费和生态破坏。云南南坪的铅锌矿田中，仅凤凰山7km²矿区内，便有80多个团伙滥开矿洞40多处。他们每采一吨矿石，浪费7～8吨储量（王必达等，1997）。(www.xing528.com)

（6）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

就绝对总量而言，西部污染没有东部严重，但西部单位附加值的污染排放大大高于东部。由于西部生产技术落后，资源、能源利用率低，工业结构以资源开采及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经济效益低，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依赖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及劳动力的粗放型模式。资料显示，东部地区排放的工业废气、二氧化硫、烟尘和固体废弃物占全国排放量的48%、45%、33%、49%和37%；西部地区的GDP和工业附加值只占全国的18%和15%，但其排放的工业废气、二氧化硫、烟尘和固体废弃物分别占全国的24%、30%、34%、21%和29%。西部上述五项指标的排放强度分别是东部的2．0、2．7、4．1、1．7、3．1倍。西部工业“三废”的排放占全国的比例高达20%～30%（表1－11）。此外，从表1－12中污染弹性可看出，西部的污染弹性、即每增加1%工业总产值所产生的污染排放量的百分比要比东部和中部高得多。尤其西部的工业废气和固体废物的污染弹性高达0．59和1．11，比东部分别高出30%和3．8倍，表明西部工业发展是以污染型为主的，污染实际上要比东部更严重（郭旭红）。

拜琦瑞等人曾应用各省区1998～2004年SO₂排放量数据，对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西部SO₂排放量从1998年的743．2万t减少到2001年的562．5万t，再增加到2004年的812．6万t，2001～2004年年均增加13．04%。反弹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于东部水平的2．4倍。从人均SO₂排放量看，2004年西部地区人均达21．89kg。其中，宁夏、内蒙古人均高达49．83kg和49．45kg，均高于全国（人均17．35kg）平均水平。从SO₂排放强度（单位GDP的SO₂排放量）看，2004年西部高达32．52kg/万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2倍，是东部的3．3倍。其中，贵州、宁夏最高，分别达90．85kg/万元、72．99kg/万元。由于大量排放二氧化硫等污染物，严重损害了大气环境，引起酸雨大量出现。在滇、黔、桂、渝四个省、区（市）一带，20世纪末酸雨区面积约达170万km²。贵州省酸雨的PH值为5，最低值3．2，大于食用醋的PH值3，遵义地区曾经出现了一次长达31小时的酸雨污染事件。广西因酸雨污染造成粮食、蔬菜和水果减产，农作物减产幅度达5%～10%。重庆市林区因酸雨使85%的马尾松受到不同程度伤害，死亡率达35%，重庆长江大桥也被酸雨锈蚀不堪。

表1－11　全国和西部工业三废排放量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2．2006》计算。

表1－12　1995～2000年各地区工业污染弹性比较

资料来源：郭旭红（2007）．

由于西部水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加上城市污水处理设施严重滞后，流经城市的河流污染严重。多数城市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煤烟性污染比较突出。2000年全国47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空气综合污染指数，按污染严重程度排序，西部的乌鲁木齐、兰州、重庆、银川、贵阳等5个城市居于全国大气污染严重城市的前10名。中国大陆在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有3个，其中两个就是陕西省耀县城和延安市区（王必达，1997）。而且，西部河流水质较差，水体污染程度令人堪忧。新疆乌鲁木齐河、兰州段黄河和宝鸡段渭河的水质属于IV类。这些河流的污染物多为石油、悬浮物和重金属等，呈现无机物污染的特征，这与其大量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开发有直接关系。城市污染加剧的同时，农村环境污染也日趋严重。随着工业三废的排放，化肥、农药、地膜的广泛使用，使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土地生态系统，从而使一些地区出现严重的农业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如陕西延安地区在开采石油中，因对岩屑、泥浆、含油废水及落地原油未能认真处理，致使昔日的“清清延河水”变成了油河，水生生物濒于灭绝，两岸树木枯死，泉水变咸，人畜饮水困难。西安市周围的污灌区，有害物质镉的平均积累高出清水灌区5～11倍。陕西省平均每亩耕地年用农药约0．17㎏，使大量难以分解的有机氯农药在土壤中累积。另外，环境污染对农产品和人体健康造成的后果比人们想象的严重很多，与污染有关的疾病不断增加，因病致贫和返贫的人口也相应增加。

