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翻译理论与教学研究：可译与不可译的维度

第二节　可译与不可译——可译性的维度

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在他的《翻译理论概要》一书中提到可译性问题，雅各布森在他的“论翻译的语言问题”一文中也谈到，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力，并间接地批评语言的不可译论。此外，卡特福特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里也谈到“可译限度”（limits of translatability）问题。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可译与不可译以及可译性的维度问题是翻译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层面。实际上，从本质上看，可译性的维度是整个翻译理论中最有原则性的问题。

可译性的基本理论依据是，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唯一有力的工具，任何一种相当发展的语言都足以传达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尽管两种语言使用的词语、结构和修辞手段在形式上存在差异，但人们在认识自然过程中思维方法有众多共同之处，因此语言中共性的东西是广泛存在的，而且译文语言和修辞手段也足以整体传达原文各要素所起的作用。在各个单独要素中不能翻译的东西，在复合的整体中却可以翻译。因此，一般而言，用甲种语言表达的思想，也可以用乙种语言表达出来。而且，翻译实践本身已经验证可译性原则是现实可行的。可译性原则适用于表达符合原文全民语言准则的材料，而不完全适用于违背某一全民语言准则而具有该语言的地方特色或狭隘的方面。也就是说，可译性原则适用于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可译性的前提和条件。比如说，下面一句话，“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再过上个五六年也许差不多。”就可以对应英语:As the old saying goes:“Downy lips make thoughtless slips.”Maybe in five or six years he’ll be ready for it.原文具有极强的可译性。总之，可译性为相对完美的译文和研究翻译理论和技巧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尽管翻译存在很大困难，但通过译者创造性的辛苦劳动，大部分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也就是说，语言是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可译性的。

不可译论者认为，原文中某种形式上的特点或这些特点的综合在译文当中不可复制。所谓的“不可译”一般涉及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即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文化的不可译性。语言层面是指某种语言因发音、拼写或形式等语言因素所形成的独特之处，从而造成在译入语中很难准确地找见与其相对应的表述方式。“一词多义”（pol-ysemy）也造成了某些不可译的情况。比如，英语里有句绕口令式的说法，“Everybody wants to be somebody；nobody wants to be no-body.”（大家都想当大人物，谁也不想做小人物。）其中的不定代词“somebody”和“nobody”既有“某人”和“无人”之意，还有“重要人物”和“小人物”之意。此外，这些不定代词在发音和拼写上都有一定的交叉性。汉译时恐怕只能把意义翻译出来，很难保留其韵味和表达形式。

文化层面则指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沉积下来的独具一格的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是长期以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人们身心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这些非语言因素是译入语文化当中所不具备的。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必要严格区分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因为二者是相互关联的，而且经常相互转化。此外，不可译论还来源于神秘主义，过高评价直觉的作用，过高评价某些形式因素的作用，过分强调个别不可译的成分，就形成了不可译论。

从这种意义上讲，有些内容确实是不可译的，尤其是涉及文化传统上有很大差异的语言，要想保持音、意、形的完全对等，有些时候是根本不可能的，充其量只能达到部分对等。如At last，a can-did candidate！这句话，原文的“candid”和“candidate”在音、形上都有相似处，这种修辞在汉语里就很难传达。本句话可以译为“终于找到了一个老实的候选人！”也可以译为“脸皮不太厚的候选人！”前者照顾到了原文的意义，但没有保留发音和词形的特点。后者注意到了意义和发音，但也没有传递出词形的特点。再如，Able was/ere/saw Elba！正着读和反着读都是同样的词语，这种字母构成的回型形式很难在汉语中找到完全对应的结构，也就是说，这些形式是不可译的，但可以退而求其次，如译成“不见棺材不落泪！”为意译法，把原文的意思表达了出来。而译为“不到厄岛，我不倒。”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照应。

再看下面几个例句。

“face”一般指人的面孔，也可指时钟的面。“make faces”作为搭配，意为“做鬼脸”。

Q:What do people do in a clock factory？

A:They make faces all day.

