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升级背景下的非正规就业演进机理实证研究

第八章　产业集群升级下非正规就业演进的实证研究——以浙江慈溪为例

第一节　产业集群案例的选择

一、我国家电产业集群概况

家电产品从技术含量上来分，可以分为大家电产品和小家电产品两类。大家电产品指的是空调、冰箱、洗衣机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小家电产品按照使用功能又可分为以下三类:一类是厨房小家电产品，包括微波炉、电磁炉、电饭煲、消毒碗柜等；第二类是家居小家电产品，包括吸尘器、电暖气、电风扇、饮水机等产品；第三类是个人生活家电产品，包括电吹风、电动剃须刀等。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我国小家电整体市场规模已经达到853．1亿元，同比增长14．1%，其中厨卫类小家电产品占据了整个市场总份额的八成。我国国内小家电市场正以每年8%～14%的增幅高速发展，预计未来5年内，小家电市场规模将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2007—2011年整体市场规模将突破5000亿元。^[1]

我国家电产业集群主要有以下几个。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青岛市的家电基地已形成规模，是青岛六大支柱产业之一，2002年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3%。其主要由海尔、海信、澳柯玛和朗讯四家名牌企业组成，主要产品包括新型家电、数字影视产品、计算机关键组件、CDMA手机和基站。随着海尔成长为一个世界级名牌企业，大批的整机生产企业和零部件制造企业围绕海尔建立起来，一条以家电为核心的产业链飞快地拉长、膨胀。到2004年，海尔在青岛及周边地区已引来供应商74家。青岛市电子家电企业目前主要以整机装配为主，截至2005年底，海尔的零部件及配套件的关键件本地配套企业达到近200家，核心配套件和电子元器件的本地配套率达到40%以上；海信的核心配套件和电子元器件本地配套率达到30%以上。^[2]目前，青岛产业集群已是国内最大的白色家电配套基地、家电塑料加工配套基地和钣金加工配套基地。

顺德家电产业集群。顺德家电的发展经历了从模仿到引进再到创新的漫长过程，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中国家电之都”、“中国家电制造重镇”等称号，其间涌现出容声、科龙、万家乐、美的、格兰仕、万和等中国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目前，从微电脑控制器、压缩机、磁控管等核心部件到五金配件，顺德已形成了我国最完整、最成熟的家电产业链。10多年来，顺德家电产业规模一直占据着广东省的45%左右，总产值约占全国家电总产值的15%。2003年顺德家电产业的工业总产值约520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40%。从产品大类看，顺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空调器、电冰箱、热水器、消毒碗柜、空调压缩机等家电生产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电风扇、电饭煲和微波炉供应基地。

慈溪家电产业集群。慈溪家电产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塑料零配件加工起步，历经从零配件加工到整机制造组装、从来料加工到贴牌生产再到自主创牌、从小家电仿制到大家电制造、从单一品种到多品种系列化生产、从先发优势到机制优势再到产业链优势的一个渐进式的发展历程。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与竞争优势，成为国内继青岛、顺德之后的第三大家电产业基地。慈溪先后获得“中国家电产品出口共建基地”、“中国家电采购基地”、“国家火炬计划宁波慈溪智能新型家电特色产业基地”和“中国家电产业基地”等称号。现有家电企业近万家，2008年实现工业总产值601亿元，占慈溪工业总量的近30%，工业增加值120亿元，出口额25．7亿美元，利税39．6亿元，吸纳就业28万多人。当前紧抓“家电下乡”机遇，中标企业30余家，占全国的1/4，占宁波的近80%，产品涉及冰箱、洗衣机及冰柜共48个品牌396种型号。^[3]

合肥家电产业集群。合肥市的家电产业是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而最近兴起的一个产业集群，2009年上半年，合肥市冰箱、洗衣机、彩电、空调四大家电产品产量分别达679万台、412万台、149万台和322万台。^[4]合肥聚集了美菱、荣事达、海尔、长虹、美的、三洋、华凌、格力、欧力等一大批国内外著名企业，产品种类繁多、品牌集中度高，逐渐取代慈溪成为全国三大家电制造基地之一。合肥的成功，还在于将“平板之都”收归囊中:京东方第6代线正式破土动工，合肥市出资20亿元从日立引进了国内第二条等离子面板生产线，彩虹合肥高世代液晶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也在合肥敲定。

二、选择慈溪家电产业集群的原因

为了更好地实现研究目的，本书选择了慈溪家电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慈溪家电产业集群拥有较完整的产业链结构。

慈溪家电从塑料零配件加工起步，历经从零配件加工到整机制造组装、从来料加工到贴牌生产再到自主创牌、从小家电仿制到大家电制造的发展历程。相对于顺德依靠国外资本直接投资的形成模式和合肥直接引进大企业、著名品牌的模式，慈溪家电产业拥有更广泛的原料供应、配套设施服务和更灵活的市场嗅觉。另外，慈溪家电产业的形成依靠的是民间资本运作，从这一方面来说，慈溪家电的产业链各个环节并不十分牢固，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第二，慈溪家电产业集群属于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集群内存在大量非正规就业现象。

青岛产业集群的发展走的是国家重点扶持、大企业、著名品牌的发展道路，顺德产业集群走的是引进外资、大中型企业、贴牌生产的发展道路，合肥产业集群则依靠地理优势，吸引著名品牌构建一个产业集群的道路。慈溪的家电产业集群依靠的是自身的力量，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一步步发展而来，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非正规就业的现象，这是其他集群所没有的特殊现象。这恰好符合本书非正规就业的写作视角，而这也是选择慈溪家电产业集群作为分析对象的最主要原因。