（7）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西部大部分地区自然灾害（旱灾、洪灾、风灾等）都比较频繁，局部地区还有地质灾害。四川、新疆、云南等部分地区地震活跃，近年来受活动周期的影响具有频繁发生的特征。资料显示，西部生态环境恶化导致自然灾害的频率加快，危害加重。2000年西部旱灾受灾和成灾面积各为1122．5万hm²和703．2万hm²，成灾率为62．65%；洪涝成灾面积149．2万hm²，成灾率59．47%（罗洪斌，2007）。沙尘暴是西北时常发生的一种自然灾害，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北方形成的沙漠化土壤5万km²，涉及到11个省（区）的207个县（市）3500万人口，这是我国沙尘暴易发区域。据统计，在我国西北每年发生沙尘暴的次数，20世纪50年代为5次、60年代为8次、70年代为13次、80年代为14次、90年代为23次，2000年1～5月达12次，呈明显上升趋势。由于西北和华北地区气候变暖，降水减少、水资源短缺，沙尘暴灾害可能进一步加剧。其中，1993年5月5日下午3时至5时，来自西伯利亚的沙尘风暴袭击了新、甘、宁、蒙等地方，造成56人死亡，31人失踪，264人伤残，经济损失514亿元。据兰州沙漠所研究，最近15年全国新形成27011万hm²沙漠化土地，其中因樵采滥伐引起的占28%，过度放牧引起的占20%，滥垦引起的占24%，滥垦后水系改变引起的占16%，工矿交通建设引起的占9%，其余的为原有沙丘向前移动所造成。2002年5月，沙尘暴使内蒙古阿拉善盟的3．8万人沦为“生态难民”，30多万人生存受到威胁。长江源头的青海省曲麻莱县，由于荒漠化加剧，河流、沼泽干涸，近一半牧户和25万头（只）牲畜严重缺水，牧户不得不为水源而到处转场。此外，西部崩塌、滑坡、泥石流、冰雪等灾害时有发生，是世界山地灾害发生种类多、频率高、范围广和危害严重的地区。各种山地灾害每年损失粮食25～30亿kg，造成经济损失40～50亿元。1950～1992年山地灾害损失达1024亿元，死亡人数2．4万人。近百年来，山地灾害有加剧的趋势（张丽君）。

2．西部地区环境问题成因简析

西部生态环境不断趋于恶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复杂的。它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相互交替影响的结果，也是历史延伸与现实发展相互叠加作用的客观反映。其成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1）自然原因。由于西部地形复杂多样，地面高差悬殊，在重力等作用下易于形成水土流失；地质新构造运动比较活跃，引起频繁的地震、山崩、泥石流等灾害；还广泛分布着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喀斯特地貌等生态环境脆弱带，这些地带是我国生态破坏和贫困落后的主要地区（刘金塘，2000）。干旱半干旱的西北地区，显著的大陆性气候及荒漠半荒漠的植被，使该地区环境先天不足。这种干旱环境早在第三纪初步形成，青藏高原隆起后干旱进一步加剧。西部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地形、地貌、气候、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如西部居于大陆腹地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加之高山与青藏高原对水汽的阻隔与遮挡，使得该地区为全球同纬度地区中降水量最少、散失量最大、最为干旱的脆弱地带，同时该地处于副高压控制区，远离海洋，大多数会形成沙漠，这里还处于西伯利亚蒙古高压反气旋中心，频繁的强风为风蚀土壤提供了动力，这也是沙尘暴形成的重要原因。

