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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先生与纽约相遇:一次秋日的见面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早在学生时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就是文学系必读的经典,而哥伦比亚大学更是我深向往的海外汉学重镇。其二,当时不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都因政治局势的对峙紧张,而造成了研究上的重重困难,文献取得更是不易,故夏先生身在美国,可谓得天时地利之便,也因此具备更为辽阔的视野。凡此种种,固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譬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便不苟同夏先生的文学史观,两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笔战。

夏志清先生与纽约相遇:一次秋日的见面


访问者:郝誉翔

时间:2000年9月

地点:纽约曼哈顿夏先生私宅

夏志清教授简介:

江苏吴县人,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先后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任教。1961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2006年荣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夏志清文学评论集》、《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序跋》、《夏志清论中国文学》。另有散文集《鸡窗集》。

刚进入九月的纽约,地铁从四十二街的时代广场出发,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当地铁轰隆隆如闪电一般,穿梭曼哈顿地底时,我从背包中拿出《中国现代小说史》,再度摊开来温习,如果以“朝圣”来形容我此刻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早在学生时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就是文学系必读的经典,而哥伦比亚大学更是我深向往的海外汉学重镇。如今终于来到这块梦土,我心中不免充满了无可言喻的激动与惶恐。

中午哥大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从繁忙的系务抽身,带领我穿过校园,他一再向我说明夏先生是个热情而健谈的人,相信访问一定可以顺利圆满。果然,一踏入餐厅,夏先生就已经等在那儿了,脸上溢满笑容朝我们迎来。一坐定,还来不及等我开口,夏先生已连珠炮似地说了一大串,说《阿依达》马上就要在纽约开演,阵容强大,他特地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票,他开心得连说好几次“这真是太幸运了”。接着他又谈起前些日子在中国城看京戏,观众闹哄哄乱成一团,令他心痛得无法再看下去。紧接话锋一转,又说到电影以及音乐小提琴天后穆特到哥大演出时还只是个少女,夏先生边说边以双手做出拉小提琴的动作,眉飞色舞的样子既鲜活又逗趣。

不过短短几分钟之内,夏先生的谈话就几乎囊括了纽约各式表演艺术。不仅如此,他的国语带着浓重苏州腔,不时冒出成串的英文字句,所以一顿饭下来,我的耳朵只忙着追逐那些在空中飞也似叮咚流过的话语,几乎不容有喘息和思考的空间。不过,这也使得我原本悬吊的紧张心情顿时轻松下来,只惭愧自己所知太少。夏先生在表演艺术上惊人的娴熟与喜好,其实在他散文《鸡窗集》第二辑“迷上电影也看戏”中已有详细描述,他甚至说:“早在中学时代,我最感兴趣的一门学问是美国电影。”而且他生平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谈的主题也是电影。他看电影,不仅对明星有兴趣,对导演、制片人、摄影师编剧都有兴趣,而这份对于“人”的兴趣,使得他身上自然而然散发出一股亲和活力。这时我才发觉,文学恐怕只是夏先生学问中的一小部分罢了,而“人生”这本大书,才真正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这就是夏先生,脸色红润,目光炯炯有神,总是带着笑意,不但对于后辈不吝赞赏,对自己更充满了无比信心,于是他说:“像我这样charming的好人实在是不多了呀。”说完他不禁又得意又顽皮地笑起来。

饭后我们散步到他的住所,距离哥大不过三五分钟的路程,位于一条安静的巷内。纽约是他一生中定居最久也最喜欢的地方,近年来因为心脏病的关系,更不轻易离开,他喟叹:“纽约真是好呀,可看的东西一辈子也看不完。”显然是对自己居住的地方满意极了。而在他身上,我也仿佛见到了纽约的质素——一股兼容并蓄、旺盛的生命力。

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夏先生以一个受西洋文学训练的学者,却在短时间内完成一鸣惊人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而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权威。一九五一年,夏先生获得耶鲁大学英文博士,接下来,便一边在耶鲁担任研究员,一边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之下,利用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图书馆的珍贵收藏,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在各个文类之中,夏先生独独钟情于小说,经过三年的钻研,又陆续修改增添资料,广纳学者意见,直到一九六一年,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才终于以英文写成,由耶鲁大学出版。可喜的是,书出版不到两三星期,《纽约时报》便立即刊出书评,其重要性和开创性可见一斑。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世界战乱方歇,而海外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状况更有着某种程度的隔阂或是误解,而相关资料书籍也都处于凌乱状态,缺乏学者进行系统的爬梳、整理与解读。其二,当时不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都因政治局势的对峙紧张,而造成了研究上的重重困难,文献取得更是不易,故夏先生身在美国,可谓得天时地利之便,也因此具备更为辽阔的视野。日后,夏先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也在两岸隔绝互不往来的数十年中,成为串起现代文学研究与交流的一座重要桥梁。其三,当时的文学还难免受到政治观点所左右,而夏先生出身于英美文学,有深厚的文学艺术根底,又受到新批评理论影响甚深,故得以就文学本身去论文学,而摆脱意识形态的干预,使其治中国现代小说,能以纯文学的眼光,准确剖析其中的利弊得失。

