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国IEM的因素分析和形成机理
第一节 解释IEM的理论基础
一、国外关于IEM形成的主要理论
（一）贫困就业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贫困就业理论是一种关于IEM产生发展内动力的学说，它强调城市的内部结构分化，由城市失业和贫困化而引起的社会阶层分化，促进了IEM的产生和发展。ILO是这一理论的奠基者，该组织视IEM为发展中国家不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的具体表现，认为只有没有能力进入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动力，才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
哈特的非正式经济理论也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基于货币工资雇佣和自我雇佣的差别，提出了“正规”与“非正规”就业机会划分的设想，以及城市劳动力收入机会的“二元化模型”。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约翰·穆勒和凯恩斯时代，两者建立了反对亚当·斯密竞争性劳动市场的非竞争性劳动市场学说（Mill，1885；Cairnes，1874），从而奠定了劳动力市场细化和结构化的基本概念，引发后来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后者基于对报酬和劳动力流动的关注形成了“双元结构”学说，将劳动市场按薪酬高低划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Piore，1970）。穆勒认为，技能低下的手工劳动者及其子女由于缺乏提高工作技能的机会，只能长期“蜷曲”在低收入的就业领域。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分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系（即传统部门）和现代工业体系（即现代部门），由于这两大部门的经济属性和从业者的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引发了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而且他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迁移、临时就业和自我雇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而托达罗则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路径为:农业部门→城市传统部门→现代工业部门。简言之，农村过剩劳动力并非由传统农业部门直接转入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而是由农村先进入城市传统经济部门即IFS，由此产生大量的IEM。
（三）制度边缘理论
秘鲁经济社会学家德·索托从制度角度分析IFS发展问题。他主持的一项关于微型制造企业的调查表明，在这类企业所生产的利润中，77%被用于与各种行政和法律组织打交道的“行政费用”，即制度成本或交易费用，只有23%由企业自己支配。他认为，发展中国家IEC是在国家严格控制的经济制度下市场力量的真正爆发，IFS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主要是严格的、歧视性的行政和立法制度。这种制度所形成的经济环境会导致资源的“劣”化配置，并在经济上迫使企业在法律框架以外从事经济活动，这也就是IFS长期存在的原因。
法依格（Feige，1990）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在地下经济框架下划分为非法经济、未登录经济、未申报经济、非正式经济，认为由于法令的规范，导致正式部门的成员在对交易成本的权衡下转向非正式部门。Loayza（1997）也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由于法令规范使得正式经济较不具吸引力。
（四）生产成本说
这种理论主要用于说明发达国家IEM产生的原因。美国加州大学卡斯特斯教授（Castells）和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波特斯（Portes）认为，IFS的增长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性经济活动的“制度化”弱化的结果。全球经济一体化给企业带来全面竞争压力，大企业垂直式的产业组织结构渐渐失去主导地位，社会经济活动开始用水平的平行网络联结起来；上下游之间的经济关系由交易合同取代，而不再是行政式的企业内部关系，转包合同是新的交易关系的主要形式。
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政府对企业在卫生、安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增加了多方面管制，无形中加重了企业经营的负担。企业转而采用规避管制、减少成本的非正规化办法从事经营活动，也推动了IEC的发展。
二、国外IEM形成理论与中国现实的比较分析
从上面几种学说中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分割和贫困就业理论、二元经济理论和生产成本说有个共同点，都可以归结于全球化的经济结构变动和调整。转型期的中国也处在相同的大背景下，因而都可以用于对中国IEM的一般性解释。制度边缘学说对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管制严格的情形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这一点从浙江等省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上可以得到验证。
另一方面，IEC和IEM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其出现和发展都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可能不同，所导致的IEC和就业特征也可能不一样。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上述某一个理论来解释一国或地区IEM的成因，尤其是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地区历史文化差异巨大、政治经济改革如火如荼的转型期社会主义国家。任何一个新理论、新方法用到“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大多会“走样”，能解释其他国家和地区现象的理论不一定能解释中国的现实，别的国家和地区没有发生的情形却有可能发生在中国。
概括些说，从IEM形成及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上来看，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是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后带来了大量正规部门职工下岗、失业，农民工大规模涌入城市寻求就业的大背景下，涌现出大量IEM现象的，这与南美、南亚以及非洲主要是贫困就业的IEM背景不同。
第二，中国是在深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并不完善的经济体制下鼓励和推行IEM的，政府对IEC和IEM领域进行了一些行政干预，这和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不同。
第三，目前中国的非正规就业者往往是从国有、集体等正规企业部门里下岗、转岗或自动“下海”的人员，其就业路线是“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这与世界其他IEM现象较普遍的国家和地区有很大差异，那里大部分非正规就业者的就业路线是“无业→非正规部门”。
第四，与西方和拉美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类似，在我国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往往先进入城市非正规劳动部门，并以此作为跳板进入正规部门。但不同之处在于，在西方国家，IEM发展初期只是作为一种阶段性、过渡性的就业制度安排；而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则是利用IEM降低产品成本，借此保持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低成本优势的制度安排。如果我国制造业仍然走“低端、价廉、以量取胜”的路子，那么可以预见，IEM在我国将作为一种保持国家竞争优势的手段，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存在。
