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河阮氏政权海外贸易发展的背景
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后期，越南南河阮氏封建割据政权为了生存和发展，摒弃了过去历代越南封建王朝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转而充分利用南河在东亚及世界贸易网络中有利的地理位置及其丰富的物产，积极主动发展海外贸易，把南河海外贸易推到了越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海外贸易之所以能在 “其地僻陋，其俗朴鄙，其人物稀疏寂廖”[1] 的南河之地迅速发展起来并走向鼎盛，是与阮氏政权的建立并实施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南河丰富的物产以及其时东南亚贸易的繁荣分不开的。
第一节 阮氏政权的建立为南河海外贸易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封建社会，社会公共权力主要为封建政权所掌握，因此一国政权的行为对其海外贸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统治者对海外贸易持积极态度时，就会利用所拥有的权力为发展海外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如发展港口等基础设施、优惠进出口关税、优待外来客商、与贸易国建立友好的关系等； 反之，则会利用种种政策或法令来限制海外贸易，控制商人行为。因此陈国栋先生在论述航海家选择航道与靠泊港的决定因素时，就明确指出了当地政权的态度这一条：“因为每个港口都属于某种政权，要不要让外来者到某个港口贸易，就要看该港口政权的享有者怎么想，愿不愿意。”[2] 如越南陈朝政权曾禁止中国商船到越南贸易，致使 “舶人不贩其地，惟偷贩之舟，止于断山上下，不得至其官场”，因 “恐中国人窥见其国之虚实也”[3]。南河海外贸易在17世纪初能够迅速发展起来，与阮氏政权的建立及其实施的积极海外贸易政策是分不开的。
南河之地，北部和中部曾为占城之地，南部曾为扶南和高绵之地。扶南和占城的海外贸易都曾盛极一时。如据陈序经先生考证，扶南曾与中国、东南亚国家、印度沿海国家、阿拉伯海沿岸国家、波斯湾沿岸国家、地中海沿岸国家都有贸易往来。[4] 占城又称林邑、环王，其地靠海，国人又善于航海，故其对外贸易也相当发达。“他们的船舶北到交趾，东北到广南到扶南，东南到爪哇、婆罗洲，西南到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5] 但在15世纪亚洲贸易时代兴起的时候，南部的高绵王国和北部的占城王国都因内部的纷争和外来的侵扰而衰落了，南部的湄公河平原下游几乎成了无主之地，北部的占城也因安南的入侵而几近亡国，这片土地上的对外贸易也随着两个政权的没落而衰落了。但这种状况在南河阮氏政权建立后迅速发生了改变。
阮氏政权在南河的确立，为南河海外贸易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首先，阮氏政权在南河建立起有效统治，有助于南河社会经济的发展。阮潢初到顺化时，“顺化初平，黎虽设置三司府县治之而人心未一”，[6]那里人口成分复杂，有祖居其地的占人，有莫氏的追随者，有不满郑氏南逃之人，也有各代流亡发配逃窜到 “岚瘴” 之地的犯人恶徒，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低下，郑检让阮潢前往镇守也有让他自取灭亡之意。但阮潢以其威望和能力，“抚循军民，收用豪杰，轻徭薄赋，人心悦服”[7]，于是有 “上（指阮潢）在镇十余年，为政宽平，军令严肃，民皆安居乐业，市无二价，人不为盗，诸国商舶湊集，遂成一大都会焉”[8] 之盛况出现。阮潢及以后的各代阮主都分别实施了一些发展经济的措施：
在农业方面，利用流民、俘虏、军队和外来侨民开荒屯田，以调剂人力的不足，增加农业生产的收入。如上主阮福澜在1648年对近3万名北河俘虏的处理方式是 “以五十人为一邑，各给以半年之粮，又令富家出粟贷之，听得采取山泽之利以养生理”，这让原本是 “占獠故土，人烟稀少” 的升平、奠盘到富安之地 “邑里相望，其后遂为编户”。[9] 阮氏实行的 “正户税重，客户税轻” 的税收政策也很大程度上鼓励了人们前往他乡淘金，开辟新的土地。随着土地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南河各地的人口也明显增加，据李塔娜博士估算，顺化地区的人口1770年（789，800人）比1417年（63，800人）增长了约11.4倍，比1555年（378，400人）增长了约1.1倍。[10]
在手工业方面，随着阮氏政权的确立，南河的手工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南河的手工业可分为官营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官营手工业即官厂管理下的各匠局进行手工业生产，以供王室和官方使用。阮氏到南河后加强了对官营手工业的管理和控制，把官厂中的各匠局置于内令史司和令史图家的管理之下。官厂的匠人都是军人，从大汕在《海外纪事》 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南河对这些匠人的的管理方式：“因询知国中匠人皆军人。每岁三四月时，军人下乡，括民年十六岁以上体质强壮者充军，械以竹枷，如梯子稍狭。愿从军，令专学一艺。艺成，分拨战船中操演，有事即戎，无事役于官府。未六十，不得还乡与父母妻子相见。”[11] 随着战争消耗、城池建设和官方消费的增加，南河的官营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如据 《抚边杂录》 所记，在富春（即顺化）的30，016名士兵中，有杂兵2519人，其中又有匠兵565人，分属47个匠局。[12] 官营手工业的发展让阮氏政权在满足了自身的需求后，还可向外国客商出售一部分产品。在民间手工业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北河匠人的涌入，南河的民间手工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如承天顺化地区，16世纪时有手工业村22个，到阮主时已增加到43个，将近翻了一倍。[13] 一些手工业村的组织水平和技术水平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如顺化贤良的打铁业在南河中部和中南部建立起了行业组织网络 “行竞”（Hang Kinh）； 香茶县彩云坊按地理位置分成了三个邑，每邑十家，每家织工十五人。因其远祖曾学艺于华人，故所织 “彩纱绫锦诸花样巧妙”。[14] 南河政权对民间手工业的管理方法是征收别纳税和农业税，交税后所余产品可自主处理。这样的管理方式比起由政府括买所有产品，更能刺激民间手工业匠人的生产积极性，让剩余产品流入市场，参与到商品经济的潮流中去。一方面满足了民间群众的生活需要，并作为官营手工业的有益补充为官方服务； 另一方面作为对外贸易商品参与到海外贸易中去，为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次，南河政权建立后，阮氏对内建立起了一套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对外积极发展与各国的贸易关系，使南河地区的海外贸易有了组织者和管理者，结束了以前的海外贸易的自发、无序状态。