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自国际劳工组织(ILO)首次界定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IFS)[1]和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IEM)概念以来,IEM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热点和关注的中心之一。ILO为许多经济贫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制订了全国性或地区性就业发展计划,使IEM理论逐步演变为一种指导这些国家就业决策的规范。
荷兰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注重发展非正规就业,丹麦政府制订并实施了家政服务计划,意大利政府推出了“荣誉贷款”计划,德国政府设立“搭桥津贴”计划,美国、日本、波兰也采取了具体措施以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4—1995)数据表明:全世界IFS产出在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5%~35%。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就业现象尤为普遍。据不完全统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985年这一比例占到城市总劳动力的60%,亚洲各国80年代这一比例为40%~66%。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经济体系遭受重创,消费信心严重不足的同时还带来了沉重的失业灾难。ILO在2010年1月27日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了一份关于2009年全球就业形势的报告。报告里称,2009年全球失业率达6.6%,失业人数为2700万人。在这一份多达82页的报告中还指出,2010年的失业率仍将居高不下,预计发达国家还将有300万人失业或找不到工作。在过去两年时间里,青年失业数增加了1000万人,这是该机构自2001年全球统计以来青年失业数最高的数据。另外,美国劳工部在华盛顿发布的数字显示,2010年7 月17日当周的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3.7万,达到46.4万,超过彭博新闻社调查经济学家的最高预期。
失业的沉重压力羁绊着经济的回暖,面对这一严重的问题,各国都在寻求着解决之道。2009年9月,G20峰会上达成了全球结业协定,并声称“在构建未来的经济增长时要以就业为导向,经济重振的核心是提供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而IEM所代表的灵活就业,成为多数国家的首选。ILO和WTO共同进行的研究课题结论表明,一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南亚国家的非正规就业人数所占比例已高达80%。
转型期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模式被打破,IEM得到迅速发展。调查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的城镇IEM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可能达到50%。由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主体回归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释放出大量冗员,使潜伏已久的隐形失业显形化;加之我国经济活动人口总量相对于自然资源和资本的过剩以及被称为“创造性摧毁”的经济结构调整,使得我国失业问题进一步凸现。在当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以正规化就业为主的单一就业模式日益被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并存的二元化就业模式所取代。IEM已经成为我国解决失业问题的一项战略选择。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IEM是结构变动,包括工业化过程中制度变迁、产业结构变动、城市化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如何看待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IEM问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非正规就业大军迅速壮大,其原因何在,有什么内在机理?这些构成了本书上篇研究的主要内容。
此外,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本就存在较大差距,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东西部发展的不均衡愈加突出。东部地区的浙江省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崛起,不仅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前列,更是吸引了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进入该地区,形成了庞大的IEM群体。据《宁波市统计年鉴(2009)》相关数据显示,余姚、慈溪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口已超过了本地人口。更重要的是,浙江省内存在大量的自发型非正规就业,这些就业者不为别人工作,而是采用家庭作坊形式制造产品。这种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的家庭作坊模式,这种“富裕”的IEM所显现的特殊性,不仅是研究IEM存在形态和发展模式的绝佳素材,更是窥探产业集群内在动力的偏锋视角。据统计,浙江省共有1300万非农从业人员,个体从业人员约有280万人,占非农从业人员总量的21.5%,加上非全日制就业、短期就业、兼职就业、城镇自由职业者、正规单位的非正规就业人员等,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数量估计会超过非农从业人员的一半。[2]
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浙江省内的特殊IEM现象研究不仅补充了一般非正规就业现象、机理的研究内容,更是对浙江省这种特殊的产业集群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作为卫星式产业集群,其特征是中小企业居多且基于低廉的劳动成本,此外,浙江省特有的“一镇一品”现象,也只有从IEM的视角,才能更好更全面地解释其形成的机理。