（2）人为因素。从西部开发历史看，人类开发活动的规模和强度越大，因生态环境恶化而引发的自然灾害也越频繁。西部大部分地区森林覆盖率低下并不完全是自然之结果，而是长期人为活动使然。我国历史上毁林的一大因素是历代王朝建都的木柴需求。秦、汉、唐建都关中，对秦岭、六盘山、子午岭和陇山的森林破坏巨大。宋定都开封，大量建筑和薪炭用材取之秦岭、陇山、吕梁和中条山。至于民间的垦荒、建筑和薪柴所需，则在更大范围内造成森林缩减。以黄土高原为例，西周时期的森林覆盖率为53%，解放前夕仅剩3%，80年代上升到5%。陕北米脂和延安一带，宋元时仍“林木相资，地无遗力”，至清初时已是“沙石相错，一林一木不可多得”（王必达，1997）。据有关研究，西北直到西汉时期环境变化的主导因子是自然因素。到了唐代，西北人口达数百万，以土地为核心的自然环境开始受到人类活动的冲击。明清、民国时期人口骤增及大规模的移民屯垦，人类活动成了环境变化的主导因子。建国后西北人口激增，过垦过牧、荒坡种植、水资源不合理利用等，致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刘金塘，2000）。1977年，联合国提出干旱区和半干旱区人口密度不应超过7人/km²和20人/km²，而我国西北许多地区的人口密度大大超标。虽然导致西部干旱区生态环境退化的因素有多种，但一般认为，自然因素例如气候条件和地质地貌等是干旱生态环境退化的自然基础，而人为因素包括人口变动则是导致环境退化的主导诱因和动力。根据童玉芬教授的研究，新疆塔里木河流域人口变动在生态环境退化中的作用程度几乎占到50%，验证了上述观点。西部旱区由于人口压力和利益驱动，随之而来的是过度开垦、放牧、采集野生中药材及乱砍滥伐、不合理用水等短视行为，造成土地的大面积荒漠化。如荒漠地区的甘草、黄麻、发菜，由于易采集、价格高，使得大批农牧民前往乱挖滥采，内蒙古1993～1996年因掘发菜破坏草原1200万公顷，其中400万公顷严重沙化，失去了利用价值。西部民族地区主要的经济形式是以牧区为主的畜牧业和农牧交错带的农业。千百年来，草原上的牧民们始终追求牛羊成群的理想，造成草场放牧超载，其结果是加剧了草原植被的严重破坏和退化。同时，西部工业化水平低，资源利用率低，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推动经济发展在所难免，致使环境灾害和隐患变得愈加严重，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3）经济条件。西部社会发展水平较低，贫困地区较多，现有社会物资储备不足，承载能力较弱，与其他地区相比，自然灾害发生更频繁，且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也更大。比如，陕西省目前的蓄水能力为40亿m³，仅占全国蓄水能力的1%，除去泥沙淤积部分，能够灌溉和供水的能力仅剩12亿m³。由于资金不足加之体制机制问题，现有资金、设施、设备等尚不能充分发挥效用，导致了农田灌溉率低及城镇供水不足，而这些问题又严重影响到陕西省工农业生产（闫增强，2006）。另外，环境保护投入严重不足，效益不高。据国际经验，当污染治理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1～1．5%时才能基本控制环境污染；该比例达到2%～3%时才能改善环境质量。目前我国这一比例只有0．7%～0．8%，西部污染投入更低。由于经济实力有限，西部各地不能抽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环境和资源保护，导致环境规划和技术措施不能正常实施（马燕，2003）。一些地方对专项用于污染治理的费用任意挪用。而我国环保产业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资金渠道不畅。这些因素都影响着西部环境污染的防治效果。

（4）技术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改进资源利用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水平，扩大资源基础存量，以缓解资源稀缺压力，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西部现实是生产技术和环境保护技术处于双重落后的境地。一方面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自然资源开采手段落后，资源利用率低。不少资源开发者开采手段原始，资源浪费和破坏都非常严重。工业技术水平低下不仅加大了资源消耗，也增加了污染物排放量，形成“高投入，高污染”的局面，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同时，农业粗放发展也使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比如，很多牧区沿用世代继承下来的传统生产方式，或靠天养畜，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圈养、舍养牲畜的比例低，牲畜露天过夜、越冬，冬季饲草料匮乏，加上雪灾频繁，牲畜缺草、掉膘、死损严重。在这种粗放的模式下，为了增加经济效益导致掠夺式的经营，加剧了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我国西部环保产业的水平不能满足污染防治的需要，一些难治理的环境问题，没有相应的技术和设备，环保科技成果也不能及时转化为实用技术（闫增强）。

