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生岐
摘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诉求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其标志性成果则为1845年马克思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而她的原生态的秘密所在，即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成果内蕴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经典性诉求，既是我们廓清斯大林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迷思的思想武器;也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源头。
关键词:异化劳动;实践;实践唯物主义
1845年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撰写的那个有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p209)。尽管篇幅极短，总共十一条，不到一千五百字，而且也没有公开发表，但它确是马克思哲学历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众所周知，在《提纲》中，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科学实践观，标志着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立场的真正确立。然而我们应该清楚，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伟大成就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而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一劳永逸的行为。由此，值得我们追问的是，马克思在《提纲》中是如何能够确立这种科学的实践观点的。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那将使我们不能正确地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形成历程做出理解和阐释。纵观马克思的文本著作，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哲学革命发端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集中概括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过对马克思这两个文本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提纲》中的所确立的实践观点正是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学说衍化而来。下面就围绕实践观点的孕育和形成，分析《手稿》中所包含的实践哲学思想。
一、实践观是贯穿于《手稿》中的根本线索，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马克思的《手稿》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全书由三个不同的部分组成，从表面上看来，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好像并不是很密切，但通过仔细研读，就会发现马克思不管论述什么问题，他都是从“劳动”这个概念出发的。而“劳动”这个概念则是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所做出的概念。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2］(P46)从《手稿》内容的表面论述来看，对“劳动”的分析是横贯《手稿》的一条中心线索;正是由于马克思这种劳动观的建立，使《手稿》的各个部分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无论“劳动”这个概念是从经济学还是哲学角度出发的。然而我们通过仔细的分析，便不难发现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自己的劳动观有了比较系统的表述，从国民经济学前提出发，这突出表现为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异化劳动观实质是劳动观的表现形式。因为所谓异化劳动，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本质的揭露和批判。虽然自1932年《手稿》首次公开发表以来、很多人认为异化劳动学说是《手稿》的最主要的理论部分。然而通过逻辑上的推理，我们可以发现异化劳动在理论前提上是附属于另外三个问题的思考。
第一，关于批判理论的出发点。我们知道，要批判一种劳动观总是要以一定的标准为前提，而这种标准的理论出发点应该高于它所要批判的对象。那么，马克思用来批判异化劳动而所依靠的理论标准是什么呢?
第二，关于人的真正的本质的哲学思考。如果说人的类本质当前表现为劳动本质的异化，那么如何理解真正的人的本质?如何才能正确揭示、彰显处于遮蔽状态下的、非本真的人的本质?
第三，关于异化劳动的扬弃，即异化劳动的将来表现是什么?因为根据辩证法思想，事物总是要朝向它的对立面的、更高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要回答处在异化世界的人的归宿是什么?或者这个否定的世界是如何达到否定之否定的?
显然，要回答这三个问题，仅仅从所要批判的异化劳动本身出发是无能为力的，它需要从更高的理论点出发。那就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更高的理论出发点是什么。
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两种劳动，一是对象化劳动;一是异化劳动。即如马克思所说:“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之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P47-48)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思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所从事的不人道的、非人化的劳动叫做异化劳动。与此相对应，他把对象化活动看作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手稿》中，马克思说:“人是类存在物”［2］(P52)在此，马克思一是从人类的整体，即“类”的角度立论，二是以此为出发点，寻找人的类本质。因而他接着说:“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2］(P53)反过来说，人的类生活就是生产生活，那么作为人的类生活的生产生活有什么特点呢?马克思又接着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却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2］(P53)
这也就是说，作为人的类生活的生产生活有两个特点:其一，这种活动是有意识的;其二，这种活动是自由的。假若说人的类生活的自由而有意识的生产生活也就是劳动，那么“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2］(P48)因而劳动的对象化就是人的类生活的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固定在劳动产品中，在劳动产品中实现着人的类生活的本质，并以此确证人的这种类生活的本质。假若说劳动是人的类存在的基本形式，那么“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2］(P83)
从《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出，实践概念可以说是对作为经济学概念的劳动概念的哲学提升，这也是马克思由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批判分析上升至哲学高度批判分析的合理的逻辑路线。因而对劳动概念的分析就成为对实践概念说明的基础。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劳动是实践的基本形式”。既然劳动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那么实践的实质也就被规定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如前所述，(劳动的或实践的)对象化是指人的本质力量在外部对象中的凝结，由此改变了外部对象，或者说创造出外部世界原本并不存在的新对象。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2］(P53)在此，马克思终于把对象化活动与实践联系起来，把实践与人的本质(即类存在物)联系起来，实践被确定为人的本质，而实践的实质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手稿》的庞杂内容就是被马克思的这种实践观思想红线贯连起来的。
二、实践活动的存在论基础:自然界既是人生存的基础又是人作用的对象
在《手稿》中，为了寻找实践观的存在论的基础，马克思首先从现实的常识出发，他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不仅如此，“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够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2］(P49)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随后，马克思又上升到哲学角度论证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资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P52)“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2］(P124)