阮氏到南河后，在顺化仿明旧制设立了市舶提举司、搜钱场，在所辖各海口设立公堂，管理进出口船只； 定下商船的进出口税例，并以是否减免优惠进出口税等方式来鼓励或限制与不同国家商人的贸易； 制定了外国漂难船只的救助制度，通过对遇难船只的态度传达其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详见第三章）。阮氏在加强对内管理的同时，也通过加强对外联系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如阮潢在刚从东京返回顺化后，就以 “安南国都元帅瑞国公” 的名义致信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以表达“欲依前事，两国交通”、“结兄弟之邦”、“交天地之仪” 的心愿[15]； 阮福源、阮福澜曾致书与在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以修复双边关系并要求派船来南河通商。阮福澜在1637年给巴达维亚总督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一致认为欲与远方之国通商就应与其国王商谈，且外国商人来到一国贸易其国民众将引以为幸。我得知阁下在巴达维亚仅与我国通商，为我国人民带来好处，甚为高兴……如阁下不以为嫌，请尽管派人来商，我将非常高兴，就象我与其他各国进行贸易一样……”[16] 阮福濒在康熙八年（1651）还派人护送因风漂致南河的清朝官兵返粤，并得到了康熙帝 “广南国差赵文虎等送刘世虎等归粤，殊为可嘉”[17]的赞许。阮氏以上对内对外政策对南河海外贸易产生了积极作用，而这些政策只有在阮氏政权对南河确立了有效统治之后才能实施。
第三，阮氏政权的建立对维护南河海外贸易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海盗是海上贸易的毒瘤，他们抢劫船货，绑架、残害客商，对海上贸易商人的物质和心理构成威胁，严重危害一国海外贸易环境。阮氏政权建立后，常以人道和友善的态度对待各国漂难商船，但对海盗打击的力度相当大。《大南实录前编》 记录了南河政权三次打击海盗的事迹。一次为 “乙酉二十八年（1585），时西洋国贼帅号显贵者，乘巨舟五艘泊于越海口，劫掠沿海，上命皇六子领战船十余艘直抵海口，击破贼船二艘，显贵惊走……自是海贼平息”。[18] 另一次为 “甲申九年（1644），……世子勇礼侯击破乌阑贼于渜海口。时乌阑船站洋劫掠商客，巡海以闻，上方议攻讨，世子即密报掌奇尊室忠，约率水军击之。……世子不顾忠，乃催兵船随进，前后战船驰骤如飞。贼见之大惊，望东而走，一巨舶落后，世子督令围射，贼将穷蹙，纵火自焚死，世子遂收兵还”。[19] 再一次为 “（壬午十一年，1702年）海匪安烈蛮船八艘投泊于昆仑岛，其长苏喇伽施等五人自称为一班、二班、三班、四班、五班，与其党二百余人结立寨栅，货实山积，四面各置大炮。镇边营镇守张福攀以事闻上，上令福攀定计除之。……（癸未十二年，1703年）冬十月，安烈党平”。[20] 《外蕃通书》 中也有阮潢惩戒日本海盗的记录：“吾于上年见日本国客商艚叁艘，远来吾国贩卖。吾以恩抚之，厚燕待之，欲存信义，使彼自感吾德也。胡乃彼等肆恶，横行国中，劫夺福建商人货财，胁奸傍近居民妇女，任意所为，无所忌惮。吾使人以义谕之，欲其改过迁善，彼等乃弗遵吾命，愿自决战，吾不得已，仍差一裨将，来问其罪，非贪其货财也，恶其无礼也……”[21] 以上几次行动所对付的分别是日本、荷兰和英国的海贼和海匪，他们中有的可能不是真正的海盗，但他们确有抢掠商船，扰乱南河贸易秩序的行为，对他们的打击有利于南河政权廓清海氛，树立起能够保护海外贸易的形象，让各国商船可放心前往。
第二节 积极的对外政策为南河海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阮氏以前的越南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特点明显的自然经济，封建政权主要依靠收取地租和人头税来维持国家政权的运转。对海外贸易出于各种原因曾实施了种种限制措施。如陈朝曾禁止中国商船到越南贸易，因为 “恐中国人窥见其国虚实也”[22]； 后黎朝在从明朝统治下获得独立后虽允许华商入境，但规定只能在云屯、万宁、芹海、会统、会潮、统领、富良、三圻、竹花和铺宪等地居住，“诸北商来寓，无有知识人经引，不得擅入都城”[23]，并禁止向外国人售卖马、象、兵器、火药、铜、铁、盐、桂皮、象牙、珍珠、生金等。这些限制措施使越南以前各代的海外贸易无法得到发展。阮氏到南河之初，所辖之地人口不多，耕地较少，经济落后，为了在与 “任何方面都比交趾支那（南河）大两到三倍”[24] 的北河相抗衡并有所发展，仅靠地租和人头税是不够的，发展海外贸易是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选择，为此，阮氏在到达南河之后，迅速确立了开放海外贸易的政策，并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吸引外国客商前来南河贸易。
阮氏开放海外贸易的措施之一就是通过书信、结亲等方式发展与外国政府和商人的友好关系，创造便利条件以吸引外国客商船到南河贸易。如上文所述，阮潢刚从东京返回顺化，就致信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以求交好通商。阮氏的积极态度很快得到了日本方面的回应，1601年10月，德川家康复信阮主，表达感谢之意，并告知日本实行朱印状之事。德川家康的回信标志着南河与日本贸易关系的正式确立。之后双方多次书信往来，从而使南河成为17世纪初30多年间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派到南河的朱印船的数量比到东南亚的任何一国都多。阮氏除致信日本国王与官员外，也曾与西方商人有书信联系。如在1617年，佛王阮福源曾致信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在北大年及六坤的商馆代表，强调南河贸易条件的优良并劝VOC派船来商，但当时VOC对南河并不了解，加之葡萄牙人的阻挠，所以并未派船前往贸易。及至1633年，阮福源又通过华人船主Tetsicha致信VOC在巴达维亚的总督，表达欢迎荷船来商之意。正因有阮主的主动联络，VOC在1633年开始派船前往南河贸易。通过书信往来，阮氏政权向外传达了开放海外贸易的态度，让外界增加了对南河的了解。除此之外，阮氏还通过收养义子、结亲等方式以密切对外关系。为了发展与日本的贸易，阮潢把日本商人弥七郞收为义子，并特意去信告知日本幕府以求来年 “复讣弥七郞，整饰叁艚，使来本镇，一平交易，两全恩义”。[25] 此外，阮福源1619年还把一个女儿[26]嫁给日本商人荒木宗太郞，并赐其越南名阮大良（字显雄），并加封为南河贵族。通过认义子和结亲形成的血缘和社会联系，加强了南河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从1604年到1635年，派往安南和南河的84艘朱印船中，由弥七郞和荒木宗太郞指挥的就有17艘。[27] 除与日本商人结亲外，阮福源还于1620年把公主玉科嫁给了真腊国王，通过联姻，密切了南河与真腊的关系，使南河民众可以自由地到原先为真腊辖地的巴地、同奈等地垦殖和贸易。
