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徐卫民　裴　蓓

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1]　徐卫民　裴　蓓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西安市委党校)

“巫蛊”，本来是以民间风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于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蛊”的原义，是以毒虫让人食用，使人陷于病害。《说文·虫部》云:“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在汉代流行的“巫蛊”形式，是将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然后在桐木人上插刺铁针，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企图使对方罹祸。

邓启耀在《中国巫蛊考察》一书中指出:“用纸人、草人、木偶、泥俑、铜像乃至玉人作被施术者的替身，刻写其姓名或生辰八字，或取得被施术者身上的一点毛发、指甲乃至衣物，做法为诅咒后或埋入土中，或以针钉相刺。据说，被施术者就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刺偶像的哪个部位，真人的哪个部位就会受到感应性伤害。为了折磨仇家，施术者往往在偶像上遍钉铁钉并合厌以魔鬼偶像，最后才以巨钉钉心，弄死对方。”^[2]

“巫蛊”曾经是妇女相互仇视时发泄私愤的通常方式之一。汉代宫廷妇女和贵族妇女中因嫉妒而使用“巫蛊”之术，使得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上层社会生活。

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发端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陈皇后阿娇被废黜事件，终止于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丞相刘屈氂被杀案。

“巫蛊之祸”的导火线是公孙贺父子一案。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长安大搜捕;征和元年朱安世告发公孙贺事件;征和二年刘据罹难事件。前后持续四十年之久。因巫蛊之狱，遭杀戮者不下十万余人，其中仅征和二年皇太子巫蛊冤案，就有数万人丧生。被株连杀戮者，有皇太子、皇后、公主、丞相、将军等皇亲国戚和显要官员。如此以屠戮骨肉姻亲为主要对象的狱案，其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巫蛊之所以在西汉时期盛行，有其复杂的社会因素，也对西汉王朝造成了重大影响。

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

之所以巫蛊之祸在汉武帝时期发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原因是复杂的。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为“汉武盛世”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位执政时间达五十年以上者，其在位时间达五十四年之久。随着他“有为”政策的不断实行，对外用兵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便开始骄傲自满，认为自己不可一世，为所欲为，从而导致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发生激变，这是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之一。

汉武帝初登皇位的前几年，由于年龄尚小，实权由窦太皇太后掌握，基本上承袭“文景之治”时的政策，少有更张。此时，西汉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呈现文、景以来升平繁荣的景象。形成了“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3]。当时，“吏治亦以廉平”，“而民从化”^[4]，“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又安”^[5]。当时虽有建元三年严助率军援助东瓯攻讨闽越之战事，但未酿成真正的战祸，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

到了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前后，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摆脱窦、田两个外戚集团的控制，开始全面实施其元光元年求贤诏中所提出的关于“日月所烛，莫不率伸”、“教通四海”的政治目标，“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微发烦数”。《汉书·食货志》指出:“武帝因文、景之畜”，即位数年，命“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又命“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

汉武帝原来以为征服四夷，打匈奴“一击可以制胜”，结果却是“兵连不解”，“天下共其劳”。更由于“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澹”，用度严重不足，于是搜刮之法兴起。什么榷酒沽、莞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舟车，租及六畜。加强了对人民的敲诈和役使，于是“寇盗并起，道路不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为加强对文武百官的控制，武帝一向是恩威兼施、儒法并用的。但随着权力的高度集中，他愈来愈专断独裁、刚愎自用。对于那些触犯他的禁令，或他认为“不忠”的人，他不惜采取强暴手段，或废或杀，毫不留情，即使对朝廷重臣也是如此。终武帝之世，前后任相者十三人，其中称得上寿终正寝的寥寥无几，而被逼自杀、狱死或腰斩的竟有六人。难怪公孙贺被任命为第十一任丞相时，他不仅没有一点点高兴的表示，相反“顿首涕泣”，不受印绶。当迫不得已最后接受时，他出门即仰天长叹道:“我从此性命难保了!”^[6]后来，他果然死于狱中。武帝这种喜怒任情、刑杀无忌的做法引起朝臣深深的忧惧和不满，为此，武帝又推行“腹诽法”，大臣“不入言而腹诽，论死”^[7]，这时武帝已经只要奴才，不要人才了。此后，“公卿大夫多谗谀取容矣”^[8]。