如今回顾起来,我们仍佩服夏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筚路蓝缕的功劳,若非当年他披荆斩棘,在一片荒芜和政治的嘈杂之中,走出这一条文学的道路,那么,现代小说研究不知又会延误多久,才能够形成今天的繁荣美景

《中国现代小说史》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夏先生认为身为“文学史家”首要的工作,就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而这一信念,他至今未曾动摇过。他所点出的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感时忧国”四字,一语道破了“五四”作家的成就,但也是包袱和局限,已经是今日所有文学评论者必定引用的术语。至于他对于东北作家群如端木蕻良、萧军等的重视,以及大大提高了钱锺书和张爱玲的文学地位,甚至把张爱玲评价超越鲁迅——在书中关于前者的篇幅,还要大于后者,而对于左翼作家则毫不客气地提出批判。凡此种种,固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譬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便不苟同夏先生的文学史观,两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笔战。不过,这些风风雨雨,却似乎没有让夏先生怀疑过自己的文学观点,甚至随着岁月流逝、历史发展,而益发确信自己当然的真知灼见。一九五○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文学果然走入了思想的僵局,甚至沦为可怕的教条和口号,至于二十世纪末海峡两岸所延烧的钱锺书和张爱玲热潮,也似乎更加印证了夏先生前瞻的文学眼光。

不过,夏先生却还不以此为满足,一九六八年,他在教课之余,又提笔写出《中国古典小说》一书,就是因为他觉得光了解现代是不够的,必须衔接古典,才能对中国文学有完整而全面的认识,故又钻入这一陌生的学术领域,写出同样掷地有声的经典之作。如此一来,夏先生的学问真可谓出入古今中西了,更使得他对自己的文学品位和审美眼光深具信心。当年他大胆而且准确地评论作家优劣,如今回顾起来,仍然禁得起时间考验,在这一点上,夏先生可以说非常自豪。他说:“现在的批评家都不敢论断作品的好坏,但是文学批评如果不能区分好坏的话,那又有什么作用呢?这应该才是最基本的功夫。”然而这份品位与美感的养成,正仰赖于生活中不厌涓滴的累积。(www.xing528.com)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也深深体会到,夏先生果然是一个永远充满活力与好奇的文学人。在他那处处摆满了各式维他命罐的家中,他热心为我张罗茶和糕点,还不忘提醒我要多吃健康食品,以补充体力。“你必须使自己保持在最佳状态,”他一边笑称自己可以当营养专家了,一边肯定地说,“你必须把生活发挥到极致,使自己的生命重要并且有用,而不是苟延残喘,因为我们要成为的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止是动物史而已。”

当然他也不免感慨生命的短暂渺小:“宇宙之大而人类之小啊,地球在宇宙中不过如一粒尘土。”他摇头叹息,但是这却不曾阻碍他对美好事物的渴望。对他而言,生活就是积极地与时间进行对抗。所以夏先生特别重视有没有著作可以传世,对他而言,这才是唯一可以与时间抗衡的方法。唯有使自己具备源源不绝的创造力,而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才能够获得永恒的生命,除此之外,任何外在的财富名利都是虚假的。对于写作者,夏先生则给予有力的忠告:“要勇敢而努力地经验人生,失败又有什么关系呢?Just do it。”说到这儿,夏先生不免又想起张爱玲,他以为张爱玲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她后来对人失去了兴趣,否则以她的才华大可以好好发挥,只可惜张爱玲后来将自己闭锁起来。所以夏先生对待生命的态度相当开放自由,他以为:“一定要去经验人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做的。经验对于写作而言太重要了,不过女性先天上受到许多束缚,比起男人,确实是比较吃亏和辛苦。”

熟识夏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向来特别怜惜女性,恰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要懂得欣赏,更要懂得尊重。对于现代文学史上几位杰出的女性,没有获得相对的重视,他为之叫屈,苏雪林就是其中之一。“说起苏雪林,她才真正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先驱。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受到她启发。而且苏雪林不但文章好,学问也大,《屈赋论丛》是真正了不起的著作。”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没有评论萧红,夏先生也懊悔不已:“萧红实在是个好作家呀。可惜那时候受限于材料而疏忽了,真的很不应该。”