客商吸引来了，还得想办法把他们留住和不断前来贸易，阮氏为此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其一就是为外国客商提供居留地。阮氏允许华人和日本人在时为南河最好的港口会安建立华人街和日本町，允许在南河海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华人在交通便利的经济文化中心或边塞要地建立明香社或清河铺。华人街、日本町、明香社和清河铺均设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可按照各自民族的生活习俗生活，并在对外贸易方面赋予了一些特权。如明香社直属广南营（省级）而不是像越人村社一样由县、府或总管辖； 可协同衙署和艚务司管理外国商船、商定交易价格、担任对外翻译； 还能免除市场巡逻、摆渡等伕役和杂役等，俨然一个个在南河境内的 “经济特区”。[28] 阮氏为了加强与葡萄牙的贸易联系，也曾主动提议让葡萄牙人按会安华人街和日本街模式，在南河境内土地最肥沃、物产最丰富的三四个地方择地建一葡萄牙街[29]，尽管葡萄牙人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采纳阮氏的建议。对荷兰人，阮氏最初是欢迎其来贸易，但不同意在境内建立商馆，理由是如果给了荷兰人这样的优待，别国商人将不高兴而不再来南河。但为了得到荷兰人的武器和获得贸易利润，1636年还是让荷兰商馆在会安建成。1651年，为了让荷兰人重返南河贸易，阮福濒又答应荷兰 “在会安择一合适的地点建一座房子以便留下的人居住”[30]。这些在南河境内存在华人街、日本町、明香社和商馆，有助于增强华商、日商和西方商人对南河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认同感，同时也有利于他们在南河建立贸易网络，并通过他们把南河内部的贸易网络与南河外部的贸易网络联接起来，使南河快速融入到地区和世界贸易网络中去。
阮氏也充分利用税收政策来调节对外贸易。阮氏到南河初期，海外贸易的税制并不确定，随意性较大。为了吸引外商，通常征收较低的关税甚至免除关税。我们从西方的记载中可见一斑：“我们不知道欧洲商人为何要抱怨进出口税和锚地停泊费。此类税费在交趾支那是极为低廉的； 关税仅为（商品值）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31] 在后来制定关税税率时，阮氏也区别对待。从黎贵惇所记录的阮氏对华商船、日本船和西方船所征的到税和回税额来看（见第三章第二节），阮氏对华商船所征税额明显低于西方船和日本船，尽管有可能西方船和日本船的载运量会大一些，但作为定制，还是体现了阮氏对华商的优待，因为并非所有的西方船和日本船到都是大船，或者贸易量都很大。阮氏的税收优待正是众多华商到南河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时阮氏为了获得想要的物品，甚至还给予免除关税的优待，“亦有进一二物适志，传免税”[32]。1651年阮福濒为了再次吸引荷兰人来到南河贸易，除同意荷兰人在会安择地建商馆外，还答应到南河的荷兰船不仅进港时可免检，还可免交对所有外国船只都征收的进出港税。当然这种免税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荷兰船主要带去阮主所需的商品。值得注意的是，双方签订的条约规定，阮主所需物品也需用白银或货物进行支付。[33] 除减免税外，阮氏还减免一些外国商船的呈面礼和进礼。如中国海南船因常到南河，加之载运量较小，就无须交纳； 上海、广东、福建、玛羔（澳门）等处船都必须交纳的进礼。这些低税率和税礼减免政策对外国客商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毕竟贸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除了优惠税收外，阮氏任用外国人参与海外贸易的管理也有利于南河海外贸易的发展。阮氏到南河后，一方面为了弥补其海外贸易管理人员和经验的欠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外国人与其母国和母国商人的联系以吸引外商的到来，而任用了很多外国人参与海外贸易的管理。在17世纪初的前30年，日本是南河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商人以其持有的白银和铜钱以及巨大的购买能力在南河海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阮主常让更多的日本商人负责港务、税务、街区（会安日本街）事务以及担任对外翻译和商务顾问（买办）等角色。如1633—1636年间任会安日本街负责人的日本人Domingo同时兼任阮主的翻译，正是他与一名南河本地官员对1633年最初到南河的荷兰船实施检查； 会安日本街1636—1640年间的负责人Fyranoa Rockebeya（亦称Firania Rockebe）同时负责会安的港务，1636年3月，阮主曾派他前往岘港迎接欲从岘港到会安拜见阮主的荷兰商务员亚伯拉罕·戴卡（Abraham Duijeker）。在日本实行锁国令后，日本与南河的直接贸易迅速衰落，在南河的日本人也不断减少，与此相反的是到南河的华人却越来越多，且在南河海外贸易中起的作用亦越来越大，因此阮氏政权又大量任用华人参与海外贸易的管理。正如陈荆和先生所说：“因为会安的华商和华侨多为有学识之人，熟悉对内对外贸易之事，故阮主常委以特别职务。如该艚、知艚、该部艚、记录、通言及其他与艚务相关的职务，原则上皆由明香社和清河社之侨民担任。”[34] 如会安 “十老” 之首的孔天如曾任该府艚多年，因其对南河海外贸易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去世后被明王阮福淍赐封为文惠侯。会安 “十老” 之另一位周老爷周岐山也曾任该府艚，去世后被阮福淍封为江南侯。[35] 西方人虽然少有在外贸管理机构中任职，但阮氏在政府中任用了一些西方人，如聘用葡萄牙人让·达·克鲁茨负责顺化附近的炮局； 慈心伯任天文内院； 克思塔（Bartholomeu da costa）和简·德·娄累罗（Jean de loureiro）做御医； 贤王请安东尼·德·安那多（Antonio de Arnedo）教授自己数学和天文学等等。正如李塔娜所说，阮氏政府是第一个封给西方人宫廷职位的越南政府，尽管那些职位仅是御医或科学顾问等不太有权的官职。[36] 阮氏让外国人参与国家和海外贸易管理的举措，在南河政权与外国商人之间搭起了感情的桥梁，让外国商人对南河更有亲近感，在南河从事贸易也更为方便，同时也有利于南河的的管理制度与各国的管理制度接轨。加之很多参与管理的外国人本身就是商人，他们亦管亦商，对内可以利用与阮氏政权的关系和自己掌握的权力，对外可以利用与母国的联系来为自己的贸易活动谋利。如会安日本町的第一位町长Furamoto Yashiro就是一位商人和船主。1688年任船主率60名客商从南河赴日本贸易的孔天宜也曾任记录艚。[37] 他们在充分利用南河内外的资源为自己谋求最大利润的同时，也推动了南河海外贸易的发展。因此我们说，阮氏让外国人参与海外贸易管理的政策有利于南河海外贸易的发展。
第三节 丰富的物产使南河海外贸易的发展成为可能