第三，慈溪家电产业集群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已经出现危机，迫切需要转型升级。

慈溪家电企业技术创新起步较晚、基础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以模仿和局部改进为主，基本上不具有核心技术；在品牌方面，除了方太是中国著名品牌外，其他大多数品牌都属于三四线品牌；最主要的一点，慈溪规模以上企业产值仅占产业总量的46．4%，最大规模企业产值仅为14亿元，全市家电产业总量尚不及海尔集团一家企业产值的一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越来越注重品牌效应的时代，在越来越依靠技术创新说话的今天，慈溪的家电产业面临严峻的考验。慈溪的家电产业需要转型升级，最重要的就是资源的整合，形成龙头企业，带领一盘散沙的中小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这就需要对非正规就业性质的小企业和众多家庭作坊进行兼并整合甚至清理。可以说，慈溪家电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为非正规就业的演进提供了天然的场所。

三、案例分析方法的选择

由于非正规就业的复杂性、交叉性、特殊性等原因，综述中的方法都不能准确地描绘出非正规经济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因此，对于特殊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对于具体的非正规就业区域，就需要具有针对性的方法来估算。那么，哪种方法比较适合于估算产业集群的IEC和IEM呢？本节将在上一节评述的基础上，从集群特征和各估算方法优、缺点两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产业集群首先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即其表现出了很强的范围特征，并且根植于这一区域，因此各个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地理上的差异，不大可能用某一种方式就能将各产业集群的特征、差异都包含在内。根据这一特点，间接估算方法中的货币需求法、交易法等方法就不能很好地估算集群中的IEM和IEC规模，因为货币是在一个国家甚至全球流通，一个区域内的货币需求和一个区域内的M1和M2都难以准确估计，所以本书认为这两种方法比较适合估算一个国家的IEC和IEM的规模，但并不是很适合用来估算一个特定区域的IEM规模。在排除了不适合估算某一区域的方法后，下面介绍直接调查法对集群的估算效果。

（一）直接调查法的选择分析

从上一节可知，直接调查法中的专项调查法是指专门对某一区域进行规模信息的调查，其一般使用问卷进行调查，调查的对象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一般居民。由于这个方法本身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本书认为其很适合对某一区域内相似性高的非正规就业群体进行调查，产业集群恰好符合这样的要求。产业集群是一个区域内的产业聚集，集群内的产业具有很高的关联性，并且一个集群内往往存在大量的同质企业。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内部存在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现象，那么这些非正规就业的特征也具有相似性。另外，由于大量同质企业的存在，其相互联系的上下游产业链以及销售渠道和客户也就具有相似性。如果集群中存在着非正规部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非正规部门中的就业者也有很高的相似性。因此，采用专项调查法来对产业集群内的非正规就业规模进行估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仅能体现出集群之间的特殊性，还因为集群内部的相似性使得估算的结果更加准确，相比于用这种方法对全国的非正规就业规模进行估计，相信对集群的估计更符合实际情况。本书认为，如果要想全面深入地分析集群内的非正规就业现象和规模，专项调查法是首选的方法。

至于税收审查法，总体来说其不能很好地反映一个集群内的非正规就业规模。首先，由于该方法的强制性特点，当得知企业的实际利润或个人的实际收入和其上报的税收有差异时，就能强迫其说出真实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方法能估算出非正规就业的规模。但是，企业的实际利润很难核算，如果要较准确地核算出企业某一年的真实利润，不仅需要企业提供其资产负债情况和收入支出情况，还要保证其提供的数据是准确的。而事实可能正好相反，企业不愿提供其实际的收入支出表，即使提供了，可能也存在很大的误差。因而，从这方面来说，通过税收审查法来估算企业内部的非正规就业规模不但成本很高，而且准确度还低。从另一方面来讲，企业外的非正规就业现象如农民工、家庭作坊、自由工作者等，由于其隐蔽性和复杂性，很难查证其是否存在偷税漏税的情况。即使有证据表明其存在偷税漏税的情况，也往往无法得知其具体的偷税漏税金额，农民工等低收入人群更可能因为其收入还没有达到税收基本线而根本不需要缴税，因此用该方法来估算农民工、自由工作者、家庭作坊类所代表的非正规经济规模，其结果就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差。而产业集群内最主要的非正规就业现象就是农民工、自由工作者、家庭作坊、小型企业，所以，用税收审查法来估算产业集群内的非正规经济规模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非正规就业人群的规模。

总体来说，直接调查法中的专项调查法很适合用来估算产业集群内的非正规就业规模，是估算的首选方法。如果各个不同性质的产业集群内部的非正规就业人群有较高的相似性，那么就可以在调查一个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推测出全国范围产业集群内的非正规就业规模以及非正规就业情况。但是这种方法成本比较高，其得出的数据只描绘了静态的非正规就业规模，无法进行较好的预测。税收审查法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而且前期的准确筛选存在较大困难，所以该方法不适合用来估算产业集群的非正规经济IEC规模，不过通过缴税情况和家庭、个人支出情况的对比，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估算出非正规就业人数IEM的规模。

（二）电力投入法的选择分析

大部分的产业集群属于第二产业集群，即集群内从事的主要是生产性工作，不管是家庭作坊类非正规就业还是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包含了农民工和自由职业者），只要从事了生产活动，就一定会消耗能源。根据这一特点，用电力投入法来估算产业集群内的非正规经济规模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下面就详细介绍下电力投入法的原理和模型。

电力投入法又称为“电力消耗投入法”，是物量投入法中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其借助电力能源变量，根据该物量消费与经济产出的数量关系，来推出实际的经济产出规模，再通过与公布的经济产出规模的对比，进而估算出IEC的规模。在实践中，电力投入法常以如下三种形式展开。

1．K-K电消费法

K-K电消费法由Kaufmann、Kaliberda两位学者于1996年提出，其理论依据是当官方统计的电力消耗量已经包含了IEC活动的电力消耗部分时，只要确定一个基年，以后年份的IEC规模就可以通过电力消费产出弹性系数与电力消耗量的变化得到估算，关键方程如下:

其中GDP′t为t年真实GDP值，GDPt和GDP t-1分别为t年、t-1年官方统计的GDP值，β为电力消费产出弹性系数，X t和X t-1分别为t年、t -1年官方统计的电力消耗量，IECt为t年的非正规经济估计值。