这些论述都表明了马克思哲学的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人无论如何拥有多大程度的能动性，但均不可能离开他所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而有所作为。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建立在自然界的基础之上。
然而，人毕竟与动物不同，人是有生命的、能动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因而人具有“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类特性”，能够以自身拥有的实践的本质力量展开对外部对象的对象化活动。因此，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能动的活动。“动物和它的生命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2］(P53)这种有意识的能动活动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因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2］(P53-54)人能够按照自己的内在尺度来衡量对象，使对象符合自己的需要，这无疑体现了人的能动性。马克思不仅把劳动对象看作是感性的，而且看作是人的劳动的作品:“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的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P54)马克思又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同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P79)在这里，马克思将自然界看作打上人类烙印的自然界，自然界的性质、意义和作用如何，只有在纳入人的社会生活中才能显现。这是因为:“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2］(P78-79)而且“被抽象地理解的、孤立的，被认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2］(P135)对于已经被人改造过的自然界，马克思又将其分做两种情况，即:“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生活的一部分。”［2］(P5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整个的已经被打上人的烙印的自然界，在人的实践的作用下，发生着从意识上属人的非人化的自然向生活上属人的即人化的自然的变化。这样作为既是人生存的基础又是人作用的对象的自然界便告别了自在存在的状态，在人类的实践的基础上打通与人连接的通道和人融为不可分割的一体，这就是“人化的自然”。
三、实践——人的能动性的充分阐扬:“人化自然论”
“自然的人化”是马克思在《手稿》中使用的术语，对这一术语的理解是把握马克思实践观的关键之所在。所谓的“自然的人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手稿》所表达出来的“自然的人化”的涵义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通过劳动、技术去改造自然事物，这是指狭义的“自然的人化”。而从广义上说:“自然的人化”是个哲学概念，它指的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尺度，指的是整个社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只有狭义“的自然的人化”到达一定历史阶段，才开始出现广义的“自然的人化”。马克思的这个术语，针对的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并用以说明人的本质，说明人所特有的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而这一切无非都是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自然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让我们仔细审视这个已经被人化的自然界，我们将会发现自然界的范围对人来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扩大的范围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因为:“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2］(P52)马克思在这里正确地阐明了人化自然界和整个自然界的关系。“人化自然界”只是被人的实践所改造并生活活动于其中的那部分自然界。不能等同于整个自然界。自然界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也是无限和有限的统一。“人化自然”的范围不管如何广阔，也只能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都是个有限的自然界。说到底，整个人类历史就是通过不断的认识和是实践，使“非人化的自然界”转化为“属人的自然界”，即“人化自然”，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个过程对于人类来说永远不会终结，这只能是个无限螺旋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积极能动性会得到充分的发挥。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化的人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实现“自然的人化”，这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www.xing528.com)
人的实践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显示出的创造性、能动性和自我发展完善性，无不表明人是自然界中进化水平最高的类存在物，人既是手段更是目的，由此也必然形成一种发现人、尊重人、维护人的现实的人道主义。而实践活动本就是存在于人和自然之间的一道桥梁。这种关系所展示的人的丰富的本质力量，马克思认为它最显著地体现于工业中。他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P84)工业的基础是对自然的本质和规律进行研究和应用的自然科学，因而自然科学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内涵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一系列活动。然而过去“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的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2］(P84)要克服这种现象，就是正视“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2］(P85)这样一来，“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做准备的发展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P85)“自然的人化”的本质意义就是人和自然的高度统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包含在自然整体之中。处于自然之中的人通过实践活动积极发挥其能动性，实现“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这样人的现实的世界即人化的内容才能够极大丰富，才能够是“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的高度统一。
四、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对象性活动—异化劳动—对象性活动的复归
是从动物界发展衍化而来，人不会像动物那样拥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因而人的类本质即实践本质的完全实现需要一个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人在实现自身的实践类本质时必然要发生不同程度的向着自己的对立面发生异化现象。因而马克思说:“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异化劳动行为”。［2］(P51)马克思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出发，深刻地揭露了极端严重的异化现象:“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数量和力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P47-48)这就说明了劳动产品本来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它是人的作品并证明着人的创造力，但它却成为与人对立的、敌对的、异己的存在:“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对立。”［2］(P48)