阮氏南下之初，控制范围仅为顺广二处，后通过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联姻等手段，吞并了占城，占领了原本为真腊的湄公河下游广大地区，在18世纪初据有了从广平到河仙的广阔疆域。南河西靠长山山脉，东临南中国海，全区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北中部沿海平原、西原高原和南部平原。地形包括山地、高原、丘陵和平原。湖泊广布，河渠纵横。全区气候以海云关为分界线，以北为热带亚热带混合气候，以南为热带季风气候，全区雨季旱季明显：二月到七月常为旱季，天气晴好，是进行贸易的最佳时节； 八月到次年一月雨水较多，常有洪涝灾害发生，为雨季。正是在这样一片 “山产金钱，海出鱼盐” 的土地，不仅出产沉香、象牙、犀角、燕窝、鱼翅、黄金等珍稀产品，也出产丝绸、糖、胡椒、桂皮、陶瓷、木器、大米等国际市场畅销产品。正是这些丰富的物产，吸引了众多外国客商前来贸易，为南河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占据南河出口商品榜首的当推生丝及各种丝织品。在南河，种桑养蚕相当普及，阮福澜娶维川县采桑女为妃的故事广泛流传，表明其时种桑养蚕不仅普及而且地位也相当高。[38] 南河所产丝及丝织品 “不仅可满足他们自己（南河）的需求，还供给日本人并运到老挝以转运到西藏去，因为这里的丝虽然没有中国丝精美，但更为耐用”，1618年到南河的波里如是说。[39] 1624—1627年在南河的葡萄牙神父亚历山大·罗德也说南河的丝绸多得人们用来织网和编船缆。[40] 曾在南河居住十年之久的日本人Fransisco在1642年给荷兰人的报告中说，南河每年可供出口的丝为600担（6吨）。[41] Fransisco所说的6吨或许有些保守，因为荷兰人在1637年的报告中曾说：“最主要的是收购大量的当地（指南河）黄色生丝。日本人在奉皇帝敕令通商期间，一直都从广南每年输入大约400担这种生丝。”[42] 黄色生丝为最好的丝，在朱印船贸易期间，仅日本就输入400担，这还不包括诸如白丝、丝头等类别，再加上别的国家进口的，可以推测在17世纪初南河的丝出口量很可能不止600担。而且随着市场的需求量增加，产量也会不断提高。随着丝产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南河丝织品的产量和质量也不断得到提高，品种也更加丰富，“升奠之人，能织布、绢、彩、纱、绫、罗，花样巧妙，不减广东”[43]。1637年荷兰日本商馆在要求从南河购买的丝织品的种类有densos、conincs hockins、baa（以上三种皆为丝绸品）、金罗纱、雕花深红的纱绫、修边的丝、织得紧密的纱绫，有金色玫瑰的素色锻、有宽而且长的线条和菱形的宽纹布。[44] 可见南河织丝织品种类之丰富。1749年到达南河的法商波武尔（P. Poivre）在其日记写道：“南河丝绸比中国丝绸品质更好，织工更精细。最好的丝产自广义省。中国人买走甚多，获利达10%到15%。”[45] 波武尔所说比中国丝绸更好的言论或许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的是，丝绸在17—18世纪是南河的主要出品商品，中国、日本和西方商人都争相到南河购买，因为它可以带来很高的利润。如此多的品种，如此高的利润，产量又是那么大，理所当然成为各国商人心仪的商品。
糖也是南河重要的出口商品。如上所述，南河地处亚热带和热带，适宜于种植甘蔗。日本、中国和欧洲则是糖的主要进口国。糖的大量出口促进了南河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的发展。1774年曾到南河的法商波武尔曾说，在占省（指广南）的会安河两岸有很多炼糖炉，一个贸易季南河可出售20，000到60，000担糖，需80艘船才能完全载运出去。[46] 南河生产的糖有多种，如麦芽糖、冰糖、砂糖、块糖（黑糖）等。“砂糖洁白颗粒均匀，冰糖洁净透明且品质好”。[47] “可能是生产较多，很多时候出口时都免出口税，加之买价较低，外国客商都很喜欢购买且获利较高”。[48] “中国人购买很多，运回国后利润达30%~40%”[49]。不仅中国人购买糖较多，西方商人也大量购买南河糖，如波武尔1749年到南河后，发现南河的糖已几乎被葡萄牙人全部收买，只好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荷兰人1638年从台湾前往巴达维亚的Grol号快艇，所载货物主要是南河产的糖和日本铜钱，其中白糖2230斤，砂糖146，463斤。[50] 1663年4艘中国船从南河运到日本白砂糖30，260斤，黑砂糖122，000斤，冰砂糖150斤，比暹罗、柬埔寨、东京和台湾都多。[51]
胡椒也是南河出口量较大的商品。胡椒是重要的香料之一，是17、18世纪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品。南河种植胡椒主要在广南和顺化等地。阮氏每年五月上旬派新一船队长和精兵到各地以每担五贯的价格收买胡椒，然后运回清河庯卖给外国商人。产地的百姓每年也须向阮氏贡纳每包100斤的黑胡椒和白胡椒各一包，且不许私卖。因此每年阮氏所收胡椒数量不在少数，据日本人Fransisco在1642年对荷兰人说，南河在收成好的年份可提供6吨胡椒。[52] 1639年一艘从南河出发准备前住日本的中国商船上就载有400担南河胡椒，这些胡椒是以每担5.5两银在南河收购的，而1638年时中国的胡椒价格为11.5两。[53]可见，阮氏通过垄断销售胡椒，可获利3倍以上，而商人把胡椒运到中国可获利一倍左右。这样，阮氏有了强迫农民种植胡椒的动力，而商人也有购买胡椒的动力，这也是南河胡椒种植和外销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黄金也是外国客商喜爱的南河商品。南河之地盛产黄金。正如波里所说：“南河金属矿丰富，拥有多种贵金属，尤其是黄金。”[54]黎贵惇在 《抚边杂录》 中也写道：“广南处多产金沙”、“广南处升华府维川秋湓源，茶奴、茶细诸山产黄金。”[55]波武尔在南河时曾亲眼见到有人不时拾到重达两Once（法国重单位，每Once约31克）的块金，并说：“南河是黄金之地，这里有世界上最好、最美、最纯的金子。”[56]作为南河这片产金之地的统治者，阮氏规定，在产黄金的顺化和广南等省，淘金之人需结成镰户，镰户中人每年需交纳生金三钱或二钱。因此每年阮氏收金不少。1753年掌太监枚文欢统计，“黄金岁入有八百三四十两，有八百八九十两……七年金共五千七百六十八两四钱八分七厘”。[57] 金户除向阮氏交金之外，余者可自行出售。“土人有名江玄者，与案奠姻，私买一山，自行开采，常就会安铺卖与商客，一岁不下千笏。”[58] 因南河市场上黄金价格较低，因此中国、荷兰、葡萄牙等国商人都从南河购金销往各地。波武尔曾说，中国商人从南河购金贩到广东可获利一倍。[59]
沉香也是南河的重要出品商品。南河是世界上著名的沉香产地，很多山上都有沉香树（楮树）。但据黎贵惇所言，广南的福康、延庆二县所产为沉香最好，富安、归仁所产则次之。沉香可分为三类：牛舌楮为苦沉，臬楮为沉香、瓢楮为琦楠香。其中以琦楠香为最好。因沉香可以入药，如 《本草备要》 所记：“其色黑体阳，故入右肾命门，暖精助阳，行气不伤气，温中不助火。治心腹疼痛，噤口毒痢，症癖邪恶，冷风麻痹，气痢气淋”[60]，加之印度佛教和回教徒在火葬时需用大量的香木，因此沉香成为南河重要的厚利出口商品，正如波里在游记中所说：“任何人都可以售卖沉香，但阮主对琦楠香拥有专卖权。琦楠香在产地的售价是每里弗（livre）5达卡（ducat），但在南河的港口，其价会高出很多，至少可卖到16达卡/里弗。在日本，其价可达到200达卡。但如果是一块可作枕头的琦楠，日本人会出价300到400达卡/里弗。”[61] 正因沉香在日本有如此高的利润，荷兰日本商馆商务员库库巴卡在1937年给VOC总督的信中，要求运送大量沉香木到日本去。[62]
桂皮也是南河的重要出口商品。桂皮原本是南河山区的一种天然林产品，因其可以作香料，又可入药，在国际市场上需求很大，因此南河在山区和丘陵地带种植很大，不仅产量很大，而且质量也较好。直到现在，广南省茶美县所产的桂皮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桂皮。阮氏时期，仅会安港每年卖与外国客商的各类桂皮就达2000吨，中国商人都说南河的肉桂很好。[63] 因此，购买桂皮就成了华商在南河贸易的一项重要内容，会安的华人为采收、加工桂皮，还专门成立了“桂匠班”。一位华商所写的 《众商贩桂》 一诗就是对桂皮采收、贸易繁荣景象的生动写照：八月桂花满鞍香，旅人纷折急忙忙。年年所出无沙数，去尽还来贩过洋。[64]