（5）意识问题。决策层缺乏可持续发展意识，忽视长远利益，也是西部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建国以来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失误，无疑加速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如，工业化初期，我国（包括西部）选择了向工业倾斜的发展战略，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高消耗、低效益的发展战略；大跃进期间大范围的毁草毁林垦荒和围湖造田等；“文革”期间“五小”遍地开花，小而全的工矿企业蜂拥而至，污染严重的重工业盲目发展；20世纪80年代的投资扩张以及过度放牧、乱采滥伐、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导致更大范围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刘金塘）。就目前而言，西部有关决策者依然缺乏资源永续利用意识。大部分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当前主要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脱贫致富。但因急于致富又缺乏可持续发展意识，对自然资源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开发和利用，使环境和资源遭受严重破坏（马燕，2003）。有些地方领导和广大群众对依靠科学推动环境保护缺乏认识和信心，对环境科技工作不重视，环境科技发展缺乏动力。

（6）法律法规。首先，从总体上看，我国现有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加之环境执法难，在一定程度削弱了法律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的规范作用。环境法律条款有的已过时，有的过于原则性，操作性差，有的无法可依等。其中，最突出的是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不完善。我国自然资源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但因缺乏具体的自然资源产权代表，制度上没有明确中央、地方政府部门及所在地居民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使国家和集体所有权被部门及地方政府、社团和个人所有这种非正规的所有权体系所取代，开发者纷纷争夺资源开发权益，不顾资源的持续利用，造成资源产权虚设。其次，从法律效力看，我国环境法分为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由于各地自然环境条件差异较大，经济发展又不平衡，客观上导致各地环境保护的水平差距较大，也使得国家法律、法规不能有效实施。因此，地方环境立法必须结合国家立法和自身保护环境的需要，对国家法律进行补充和完善。但西部地区环境立法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立法不科学。环境立法不仅受制于经济条件，还受制于当地的自然环境状况。但现行环境法律尚不能完全适应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需要。针对西部主要环境问题的立法还存在欠缺，如西部退耕还林还草、生态产业发展和防治沙尘暴等方面的立法。二是地方环境立法重点不突出。西部地方环境立法中关于生态和资源保护方面的立法重点不突出，不能满足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的需要。如西部缺乏区域性、流域性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三是缺乏立法灵活性和前瞻性。地方立法虽具有依法性，但在制定中不得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西部大开发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它要求西部环境立法大胆创新。但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西部地方立法的灵活性较差，创新意识不足，客观上容易导致面对新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无法可依的局面。

（三）西部地区人口对环境的影响

这里所谓的人口对环境的影响，采用了童玉芬教授的观点，就是指人口的变动（包括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素质或质量等变动状况）对环境资源的影响，即当这些人口要素发生变化的时候，所导致的资源和环境的相应变化，而不是简单指人口这个群体对环境意味着什么，或者施加了怎样的影响。这容易让人们看到人口变动对环境的作用，与人或者人类对环境的作用有显著不同。

1．人口变动对生态环境作用的一般机制

人口作为一个包含数量变动、结构变动、空间分布以及素质变动的综合体，它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是怎样发生的？根据国内外很多学者的研究，就人口各方面要素变动对环境的作用程度看，来自于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最大。本书赞同这样的观点：一般地，人口数量增长是引起生态环境退化的潜在促发因素，人口素质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口数量变动的环境演化方向。图1－2用来简单表示人口与环境的作用。

图1－2　人口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主要途径

图注：其中连接两个要素的带箭头的线段上表明“＋”号，说明一个因素的变动引起另一个因素同方向的变动，而“－”号则表明一个因素的增加引起另一个因素的减少，即引起反方向的变化。