随后，马克思又从四个方面深入的揭露了异化劳动的表现:“第一，工人同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2］(P51)即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2］(P48)“第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同生产行为的关系。”［2］(P51)即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即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则感到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强迫的强制劳动。”［2］(P50)第三，“人的类本质”［2］(P54)即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手段。异化劳动能够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P54)第四，“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即“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2］(P54)对此，马克思说道:“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2］(P56)“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2］(P57)但异化劳动最终还是要在实践中被克服的。人以自身的实践的本质力量与外部世界发生对象化活动，虽然导致异化(这种异化虽然是实践发展过程的无法避免的必然经历)但又能克服异化，这种对象化和克服异化的反复进行，人的实践本质重又复归，并且携带着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积极成果。因此要消除劳动异化，就要扬弃这种联系。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2］(P58)而“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2］(P74)
实践的异化是实践的对象化的后果，异化的扬弃也就只有通过实践的再次对象化，实践就是这种对象化和克服异化的统一，这种克服异化的境地只有在扬弃了私有财产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对此，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是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P77)
从马克思的这些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就是人的实践本质克服异化并携带着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向人自身的复归。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在《手稿》中，是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从“实践”出发来回答异化劳动的问题的，进而展开他的理论探讨的。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述，我们便可以发现，马克思在《手稿》中，首先从逻辑上确定了实践活动的自然前提，即实践观的存在论基础，给自己的实践观奠定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他将实践活动的本质内容归为“对象性的活动”，指明了实践活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通过人的主体的积极能动性的发挥而指向外部自然界的一种超越“唯物”和“唯心”两极对立的一种新型的物我一体关系;再次，他探讨了实践活动在当时世界的歪曲表现形式，即异化劳动，也就是人的实践本质的自我背离，变成了一种束缚人、压迫人、统治人的工具;最后，他前瞻了实践活动的未来表现形式，即在扬弃异化劳动中实现“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高度统一，实现了人类和自然的解放，也就是人的本质的真正澄明和表现。这四个方面有机统一，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实践观的有机的理论体系基础。这也是《手稿》所蕴涵的实践哲学观精华之所在。
五、实践哲学革命的历史性意义: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不是以实体和本原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实践为基础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回到活生生的、知情意统一的、具体的、完整的人，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从一种全新的哲学角度形成自己的新的天才的哲学观。马克思在《手稿》中说:“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2］(P124)
可以看出，马克思一方面既不同意将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意识化为抽象的唯心主义，也不同意撇开人的实践活动的传统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力图将自然主义(自然界)和人道主义(人的实践)相结合，以结合成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来酝酿自己的新哲学观。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P77)又说:“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即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2］(P131)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扬弃无神论，它是倾向于哲学唯物主义的，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它在哲学上可以称作实践的人道主义。这二者的结合，便是“积极的人道主义”。实践是人与外部世界的能动的对象化的活动，因而它一方面必定有着唯物主义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又要高举人的主体性，这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它表现为自然界)和人的实践(它表现为人道主义)的结合，在此马克思称之为“彻底的”、“完成了的”“积极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
马克思进一步说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2］(P84)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也就说明了过去的理论上的争执和对立，仅仅是由于他们远离了通过社会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的人的实践活动的这个基础。后来马克思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的概括这种思想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p56］“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57)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通过他的实践观既反对了传统的唯物主义的无主体性和唯心主义的非现实性，并吸取了传统唯物主义的自然基础和唯心主义的(人的)能动的性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新哲学超越了近代以来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从而将哲学由近代的认识论阶段推向实践论的新阶段。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近代哲学之陷入种种片面性、矛盾和迷雾，根本原因是忽视或未能够正确理解人的实践的意义。而马克思则通过对认得实践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从而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的革命变更。
六、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意义的认识也是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但究竟什么东西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深刻、本质的内容，这是个一直让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我国复旦大学哲学系刘放桐教授在其名著《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中指出:“如何正确认识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马克思又如何用这种观点克服西方哲学家在这方面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是需要做更为深入、全面的论证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说，能否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强调生活和实践观点的核心作用，应当看作是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标志。”［4］(P149)
本文通过分析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蕴涵的实践哲学思想，揭示出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并且这是马克思自始至终的所蕴涵在自己所有著作里的最根本、最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精华。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完全可以相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源头，孕育了并为马克思的新的天才般的“世界观萌芽”的产生准备了理论前提上的探讨，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准出发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刘放桐:《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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