燕窝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品，在东亚，尤其是中国，常被视为高级补品。南河升华府的占岛、平定府的方梅岛、延庆府的内岛、外岛以及另外十多个小岛上都有燕窝出产。阮氏在广南、归仁和庆和设队采收：“升华府河东县洲清社业采燕巢，其民散居升华、奠盘、归仁、富安、平康、延庆、嘉宁等府之间，以二月抽新嫩巢一百二十巢，其中所押领示修理船艘行就各府收税。七月递回，呈纳消差簿。”[65] 波里在游记中写道：“我亲眼看到十艘船满载着燕窝的小船，那些燕窝都是从一千米以下的礁石山上采来的，非常珍贵，只有国王才能把它卖给特别的客人，中国皇帝尤其喜欢这东西。”[66]
除以上所举物产外，南河还有很多可供出口的物品，如大米、棉花、烟叶、槟榔、水果等农产品； 肉桂、茴香、砂仁、豆蔻、苏木、龙脑、藤条、乌木、红木、花梨木和熊胆、虎骨、麝香、蜂蜜、象牙、犀角等林产品； 鱼翅、海参、玳瑁、海马、墨鱼、干虾、龟甲、鱼皮、贝壳、珍珠、海带等海产品； 滑石、铁粉、宝石等矿产品； 木器、陶瓷器、藤器、竹器、铜器、纸张等手工制品。正因为有如此丰富的物产，才会有广东陈姓商人的 “广南则百货无所不有，诸蕃邦不及。凡升华、奠盘、归仁、广义、平康等府及芽庄营所出货物，水陆船马咸湊集于会安庯。此所以北客多就商贩回唐，曩者货产之盛，盖虽巨舶百只，一时运载亦不能尽” 之说。陈姓商人还一一列举了会安的出口商品及其售价：“广南俗呼百斤为一榭，槟榔三贯一榭，胡椒则二十贯一榭，豆蔻五贯，苏木六贯，砂仁十二贯，乌木六百，红木一贯，花梨一贯二陌，犀角五百贯，燕巢二百贯，鹿筋十五贯，鱼翅十四贯，干虾六贯，香螺头十二贯，玳瑁一百八十贯，象牙四十贯，波罗麻十二贯，冰糖四贯，白糖二贯，其滑石、铁粉、海参各次，及土药数百味，不可胜计。至如琦楠香重一斤则值钱一百二十贯，黄金一芴值钱一百八十，雷绢一匹则三贯五陌，肉桂沉香珍味最好，价之高下多少不定。紫檀木有之，不及暹罗为佳。”[67] 会安是南河的主要贸易港口，其地的商品结构和数量真实反映了南河出口物产的丰富。
以上所述的物产都是传统顺广地区内的物产，即17世纪末期以前南河地域内的物产。在17世纪末期，南河政权吞并占城和占领柬埔寨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后，物产随着地域的扩大变得更加丰富。原占城境内多山，出产犀、象和沉香等特产； 占城又面临南海，因此也有丰富的海洋产品。在阮氏把占城作为藩属后，要求占城王进贡的物品包括：雄象、黄牛、象牙、犀角、白布、乌木、长船、鱼皮、沸砂等，这表明该地区这些物产较为丰富。在湄公河三角州地区，热带物产更是丰富，郑怀德在 《嘉定城通志》 “物产志” 卷中列举了嘉定地区的土产如下：“犀角、象牙、豆蔻（一岁所出二万斤）、砂仁（一岁所出八万斤）、鹿茸、胡椒（一岁所出十万斤）、苏木、黄腊（有黄白二类，一岁所出二万斤）、棉花（有大苞者曰
，一岁所出四百万斤?）、紫梗、陈黄、莲子、斑竹、龙涎香（河仙镇有之）、燕窝、海参（河仙镇所出，有乌白二类，一年得五万余斤）、玳瑁、玄珀、鱼翅（一年可有五万斤）、鱼肚（一年可有五万斤）象脯、鹿筋、犀皮、山马皮、獭皮、麋皮、牛皮、金蛇皮、翠羽（一年所出二三千张）、海
翎、羽扇、
硝、茯苓、
山，南人参、土当归、南白术、牛膝、土沉香、防风、陈皮、枳壳、木通、乌药、柴胡、牡丹皮、天门、麦门、半夏、葛通、茵陈、香附、菖蒲、地实子、栀子、射干、紫苏、薄荷、
介、藿香、金银花、郁金、高良姜、天花粉、草决明、大风子、马前子、车前子、芦荟、蒺藜、黄精、史君子、谷精草、侧百叶、益母、狶苁、黑牵牛、桑寄生、川练子、水三七、常山、三棱、莪术、水慈菇、苍耳、木鳖、石斛、牙皂、金毛、狗脊、厚朴、蒲黄、铁泉粉、香排草、甘草、羚羊角、穿山甲、乌梢蛇、熊苦、牡蛎、九孔、海鳔鮹、石蟹、霹雳碪、夜明珠、蜈蚣、金蝎、蝉螁、蓝漆、龟板、鳖甲、木耳、笋脯、石花（即白海藻）、枲皮、麻皮、茧丝、甘菊、南星、蛇床。”[68] 以上土产，有价值很高的珍稀物品，如犀角、象牙、龙涎香、燕窝、鹿茸、夜明珠等，也有一些常见的普通物产，如棉花、胡椒、斑竹、牛皮、陈皮等； 其中既有山货，也有水产品； 既有食品，也有药材。如此丰富的物产，为当地的海外贸易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于是就有了18世纪 “盖嘉定为诸国商舶都会，故百货于是乎聚焉”[69] 的盛况。
第四节 东南亚贸易的繁荣为南河贸易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南河海外贸易之所以能迅速发展，除上述政权、政策和物产方面的原因之外，东南亚地区贸易在16至17世纪进入繁荣时期也对作为东南亚贸易网络一部分的南河海外贸易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南河海外贸易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东南亚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联接处，世界四大文明中的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在此交汇，使其很早就拥有了较高的文明和生产力，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它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交汇点。“在很长时间里，东南亚的许多地点上都是货物集散地，在那些地方转运货物并交换来自各地的货物”，[70] 因此贸易一直在东南亚社会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东南亚贸易的繁荣却一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才伴随着中国、日本、印度和欧洲经济的繁荣和需求的增加而出现。
在中国，14世纪后期明取代元后实施了一系列 “休养生息” 的措施，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在15世纪初得到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在16世纪末期朝贡贸易衰落后，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1567年，在福建巡抚都御使涂泽民的奏请下，明朝统治者同意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允许私人在得到官给批引后出洋贸易。月港开禁后，中国私人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每年出洋的船只刚开始定为80艘，后来又增加至117艘，万历二十五年（1597）更达137艘； 出洋船只的吨位都较大，尤其是前往西洋的船只，有的达到600~800吨，因而所载人货都较多。[71] 由于在东南亚不仅可获得香料和珍奇土产，还可获得日本的白银和铜、西方各国的黄金、白银以及从各殖民地运来的各种物产，同时在日本被明政府列为禁止通商的国家和西方各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还不多的情况下，东南亚也是中国主要出口商品的重要交易地，因此16世纪末17世纪初明朝私人海外贸易的主要目的地都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西洋则交趾、占城、暹罗、下港、加留吧、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亚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 东洋则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呐哔单、美洛居、文莱、鸡笼、淡水。”[72]