Kaufmann和Kaliberda运用此方法对乌克兰等国的情况进行了估算。这个方法的不足在于:（1）电力消耗和经济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不一定是稳定的，即β值不是固定不变的；（2）经济产出的变动可能是结构调整或采用了新的技术所致，并不全是电力消耗量的变动导致的；（3）基期选择的不同以及对基期IEC规模假设的不同对估算结果有很大的影响；（4）没有考虑其他能源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2．改进的K-K电消费法

为了弥补K-K法的缺陷，Eilat和Zinnes（2002）提出了两步法来估算IEC的建议。

第一步，通过模型来描述非产出因素导致的电力消耗变化，如电价的变动、新技术的采纳、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等。具体回归方程为:

其中为非经济产出变动而引起的电力能源消耗量变动部分，Epricet为电力价格变化的百分比，ln dGdp t为产业结构变化百分比，Pr vGdp t为私人部门占GDP比重变化百分比，α0为常数项，β为其他隐含的影响因素。

第二步，用总的电消耗量减去上述中的非经济产出变动引起的电力能源消耗量，以此来代替K-K法中的电力消耗量，从而测量出实际的GDP值，进而估算出IEC的规模。即:

将其代入式（8-1-1）可得:

Feige和Urban（2005）、Luisanna Onnis和Patrizio Tirelli（2008）等学者都使用过这种方法对IEC规模进行估算。但这个方法仍旧假设β值是固定不变的，并且也没有考虑其他能源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3．L-M电消费法

这个方法由Lacko Maria于1998年提出，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从事家庭经济活动以及未注册的家庭生产、自用生产等形式而产生的GDP。其理论根据是，家庭从事经济活动消耗的电力能源一般未被官方统计机构纳入“工业用电”中，而被统计成“生活用电”，并且家庭的电力消耗效率相对稳定，不会因为产业结构变化而变化，采用全新技术的可能性也比较低，从而家庭电力消耗量和IEC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通过考察家庭的电力消耗总量，结合家庭电力消耗产出弹性可以估算出IEC规模。

Lacko Maria的回归方程为联立方程，具体为:

其中，Ei是i国平均家庭用电量，Ci是i国家庭除电力之外其他消费平均支出额，PRi是i国每度电的价格，Gi是i国需要使用电力取暖月份的相对频率，Qi是i国除电力以外的能源在家庭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H i是i国的人均IEC产出，Ti是i国个人工资、公司利润、商品及劳务税收之和与官方GDP之比，Si是i国公共福利支出与官方GDP之比，Di是i国每百人就业者负担的无收入者人数。

该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对某一类非正规部门的规模进行了相当准确的估算，其最大的缺点则在于IEC规模不仅仅局限于家庭生产，因此其估算的结果和实际存在的IEC规模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从对K-K电消费法、改进的K-K电消费法及L-M电消费法分析来看，电力投入法的最大不足是只用电能源来描绘IEC的规模，没有考虑到其他能源的影响。我国的能源消耗量中煤炭的比例一直很高，因此在用电力投入法估算我国产业集群的非正规经济规模时，可能需要加入煤炭消耗量这一指标，即结合电力的消耗量和煤炭的消耗量两个指标构建模型来分析我国的产业集群非正规经济的规模。根据表2-1-1中意大利和美国采用各种估算方法的相对偏离率的数据也能看出，电力投入法估算出来的结果相对稳定，并且其偏离率也比其他几个估算方法要小。因此，总体上来说，电力投入法适用于产业集群内的非正规经济规模的估算。

4．劳动力投入法的选择分析

对于劳动力投入法，其原理是先估计出非正规就业的人数，再乘以劳动生产率来估计其生产的非正规经济。一般来说，如果想得到较准确的估算数据，就要先采用调研等手段得到较准确的非正规就业人数，再乘以当地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因此该方法和专项调查法有一定的相似程度。不过，因为我国的特殊情况，使用该方法可能会达到较好的效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城乡体制的松动，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和城镇，而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由于学历低、没有熟练的技术以及制度限制等因素，大部分都属于非正规就业者，从这一层面来说，我国的非正规就业群体比国外的非正规就业群体易于辨认。另外，由于农民工的生产力比较低并且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来大幅提升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我们可以认为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彼此之间比较接近，且基本保持一种稳定状态，这也减少了由于非正规就业人群劳动生产率不同而造成的估算误差。根据万向东（2009）的调查发现，即使农民工的就业情况出现分流（即有自雇型就业、非正规部门就业、正规部门就业等），他们之间的收入情况相差也不是很大，自雇型就业人群的收入相对较高。这也从侧面表明，农民工之间的劳动生产率是相对平均且稳定的。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产业集群较密集的区域，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农民工流入，甚至常常出现“民工荒”现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某些产业集群中的非正规就业群体以农民工为主，那么这类产业集群可以用劳动力投入法估算出较准确的结果，即如果使用劳动力投入法来估算产业集群内的非正规就业规模，则需要对产业集群的类型进行选择，以此来减少估算误差。

总体来说，劳动力投入法还是适用于产业集群内的非正规就业统计估算的，徐蔼婷（2009）就使用这种方法对浙江省的非正规部门未观测经济进行了估算，得出了较理想的结论。

综上分析，本书选择以个案研究这一典型的定性研究方法展开，在具体的研究手段上运用半结构式的问卷访谈，在访谈流程与内容设计方面既有标准化的部分，即让被访者如实回答问卷问题，以便于事后统计分析与处理，又根据客观情况在访谈过程当中对不属于原先构想的问题范围内的内容进行深入访问，以确保分析角度的多元与丰富。另外，本书还参考了慈溪市经济发展局的部分问卷调查资料和数据资料，以期全面地分析慈溪市家电产业集群中非正规就业的特征、大致规模和演进路径。

第二节　慈溪市家电产业集群中IEM的特征分析

一、集群中输入型IEM的特征研究

在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然而基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总体隔离、人力资本短缺等各种原因，只有很少部分的农民工获得了正规就业，而绝大部分农民工在种种限制下选择了“非正规就业”，其就业途径分为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主要为临时的合同工，而进入非正规部门的农民工进一步分化成了自雇就业（self employment）和受雇就业两种情形。输入型IEM主要就是进入集群中的农民工群体。