归根结底，IEM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一种灵活、弹性的就业方式，是对正规就业的补充；而在发展中国家，IEM主要是指一些低收入、临时性、季节性、工作环境比较差的职业类别；在我国则更主要是面对大规模流动人口、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职业供给。正因为如此，决定了我国IEM的存在和发展，是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就业压力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要分析中国IEM的形成，就必须分析“下岗”失业和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问题，这样，IEM的成因分析就简化为分析经济增长、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在IEM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第二节 转型期中国IEM的成因分析
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IEM概述
虽然我国正式引入IEM概念时间不长（1996年引入），但IEC和IEM现象的存在由来已久。而IEM在我国的大规模发展，则是经济快速增长、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就业压力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首先，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带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使人们的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而正规部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不能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于是以社区服务、家政服务、街头摊贩为代表的IEC活动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的背景下，逐渐进入国民经济大舞台，IEM应运而生。
其次，我国实行外向型经济，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市场竞争的愈演愈烈，大量制造企业和出口加工企业为了提高产品竞争力，倾向于雇佣临时工、合同工，或者采取转包、外包等形式以降低劳动成本。
再次，随着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来临，高科技企业、服务业兴起，这些行业和企业客观上要求加快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同时为数众多的劳动者对工作地点、时间的灵活性偏好增强，也促进了非正式就业的发展。
在中国，IEM快速发展的最大特殊性在于其转型期特征。随着市场化改革单一计划经济放开，个体、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在短期内迅速带动了对IEM的需求；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再加上信息技术的推广，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确立，使得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异常剧烈，传统粗放型经济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迅速下降，正规就业部门所能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增长有限。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人口政策的累积效应形成庞大的绝对人口数量，在此基础上人口总量持续增长；而户籍制度的放松，使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和兼业农民形成数量可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向城镇转移；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激增，大学生“找工作难”成为普遍趋势……种种因素使得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正规就业方式早已无力承载，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得不选择IEM。
正是基于此，在分析我国IEM的发展机制时，就必须注意转型期失业的特殊问题:经济体制转换（从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到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失业、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及狭义制造业的内部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市场的微观结构转变（国企改革）带来的失业。
二、经济增长与IEM
（一）经济增长与就业
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高增长必然带来高就业。根据“奥肯定律”，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两者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水平就高；反之亦然。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现实却与之相差甚远（见附录部分附表3）。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就业增长似乎并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国民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中，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1%；而同期就业的增长率却只有1．1%。社会各界对中国的“高增长、低就业”甚至“无就业增长”现象评论纷纷。
不少学者根据不同方法估算了中国在不同阶段的就业弹性（李红松，2003；李向亚、郭继强，2003；等）。根据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统计报告，2001—2005年我国GDP增长速度分别为8．3%、9．1%、10%、10．1%和9．9%（经济普查调整后数据），而同期总就业人数增长率却分别只有1．30%、0．98%、0．94%、1．03%和0．8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一份《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更是引起国内外社会的普遍关注。文中指出:“在东亚的成功故事背后，隐藏着‘无就业增长’的挑战，年轻人与女性正经历着‘无就业增长’。”而该署驻华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毕儒博先生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事实上，‘无就业增长’在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表现得非常严重，尤其是中国！”其依据是:通过计算中国的就业弹性系数[1]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是0．3以上（GDP每增长3%，就业人数就增加1%）；90年代降到了0．1左右，2005年更是只有0．08，GDP增长10个百分点，也不能使就业人数增加1个百分点。
仅从公布的数据上看，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的确在下降（见表4-2-1）。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由“九五”时期的94万人，减少到“十五”时期的80万人。其中，2005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只有63万人。
表4-2-1 1980—2005年GDP增长与就业弹性的对比[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及李红松（2003）等人的数据整理。
从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业弹性水平也有所不同。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就业弹性水平通常较高，这可以从中国20世纪80年代较高的GDP就业弹性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方式为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科技水平低，技术进步速度较慢，劳动效率也低，因而，完成单位产出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较大，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明显。