在日本，15世纪中期出现的群雄割据、封建混战的局面在16世纪中后叶发生了改变，在封建主织田信长及其部将丰臣秀吉的努力下，日本在1590年基本完成了重新统一。丰臣秀吉死后，部将德川家康战胜了其他封建领主，建立起了江户幕府，并最终使日本摆脱了长期的内战，完成并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在 “战国” 时代，各大名为了加强对领国的统治，战胜竞争对手，大都重视发展经济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丰臣秀吉时期，通过 “检地” 让农民获得了稳定的耕作权，保护了小农经济； 废除关卡，统一铸造货币，统一度量衡，免除工商业者的地租等又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对外贸易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丰臣秀吉在1592年就开始直接派商船到广南、柬埔寨、东京、六昆、太泥、吕宋、阿妈港和暹罗等地贸易。其后的德川家康更是在1604年至1635年间派出大量朱印船出海贸易，贸易额远远超过当时华商船、荷兰船、葡萄牙船等外国船贸易额的总和。[73]由于倭寇和日本侵朝等原因，日本一直无法取得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因此只能到台湾和东南亚各地贸易，在那里不仅可获得东南亚的物产，还可得到日本人最希望得到的中国生丝和丝织品。岩生成一教授列出了所有朱印状的准航地如下：信州、昆耶宇、高砂、西洋、安南、东京、顺化、交趾、迦知安、占城、田弹、暹罗、太泥、摩利加、吕宋、密西耶、文莱、摩陆等19个地方。这些地方绝大部分在东南亚，因此有了 “从庆长时代起，东支那海到南支那海的东南亚水域，日本商船队的活动很活跃。延绵数百只的朱印船贸易船队在南海进发，吕宋、安南、暹罗等地都形成了有数千人居住的日本町” 之说。[74]
在印度，阿克巴在1560年亲政后，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在16世纪末基本完成了印度的统一。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军事采邑的土地制度和宽容的宗教政策让印度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强大，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到17世纪，莫卧儿的主要都市阿格拉、德里与拉合尔都有大约50万人口，有些商业中心城市也有20万以上的人口。城市化催生了商业的繁荣，印度又位于东西方航线之上，印度的海外贸易在莫卧儿时代也十分繁盛。印度商人和在印度的西方商人把印度的棉花、棉织品、铜、稻米、豆类和植物油等出口到西亚和东南亚甚至中国。在东南亚，他们主要销售棉花和棉织品，购进香料、木材、大象、黄金、铜、铅、锌、锡等商品。由于他们的参与，东南亚贸易网络与南亚、西亚、非洲甚至欧洲贸易网络得以连接。
在欧洲，尤其是西欧，14、15世纪商品经济有了快速发展，对东方物产如丁香、肉桂、胡椒、檀香、丝绸、宝石等的需求很大。而15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兴起掐断了东西之间的陆上通商道路，对东方物产的向往、对黄金的追求、向外传播基督教的责任感，以及人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发挥自己的才能来创造幸福的人文主义思想推动了新航路的开辟，进而引发了商业革命。葡萄牙人最先发现了从欧洲通往印度的新航路。1487年，巴托洛缪·迪亚斯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1497年，达伽马又率船队出发前往东方并于1498年到达印度，购买胡椒、肉桂等香料后于1499年返回葡萄牙，从而开创了东西方之间最短的海上航路。在葡萄牙人沿着非洲海岸探航时，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女王的资助下，开始了从西欧出发向西航行以寻找东方的中国、日本和印度，并于1492年最终到达了美洲并建立了殖民地，开辟了从欧洲到美洲的航线。1522年9月6日，麦哲伦船队的最后一艘船 “维多利亚” 号回到了西班牙，宣告从欧洲出发经美洲到亚洲，并经过好望角返回欧洲的环球航路的开通。这些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世界上原本互相隔绝的地区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使世界市场流通商品种类增多，范围得以扩大，欧洲商人的活动范围也因此扩大。正如吴于廑先生所说：“C·哥伦布打开大西洋的航线之后，西方资产阶级走遍全球，凡海水所及之处，几乎无处没有他们的踪迹。”[75]东南亚作为世界香料的主产地，理所当然成为了欧洲人心仪之地。最先到达东南亚的是葡萄牙人，随后是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挪威人、瑞典人等。他们在东南亚各地建立殖民地或商馆，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资本实力从事洲际、区际或东南亚内部贸易，促进了东南亚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并把东南亚地区拉入了世界贸易网络之中。
东南亚本地商人同16、17世纪大举进入东南亚的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和欧洲人一道，在东南亚交易中国的生丝、丝织品、瓷器，印度的棉花、棉织品，日本的白银、铜，西方从新世界运来的白银和欧洲的工业制品，东南亚的香料和土特产等商品，形成了会安、东京、阿瑜陀耶、马六甲、巴达维亚、马尼拉等著名的商贸城市。以这些城市为支点连接起来的纵横交错的海上贸易航线形成了东南亚海上贸易网络。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这个贸易网络的各条航线上每天都有东南亚船、中国船、欧洲船、日本船在行进，东南亚的贸易也因此进入了鼎盛时期，东南亚也进入了安东尼·里德教授所称的 “商业时代”。