根据周大鸣（1994）的调查显示，“自雇劳动”或“自雇经营”的具体表现主要有:（1）散工——如打零工者、运输人员、手工业和维修服务人员、收废品者等，他们以其代替性、微利性和灵活快捷等特点满足了城市各种服务和流通需求；（2）流动摊贩——主要集中于社区和车站等人流量高的区域，其具有容易进入、规模小、技术含量低、成本小、见效快、适应性强、灵活度大的特点；（3）无牌小店铺——未进行工商登记注册而从事生产性或服务性经营的个体店铺或小作坊，其主要特点是经营活动以零售、服务业为主，服务对象多样化但以低收入阶层为主，经营场所兼有加工销售和居住等功能。唐灿、冯小双（2000）通过对北京“河南村”回收废品的农民工的研究也证实，作为一个统一身份群体的流动农民内部出现了“二次分化”，形成若干类别群体或等级群体。万向东（2008）则进一步指出，在关于农民工非正式就业效果的初步研究中发现无牌店铺、自雇运输人员和流动摊贩的平均收入全都超过整个非正式就业者的平均数，尤以无牌店铺的收入为最高。除此之外，其具体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5]

第一，农民工以年轻人为主体。调查表明，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8．3岁，首次外出打工年龄平均为24．2岁。对年龄构成的分析指出，60%以上的进城农民工年龄都在30岁以下，20～24岁和25～29岁年龄段的人数最多，分别占全部进城农民工的27．9%和21．3%，40岁以下者占进城农民工的90%以上。

第二，文化程度偏低，以初中为主。调查结果显示，65．6%的进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为初中水平，全部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8．2年，79%的进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水平，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仅占3．5%。与本地劳动力相比，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偏低。

第三，男性劳动力多于女性。在进城劳动力中，男性占61．8%，女性只占38．2%。高慧、周海旺（2007）对上海的研究数据为男性占56．4%，女性占43．6%，可见农民工中的男性人数要高于女性人数。

从上海市的情况来看，IEM主要以社区服务为主，IEMLO的经营范围涉及修理修配、物业维修、零售配送、餐饮、家政、缝补洗理、租赁代办、文体服务等。从图8-2-1可看出，从事日用杂货、副食品水果、花鸟鱼虫配送、快递以及快餐饮食类的IEMLO占劳动组织总数的48．5%。

图8-2-1　上海市2004年IEMLO的经营范围分析
资料来源:上海劳动与社会保障局上海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2004年发展年报。

另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0年6月对沈阳、武汉两市642名下岗职工进行了随机抽样入户调查。资料显示，目前从事的职业经过归类达到112个，主要在社区服务领域。在这些职业中，最多的是服务、商店和市场销售人员，占47．2%，包括旅行、家政与餐饮、看护、美容美发服务、商店销售、货摊和市场销售人员等；其次为初级职业，占31．1%，包括街头叫卖、擦鞋、建筑保洁、传达室、门卫、搬运、垃圾收集及其相关人员；工匠和其他相关行业人员占9%。

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工的普遍特征，那么产业集群中的农民工和一般情况下的农民工有什么不同吗？本书认为，集群内的输入型IEM的特征和非集群内的IEM特征没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最主要的差异体现在从事的行业上，即在一个产业集群内，非正规就业者主要从事的行业是这个集群的特色行业。我们选取了上海市IEM的经营范围和宁波慈溪、奉化劳动力需求行业进行对比。奉化市是宁波的一个特色县级市，1997年8月，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命名奉化为“中国服装之乡”，从事服装业人员5万多人，其中20%的职工来自全国各地，其主要的产业集群是服装产业。慈溪的主要产业集群则是小家电产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现有家电企业近万家，获得了“中国家电产业基地”等称号。由于数据缺乏，我们无法直接获得奉化市和慈溪市的非正规就业数据，在此，本书从劳动力行业需求入手，分析非正规就业群体从事的行业。

我们根据慈溪市和奉化市两个县级市2006年度第二季度的行业需求数据，从中删除了一部分高技术、高学历需求的行业，得出了这两个市的行业需求分析图，具体如图8-2-2所示。

图8-2-2　慈溪市与奉化市2006年度行业需求分析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力市场重点城市分析报告，并经作者整理所得。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慈溪市和奉化市的劳动力需求以制造业为主，慈溪市甚至达到了近70%。因为慈溪的主要产业集群是家电产业，并且以代工外销为主，因而需要大量的人力从事制造生产领域，相对于奉化市的服装产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其除了生产之外，还从事销售领域，这也是批发、零售业占了20%的原因。可见，集群内行业的需求和产业集群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也从侧面表明，产业集群内输入型IEM也将从事和当地产业集群相关的工作。这就证实了上面所提到的疑问，集群内的输入型IEM和非集群内的IEM两者的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集群内的IEM主要从事与当地产业集群相关的工作，而非集群内的IEM则以服务业为主。

二、集群中自发型IEM的特征研究

虽说自发型IEM包括了多种职业，本书在此选择家庭作坊这类自发型IEM进行研究，主要是因为家庭作坊不同于一般的IEM，其具备了生产资料，拥有了一部分企业的特质，更主要的是，家庭作坊的人数在自发型IEM中占多数，有其代表性和特殊性。

家庭作坊包含了两种类型的非正规就业人群，一类是作坊的所有者，另一类是雇佣的工人，其中雇佣工人的特征就是输入型IEM的特征，因而集群内家庭作坊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作坊所有者的特征。集群内家庭作坊首先在整体上表现为区域集中性，即相似的家庭作坊往往在区域位置上很接近，如一条街或者一个小镇都从事同一个行业，具体的例子如台州温岭的大溪水泵。对于其具体的特征研究，我们选取了收入、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家庭作坊所有者的工作能力、销售网络、社会保障以及家庭作坊所有者对未来发展的看法这7个指标来进行衡量。根据对部分家庭作坊的采访（具体访谈提纲详见附件1），我们得到以下初步结论。