随着工业化进程向纵深发展，就业弹性会缓慢下降，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的就业弹性特别显著，已经降低了2/3。这一时期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增长方式逐渐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减弱，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技术进步，因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就必然会出现下滑趋势。
但这只是考察城乡总体就业弹性得出的结论，一旦把全部城镇就业作为分析对象，观察其增长率与城镇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象。首先从GDP总量中减去农业增加值，再减去乡镇企业中非农产业的增加值，经过适当价格调整得到实际的城镇GDP增长率，再用城镇就业年度增长率与城镇GDP增长率相比得出城镇就业弹性，见图4-2-1。
图4-2-1 城镇就业弹性与城乡整体弹性的不同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蔡昉、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可见，城镇就业弹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且于90年代后期向早期的水平接近，2000年达到0．31，只是在21世纪又有所降低，2002年为0．19。也就是说，城镇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0．19个百分点。这个就业弹性比按照城乡整体和分三次产业的方式所计算的数值都大。由于与以往计算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同，说明增大的就业弹性来自于正规单位外就业的作用。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并不是没有带来就业增长，只能说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蔡昉，2004）。
另外，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就业数据中，现行的统计方法将农村的隐性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员都统计为就业，结果在统计上就将新增就业给抵消掉了。如果将这部分就业增长统计在内，我国的就业弹性系数将翻倍。再加上现行统计体系之外的大量隐性就业和IEM，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就业弹性系数应该是大大低估了。
总的来说，城乡总就业弹性不能反映中国就业的真实增长情况，也不能反映IEM的出现和增长。
（二）经济增长与IEM
IEM容量的大小和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一般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对IEM的需求。根据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IEM也得到逐步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之后，IEM人员比重会逐渐下降。
1．消费者有效需求的扩大引致对IEC活动的需求
IEM发展程度与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也密切相关，只有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才能走进千家万户，家务劳动才能实现社会化和产业化。新中国建立初期，人们刚从长期的社会动荡中恢复，其生活需求层次较低，正规经济大规模生产的品种单一的产品和服务就可以满足。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带动了人均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由最基本的生理需要逐渐变得多样化、个性化、高级化，而且这些需求大部分是由提高了的可支配收入支撑的有效需求，以前的大规模简单生产就渐渐不能适应这种需求。一方面正规部门的计划生产会大大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大规模生产与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需求不能匹配。而IEC灵活、高效的生产方式以小批量、多品种、速度快为特征，客观上适应了这种需求，就会迅速发展起来。如提供家政、餐饮、生活用品销售及修理配送等社区服务。
2．技术进步为IEM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一，伴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会发生改变，即从粗放型增长迈向集约型增长。粗放型增长模式下生产技术落后、劳动力素质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低，劳动吸纳能力高；而集约模式下生产技术先进、劳动力素质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高，劳动吸纳能力大大低于前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施以增长速度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思路，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速，生产领域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越来越快。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越明显，完成单位产出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就越少。这样一来，在传统低资本有机构成背景下公有制经济内的大量劳动力必然将离开正规部门而采取非正规、表现为兼业或者自我雇佣的就业形式。
第二，计算机的普及和现代化通信手段的发展，为“网络办公”、“远程办公”提供了便利条件，“SOHO”一族不断壮大。一大批适应IEM方式的新型职业不断涌现，自由演艺人员、软件开发人员、翻译人员、美工设计者、自由撰稿人等大批自由职业岗位越来越流行，正规部门的高技能工作人员、刚毕业的大学生、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凭借着自己的一技之长，结合市场需求，以个体或小企业的形式参与经济活动。
第三，随着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上开店形式，为产品供应商和客户提供交易平台，而现代物流配送服务也为IEM带来可能。这些网上经商人员和配送服务人员的就业通常也是非正规的。
第四，很多网上寻找和张贴工作机会的平台可以更有效地撮合员工和雇主。雇主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查找到更多申请者的信息，员工也可以了解较多求职机会，更容易跳槽。这一切都可以越过官方的劳动登记，绕开传统录用形式，缩短搜寻匹配的时间，从而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使临时性工作组合变得越来越普遍。
另外，网上银行的迅速发展和网上支付的逐渐普及，为许多交易和劳动雇佣活动躲避税收和劳务登记、采取突破时间地点限制的灵活交付方式提供了便利。
三、经济体制改革与IEC和IEM
IEM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的存在是IEM发展的根本动力。“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将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有利于IEM发展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形成和建立。劳动力“市场化”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劳动力市场行政性分割，使劳动者具有劳动决策权，企业具有用工决策权，劳动者就业由市场供求决定，从而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加剧了劳动力就业的竞争性，也使“非正规”产品和劳务的提供具有了合法性。
（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IEC和IEM的影响
我国IEC是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产物。