首先，在假定消费水平不下降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增长将会引起需求总量增加，从而导致环境压力增大。但这种压力是否一定产生环境退化，还取决于人们所采取的方式。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先进的资源利用技术来提高环境的承载能力，从而减轻人口增长带来的环境压力。另一种是采取过度开发利用资源的方式来缓解资源压力，结果往往导致环境退化，引起环境承载能力的下降，并进一步导致环境压力增加。由此可见，人口增长只是导致环境退化的一种潜在诱发因素，是否真正发生环境退化，还取决于人们采用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方式。其次，相对于人口数量变动而言，人口素质的作用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环境演化的方向和后果。当人口素质比较高的情况下，人们将会采用更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的方式，从而减缓资源环境的压力。相反，人口素质较低时，则会更多地采用不利于环境的方式，引起环境退化。另外，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变动、人口结构是叠加在人口总规模的环境影响之上。例如，人口空间分布主要反映在人口密度上，人口密度大意味着人口压力大，与人口增长的作用一致。而人口迁移可以影响总人口的规模与结构（包括人口素质），从而通过总人口的变动对环境产生影响（童玉芬，2003）。总之，就西部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来说，相对于本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基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构成了环境压力的持续增大，加上人口素质偏低产生的消极效应，最终使得西部尤其西北干旱区生态环境形成了以退化为主要过程的生态演化模式。

2．西部地区人口变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西部地区人口状况表现为：人口数量增长快，人口空间分布过于聚集，贫困人口集中分布以及人口总体素质不高。人口对环境退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如下：

（1）人口数量增长与生存资源之间的矛盾

从人口普查资料看，西部人口的快速增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西部范围内的人口总量是15688．53万人，1990年“四普”时增加到32201万人，到2000年“五普”时总人口达到35531万人，比1953年增长了2．26倍，年均增长率达1．75%，高于同期全国人口年均增长水平。西部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78年西部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6．1‰，比全国高3．7个千分点；2005年西部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为7．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3个千分点。由于西部人口的年轻化和少数民族生育政策等因素，其人口规模的增长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西部有些人均资源状况与世界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别，但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高于中、东部。2003年西部人均草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以上，人均森林蓄积量是全国的3．5倍，可开发的水能是全国的9倍。人均水资源是中东部地区的2．76倍（童玉芬，2006）。不过，人口的快速增长，加之自然资源因开发有减无增，造成西部人均资源量快速下降。尤其是西北比较短缺的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耕地面积的人均占有量明显下降。以新疆为例，虽然耕地面积从1949年的121．34万ha增加到2003年的398．57万ha，但人均耕地反而从0．28ha下降到0．20ha，而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从20415万m³下降到4757．80万m³（童玉芬，2001）。西藏虽拥有120万km²的土地面积，其中海拔4000m以上地区占86．1%，按国家规定海拔3000m以上不宜作为开发地区。加之高原冻土、草甸土、盐碱土、戈壁、荒漠等不宜开发，宜耕地面积数量有限。但西藏常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2000～2004年间每年都在11．10‰以上，居全国最高水平，造成人地关系矛盾非常紧张。从表1－13可看出，从1959年～2004年，耕地面积从167．63千ha增加到222．74千ha，而人均耕地面积从2．047亩降低到1．268亩，低于2004年全国人均耕地1．41亩的水平。况且西藏自然条件差，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复种指数低。而草场承载力严重超标，全藏牧区超载率高达15%左右，有近1/3的草场退化，加重了生态环境的负荷能力。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对西藏土地承载力的评估，西藏人口超载100万，占西藏总人口的49．3%。相对耕地面积呈刚性的条件，相对庞大的人口规模，居住在极其稀缺的耕地上，必然使得农牧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下降，直到为零甚至为负值。

表1－13　1959年～2000年西藏人均耕地面积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杨本锋．西藏农牧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性探讨〔J〕．新疆农垦经济，2007（4）．