第一，收入。关于收入这点，一般的调查者都不会准确地报出具体数字，因而本书选用的是以范围选择的方法让被调查者进行选择，根据调查，家庭作坊的所有者对年收入的选择一般为10万～30万元这一收入范围。可见，家庭作坊所有者因为拥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其收入除了劳动力收入外还包含了资产的收入，相对于独立的服务人员来说，其收入高出了很多。另外，由于存在故意说低自己收入水平的情况以及2009年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本书认为家庭作坊所有者的平均年收入水平应该是这个范围的上限，即每年有30万元左右的收入，这个收入已经属于中等收入水平。

第二，工作时间。根据对其中一家生产模具的家庭作坊长达半个月的观察表明，家庭作坊所有者和聘请的帮工基本具有相同的工作时间。一般情况下，工作时间为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半，中间基本没有午休时间，另外加班是经常的事情，平均每个星期有3～4天。此外，依照工作忙碌程度的不同，工作的时间会有所不同，即如果完成了旧订单而新的订单没有到，就会有一两天的休息时间。总体来说，家庭作坊人员的工作时间平均为一天9～10个小时，基本没有双休日和一般节假日，加班现象比较普遍，休息日的时间则比较随机。相对于正规工作者一个星期5天，一天7～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家庭作坊人员的工作时间大大多于正规就业者的时间，因此有学者指出，家庭作坊所有者的较高收入其实是“自我剥削”的结果。

第三，工作环境。因为家和厂连在一起的缘故，一方面，工作空间比较狭小，工作垃圾的短时间堆放严重影响工作环境的整洁；另一方面，工作环境的恶劣还造成了生活环境质量的下降。家庭作坊的房屋全部是老式的立体式楼房而不是商品房；另外，虽然家庭作坊的房屋面积大于一般家庭的房屋面积，但是当放置了生产设备的时候，整体环境还是显得十分拥挤。此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和废料在造成工作环境质量下降的同时，还对家庭作坊所有者的生活环境质量也产生了影响。如，人员进出会经过生产车间，直接危害到了人体健康；生产过程中发出的噪音也影响了正常的生活环境且影响了邻居的生活环境；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也长期影响居住者的身体健康。可见，对比于正规就业部门，家庭作坊在工作环境方面是极其恶劣的。

第四，家庭作坊所有者的工作能力。一般家庭作坊都是从事生产领域，处于生产链的某一环节，而家庭作坊所有者之所以选择这一领域，恰恰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一方面的知识。根据调查显示，使用设备进行生产的家庭作坊，其所有者都能操控老式的设备，部分所有者还通过自学来操控新型的机器。比如，一家生产模具的家庭作坊，其所有者对铣、镗、打磨等工艺流程非常熟悉，对一般的铣床、钻床、锯床等设备都能灵活地运用，后来由于设备的更新，采用了数控车床对模具进行加工，所有者虽然不会具体进行操作，但对其工作原理还是了如指掌。另外，碰到车床发生故障，所有者还能对其进行简单的维修。可见，家庭作坊所有者具备较高的工作能力，对其从事的领域有着深刻的了解。

第五，销售网络。家庭作坊所生产的产品销售网络和其所有者的个人社会网络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并且销售网络以当地企业为主，包括小企业，甚至一些中型企业和大企业。因为家庭作坊一般不是生产链的终端，其只是存在于生产链的一个节点上，因此家庭作坊一般都深深嵌入到当地的产业集群中，即为整个产业集群提供某一道工序，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产业集群的产生正是这一道道工序的有机组合。很明显，产业集群内的家庭作坊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独个体存在的，其高度依赖于当地的产业集群，如果产业集群消失，这些家庭作坊也必然会跟着消失。为了巩固销售网络并寻求进一步的发展，家庭作坊所有者往往将销售网络和自身的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仅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借款和欠账，还进一步包括共同筹集资金进行新项目的开发。可以说，家庭作坊所有者既代表了其个体属性，同时也代表了企业的属性，企业的销售网络和个人的社会网络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第六，社会保障。家庭作坊所有者不会为自身缴纳社会保险，因为其所有收入都以现金流来表示，即使拥有保险，也是以其利润来支付的，并不算是一种工作福利。但是与人们一般的认识不同，在本书调查的对象中，有一个家庭作坊为其员工缴纳了工伤保险，因为在生产过程中，操作机器存在较高的危险性，更由于以前曾发生过工伤事故，因而所有者为其员工购买了工伤保险。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购买保险防止意外情况的理念逐渐为一些从事高危工作的群体所接受；另一方面，非正规就业者的保障措施在进一步完善。我们的调查也指出，从事高危工作的家庭作坊，其所有者已经普遍有想法要为其员工购买保险，这样既能降低自身的风险，也提高了员工的忠诚度和对工作的认同感。

第七，家庭作坊所有者对工作的选择和对未来发展的看法。本书在访谈中发现，家庭作坊所有者之所以会选择这个领域，一是和当地的产业集群氛围有关，二是和自身的社会网络有关。由于产业集群的关系，使得当地的大部分资源都进入相关领域，并且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当地群众对于这一领域的认知要远远大于其他领域；另外，在选择购买机器从事生产之前，所有者往往已经通过自身的社会网络知道了某种零部件的需求量或者对某道工艺的需求。因此，之所以进入这一领域，选择某个产业链节点，是当地产业集群和个人社会网络双重作用的结果。对于未来发展的看法，所有者普遍表示不会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即没有打算将家庭作坊注册为正规的小企业。其具体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因为所有者的年龄已经偏大，部分所有者已经是爷爷奶奶的身份，萌生了退休的想法；二是家庭作坊不需要缴纳税收，并且由于当地存在大量的家庭作坊现象，有关部门不会对其进行查处，更不用说严厉的处罚，因此他们并不认为家庭作坊是一种偷税漏税的行为，没有必要将家庭作坊转变为正规的企业，这样只不过给自己徒增负担；三是现在市场竞争激烈，利润比以前下降很多，所有者普遍表示“现在生意很难做”，因此所有者也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从事家庭作坊，更希望他们从事正规部门的工作。不过，有几个所有者表示考虑过注册成立小企业，以此来扩大产量。有这种想法的所有者一般都是经营家庭作坊的成功者，由于现有产能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需要进一步购买设备来扩大产量，这样就需要另觅厂房，将工厂中“家”的概念剥离出来，蜕变成真正的企业。