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打破了“一大二公”格局，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这就为非正规经济和就业提供了丰富的载体。1979—1986年，中央提出“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劳动者可以从事个体工商业”，各级部门相继出台有关政策，为待业青年、社会闲散人员和农村富余人员从事个体工商业创造了条件，个体工商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街头摊贩、货郎推车、个体商户增多。1987—1991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企业从无到有初步发展，个体经济稳定发展，但规模较小，经营范围有限。1992—1996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促进了民间投资积极性高涨，干部“下海”、知识分子“弄潮”，民营科技企业开始创办，个体、私营经济高速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私营经济的资本投入和产出越来越大，相当一批私营企业走向规模经营，科技型、外向型企业发展越来越多，个体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2002年，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要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本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而且在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的待遇。
我国IEM规模就是随着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壮大而显著扩大的。1978年全国城镇几乎全部是传统的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人员比重仅占0．17%，到1990年提高到17．5%，到1995年为19．69%，而后大幅度提高，到2004年上升为58．69%。[3]
第二，随着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劳动就业政策和用工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建设有了显著进展，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政策，所有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由国家统一包下来，所有新增劳动力的工作由国家统一调配，单位用工普遍实行固定工制度。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提出了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三结合”就业方针，从宏观层次改变了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固定工制度，实行劳动合同制，为灵活用工方式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策条件。随着“三结合”就业方针的实施，政府逐渐引入IEM方式来安置知青、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使IEM“合法”化。并在国企“抓大放小”、“减员增效”的改革过程中，鼓励职工“下海”“搞活经济”，进一步通过“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IEMLO）推进下岗人员的“再就业工程”。同时，城镇劳动者的择业观念也开始改变，各级政府制定各项法规和优惠措施以改善非正规就业者的创业环境和社会保障状况，使IEM逐渐成为缓解就业压力、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途径。
第三，为了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国企开始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公司制改革，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原就业体制的微观基础，而且通过“减员增效”释放出大量富余人员。而采取“抓大放小”、“有进有退”方针实行国有经济布局和战略性结构调整，收缩国有经济布局、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也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让出了空间，IEM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了。
第四，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城乡二元”行政性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逐步被打破，也有利于非正规经济组织以及IEM的形成与发展。
（二）以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作用机理
在理论上，竞争性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信号（劳动力价格）反映出不同种劳动力的稀缺程度，市场竞争机制则驱使劳动力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社会生产率低下的部门或地区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行业或地区流动。而劳动者作为就业选择行为的主体，对于是否就业、怎样就业，应具有完全的决定权。[4]但在现实中，由于一系列客观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制约，劳动力市场被划分为具有不同特征和运行规则的部分（segment），劳动者在不同部分间的流动存在重重障碍，劳动力市场竞争并非完全。这种现象即劳动经济学所谓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该现象也广泛存在。常见的表现形式有以本地（内部）和外地（外部）区分的劳动力市场、以知识技能等区分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以生理特征如性别区分的劳动力市场、因体制性因素造成的行政性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其中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最为流行，通常一级劳动力市场的知识技能水平较高、工作条件和待遇较好、社会保障较健全，次级市场的劳动力知识技术水平普遍低下、工作待遇较差、缺乏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不同分类存在相互交叉，如内部劳动力市场可以包含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内，女性和受歧视的人群更倾向于在次级劳动力市场找工作。而我国劳动力市场除具有一般的性别分割、技能分割、地域分割外，还呈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行政性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见图4-2-2。
图4-2-2 我国的行政性劳动力市场分割
图4-2-3 行政性劳动力市场分割“泾渭分明”时期的恶性循环
1．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与IEM
在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市场的情况相当普遍，但像中国这样由于人为因素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之间严格封闭、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形并不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在赶超型工业化道路指引下，我国为集中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原始积累”，“以农补工”，通过一整套制度安排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包括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日益强化的城市福利保障制度、严格的统购统销制度、超强行政控制的人民公社制度等，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就业结构。
首先，严格的户籍制度把人口划分成“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部分，即使是非农业户口的人想要在不同城市间流动，也都受到严格控制。而农民除了考取国家正规大中专院校、少数应征入伍战士提拔干部、少数农村非脱产干部转为脱产干部，以及国家因特殊建设工程需要招收少量职工以外，原则上不能转成非农业户口，从而也就没有权利进城定居就业。尤为甚者，这种社会身份还具有世袭性和继承性特征，使农村劳动力变更身份、自由流动的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
