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互动：经济关系变化

二、民族经济关系的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化和一体化的程度更高，一方面中国参加国际竞争，扩展国际市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保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繁荣景象。尤其是2001年11月20日，世贸组织总干事迈克尔·穆尔致函世贸组织成员，宣布中国政府已于2001年11月11日接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 ，这个议定书将于12月11日生效，中国也将于同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国。中国加入WTO，在国际经济体系的层面上具有官方的身份，意味着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将有更深程度的参与，将有更多参与国际贸易的机遇，但是同时也必须要接受来自于国际经济体系的冲击和挑战，在全面享受世贸组织赋予其成员的各项权利的同时，必须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按照世界经济竞争的规律办事，必须要认真履行来自于国际社会赋予的义务。对于中国民族经济关系而言，外界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域拓展到了国际社会的范畴，一方面拥有了更加开阔的发展平台，但更多的是仍然比较脆弱的民族经济要承受来自于国际社会发达国家市场和产品的冲击，是否能够经受住这些挑战，并抓住机遇充实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应对国际社会与国内发达省份的双重“硬”竞争，关系着民族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民族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一)经济全球化对民族经济关系的影响

中国经济受到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的席卷，并逐渐参与到地球村的竞争中，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压力，这些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族经济关系的走向。

首先，来自世界市场的压力。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经过了30年的历程，到2008年，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成熟的竞争机制和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社会体系尚未充分建立，民族地区的经济在这样的国内环境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扶持和倾斜政策，保持着一定的中国特有的民族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当民族地区的经济放置到国际大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经济的竞争时，先天不足和后天羸弱的特点就暴露出来了，对民族地区而言，客观上存在一个对国际化市场适应的过程，而面对开放的市场竞争和国外强势的成熟工业产品输入，外部力量的强劲凸显了民族经济的脆弱，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遭遇了强大的市场压力。在参与规则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民族地区的政府经济发展能力较低，社会管理能力尚弱，而少数民族居民受到传统民族文化的长期浸染，思想意识领域对国际化竞争规则的认知尚浅，在较短时期内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暴风雨”遭遇，遭受了从外界情势和心理状况的双重洗礼，因此转化为对国际市场压力的抗拒。在国家的市场调节机制功能发挥有限和民族地区经济调适政策不到位的情况下，引发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纠纷，这些经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地区遭遇全球化经济浪潮的负反应。

其次，来自于开放竞争的压力。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的发育、市场体制的建设和开发过程相对滞后，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比较闭塞，这是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相对封闭的经济发展状态突然与开放竞争的国际大环境相遇，必然会出现两种相异模式之间的“静止峰” ，在受到来自于国际开放式竞争的挑战之后，民族地区的经济伦理体系逐渐解构，被新的元素所渗透并逐渐充斥，为了能够适应开放的发展模式，民族经济的发展不得不改变传统的封闭式和政策依赖性的经济模式，转而学习接受新的经济形式。在这个阵痛的历程中，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也激发了一些民族地区对于经济利益的高度关注和主动性，当民族利益受到损害时，少数民族的经济神经变得特别敏感，并通过一系列利益表达的方式来进行利益争取，对民族经济关系的格局带来了影响。(www.xing528.com)

再次，经济伦理反差的压力。在长期的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居民习惯于原本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思维定式、社会认知和价值判断，并由此形成了具有历史惯性的经济伦理。这种经济伦理一旦塑造成型，就会深刻影响少数民族对经济利益的根本认识。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逐渐提升，对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认知能力大大提高，在对比了国际社会中的其他人群，尤其是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与国内发达省份的居民进行横向比较之后，发现自己的生存状态、经济利益、社会资源的状况与发达地区反差强烈，民族利益被提升到一个清晰的位置，由此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利益诉求。在这种强烈的反差所导致的民族利益意识萌发的影响下，少数民族对于自己的发展状况极为关注，在一些涉及自身发展的利益问题发生时，选择采用激进的利益表达方式，对政府和社会施加压力，发泄不满，进而对民族经济关系的格局也带来影响。

(二)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瓶颈问题对民族经济关系的影响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到2008年，已经进入一个发展的瓶颈时期，这一点原本掩盖在高速发展的经济荣景之下。2008年末世界经济衰退时代的到来，把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问题剥离开来，经济体制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暴露出来。这些因素的滋生，对民族经济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体制角度分析，甚至是一些民族地区公共安全性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

首先，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难以落实的体制性障碍，带来民族地区公共安全性事件的发生。中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探索形式的发展历程，在没有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之下，政府在经济运作过程中，尤其是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应当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国家的界定是比较模糊的。按照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观点，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主要是以“东亚模式”作为参照，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际和地区作为榜样，而东亚模式的重要特点是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特别是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较大的作用。这种模式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发展的早期，对推动经济起飞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过度介入经济运行，特别是介入要素价格形成乃至资源配置的做法就明显表现出了负面效应。^[14]在政府介入经济运行机制过多的情势之下，主要的表现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依然掌握着土地等重要社会资源的配置权力，很多地方政府仍然把GDP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现行财政体制和支出责任过于下移使各级政府将财政税收和物质生产的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运作尚需时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以行政手段控制生产要素的强暴做法，激起了少数民族利益群体的反抗，甚至引发了公共安全性事件和暴力冲突。例如2008年6月28日到29日，贵州省瓮安事件是一起典型的聚众围堵政府部门的社会泄愤事件;无独有偶，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孟连事件的爆发，是因为这一民族地区的胶农认为政府侵害了其土地权益而要求政府和侵权公司处置未果的情况之下爆发的警民冲突事件。这些民族地区的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反映了民族政治参与过程中的非制度化倾向。

其次，政府社会管制能力低下对民族经济关系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制度的发展总是要遵循从产生、发展、问题出现、问题积累、爆发、完善的过程，我国的社会管制体制也是一样，当社会管理的需求产生，激发了制度建立，然后在一段时期之内，制度是在发挥着重要的调适作用的，在制度形成初期，这种调适和管理往往是很有效的;随着制度进一步发生作用，社会问题发生了变迁，制度内本身存在的问题逐渐萌生，逐步积累，当到了一定的程度时促使制度必须要进行修正和完善，然后再继续发生作用;也有可能制度内的问题发展到不可调解的程度，因此旧的制度终结，新的制度产生。中国目前的政府管制体系就属于制度问题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尚处于还有很大调整和完善空间的阶段。中国政府的社会管制体系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全能型的模式，各级政府长期充当全能主义政府的角色，而规制政府行为的法制相对缺失，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具有历史惯性的官本位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当代中国的民众很大程度上习惯于政府的权威主义管理方式，民众对于政府的预期值很高，远远超出了法律和社会规则的可控程度，一旦民间出现了利益受损的情况，民众往往习惯于直接向政府及其官员进行利益表达，希望政府介入具体的利益分配问题中去。当政府没有满足这些自下而上的利益需求时，民众就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性社会心理，制造各种来自于经济利益诉求的事端，甚至引发群体性公共安全事件。由于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认知大为提高，因此在以政绩定终身的政绩考核体系之下， “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管制逻辑被民间组织或民众利用。这种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管制的方式的陈旧、管制能力的有限，使得基于经济利益的民间事端时有发生，尽管大多数只是针对民族地区经济利益分配问题和经济资源的获取不均而发生，往往不涉及政治权力，但是对民族经济关系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也考验着各级政府在应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协调和利益疏导问题时的处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