三、输入型和自发型IEM的对比分析

在单独分析了输入型IEM和自发型IEM特征的基础上，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比分析输入型IEM和自发型IEM特征之间的差异，以此来突出自发型IEM的特征。

第一，以家庭作坊为代表的自发型IEM的收入远高于输入型IEM。收入的差异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输入型IEM和以家庭作坊为代表的自发型IEM之间的最大差异。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家庭作坊所有者的年收入高达20万～30万元，而一个普通农民工的年收入可能只有2万～3万元，这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

第二，自发型IEM的工作时间总体上要长于输入型IEM。在具体的工作时间上，家庭作坊所有者和农民工的差异并不是很明显，两者都属于“自我剥削”。不过，家庭作坊所有者除了平时参与具体生产过程外，还要负责原料的购买、产品的运输、销售网络的构建以及账目的核对等事情。因而，在总体的工作时间上，家庭作坊所有者要超过一般的输入型IEM。

第三，自发型IEM自身能力要高于输入型IEM。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家庭作坊所有者在购买生产设备之前对生产过程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具备了生产设备的使用能力，同时掌握了产品的销售途径；而输入型IEM主要是来集群内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在工作之前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需要经过短暂的学习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可见，自发型IEM自身的能力要高于输入型IEM的能力。

第四，自发型IEM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要大于输入型IEM的影响。从家庭作坊所有者拥有的生产资料和获得的收入来看，自发型IEM对经济的影响就要大于输入型IEM的影响。虽然说农民工为城市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本身对经济的影响却不及家庭作坊所有者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自发产生的产业集群，家庭作坊就好比产业集群错综复杂的根，其深深埋在集群的内部，为集群的发展提供了活力。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家庭作坊的转变，家庭作坊的转变更是产业集群成功转型升级的保障。另外，由于自发型IEM拥有的财富，其对当地社会发展有着更强的影响力，如对房价的影响、对服务业的影响、对道路交通的影响，等等。(www.xing528.com)

总体来说，产业集群中以家庭作坊为代表的自发型IEM的特征和一般的IEM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其中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两者收入的巨大差距，收入的差距反映在个体上就表现为社会地位的差距。其次，收入的差距也代表了两者对经济贡献程度的不同，家庭作坊由于掌握了生产资料，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要远大于农民工对经济的影响。另外，家庭作坊与以小企业为代表的IEC和正规经济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之间的桥梁。如果说农民工因为个人能力和制度问题无法成为正规就业者，那么家庭作坊和小企业所有者却可以依靠市场经济这一途径从非正规就业者蜕变为正规就业者；同时，普通职工也可以依靠这一路径从正规就业者变成创业者。

第三节　慈溪市非正规就业的统计分析

一、统计方法的选择

慈溪市是一个县级市，其较小的区域范围限制了很多统计方法的应用，另外由于某些数据的缺失，也导致了方法上的局限性。在此，考虑到方法的适用性和数据的有效性及可获得性，本书采用Yair Eilat、Clifford Zinnes^[6]（2002）所使用的方法来估算慈溪市的IEC规模，其理论依据是由Kaufmann和Kaliberda两位学者于1996年提出的K-K电消费法。

假设两个时间段内用电量的差是由电价的不同和产生的GDP量的不同所造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其中，ΔElec t指的是用电量的差值，ΔEpricet指的是电价的波动，ΔIn dGdp t指的是工业GDP的差值，ΔPr vGdp t指的是私营企业GDP的差值。

其中指的是式（8-3-1）所得的残差，其表示了用电量波动中不能用电价波动和GDP波动来解释的部分。也就是说，这个指标代表了非正规经济变动带来的用电量的波动。这个模型虽然不能求出IEC的规模，但我们可以确定，IEC的确是存在于规模经济中的。

根据K-K电消费法，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其中指的是t年的全部经济活动总量（即真实的GDP总量）和基年（在这里暂取1990年）全部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ΔElec t指的是t年和基年之间用电量波动值，η指的是电消费生产系数，根据相关学者对各国的研究，其取值一般为0．5～2，η值越高，说明一单位电消耗所产生的GDP值越大。（注：假定TEA 9090为100）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IEC规模的计算方程:

其中，IEC t指的是t年IEC占整体经济规模的比例，GDP 90t指的是官方发布的t年的GDP和基年（1990）GDP的比值，其代表的是正规经济的比值，IEC 1990为基年（1990）IEC规模占整体经济规模的比例，其取值不固定。

二、原始数据的处理

慈溪市可获得的较完整数据为2008年和2009年的月份数据，因为月份数据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另外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能会造成数据的突变。由于2008年10月份工业用电量和其他月份的用电量有较大的差距，并且用电量和工业产值也是极度不匹配，因此将2008年10月份的数据作为干扰数据予以剔除。具体数据趋势如图8-3-1、图8-3-2所示。

图8-3-1　Elect、In dGdp t和Pr vGdp t变动趋势

图8-3-2　ΔElect、ΔIn dGdp t和ΔPr vGdp t变动趋势

图8-3-1清楚地显示了工业GDP、私营GDP和电量三者之间是同向变动的，具有较强的联动性。另一方面，可以在此图中直观地看到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2月这三个月中，三个变量都发生了剧烈的波动，用一落千丈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从图8-3-2可发现，虽然工业GDP和私营GDP都发生了剧烈波动，但私营GDP的波动幅度略小于工业GDP，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私营经济的灵活性和抗压能力要略高于整体经济水平。此外，从这两张图中可观测到，电量的波动要先于GDP的波动，且在2008年7—8月和2009 年6—9月这两个时期出现和GDP明显相反的变动，这一异常情况，可能正是无法观测的非正规经济所造成的。