其次，在城市居民独享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下，所有城镇正式就业者都隶属于某个“单位”，市民的生老病死基本由单位保障。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单位制”社会保障制度，又为农民在城市立足设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再次，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不仅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还因为剥夺了农民的剩余农产品，使其在集市进行商品交换等“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国营商业和农村供销合作社两大系统掌握了90%以上的剩余农产品，国家对城镇居民实行成品粮油定量供应制度。为了保证统购统销，凡是实行计划供应的地区，国家对农村集市贸易实行了严格管制，尤其禁止从事农产品倒买倒卖、短途和长途贩运。
最后，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统一经营、集中劳动、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的生产经营方式要求农民必须以其绝大部分劳动时间从事集体劳动，并从中获得主要生活来源。如果说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将农村人口挡在城门外，那么人民公社的超强管制，则把8亿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有效控制了农村人口的地域流动，极大限度减少了农民从事业余“非正规经济活动”的空间。
总而言之，正因为户籍制、单位制、粮油供应制和人民公社制的紧密结合，禁锢了我国人口的流动和迁移，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随着20世纪80年代农民重新获得经营自主权、人民公社制度解体，户籍制度有所松动；90年代初期废止粮票流通、全面放开粮油价格和粮油供应后，就出现了农村人口大规模涌向城市就业的“民工潮”[5]。同时，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效应，劳动力市场歧视和分割的延伸导致了高昂的流动就业成本和无法逾越的就业门槛，使许多农村劳动力不可能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而不得不选择低技能要求、低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的IEM形式。(www.xing528.com)
据国内一些机构近些年对农民工问题进行的专项调查显示，城市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相关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尚未真正拆除，农村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大部分农民工不得不采取IEM的状况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延续。
图4-2-4 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民工不得不选择非正规就业
2．城市间行政性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各自的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多以加强流动人口就业管理为由制定各种歧视性就业政策，使得城市劳动力难以流出本城市、其他城市劳动力难以流入本城市，造成以城市为界的市场分割状态，各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处于相对独立、封闭状态，并具有各自不同的城市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工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异地歧视必然造成本地人排斥外地人（特别是外地民工）就业的严重后果，使得外地人在缺乏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境况下，不得已求其次转而从事IEM。
3．城市内正规企业内外部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我国企事业单位，尤以国有企事业单位为典型，单位内部正式员工和临时工、合同工等外围员工的待遇有天壤之别。一方面，内部员工享有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在“高就业、低工资”的大环境下捧着“铁饭碗”；另一方面，外来人员就算能进入了同样的单位，大多也只能成为“临时工”，即使再努力工作、再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往往也难以改变身份。
图4-2-5 内外部劳动力市场分割下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
图4-2-5中横坐标为工作时间，纵坐标为工资水平。W 1表示企业能提供的最高工资，W 2表示法定最低工资水平，A为平均工资水平。对于国有企业内部的职工来说，有三种人力资本投资选择:第一，进行较多人力资本投资，那么人力资本存量会随时间增长（AC线）；第二，不进行任何人力资本投资，由于人力资本不断损耗，知识不断推陈出新，其人力资本存量随时间下降（AD线）；第三，进行少量人力资本投资，使人力资本存量保持一定水平（AB线）。在“统分统配”的就业制度下，企业维持“高就业、低工资”状态，在用工淘汰、业绩奖惩方面缺乏自主性，劳动者即使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也不能得到明显回报，投资于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不高，当工资水平达到W 1时，就不再增加投资，远远优于外部的“单位制”社会福利所带来的好处使得职工不愿意离开企业，但企业也不能将其解雇，其工资水平下降到W 2就不再下降。可见，在内外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态下，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总体积极性不高，职工的人力资本两极分化，劳动力的主体部分素质水平低下[6]。
图4-2-6 国企内外部劳动力市场带来非正规就业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被迫离开原先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已经不能与原先的市场要素相结合，就只能进入一些城镇地区原先少有人问津的行业和部门就业。在新行业内，他们所能获得的收入、相应的劳动福利、社会保障待遇与原先根本无法相比。从长远看，与其他就业群体相比，这部分人在就业年龄、知识结构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加上部分职工就业观念没有转变，基本丧失了重新进入原先部门的可能性。城市内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终结果，就是形成了城镇IEM劳动力市场。
四、转型期结构调整与IEM
经济增长固然能带来对IEC和IEM的一部分需求，并为其发展提供一些客观条件，但还不是主要因素。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导致IEC 和IEM的根本原因是广泛发生在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变动:服务业迅速发展并逐渐取代制造业主导国民经济，呈现出“经济服务化”趋势；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高科技化，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服务业为代表的外包活动日趋活跃；边缘化就业形式不断增多，小型、微型企业的数量和规模蓬勃增长。
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变化大体有五个并行的基本方向:一是所有制结构的“非国有化”，为非国有经济（私人和个体经济）的IEM增长打开大门；二是产业结构的“非农业化”，加快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三是企业规模结构“多样化”，小型微型企业的蓬勃发展为IEM提供了丰富载体；四是人口结构的“城镇化”，加快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五是经济全球化下的竞争“国际化”，外向型经济和开放型经济，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出口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了企业对IEM劳动力的需求。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伴随经济水平、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会导致劳动力在各产业之间发生规律性转移，当第一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生产集约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会出现劳动力的绝对剩余。在第二产业内部，当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速度慢于工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时，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但在第二产业内部会发生转移，如装备制造业中的精密仪表、通信设施、半导体等行业逐渐成为吸收大量就业人员的部分。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快于工业扩大再生产时，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将迅速减少，就业人员由第二产业转出。资本有机构成越高，第三产业越发达，越能吸收从第一、第二产业转出的过剩劳动力。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在社会就业中趋于上升，并将在未来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