据统计，1995年至2005年西部耕地面积、粮食播种面积、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相对于全国人均水平更为丰富，但人均粮食产量却不占优势（表1－14）。显然，人口增加造成了对粮食和耕地需求的增大。西部人均粮食产量从1995年的340．03kg增加到2005年的373．55kg，但粮食产量的增加中仍有很大比例是通过扩大耕地面积获得的，因为同期西部耕地面积从30629．2千ha增加到了49573．4千ha。这个过程与西部近年来的森林、草地减少、土地沙漠化等生态环境退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在提高农业产量过程中因过度灌溉和使用化肥、农药等，引起了大面积的土地次生盐渍化和肥力下降。比如，新疆有可开垦的宜农荒地面积489．75万ha，这些荒地中三、四等地占77．6%，存在着盐碱、缺水、沙化、肥力低等多种限制，多为生态非常脆弱的边缘性土地。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地矛盾将持续存在，并在区域生态环境的退化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童玉芬，2006）。

表1－14　全国及西部地区人均生存资源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计算。

尽管西部水资源总量和人均拥有量较全国平均水平高，但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很不平衡。西北干旱地区、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比较贫乏，并成为制约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新疆、甘肃、陕西等省区的人均占有水量指标将持续下降，这意味着未来西北干旱区可供开发利用的水量将逐年减少，人口与水资源的矛盾将日益严重。比如，甘肃河西走廊的石羊河流域20世纪90年代人口比50年代增了4倍，使流域下游的民勤绿洲的水量由50年代的6亿m³减为不足2亿m³，有2万ha良田无法灌溉而弃耕（刘金塘，2000）。

（2）人口空间分布模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

2005年人口资料显示，整个西部人口密度仅为53人/km²，远远低于全国和东部地区。从绝对密度上看，可谓地广人稀，这是与其本身的自然资源条件相联系的。西北分布大面积的荒漠、戈壁和高山等人类难以生存的地区，而西南地貌类型复杂，地形破碎。如川藏高山峡谷地区交通极其不便，贵州喀斯特地区土地稀缺。西部水热匹配以及水土匹配不均造成土地总体质量差、生产力低，土地对人口的供养能力实际上很低，这既是造成人地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西部地广人稀的自然基础。不过，西部的人口密度在不同区域有极大的空间差异性。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平原、高原平坝以及干旱区的绿洲地带，造成局部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过高，一些人口密集区的人口密度往往超过东部地区，例如新疆160万km²的土地上，仅4%左右的绿洲分布了95%以上的人口，人口密度达到250人/km²以上。2000年甘肃中部黄土高原地区平均人口密度179．86人/km²，其中10个县的人口密度超过了200人/km²，从而使土地垦殖率高达28%，盲目开荒破坏了植被，加剧了水土流失。这种人口分布状况主要与水资源的分布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水资源丰富的河流两岸和地下水出露带，人口非常密集，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也越高；水资源量少的地方相对人口密度也低，很多地方形成无人区；水资源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有高度一致性。另外，人口迁移使西北干旱区人口的分布范围不断扩展。以新疆为例，50多年来随着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人口分布逐渐由盆地的天然绿洲地带，向盆地中心或大河下游移动，并在原来的自然荒漠地带建立了许多新绿洲，并继续向荒漠扩展。而在人工绿洲向荒漠过渡的交接带，往往是生态环境极易逆转的地区。人口的这种分布与扩展，大大加剧了生态保护的难度和环境退化的可能性（童玉芬，2006）。而甘肃中部生态脆弱地区通过生态移民，向河西走廊黑河、疏勒河流域迁移大量人口，在戈壁、荒漠地带开发农田，引流灌溉，导致祁连山雪线持续上升，人水矛盾日益突显。

再者，西部人口城镇化水平低，不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合理利用。2005年资料显示，全国人口城镇化水平达42．99%，东部城镇人口比例更高；而整个西部有70%的人生活在农村，西藏城镇化水平只有26．65%。这种城乡人口分布格局，在西北干旱区不利于水资源的集约化使用，容易使本来紧缺的水资源更加紧张；在西南又不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整合，使有限的耕地得不到很好地保护和利用。对于植物资源而言，由于农民收入来源有限以及很多地区农村能源资源短缺，滥采滥伐和滥挖导致天然植物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大量药用植物资源枯竭。土地沙漠化及草原退化是西北地区面临的最大环境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人口激增和掠夺式的人为活动。