三、模型的回归和分析

因为季度数据和年度数据样本偏少，进行模型的回归会存在较大的回归误差，在此本书只对月度数据进行模型的构建。

关于模型（1），考虑到电价调整的时间是2009年11月底，对于本书选取的数据没有构成突变点影响。因此，本书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去掉了ΔEpricet这个变量，通过Eviews6的回归，具体的模型结果如下:

R2这个指标显示模型回归结果一般，变量ΔElec t中只有50%的变动是由ΔIn dGdp t和ΔPr vGdp t变动所造成的，而另外的50%则是由其他因素的变动造成的，这也说明了慈溪市存在较大规模的未被观测经济。

四、IEC和IEM的估算及分析

由于慈溪市是一个县级市，有关数据的统计并不是很完备，因此仅仅以年度数据来作估算，可能会存在较大的误差。另一方面，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量巨减，这势必对以出口为主的慈溪市第二产业造成沉重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下一层级的非正规就业，从而造成年度数据的失真。此外，非正规就业本身的起伏和淡旺季生产的波动也使得单一年度数据的估算不能较好地反映其波动情况。鉴于以上几点理由，本书分别以月度数据、季度数据和年度数据为样本，以点及面，从多个角度对慈溪市近期的非正规就业规模进行估算，期望全面真实地描绘出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之路。

（一）以月度数据为样本的IEC估算

对月度IEC的估算，首先要说明一下几个问题。（1）关于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这个变量来代替“GDP”变量，用“工业用电量”代替“全社会用电量”。根据调研结果所得，家庭作坊的生产用电为三相电，这属于工业用电，因此用“工业用电量”来计算非正规经济有一定的合理性；另外由于无法获得月度的GDP数据，使模型两边变量按照实际情况同时变换，这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代替“GDP”的不足。（2）对于电消费产出系数η值的选取。本书参考了Kaufmann和Kaliberda两位学者对相关国家的处理方式，他们将中东欧国家（CEE）的电力消费产出弹性系数定为0．9，波罗的海国家为1，前苏联国家（FSU）为1．15；^[7]另外还参考了相关学者和部门对浙江省电力消费产出弹性系数的测算结果，其测算结果为2003年是0．68，随着经济结果更加合理，2004—2006年预计为0．85。^[8]此外，慈溪市的经济比较发达，经济结构相对于浙江省内其他地方来说更加合理，因此本书将慈溪市的电力消费产出弹性系数η定为1。（3）关于基期IEC规模占整体经济规模比例的选定，本书参考徐蔼婷（2009）对浙江省IEC规模的估计，将其定为25%。

将附表1中的原始数据经过相应的换算后代入公式（8-3-4），可以得到每个月的IEC规模。去除结果中一个负数的结果，具体如表8-3-1所示，其波动情况如图8-3-3所示。

表8-3-1　慈溪市月度IEC（%）估算结果

续　表

从图中可知，月度IEC的波动较大，总体波动范围为3% ～70%。此外，每月的起伏也异常不稳定，如2008年的6月份和7月份，从5%一下子蹿到了近50%，涨幅竟达到了10倍。其中虽然有统计方法和数据的误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非正规就业领域的月度产量起伏很大，这也验证了调研的结果。

图8-3-3　慈溪市月度IEC（%）的波动

进一步对于月度IEC规模总体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其平均数为28．51%，中位数为23．86%，具体如图8-3-4所示。可见，通过慈溪市月度数据的估算，其IEC占整体经济的规模约为30%。

图8-3-4　慈溪市月度IEC（%）的总体分析

（二）以季度数据为样本的IEC估算

在此，我们根据季度的GDP数据来估算IEC的规模，季度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将抵消月度数据的剧烈波动，在描述趋势的同时又不失灵活性。将附表2中的数据经过相应的换算后代入公式（8-3-4），可以得到每个季度的IEC规模，去除结果中一个负数的结果，具体如表8-3-2所示。

表8-3-2　慈溪市季度IEC（%）估算结果

将IEC数据转换为图形，其结果如图8-3-5所示。从图中可知，季度IEC的波动较月度IEC波动偏小，整体波动范围为5%～40%。另外，在2008年初期，IEC的规模略有上涨，这和我国GDP的运动保持一致。而2008年后期，IEC的规模出现较大滑坡，从30%跌到了15%以下，这和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相吻合，说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的影响真实地传递到了非正规就业领域。从前文的介绍中我们已知，慈溪市是一个以出口为主的经济体，出口的波动对正规经济的影响很大，如今IEC的估算规模表明，出口对非正规经济的影响也很大。由此可见，慈溪市的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同向运动，这一点验证了前文关于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关系的推论，为两者之间的转换提供了充足的依据。

图8-3-5　慈溪市季度IEC（%）的波动

对于季度IEC规模总体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其平均数为19．59%，中位数为15．55%，具体如图8-3-6所示。可见通过慈溪市季度数据的估算，其IEC占整体经济的规模约为20%，低于以月度数据为样本的估算结果，究其原因，可能是数据波动所致。

图8-3-6　慈溪市季度IEC（%）的总体分析

（三）以年度数据为样本的IEC估算

年度数据抵消了淡旺季所带来的时间序列波动，较季度数据更好地表达了经济体的整体发展趋势，在此，我们估算2008年和2009年两年的IEC规模。通过对数据的处理并代入公式（8-3-4），我们得到如表8-3-3所示的具体结果。

表8-3-3　慈溪市年度IEC（%）估算结果

总体上来说，2008年和2009年IEC的平均规模为整体经济的24%，其估算结果略大于季度估算的结果，但小于月度估算的结果。从时间点上分析，2008年IEC的规模要小于2007年和2009年的规模，在剔除了季度波动造成的影响后，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对非正规经济造成的影响要大于对正规经济造成的影响，2008年的IEC规模比2007年减少了近50%。同时，我们也发现，随着2009年经济的好转，非正规经济的规模呈大幅度上涨，涨幅达到了133%。由此可知，即使剔除了季度和月度数据波动的影响，IEC受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也要远大于正规经济受到的影响。