尤其是武帝统治的中、后期，由于对外连年用兵，对内大事兴作，极大地消耗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空前地加剧了人民的负担。加之官吏贪暴，豪强横行，灾荒频仍，赋敛无时，“人相食”的现象屡见不鲜，农民反抗的事件层出不穷。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武帝又颁布了苛酷的刑法:“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9]。这些措施更加激起人民的反抗。武帝统治末期，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当时“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10]。

巫蛊之祸发生的征和二年，武帝已67岁高龄，执政长达50年。尽管他尊崇儒学，却又用法严苛，贵戚大臣一旦被定罪，“有与无，莫敢讼其冤者”。至晚年，身体多病，精力衰竭，迷信巫术，偏执多疑，行动诡谲，连皇后、太子与诸皇子都“希得相见”。^[11]

武帝晚年，宫廷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由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上。武帝共有六子，长子据系卫皇后所生，被立为太子。但武帝嫌恶太子，卫后又因年老色衰失宠，皇后和太子的地位发生动摇，所以，宫中除了已经形成的帝党和太子党外，其余各子几乎都有自己的一派势力，彼此钩心斗角，暗中展开对皇位的角逐。阴险狡诈的江充对此洞若观火，为猎取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不惜以得罪太子来讨好武帝。在他担任直指绣衣使者随从武帝去甘泉宫时，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驰道是御用的，太子使者走这条路是“犯禁”的，江充当即扣留了太子的车马。太子派人向他求情，并再三央告他不要让武帝知道这件事情，江充不但不听，反而向武帝汇报此事，武帝对此大加赞赏，说:“人臣当如是矣。”江充因此“大见信用，威震京师”^[12]。但也从此与太子结下了仇怨。

汉武帝长期执政，为所欲为，加剧了他与太子之间的矛盾。随着太子刘据年龄的增长及工作经验的积累，形成了与汉武帝迥然不同的处事方式。《资治通鉴》载:“上(武帝)用法严，多用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刻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13]

汉武帝听信告状对他晚期执政带来极坏的影响。朱安世当时被通缉，公孙贺为赎儿子之罪，请求皇帝让他追捕，武帝允诺。公孙贺历经艰辛，将朱安世捕获移送朝廷，其子之罪将以赦免。孰料朱安世怀恨在心，笑曰:“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14]于是他在狱中上书朝廷，声称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且在皇帝专用驰道上埋藏木人以诅咒皇帝。当时的人对巫蛊深信不疑，武帝大怒，最后公孙贺父子死狱中，满门抄斩。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相继被牵连入内，被杀。

江充也是因为告状而连连得到提升重用，导致了“巫蛊之祸”惨案的发生。类似的告状还有很多，汉武帝都偏信了，因为这时的汉武帝年老体弱，长期有病，不能亲自理政，只有听信身边的佞臣胡诌了。这是封建专制制度从娘胎里带来的弊病。

因此笔者认为，“巫蛊之祸”事件的发生，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汉武帝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汉武帝崇尚迷信是巫蛊之祸发生的第二个原因。

汉承秦制，汉代在很多方面与秦如出一辙，汉武帝和秦始皇在性格上几乎一模一样。秦始皇迷信思想严重，汉武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司马迁指出:“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15]司马光认为他“信惑神怪”^[16]。汉高祖时曾立梁、晋、秦、荆之巫祠，武帝又增立了粤巫词。在他执政的50余年中，方士多聚长安，巫女出入宫中，胡巫摄足其间，当时的京师长安成为谶纬迷信思想荟萃的大本营。

统治阶级认为其统治天下是君权神授，为了获得天意的支持，武帝一生共用了12个年号，如此频繁的改元，是与他迷信符瑞有关的。他认为天降“祥瑞”是自己得到天命的凭证，于是改元以应合于天。他郊祀时得到一只像鹿的角兽，便以为这是上帝赏赐给他的“麒麟”，因麒麟只有在圣世才出现，于是变年号为“元狩”。后来，汾阴(今山西万荣)出土一件大鼎，又认为这象征汉祚“承休无疆”，因之改年为“元鼎”。