（3）贫困人口与资源环境利用的矛盾

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多，分布连片，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破坏现象比较严重。中国有2亿相对贫困人口，仅西部农村就高达1．64亿，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48．18%。西南大石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区、秦巴贫困山区以及青藏高寒区等几类地区，是我国生态贫困的主要发生区。一般表现为土地贫瘠，干旱缺水，气候异常，自然灾害频繁，自然条件恶劣，生存环境脆弱，很不适宜于人类生存。资料表明，我国东、中、西部生态脆弱县数占总县数比例分别为29．8%、32%和47．1%，贫困县数占总县数比例分别为13．2%、23．5%和44%，这说明西部生态环境明显处于劣势。西部每100个生态脆弱县中就有70个是贫困县，而中部和东部各41个和23个。同时，西部每100个贫困县中，就有75个是生态脆弱县，而中、东部是56个和53个。这些数据说明西部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生态贫困。生态贫困是和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分不开的。西北地区是原本生态脆弱、自然灾害频繁的区域，又叠加了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西北内陆干旱等因素，其结果是高山降水减少、雪线上升、冰川后退，水源地缩小，地表径流减少。而这些地区生活着大量的贫困人口，他们依靠简单劳动、传统技术和贫瘠的土地生存，在向自然索取中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形成了贫困人口和生态环境退化之间的恶性循环。例如，在南疆一些贫困地区，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燃料，不顾一切破坏沙漠中的固沙植被，结果造成天然林减少，沙漠化扩大的恶果。还有些贫困人口试图通过开挖小煤窑或小型矿来快速脱贫，但因缺乏技术和环境观念，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污染。贫困人口在脱贫过程中极易造成资源和生态问题，这是西部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中不可忽视的矛盾。

（4）人口素质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矛盾

首先，人口素质决定着资源利用的效率。人口素质偏低会造成资源利用过程中的浪费，也会使自然资源遭到破坏。这一方面表现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采掘、洗选和冶炼过程的回收率低，造成资源流失。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源利用率低，由于技术含量低，难以进行综合利用，对少数资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从而导致对依赖资源的过度利用乃至破坏。其次，人口素质低易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在科学文化素质较低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只顾眼前利益，缺乏环境保护意识。而且由于能源和资源利用率不高，生产单位产品产生的废弃物多，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也带来环境破坏。

西部人口文化素质明显低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人力资源在质量上处于劣势，这种人口特点的不良后果是多方面的。其中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就是导致资源过度开发、浪费和环境污染。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西部文盲率依然达14%，其中女性的文盲率高达19．49%。西藏自治区的文盲率高达54．86%，青海省的文盲率达到23．45%，宁夏、甘肃、贵州的文盲率也都在15%以上。西部各类专业人才仅为全国总量的15．5%，且现有人才主要集结在西安、重庆、成都、兰州、绵阳等大中城市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因科研条件差，稀缺的人才也得不到有效的利用。此外，西部人才流失现象也很严重。以新疆为例，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中，国家向新疆选派干部19．88万人，科技人员12．07万人，但近20多年来，新疆流失的各类人才达20万人。在知识经济时代，西部的人力资源结构和数量与社会所需的知识创新和人才支持不相适应，专门人才短缺与整体人口素质偏低，严重地影响着西部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刘金塘，2000）。因此，西部自然资源长期以来只能停留在低层次的开发上，资源的二次利用、综合利用水平都很低。比如，以西北水资源利用为例，在新疆、甘肃、宁夏等地，由于人们的观念和技术水平，农业用水采用大水漫灌，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水资源，还造成地下水位抬升和土地次生盐渍化。总的来说，西部人口素质状况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环境退化（童玉芬，2006）。