通过对月度IEC、季度IEC和年度IEC的估算及对比，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慈溪市2008年、2009年的IEC平均规模为24%，和2007年持平。

第二，月度IEC起伏波动剧烈，表明非正规就业领域的月度产量起伏很大，这也验证了调研的结果。

第三，季度IEC估算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的影响真实地传递到了非正规就业领域，暗示了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第四，年度IEC估算结果则显示了IEC受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要远大于正规经济受到的影响。

在IEC估算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对慈溪市非正规就业人数的规模进行估算。我们假定非正规就业领域的产出/人口比和社会整体的产出/人口比相同，其理由为慈溪市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模仿能力很强，其产品质量和正规企业的产品质量相差无几，因此这个假设条件是可以成立的。

慈溪市2009年末总户数约为43万户，总人口约为103．5万人，那么根据以下公式:

我们可以估算出，慈溪市非正规就业的从业者约为26万人。

第四节　慈溪家电产业集群升级下IEM的演进分析

依据前文的调研结果和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分析结果，可知慈溪市的家电产业集群是一个典型的卫星式集群，在集群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另外加上众多的家庭作坊，慈溪家电产业集群的整体结构可被称为“冰山经济”，即有记录的、能被观察到的正规经济只占整体经济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经济都属于未被观测到的非正规经济。如2008年慈溪市规模以上的企业实现的工业总产值为280．78亿元，而全市家电工业总产值为601亿元，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工业产值是中小企业所创造的，再加上未被纳入统计体系中的家庭作坊等非正规就业者所创造的近150亿元的工业产值，慈溪市真正的工业产值远不止现有的统计结果。创造这部分经济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分散在原料供应、制造、配套服务、销售等各个产业链领域，一方面为正规企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的供给，另一方面又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给正规企业的生产销售带来冲击。IEM的存在使得慈溪家电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一直无法做大做强，再加上其他家电产业集群带来的冲击和跨国企业对市场份额的侵蚀，慈溪家电产业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迫切需要转型升级。

慈溪市家电产业如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业链还不够完善，核心技术相对缺乏，品牌档次有待提升，产业组织比较松散。为此慈溪市提出了转型升级的升级思路:以培育龙头企业为载体，以加强销售渠道建设和打造强势品牌群为核心环节，以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为重要支撑，产业链补缺与提升同步推进，深入实施“品牌、标准、知识产权”三大战略和内外贸并举，最终实现家电产业集群由低成本竞争优势向综合创新优势的战略转变。

产业集群升级的第一步是龙头企业的培育，这对于输入型IEM和自发型IEM都意味着改变。龙头企业的培育需要市场的肃清，这对于自发型IEM来说，其中的一部分中小企业将会被兼并和重组，大量的家庭作坊也面临着改变；另外龙头企业的形成和壮大意味着产业格局的改变，其产品必然挤压当地IEM所生产的同质类产品，这就使得IEM不得不转变。其转变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种:（1）IEM群体进入新企业，转变为正规就业人员；（2）所有者改变生产经营方式，继续IEM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进入边缘市场，避开和正规企业的竞争；（3）为正规企业做配套服务，这样仍旧为非正规就业人员，但是不再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也不再提供假冒产品。对于输入型IEM来说，龙头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意味着更多正规岗位的产生，其进入正规部门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另外，随着小企业被兼并，这些企业的员工也会进入正规的企业，即使不能成为有保障的正规就业者，工作的环境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第二步，大企业进行技术的改进和产品的创新，也促使IEM中的小企业进行技术的升级和改进。集群内的小企业除了小而灵活的特点外，最主要的特点是对集群的依存性，即如果脱离了集群，企业将无法独自运营下去。因而，随着大企业技术改进和知识积累的溢出效应，当地的小企业也会提升自身的技术，增加竞争力。这也意味着对输入型IEM人力资本要求的提高，即政府和企业会通过各种措施引进人才，以此来支持集群的升级。

第三步，产业链的完善带来的IEM多样化。慈溪的家电产业以制造为主，并且有一半的产品出口到欧洲和美洲等国家，最主要是制造的形式嵌入到全球的产业链中。随着产业链的完善，前段的设计创新会促进大量自由工作者和高技术人才进入集群中，后段销售网络的构建一方面让原先从事生产的IEM转变为从事服务的IEM，另一方面大的销售企业进入集群中也会促进当地IEM格局的改变。

总体上来说，慈溪市家电产业集群内的IEM演变方向为:（1）非正规就业向着正规就业缓慢演进；（2）非正规就业自身的改进，体现在创新企业的增多、人力资本的提高、高端非正规就业人数的增加；（3）非正规就业成为正规就业的蓄水池，为整体产业集群提供灵活性、多样性和创新性，将“冰山经济”转变为“大树经济”。图8-4-1形象地描绘了慈溪市家电产业集群内IEM的演变路径。

图8-4-1　浙江家庭作坊演化路径图

【注释】

[1]数据来自:http://www．icinet．com．cn/readnews．asp？newsid＝26184。

[2]数据来自:http://www．laoshan．gov．cn/n206250/n519273/n538768/28319．html。

[3]数据来自:《慈溪市（杭州湾新区）品牌家电产业基地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09—2012）》。

[4]数据来自:http://www．ce．cncysczgjd/kx/200911/19/t20091119＿19924218．shtml。

[5]高文书:《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1期，第28—34页。

[6]Yair Eilat，Clifford Zinnes:The Shadow Economy in Transition Countries:Friend or Foe？A Policy Perspective，World Development，2002，Vol．30，No．7:1233—1254．

[7]徐蔼婷:《未被观测经济估算方法与应用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8]摘自http://www．tzstats．gov．cn/Article＿Show3．asp？ArticleID＝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