从上下文看，“make faces”可以理解为“造时钟”，也可以理解为“做鬼脸”。这种意义的双关很难译出来，除非加注进行说明。

上文提到，不定代词somebody和nobody除了其基本意义之外，分别还有“大人物”和“小人物”之意。

A:My uncle has 1，000men under him.

B:He is really somebody.What does he do？

A:A maintenance man in a cemetery.（守墓人）

这里也是借用语言双关，令人忍俊不禁。

参看下例:

Teacher:Tom，why are you late for school every day？

Tom:Every time I come to the corner，a sign says，“School—Go Slow.”(www.xing528.com)

此类英文表达可以从至少两种角度进行阐释，不同视角会有迥然相异的理解。在某些新的语境中，语言也可能产生新的意义，即“旧词换新颜”。

Bank

A fourth-grade teacher was giving her pupils a lesson on logic.

“Here is the situation，”she said.“A man is standing up in a boat in the middle of a river，fishing.He loses his balance，falls in，and cries for help.His wife hears him，knows that he can’t swim，and runs down to the bank.Why do you think she ran to the bank？”

A girl raised her hand and said，“To draw out all of his savings.”

“bank”一词既有“河岸”之意，又有“银行”之意，所以才出现对话中的不同理解。翻译时恐怕只能直译加注了。而且，文中的老师正在讲逻辑课，小女孩对“back”的逻辑推理也自有她的道理。

Pour

MOM:Sandy，help yourself to the dinner and pour you some soup.

SANDY:OK！

Then，he poured some soup over his head□

在本句中，“pour you some soup”应理解为“盛点汤喝”，而不是“往你身上倒汤”。有时候，对原文的误解是因为只注意到其表面意义，而忽略其深层含义或习惯表达造成的。这是译者的语言感悟力不到位的直接结果。

“boy”一词的意义也较丰富，尤其在一些固定搭配和俗语、谚语中更为突出。

One boy is a boy；two boys half a boy；three boys no boy.

汉译为“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是比较形象的翻译，既照顾了原文的意思，又兼顾了原文的形式，同时也带有强烈的文化内涵。

Catch

Catch-22是一部著名的小说，但有一家地方报纸曾把它译为《抓住二十二》，读者会觉得莫名其妙。殊不知，这部小说的书名应该译成《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有时也写作catch-22situation，出自美国作家J.Heller的小说名，意为“受骗者无法摆脱的圈套或困境，或难以逾越的障碍或法规”。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不可翻译的特殊东西确实是存在的，但这种在原文中所特有的内容，一般都可以在译文中使用一定的语法和词汇材料表达出来。原文中的个别要素或个别特点的不能传达与整部著作的整体而言的可译性并不存在矛盾。事实上，只有那些不合语言的一般规则，只有在该种语言里才觉察得到的个别语言要素，才是真正不可翻译的。换言之，只有那些具有鲜明地方色彩或社会色彩的内容才是真正不可译的东西。这时候，可译性的原则就会受到全部或部分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可译性原则受到了限制，因为在这里翻译仍然是可能的，尽管不是完全可能或对等。这时候，在整体中替换和补偿个别的要素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有翻译就会有损失，个别时候牺牲一些语言形式也是允许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

此外，不可译现象还涉及原文的内容在译文中并无对应之物，因为有些事物在一种文化中司空见惯，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并不存在。机械来看，有些内容似乎真的不可传译。如若强硬地直译，则会造成“非驴非马”的尴尬情形。比如，唐诗译成英文似乎总不具备方块字的那种魅力。这种情况下，应该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想象力，变“不可译”为“可译”，创造出既契合原文意义，又符合译文表达法的译句来。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说过，“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而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2]当然，这种创造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度”的平衡和把握也是非常困难的，有时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有些浑然天成的译句真是可遇而不可求，需要译者的“灵感”。但是，作为译者的最大成就感也就是在这不断的创造和创新之中，正是在这种“不可能”中求“可能”的快感和乐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