因此,基于浙江省IEM的特殊性,本书下篇将注重分析这类特殊IEM的形成因素,剖析其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因素的变动,探讨其今后的发展演变路径。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第一,IEM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伴生现象,在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可以说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IEM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因而,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对我国IEM问题的研究,为国家采取相关政策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理论界对IEC和IEM的研究时间还不长,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同时,由于IEC和IEM的特殊性质,难以对现实经济中的IEM实际规模进行科学统计,而国际上的统计口径也很不一致。因此,研究IEC 和IEM问题将有助于达成共识,使政府部门更加重视IEC和IEM问题。
第二,当前理论界大多看到了中短期IEM在缓解就业压力、安置弱势群体就业、应对多变市场需求、降低企业劳动成本等方面的正面作用。但从长期来看,这种不稳定的就业方式究竟是否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是否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究竟是失业和就业两种形态之间的跳板还是预示着未来就业模式的发展趋势,这一系列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三,本书对家庭作坊类IEM的分析,完善了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特征描述。在国内现有对非正规就业现象的研究中,其主要对象为农民工这类非正规就业人员,对家庭作坊、小企业这两类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研究较缺乏,而家庭作坊和小企业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在表现行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另外,家庭作坊极有可能转变为小企业,因此本书重点分析的家庭作坊类IEM的特征性质,一方面是对非正规就业群体特征的补充,另一方面也是对非正规就业之间转变路径的一种探索。
第四,基于非正规就业视角构建的浙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分析框架有其独特的分析能力。浙江产业集群作为我国经济转型的产物有其特殊性,国外的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其现象。通过建立基于非正规就业视角的框架,从劳动者的角度探讨集群的发展之路,能更好地解释浙江集群的竞争力和集群内企业的行为模式,也就能更好地描绘出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之路。不仅如此,通过此视角还能有效解释集群的路径依赖和集群“低效锁定”现象。此外,还对我国集群内非正规就业规模进行分类和测算,通过细化测算的方法来提高测算准确度。非正规经济规模的测算和非正规就业人口的测算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一大难点,本书将采用区域聚焦方式,以集群为载体,通过测算某一非正规就业群体的人数,来预测全国相似集群此类人群规模。将非正规就业群体划分测算,以此来弥补整体数据的不足和低准确性,从而提高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测算准确度。
(二)现实意义
在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而IEM以其方式灵活、需求多样、成本低等优点成为巨大的吸纳劳动力的“海绵”,不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由之路,还能吸收大量被拒之正规就业大门外或被正规就业部门“挤出”的人员。合理发展IEM是我国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与法制社会的客观要求。就我国的情况来看,IEM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农民工很大程度上都属于IEM。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我国关于IEM的法律法规长期缺失,导致当前IEM就业环境差、薪酬待遇低、社会保障缺失现象普遍存在。因此,进一步研究和处理好IEM问题,全方位了解非正规就业者的现实情况,及时针对法律法规存在的漏洞提出合理政策建议,对完善我国劳动法及相关法规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深远意义。同时,也有利于维护几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缓解城乡矛盾,从而兼顾效率与公平,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在现实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政策价值和社会意义。
第一,全球化竞争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转型国家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新挑战。科学技术、知识信息成为主要生产要素,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大幅调整,为发展中国家推行IEM提供了新机遇。但由于经济、技术的发展不平衡,我国应积极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运行规律,改善我国IEM领域中大部分属于低技术要求、低效率产出的现状。