对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五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三次产业发展的变化趋势（见表4-2-2），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GDP产出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比重始终呈下降趋势，但从“九五”开始，下降幅度有所趋缓；第二产业比重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并已由“六五”的44．2%上升为“十五”的46．0%；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
随着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总体来看，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稳中略升，第三产业则持续稳定提高，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业劳动力不断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导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下降。
表4-2-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和国家统计局“十五时期”成就系列报告。
因受国企人员下岗影响，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在“十五”初期出现回落，但随着国企减员增效工程的进行，下岗人员逐渐减少。从2003年起，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开始回升；到2004年末，达到2000年末的水平（22．5%）。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其就业人员比重的明显上升。从1994年起，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超过了第二产业，而2004年达到30．6%。
在三次产业的绝对比例方面，依据库兹涅茨产业“标准结构”和钱纳里等人产业结构“标准模式”，目前我国第一、第二产业比例严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而且内部结构不合理、效益偏低。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其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70%或以上，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要占70%或以上。如美国近1．3亿劳动力人口中，大约有0．9亿人在服务行业就业。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偏低，2005年仅为39．9%。
就业结构的国际比较同样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使三大产业就业人员比例由1978年的70．5∶17．3∶12．2调整为2005年的44．7∶23．9∶31．4，但远未达到基本完成工业化时的就业结构要求，即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降至20%以下。
将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与IEM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首先，产业结构由“一二三”到“二一三”再到“二三一”的工业化趋势，使第一产业劳动力产生绝对剩余，不仅促使劳动力相应转移，也形成了大量结构性失业，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准备了充足来源。而在我国城乡行政性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下，占劳动力主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普遍低下，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主动性又非常低（见上文分析），必然造成劳动者知识技能结构的严重滞后，这部分人在生活的压力下，构成低端非正规就业者的主体。
其次，目前我国工业结构正跨入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的高加工度化阶段，以及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转换的阶段。[7]在第二产业结构内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业比重相当大，产生了对低端非正规就业者的巨大需求。
最后，产业结构的变化客观上也给就业方式带来了巨大冲击。固定的全日制、长期就业合同是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时代产物，而第三产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乃至产品、客户都与第二产业大相径庭，其从业人员的就业方式也难以固守第二产业的传统就业模式。特别是第三产业中那些直接为消费者服务的行业，因其服务对象的差别化，服务需求的个性化，服务产品的多样化，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化、小批量化、高质量化，必然要求产品和劳务的提供方式灵活多样、有弹性，从而产生对低端IEM人员的需求。
（二）所有制结构变动带来的IEM效应
随着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公有制经济逐渐退出一些竞争领域，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状况下，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数量及其就业人员大幅减少，而个体、私营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显著增长（见表4-2 -3）。由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其用工方式非常适合IEM，故而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显著增长，就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表4-2-3 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中按单位经济类型划分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资料整理而成。
1995—2001年6年间，城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年均分别减少604万个和309万个就业机会。而同期城镇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迅速增加，年均增加174万个和95万个就业机会。“十五”时期的前四年，非公有制经济共吸纳就业3592万人，年均增加898万人，已经超过了同期全部城镇就业的增加量。到2004年末，城镇私营个体就业人员达5515万人，比2000年增加2111万人，增长了62%；个体私营企业还成为吸纳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的重要渠道；全国共有263万下岗失业人员在个体私营经济领域实现了再就业，占全年510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人数的51%；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共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134万人，占当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总人数的48%。