至于张爱玲,可能是太多人谈她的缘故,而夏先生自己也曾写过文章记述与张爱玲的书信往来,反倒对张爱玲没太大的兴趣,不过经这么一说,又不禁勾起他对往事的记忆。他说:“我在上海见过张爱玲一次,可是那天我根本没把她放在心上,反倒是她身边的刘金川小姐,才是真正叫我难忘。”说完,夏先生就迫不及待起身,找出他所写的《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刊于1999年3月21、22日《联副》)一文给我看。接着又觉不够,夏先生走到书房,从抽屉里翻出当年他写给刘金川的情书,薄薄的纸笺已然泛黄,上面整整写满了五页密麻的蟹行英文。

“你看,刘小姐当时已经有未婚夫了,我只是暗恋她而已,可是却有这样巨大的热情,这真是纯洁又浪漫的爱情啊,现在有哪一个年轻人能够比得上?”此时夏先生的脸庞因为兴奋而绯红,忍不住微笑起来,午后的阳光穿透白纱窗帘,寂静而温暖地落在他肩膀上。

当年夏先生才二十四岁,大学刚毕业两年,没有交过女朋友,在一个文艺聚会上对刘金川一见钟情,无奈这段思慕没有结果,半年后夏先生写下这封情书寄给她,刘小姐却将原信退还,在伤心失望之余,三年后当夏先生乘船赴美时,便将信连同信封一起带在身边,保留至今,已经有五十多年了。信上热情洋溢的字迹依旧清晰可见,只是年华已逝,佳人老去,而青春却因这封信而得到了永恒。夏先生的英文典雅华丽,在此我不揣浅陋,翻译一小部分,以见青年时代的夏先生如何浮沉在爱的痛苦与喜悦之中,经历一次又一次无望的挣扎徘徊:

一份爱情,诞生于一场文学聚会,而在信纸上持续滋长,饱受各种情感的反复煎熬,从戏院相遇的痛苦,到最终的绝望,以及继之而来的期盼等待,这是一份对我而言永恒不灭的爱情。几乎一整年的时间我费力幻想,而今我不仅接受你的灵魂以及躯体,任何一刻你细微的动作,甚至你肤上纤小的毛发,对我而言都深具意义。从你的谈话中我知道你对我并无感情,而事实可能是我太过敏感,任何你给予我的一点点暗示,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撞击。某个星期日,我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做,除了想你。在你房外等候你上钢琴课,故意忘记你可能将忽视我的存在,而我得到如此死寂的灵魂,以至于我几乎无法支撑自己……

对于一个局外人而言,热情总是荒谬的事,但对于一个看不见的灵魂、一个蒙受痛苦的心灵来说,它需要的不是嘲笑,而是怜悯;不是厌恶,而是慈悲的关爱……

知道你对我的实际态度,知道你对我多么仁慈和耐性,我感觉羞辱和孤独,无疑也有感激。因为你是如此温和地避免去伤害我的感情。你是我遇过最仁慈的女孩,最吸引我的,而且一直如此。你自然而耀眼的举止,一部分是自内在生发的优美,一部分是来自攀登心智平衡的顶点,而你的灵魂如水流动,开放且自由……

我勇于想象但怯于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我立即被你吸引的原因。你乐天、不拘泥且和谐的天性,都为我所渴望却缺乏。如果你降尊纡贵,恩赐给我一点你的甜美和光明,那么我将变成一个更加快乐、完整和自然的人。但所有的想法却都是枉然……

我记起了济慈的句子,表达他生命至高的爱:“我每日每夜渴望死亡能将我带离这些痛苦,然而我又渴望远离死亡,因为死亡将破坏那份痛苦,痛苦总比空无好。”我对自己如此说。若没有经历痛苦,就不会觉醒到生命与爱……

采访结束的时候,已经将近六点了,天气忽然变冷,夏先生忙找了件毛衣让我添上,并一再开心地拍着我的肩说:“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临出门前他仍不忘叮嘱我一句:“要好好把日文和英文学好啊,语言是认识这个世界的管道,实在太重要了。”

沿着逐渐亮起灯光的街道,我穿过仓促的人群,走进地铁,身上裹着的毛衣越来越暖和。地铁月台上有个中年黑人正唱起Yesterday,昨日,昨日已经如流水般走了呀,一时间,我忽然感到一种温暖的哀伤,就在这座即将步入冬季、人来人往的熙攘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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