第二,为集群转型成功与否提供另一种参考指标。产业集群的类型不同,其竞争力的体现也有所不同,作为卫星式产业集群的浙江产业集群,其转型成功的竞争力不仅仅体现在产能和大型企业的数量上,还体现在原有灵活性和高市场敏感度上,而家庭作坊体现的活力正是产业集群灵活性的保证。因此,以家庭作坊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转型的成功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成功。
第三,为政府部门出台转型政策提供参考。集群的转型涉及多方面问题,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政府提出的政策不但要促进集群的转型升级,而且还要尽可能地保障各方的利益,特别是非正规就业者的各项保障措施。本书的研究立足非正规就业视角,为政府出台如何指导非正规就业者的转型政策提供了参考。
第二节 研究内容、结构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和内容
首先要说明的是,鉴于缺乏完整准确的非正规就业定义,本书中所指的非正规就业,是相对传统典型的就业形式而言的,不同于正规的全日制工作、与用人单位有稳定的劳动法律关系、有稳定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就业形式,是指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无法建立或暂无条件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一种就业形式。
本书上篇试图对我国IEM形成的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它以中国转轨时期大背景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变动为主线,并结合经济增长、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等影响因素,从IEM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入手,借鉴国外的IEM形成理论,分析我国IEM得以形成并发展的内在动力、外部环境,论证IEM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和产生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IEM形成的机理。其中,适应IEM的劳动者供需状况和制度环境是核心要素。这里要说明的是,国内外关于IEM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已有很多论述,对此本书不作重点研究,只在综述中对相关研究进行简要概述。另外,低端IEM和高端IEM的性质有很多差异,其形成和影响因素也不同,但当前我国的IEM主体还是低端IEM,并且在我国IEM形成过程中也以此为特色,因而本书主要研究低端IEM的形成,高端IEM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在本书中偶有涉及。
至于本书下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指浙江产业集群内的农民工和家庭作坊两类非正规就业群体,鉴于集群内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农民工存在较大的区别,有必要将集群内农民工的特征和行为模式作单独的探讨。其中,家庭作坊指的是家和工厂连成一体的生产单位,雇佣工人人数在5人以下。此外,对于创业者、个体工商户等非正规就业者,下篇不进行详细的论述,只在必要的时刻充当比较对象。另外,转型升级作为本书的研究背景,其有关内容主要在文献综述中进行叙述,具体的升级路径在正文中为已知量,即在正文中不对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进行分析对比。
二、全书结构
本书分为上篇和下篇,共九章,具体内容如下。
上篇 转型期我国非正规就业的理论框架分析
第一章绪论,包括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的介绍,研究结构与方法的简介,以及主要观念、难点、创新点的说明;
第二章,对国内外非正规就业相关研究理论、实践经验进行述评,并对我国集群转型升级路径进行简要的介绍;
第三章,展示中国目前的IEM发展历程和现状;
第四章,是上篇的核心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了IEM形成的各个因素,为凸显中国的转型期特征,分析我国与国外IEM形成中的差异,着重构建了行政性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前提下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以及经济体制改革造成就业制度变迁和经济结构变动带来的IEM制度环境变化,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说;
第五章,主要通过“上海模式”、浙江民营企业发展、沿海外资制造工厂及高校扩招产生的四种典型IEM群体的案例分析,验证和分析IEM在我国的发展及前景。
下篇 转型期我国产业集群内非正规就业机理分析
第六章,对产业集群内的非正规就业形成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关于非正规就业形成的原因,理论上有二元论学派、结构性学派、制度学派、不守法主义学派四种(任远、彭希哲,2007),但非正规就业形成的真正原因却有可能是这几种学派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各个地区其主导因素也不尽相同。
第七章,为下篇的核心篇章,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集群升级背景下的非正规就业演进机理,将注重研究非正规就业人群是否会转变为正规就业者,及转变为进入何种领域的正规就业者。
第八章,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对产业集群升级下非正规就业的演进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分析其IEM特征的基础上运用KK电消耗法来估算IEM的代表——家庭作坊的规模,此外,根据慈溪家电产业集群的特征和家庭作坊的异质性,描绘出IEM演变路径和发展方向。
第九章总结了我国现有IEM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本书上篇的主要结构如图1-2-1所示,下篇的主要结构如图1-2-2所示。
图1-2-1 本书上篇研究逻辑结构图(www.xing528.com)
三、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课题拟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访谈、案例研究、统计分析和系统分析等方法。