作为东南亚贸易网络的一部分，南河不仅以其丰富的物产和有利的地理位置为东南亚贸易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从东南亚贸易的繁荣中获益匪浅。南河位于印支半岛的东南部，其北有时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中国和盛产银、铜的日本，其东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东方终点站菲律宾，其南是盛产香料的诸多东南亚岛国，西边则有重视海外贸易的柬埔寨和泰国。从南河到澳门、马尼拉、巴达维亚和渤泥行船都只需三日。如果以南河的会安为中心，以会安到日本东京的直线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的话，那么这个圆将把亚洲最富庶的地区都包括进去，包括中国大部、印度大部、日本大部和全部东南亚国家。事实上南河也一直是从中国、日本到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印度和西方国家航线的必经之地。如汉代汉使到印度时就经过了南河，郑和下七下西洋都经过了南河海域。在16至17世纪，南河成为了联结各地市场的一个中心，正如怀特·摩尔所说：“越南成为世界贵金属流通的一个交汇点。……日本的货船装载着大量的银币和铜币来换取丝绸、蔗糖、沉香、鹿皮、瓷器。日本商人用预付现金的方式控制着当地的丝绸和蔗糖市场。中国商人在这四个月的 ‘集市’ 期间蜂拥而至，用他们的丝绸、铜钱和生锌来换取日本白银和东南亚产品。越南人热情接待（所有的人）……从在他们的地盘里进行的交易中提取财政收入。葡萄牙人与中国商人交往密切，带来经果阿转手的美洲和波斯白银，经马尼拉转手的美洲白银以及日本白银。荷兰人也带着美洲白银与中国人在会安接触……。”[76] 正因为东南亚贸易的繁盛为南河海外贸易搭建了有利的平台、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李塔娜博士说，南河之所以能在几十年内富强起来并从北方获得独立，向南方扩张领土，主要得益于南河商业的兴旺； 而南河商业之所以能兴旺是因为南河政权 “生逢其时，诞生于一个 ‘商业时代’ 里”。[77]
小 结
南河海外贸易之所以能在17世纪初迅速发展起来，是因为其时南河具备了发展海外贸易的有利内部条件和良好外部环境。
在内部条件方面，阮氏政权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海外贸易的政策以实现其发展海外贸易的意愿。为了发展海外贸易，阮氏在南河之地建立起有效统治后，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尤其是发展有利于海外贸易的社会商品生产。在阮氏以出口为导向的社会生产政策指导下，加上天赋的自然资源，南河拥有了丰富的出口商品，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使阮氏发展海外贸易的意愿成为可能。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阮氏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政策，那就是对内建立海外贸易管理体系，把海外贸易置于阮氏的直接控制之下，使海外贸易得以自觉、有序地发展； 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到南河贸易的政策，其中包括允许外商到南河定居、建立街区、商馆等贸易场所，以为外商创造有利的贸易条件； 建立可随时调控的征税体系，以鼓励特定的外商的到南河贸易； 吸纳外商和外国人参与到对国家和海外贸易的管理体系中，以为外商到南河贸易创造熟悉的人文环境；打击海盗廓清海氛和积极救助海难船以树立保护海外贸易的形象。在对外方面，阮氏通过书信往来、结亲和认义子等方式与外国政府或外商建立良好的关系，让外国政府和商人了解其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意愿和与之贸易是有利可图的事实。阮氏这些对内对外政策实施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南河海外贸易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内部条件。
在外部环境方面，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期，中国私商的帆船络绎于东南亚水域，日本朱印船活跃在东南亚众多港口，印度人继续推动着古已有之的印度洋水域和东南亚水域的传统贸易，西方人带着对香料和东方商品的渴求从欧洲和新大陆来到了东南亚，东南亚人一如既往地进行着东南亚内部贸易。在各国商人的共同推动下，在东南亚水域形成了以阿瑜陀耶、马六甲、巴达维亚、马尼拉、勃固、万丹等港口城市为支点，商船的航线为经脉的东南亚贸易网络。这个网络又连接着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东北亚贸易网络和以印度为中心的印度洋贸易网络，并通过西方商人的全球性活动，成为了世界贸易网络的一部分。由此，东南亚贸易进入了 “黄金时代”。作为东南亚的一分子，南河迅速融入了东南亚贸易网络，并利用其位于东南亚贸易网络与东北亚贸易网络的交接处的有利地理位置，成功地成为中日三角贸易的一个支点和中日与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其海外贸易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
【注释】
[1]杨文安：《乌州近录》，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b页。
[2]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4页。
[3]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9页。
[4]陈序经：《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 上卷，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37~545页。
[5]陈序经：《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 上卷，第377页。
[6]张登桂等：《大南实录前编》 卷一，第5~6页。
[7]张登桂等：《大南实录前编》 卷一，第6页。
[8]张登桂等：《大南实录前编》 卷一，第12页。
[9]张登桂等：《大南实录前编》 卷一，第15~16页。
[10]［澳］ 李塔娜著，李亚舒，杜耀文译：《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11]大汕著，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页。
[12]［越］黎贵惇：《抚边杂录》，越南考古院藏本，编号VD.9，西贡：特责文化国务卿府，1972年，第116a~119a页。
[13]Nguyen Thi Dam：Luoc khao thu cong nghiep Thua Thien Hue truoc nam 1945. Ky yeu hoi thao 690 nam Thuan Hoa-Thua Thien Hue. Hue，1996.
[14]黎贵惇：《抚边杂录》 下册，第224a页。
[15]［日］ 近藤守重：《外蕃通书》 第十一册，《近藤正斋文集》 图书刊行会，明治三十年（1905），第73页。
[16]Thanh The Vi：Ngoai thuong Viet Nam-Hoi the ky XVII， XVIII va dau XIX. nha xuat ban Su Hoc，1961，p.216.