3．西部地区人口与生态压力分析

人口压力（population pressure）是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名词，但对人口压力至今还没有确切的定义。人口压力的含义随研究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含义。这里所谓的人口压力是一个相对概念，指相对于土地的承载力而形成的人口过剩状况。对于特定的地理区域，其所承载的人口数量不可能无限多，应该存在一个最大的极限。通过比较现实人口数量与人口极限，可以看出区域的人口数量压力。有学者以农业生态地区法为基础，计算了我国各省区的人口承载潜力。考虑到人口压力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还表现在人口质量上，故黄胜利等人增加了人口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口素质指标计算了人口压力指数（见表1－15）。对人口压力指数进行统计归类分成三组（使各组内部方差和最小），西部各省区分类如下：①人口压力低的省区（指数介于0．414～0．59）：宁夏＜四川＜陕西；②人口压力中的省区（指数介于0．59～0．847）：新疆＜甘肃＜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③人口压力高的省区（指数介于0．847～1．355）：西藏＜青海。从各地区总体情况看，东、中、西部地区人口压力指数平均依次为0．8377．0．5416和0．7268，其中，中部地区人口压力低，西部和东部人口压力中。不过，西部虽然人口压力小于东部，但西部自然条件恶劣，土地生产力低，人口承载能力小，先天不足加上后天破坏，使其生态压力相对更大。

生态环境是由地质、地貌、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动物及微生物共同组成的环境综合体。生态环境的形成，不仅与生态组成因素特性相关，还与资源开发和人类活动紧密相连，是在长期的自然作用和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因此，黄胜利等人选择了代表生态环境内在和外在要素的12个指标计算我国生态压力指数。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生态压力高（指数在0．571和1之间）的省区是：甘（0．7083）、陕（0．7736）、宁（1．0000）；生态压力中（指数在0．29和0．571之间）的地区有：贵（0．3729）、云（0．4033）、青（0．4599）、川（0．4707）、内蒙古（0．5095）、新（0．5484）、西藏（0．5709）；生态压力低（指数在0和0．29之间）的省区是广西（0．2701）。

表1－15　各地区人口压力计算指标及指数

资料整理于：黄胜利等（2000）．
注释：依国际惯例，人均受教育程度应达到9年，才是教育压力降到0的临界值，本表以1与实际人均受教育年限和9的比值之差作为衡量人口素质压力的指数。计算总人口压力时，取数量权重为0．8，质量权重为0．2，计算公式：P＝A/B×80%＋（1－C/9）×20%．式中，P为人口压力指数，A为实际人口（万人），数据来源于1998年统计年鉴，B为潜载人口（万人），C为人均受教育年限。

如果把西部地区的人口压力和生态压力对应组合，则得到如下几种类型：①西藏和青海的人口压力最大，生态压力中等。西藏和青海的人口数量压力大，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数位于全国后列，使得它们综合人口压力最高；生态压力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然因素，但贫困率指数较高。因此，这两省区要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加强环境保护。②甘肃、宁夏、陕西地处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生态压力较大，其主要原因除干燥度、降水变率等自然因素外，还有森林覆盖率、水土流失率、贫困率等都占有相当大比重。但这一地区除了甘肃人口压力大，其余两省人口压力低，必须通过人口优化克服自然条件的不利因素。③广西和四川属于生态压力或人口压力较大的省区，广西人口压力较大而生态压力低，四川人口压力低而生态压力较大。这里气候条件优越，自然资源相对比较丰富，也是西部加速开发资源和能源的地区，因而要特别关注控制人口增长和注意资源开发中的生态保护。④内蒙古、新疆以及贵州和云南等省区的人口压力和生态压力都属于中等水平，对人口增长和生态保护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总而言之，西部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条件造成了脆弱的生态环境，而人口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处于高速增长水平，人地矛盾、人水矛盾造成西部巨大的人口压力和生态压力。因此，治理生态环境是今后西部开发以及小康社会建设的起点和切入点，而治理生态环境除了防治沙漠化、退耕还林还草等，人口环境建设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生态脆弱区人口增长势头得不到控制，不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治理好的环境还会再度遭到破坏，甚至出现环境破坏的乘数效应，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