1.文献研究。广泛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跟踪了解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和各地实证情况,掌握国内产业集群升级理论和非正规就业理论领域最新前沿动态,系统归纳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模型及其演化机制模型。
图1-2-2 本书下篇研究逻辑结构图
2.案例研究。选择浙江宁波产业集群为研究案例,其能代表浙江省多数的自发型产业集群,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为了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实地访谈了当地的非正规就业者,分析其在演化过程中的行为。
3.统计与计量研究。对宁波的非正规人数的测算采用计量的分析方法。通过测算理论平均居民用电量和用水量,并收集实际的居民用电、用水消耗量,推测出其非正规经济规模,进而估算出非正规就业的人数。
(二)可行性分析
1.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理论已相当完善。
国外对于产业集群升级理论的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理论已相当成熟,国内学者借鉴国外理论对中国各地区的产业集群的研究,也得出了丰富的实证资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材料。
2.对于非正规就业理论的探索已具有初步成果。
国内外对于非正规就业现象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关于非正规就业形成机制的探讨已初具框架,为本书探讨的演化机制提供了路径。
3.资料数据较易获得。
浙江宁波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产业集群地带,其相关资料和数据比较充分,易做分析对比。
第三节 主要观点、难点和创新点
一、主要观点
观点一:非正规就业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观点二:非正规就业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与转轨期背景紧密相关。
观点三:非正规就业的形成要有适宜的劳动者供需条件和有利的制度环境。
观点四:集群内的IEM有其区别于其他IEM的特殊性。
观点五:非正规就业的演变路径与经济发展、制度演变及政府规划有密切的联系。
观点六:非正规就业的总体演变方向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向正规就业演进,不仅如此,其自身也有极大的改善,但整体比例会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
图1-3-1 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形成机理
二、主要难点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由于之前对IEM概念的界定不统一,故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IEM的统计标准也有很大差异,没有系统全面的数据反映我国20多年来IEM的规模,从而为数据的搜集和实证分析带来很大困难。
2.IEM形成机理的推导中的影响因素相对难以量化。
3.关于IEM形成机理的验证,难以得出直接的数据结果,需要探索出有效的间接方式进行衡量。
4.以家庭作坊为代表的IEM有着和其他非正规就业群体不同的特征,而其又是浙江产业集群中IEM的代表,只有了解家庭作坊的特征,才能更好地阐明非正规就业的演变机制。需要进行调研才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5.非正规就业者是否会转变为正规就业者,非正规就业者转变为何种类型的正规就业者?仍旧为非正规就业者的人群是何种类型的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的演变不仅受自身发展的影响,还受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宏观政策的影响,因而需要全面考虑各层面的影响因素进行总体分析。
三、创新点
1.基于我国转型期的经济社会变革,主要从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变动两方面,论证了IEM存在的必然性。
2.通过较全面的论证和分析确立起对IEM的正确认识,并针对IEM的不同类型指出IEM发展中的障碍和问题,提出比较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3.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三个案例,对浙江省发展迅速的民营经济、沿海制造业加工工厂中的IEM发展状况进行研究讨论,得出我国当前IEM发展基本状况,并通过高校毕业大学生的择业现状和趋势预测IEM的发展前景,为相关政府行为提供理论和政策参考。
4.在查阅、研读大量外国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初步归纳梳理了IEC和IEM领域的国际研究脉络和框架,在国内的相关数据方面,也尽量采用了最新资料,希望能抛砖引玉,在资料检索方面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方便。
5.交叉结合产业集群理论与非正规就业理论,形成新的就业分析框架。
6.分析了家庭作坊类IEM的特征,充实了非正规就业现象的相关研究。
7.归纳分析了浙江产业集群内部非正规就业的形成、演化机制,并进行了实证分析。
【注释】
[1]为了行文简洁,文中采取了若干英文字母缩写形式,主要有: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简称IFS)、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简称IEM)、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简称IEC)、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Informal Employment Labor Organization,简称IEMLO)、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简称ILO)。
[2]《非正规就业人员养老问题研究》,http://www.tzlss.gov.cninfo704—1.ht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