[17]《清圣祖实录》 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8页。
[18]张登桂等：《大南实录前编》 卷一，第13~14页。
[19]张登桂等：《大南实录前编》 卷一，第8~9页。(www.xing528.com)
[20]张登桂等：《大南实录前编》 卷七，第23页。
[21]《外蕃通书》 第十二册：〈天南国天尉瑞国公晓示客商书〉，第79页。
[22]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9页。
[23]［越］ 潘清简等著：《越史通鉴纲目》 正编卷三四，台北：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1969年。
[24]李塔娜：《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第63页。
[25]［日］ 近藤守重：《外蕃通书》 第十二册：〈安南国大都统瑞国公复本多正纯书〉，第76页。
[26]有人认为嫁给荒木宗太郞的并非公主，仅为一宫女。
[27]李塔娜：《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第68页。
[28]Tran Van An，Nguyen Chi Trung：Xa Minh Huong voi Thuong Cang Hoi An the ky XVII-XIX，Trung tan bao ton di san-di tich Quang Nam，2005，p.42.
[29]Cristophoro Borri：Xu Dang Trong nam 1621，p.93.
[30]Thanh The Vi：Ngoai thuong Viet Nam-Hoi the ky XVII， XVIII va dau XIX，p.75.
[31]［法］ 杜赫德编：《耶酥会士中国书简集》（郑德弟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4页。
[32]黎贵惇：《抚边杂录》 下册，第33a页。
[33]Thanh The Vi：Ngoai thuong Viet Nam-Hoi the ky XVII， XVIII va dau XIX，p.75.
[34]Tran Kinh Hoa：Ho Mac va chua Nguyen tai Ha Tien. Van Hoa A Chau so 70，Sai Gon，1958.
[35]Tran Kinh Hoa：May dieu nhan xet ve Minh Huong xa va cac co tich tai Hoi An. Viet Nam Khao co tap san，so 1，Bo Quoc gia giao duc，1960. pp.22-24.
[36]李塔娜：《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第204~205页。
[37]Tran Kinh Hoa：May dieu nhan xet ve Minh Huong xa va cac co tich tai Hoi An. Viet Nam Khao co tap san，so 1，Bo Quoc gia giao duc，1960，p.23.
[38]故事说上主阮福澜出宫乘船游玩时，见正在采摘桑叶的农家女段氏玉，甚是喜欢，带回宫为妃。段氏玉在宫中不忘其本分，带领众妃嫔和宫女养蚕织绸。
[39]Cristophoro Borri：Xu Dang Trong nam 1621，p.32.
[40]转引自：Nguyen Phuoc Tuong：Hoi An-Di san the gioi，Nha xuat ban Van nghe thanh pho Ho Chi Minh，2005，p.65.
[41]“A Japanese resident’s account”，From Li Tana，Anthony Reid（ed）：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Nuyen：document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ochinchina，1602-1777，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3，p.28.
[42]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 第一册，台南市政府发行，1990年，第282页。
[43]黎贵惇：《抚边杂录》 下册，第230b页。
[44]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台南市政府发行，1990年，第一册第282~283页。
[45]转引自 Thanh The Vi：Ngoai thuong Viet Nam-Hoi the ky XVII， XVIII va dau XIX第236页。
[46]Phan Dai Doan：Hoi An va Dang Trong. Do thi co Hoi An，nha xuat ban khoa hoc xa hoi，1991.pp. 265-266.
[47]Thanh The Vi：Ngoai thuong Viet Nam-Hoi the ky XVII, XVIII va dau XIX，p.238.
[48]Do Bang：Pho cang vung Thuan Guang （Hoi An-Thanh Ha-Nuoc Man） the ky XVII-XVIII. Nha xuat ban Thuan Hoa, Hoi Khoa hoc lich su Viet Nam，1996. p.65.
[49]Thanh The Vi：Ngoai thuong Viet Nam-Hoi the ky XVII， XVIII va dau XIX，p.238.
[50]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 第一册，第370页。
[51]朱德兰：《清初迁界令时中国船海上贸易之研究》，载《中国海洋史论文集（二）》，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编，1986年，第148页。
[52]“A Japanese resident’s account”，From Li Tana, Anthony Reid（ed）：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Nuyen：document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ochinchina，1602-1777，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3，p.28.
[53]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 第一册，第455、403页。1639年南河收购价为5.5两银/担比起平常偏低，因为只有一艘中国船到南河； 1638年中国的胡椒价格也比往年有所下降，因为当年有3艘船从巴达维亚返航带回大量胡椒。
[54]Cristophoro Borri：Xu Dang Trong nam 1621，p.36.
[55]黎贵惇：《抚边杂录》 上册，第27a页。
[56]转引自：Nguyen Phuoc Tuong：Hoi An-Di san the gioi， Nha xuat ban van nghe thanh pho Ho Chi Minh，2005. p.84.
[57]张登桂等：《大南实录前编》 卷十，第21页。
[58]黎贵惇：《抚边杂录》 下册，第27b页。
[59]Thanh The Vi：Ngoai thuong Viet Nam-Hoi the ky XVII， XVIII va dau XIX，p.165.
[60]（清）修甯，汪昂：《本草备要》，〈木部·沉香篇〉。
[61]Cristophoro Borri：Xu Dang Trong nam 1621，pp.35-36.
[62]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 第一册，第282页。
[63]Nguyen Phuoc Tuong：Hoi An-Di san the gioi，Nha xuat ban van nghe thanh pho Ho Chi Minh，2005，p.84.
[64]转引自：杨文辉未刊硕士论文 《17—18世纪华商在南河的贸易活动》，越南国家大学下属人文社科大学历史系，2008年，第182页。（Duong Van Huy：Hoat dong thuong mai cua nguoi Hoa o Dang Trong the ky XVII-XVIII）
[65]黎贵惇：《抚边杂录》 下册，第30b页。
[66]Cristophoro Borri: Xu Dang Trong nam 1621，p.30.
[67]黎贵惇：《抚边杂录》 下册，第34~35页。
[68]郑怀德：《嘉定城通志》，越南胡志明国家大学历史系影印本，该影印本第2~385页影印自越南汉喃院手抄本，第386~568页影印自释丽庄上坐手抄本（收藏在汉喃院），第444~446页。
[69]郑怀德：《嘉定城通志》，第446~447页。
[70]［德］ 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
[71]李金明，廖大珂：《中国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7~298页。
[72]黄叔璥：《台海使槎录》 卷二，<商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二辑），台湾大通书局印行，第45页。
[73]高淑娟，冯斌：《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8页。
[74]高淑娟，冯斌：《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第198页。
[75]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 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总序第23页。
[76]Whitemore，Jonh K：Vietnam and the monetary fl ow of Esia， thirteen to eighteen centuries，转引自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
[77]李塔娜：《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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