（三）市场经营主体的结构变化与IEM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世界市场的产品需求趋于多样化、小批量化，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企业内部经营结构逐渐扁平化，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正在快速发展。而微型企业或小型企业的特殊性质使得它们能在IEC中经营:这些企业都不起眼或者很少受人注意；它们可能有许可证也可能没有；它们对工人的雇佣常常是临时的，不申报收入，并且实施其他非正规的劳动管理办法；它们很容易搬迁，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开张或停业，因而可以逃避政府管制（Castells、Portes，1989）；它们经营业务的范围和规模不规则，用工方式灵活多变，相当一部分又倾向于躲避劳动登记、税收缴纳、城管体系，因而与IEM方式有着天然的联系。2000年，中国登记注册的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约有3570万户，占全部登记注册企业总数的99%以上。其中，7人及以下的微型企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从业人员5070万人，占7．2%，户均从业人员为2人。前文数据中的个体工商户本身就是微型企业，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也都是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它们已成为绝大多数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主要就业载体。
（四）人口结构“城市化”趋势带来的IEM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迅猛增加。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在2006年10月31日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座谈会上的发言，目前全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10%，接近1．5亿人，其中八成以上是农民工。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大军迅速向城镇聚集，势必加重城市就业压力，无论个人还是政府都将IEM当成一种重要的就业渠道。
据2004年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03年全国千户企业管理调查研究报告》统计，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员总数的57．6%，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到68%，在建筑业中占到近80%。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员总数的52%以上。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资涌入与IEM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蔓延和深化，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的流动加快，同时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在这种背景下，一国产品要想取得竞争优势就必须打破国别限制，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搭建供应链，降低成本，争夺市场份额。跨国公司将产品的制造过程进行分解，并根据不同生产阶段对生产要素和技术的不同要求，以及不同地区成本、资源、物流和市场的差别，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区位配置，把非核心的生产活动分包给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去完成，于是制造业的贴牌生产（OEM）、服务业的转包和外包、跨国公司的产品制造车间外迁日益盛行。而中国以其接近无限供给、价格低廉的丰富劳动力资源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制造基地”和“制造车间”。
随着中国加入WTO后涌入的外资不断增加，本土企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商品更新换代加快，客户需求越来越小规模化、个性化。企业要在这种环境下免于淘汰、维持生存、取得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就必须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迎合市场的需求组织生产，这时就更加依赖于低成本的劳动资源。而灵活经营也显得尤其重要，因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下（甚至低于法定最低水平），IEM会拉低行业工资，直接降低产品成本。在非正规劳动组织背景下，新兴的企业家可以在限定的市场范围检测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获得生产、营销、客户关系和其他经营领域的经验，而不必在正规经营必需的注册等手续上花费太多资金。另外，非正规的用工方式还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设备。
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劳资双方的博弈中，劳动一方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国际资本在“全球化”大旗下，为了降低成本、攫取利润，能轻易地超越民族和国家界线自由选择劳动力资源。而我国的劳动一方，因为受到国界限制和国际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同时还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东南亚各国、东欧各国等）的劳动力价格竞争的影响，跨国流动余地很小。在这种情形下，数量庞大、技能普遍低下的中国低端劳动大军在工资、福利方面的谈判力根本无从谈起，选择低工资、少福利、不稳定的“非正规”或“非正式”就业乃环境使然，大势所趋。
总之，我国沿海地区实行以外向型加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培育“世界级制造基地”的战略，以及将“低成本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的长期性决定了IEM模式将会在较长时期存在。
第三节 转型期中国IEM的形成发展机理
上一节主要分析了在转型期的中国影响IEM的各种因素，下面将对分门别类的分析进行总结，以便揭示IEM的形成、发展机理。
一、从IEM的劳动力需求方面分析
国民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产品需求结构发生改变，从而成为IEC活动和IEM形成的根本动力。
首先，随着市场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多数国有工业部门在改革后逐渐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加上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对正规就业的劳动力需求逐步降低，这成为IEM的一个重要推力。
其次，随着逐步有机构成的提高，我国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趋于稳定甚至逐渐下降，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批发零售、餐饮配送、社区服务等传统服务业对灵活的IEM方式产生潜在的需求。
再次，在计划经济“统购统销”体制下，社会居民对产品和劳务的数量、品种、个性化以及产品和劳务的提供的时间、地点、方式需求根本得不到满足。即使在市场经济中，正规部门大批量、单一品种的生产方式也远远不能满足。相反，小规模的非正规生产和服务就能很好适应这种需求，如街头的货郎推车、夜市的摊贩、街区的个体门店、私营的手工作坊和工厂，它们能很好地把握市场需求动向，在第一时间、最方便的地点提供产品和服务。
最后，市场化和全球化趋势加强，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充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生产外包更迅速、更广泛，跨国公司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了大批工厂和生产车间，对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形成大规模的需求。同时，国内企业为了尽可能降低成本、增强灵活性，形成自己的竞争力，也不得不仰仗本国的丰富劳动力资源，采取非正规的用工方式。
二、从IEM的劳动力供给方面分析
由于历史和当前转轨时期各方面原因，中国具备了充足的IEM劳动力供给。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人口政策造成庞大的人口基数，使我国经济人口数量日益攀升，同时行政性“城乡分割”二元社会体制下，近8亿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素质普遍低下。
第二，转轨期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下造成大规模转轨型失业，为IEM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储备。转轨型失业主要包括三种[8]:一是经济体制转换的短期效应造成的隐性失业显性化，包括政府和市场的功能转换、城乡管制政策变动带来的国企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二是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主要是不同经济体制下不同经济发展战略导致的重大结构调整，由此引发的工人下岗、转岗；三是国企由政府行政职能的延伸到经济职能的回归，企业在劳动力的使用上开始有了自我约束机制，由此产生了一些机制性裁员。转轨型失业人员大都属于被传统体制和“正规部门”挤出的劳动力。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结构调整的加速进行，越来越多的下岗失业人员加入到劳动力后备军队伍。从当前我国加入WTO之后的竞争形势来看，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依然任重道远，减人增效任务并没有完成。据2002年对12家中央企业的抽样调查，富余人员占职工总数的40%左右，前几年的分离分流减少了约16%的富余人员，还有24%左右的富余人员需要进一步分流安置。[9]
第三，随着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部分劳动者更加显示出对工作地点、时间灵活性的偏好。知识经济背景下，技术进步和现代通信、交通工具的发展为这种偏好增添了可行性。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这部分“新型的人力资源”从事IEM的比例将不断上升。它似乎也预示着未来就业模式的发展趋势，逐年增加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方式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已经验证了这种趋势。
三、IEM发展的制度环境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统分统配”就业制度的解体，为IEM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
第一，企业用工制度逐渐走向市场化，不再接受行政指令的“统分统配”，也不再是终身雇佣制，而是有了用工自主权，采用合同制，可以根据市场和企业发展需要合理决定用人数量和方式。工资决定机制不再是传统体制下工资由政府“计划”决定、不反映市场供求和企业经营状况，而是在政府调控下主要由企业和市场决定，体现“按劳分配”甚至“按要素分配”原则。
第二，户籍制度、粮油供应制等制度的废除或松动，使从业人员在不同单位、部门、行业、地区间自由流动成为可能。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发生根本变化，原先的“单位制”全面福利劳保制度不再，向“大社会”保障制过渡，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新型保障体系正在构建中，各项保险基金的征集和使用趋向社会统筹。
第四，在沉重的就业压力下，从中央到各地政府纷纷采取各方面措施，鼓励下岗职工、大学毕业生等失业人员通过“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IEMLO）等非正规的方式就业。同时，人们的就业观念发生显著转变，通过创办或参与IEMLO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重要的就业选择。
上述四个方面表明，我国已经逐渐营建出有利于IEM发展的制度环境。
分析至此，我们可用图4-3-1描述IEM的形成、发展机理。
图4-3-1 转型期中国非正规就业的形成发展机理
由图4-3-1可见，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市场竞争导致的劳动力需求结构、国民经济增长所形成的产品需求结构变动是IEC和IEM产生的内在动力和源泉，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就业制度变迁是IEC和IEM得以存在的制度条件，经济结构调整和变动所造成的大规模转轨型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知识经济、信息时代带来的新型人力资源为IEM提供了丰富的就业主体，经济结构调整的渐进性、根深蒂固的行政性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滞后效应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刚性决定了IEC和IEM存在的长期性和必然性。转轨时期中国数量可观的IEM大军正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注释】
[1]经济学家一般使用就业弹性来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变化。就业弹性系数是就业人数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即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不变时，GDP增长1个百分点引起就业增长的百分点。通常该系数越大，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
[2]就业弹性通常有两种计算方法，定义法（差分法）和拟合经济增长模型法。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估计结果也会有差异，文中同一时期就业弹性数据不一的情况属于正常。
[3]胡鞍钢、赵黎:《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1990—2004）》，《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4]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供给决策主要取决于对就业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异分析，其次要考虑一些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当然，劳动力就业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5]到2003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人数已超过9800万人，是1990年1500万人的6倍以上。20世纪90年代后，农民离乡外出就业平均每年以500万人左右的规模迅速增加，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见《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根据陈锡文、韩俊估计（2002），全国外出农民工约占农村劳动力的13%，在中西部有的地区达到20%～30%。90年代跨地区流动农民共增加了4300万人，超过乡镇企业新增就业人数3192万人。
[6]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次中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2004年在单位就业人员中，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大学本科、专科、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分别占0．7%、8．0%、15．7%、33．6%和42．0%。200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万人，其中3/4在农村。从业人员中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占70%左右，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导致了中国劳动力结构的失衡。根据国家计生委的有关资料，目前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年左右，而发达国家和新工业化国家一般都在11～14年。
[7]以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业为例。1980年，我国加工贸易总额仅为16．7亿美元，到2004年增加到5497．29亿美元，增长了328．18倍；2005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更是达到6905．1亿美元。而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民营企业发展迅速。1996年外企占我国整个加工贸易的比重为64．5%，贸易额为945．7亿美元，到2004年上升为81．86%，贸易额上升为4500．17亿美元。1996年，民营企业加工贸易额为20．8亿美元，所占比重仅为1．4%，到2004年达到284．54亿美元，所占比重上升到5．18%。
[8]杨宜勇:《中国转轨时期的就业问题》，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
[9]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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