在汉代皇帝中武帝从事祭祀的规模最大、次数最多。除郊祀天神的主神泰一、泰一的佐神五帝(白、青、贫、亦、黑各帝)及地神外，还礼祀八神，即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阴主、五曰阳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时主。另外，他还多次亲自去泰山“封禅”，这在历代帝王中是仅见的。

武帝迷信最突出的表现是求神仙。他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对方士言听计从，屡次上当受骗。起先是礼神君、祀灶，继而听信李少君的话派方士入海求神仙，后来又封献鬼神方的骗子少翁为文成将军。高潮期间，“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乃万数”^[17]。最荒唐莫过于把一个以神仙使者自命的方士栾大封为食邑二千户的乐通侯，“赐列汉甲第、僮千人”，甚至把女儿嫁给了他。武帝迷信中毒之深，已达到至死不悟的程度。

既然对“方士可以致神”如此笃信不疑，那么对“巫蛊可以杀人”更是深以为然了。因此，武帝对行“盗”者深恶痛绝，一经查出，严惩不贷。因杆将军公孙敖即“坐妻为巫蛊”^[18]被杀。宫中“捕为巫蛊者，皆袅首”^[19]，陈皇后因妒忌卫子夫得宠，行“巫蛊祠祭祝诅”卫子夫，结果被废，“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20]。汉武帝晚年，身体多病，“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21]加害自己，他这时不仅对身边的人不信任，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同样怀疑。

鲁迅先生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22]武帝迷信神仙，自然也迷信巫蛊，致使方士、女巫聚集京师，出入宫廷。后宫之人为了求福避灾，忌妒争宠，纷纷埋木人诅咒对方，或相互告发对方诅咒皇帝。这种恶毒手段十分有效，被指为诅咒皇帝者当然要处死。一时间，长安内外，道旁室内，遍生巫蛊，死者甚多，连丞相公孙贺、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也被诛杀。

汉武帝在私生活上更是随心纵欲，元配皇后陈阿娇被贬后，宠爱卫子夫，子夫色衰后，赵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亦有宠，皆早卒，后又有钩弋夫人被幸。其结果失宠者怨，得宠者骄，内宫矛盾自成。一些不甘被疏远、抛弃的妃妾，祈求神灵庇佑，巫婆神棍为她们祠祭作咒，企图挽回帝宠。于是，后宫出现了“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以为祝诅上，无道。上怒，所杀后宫延及大臣，死者数百人”^[23]的极不正常现象。

为了平息不满情绪，汉武帝起用了像张汤之属的酷吏主典刑律，更加上汉武帝多疑善忌，喜怒任情，致使元光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杀戮大臣的事件，如元光四年窦婴弃市，元狩元年丞相李蔡自杀，元鼎二年丞相翟青下狱致死等等，弄得王公大臣惶恐不安，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巫祠于道中”的诅咒活动又在达官贵人中勃兴起来。他们“于道中祠，排祸咎移之行人百姓”。想借神的力量，把祸水转嫁给同僚和平民，以求自身消灾弭患。这种巫祠活动一经盛行，更给社会蒙上一层恐怖的阴影。

年老昏花的汉武帝精神恍惚、疑神疑鬼，以致在午睡时梦见数千小木人持杖朝自己打来，这个情况被与太子结下怨仇的江充所利用。江充认为武帝一旦死去，太子当了皇帝，他必然被杀，于是决心利用巫蛊之术实现其阴谋。

武帝这种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应为“巫蛊之祸”爆发的内因。

宫廷斗争是巫蛊之祸发生的第三个原因。

在汉代，适、庶之别颇严，适、庶子的地位差异极大。汉武帝是孝景皇帝庶出的幼子，在皇族中地位比较低微。但其生母王夫人，为景帝之宠妾，极工谋术。她利用景帝姊窦太主欲直接攀附皇权的心理，答应娶其女陈阿娇为媳，以笼络窦太主。这样，窦、王便沆瀣一气，在景帝面前“日谗太子之短”，盛誉“工夫人男(汉武帝)之美”。她还施奇计，激怒景帝，终使景帝将皇太子刘荣废除，立年仅七岁的汉武帝为皇太子。“武帝得立为太子，长主有力，取主女为妃。及帝即位，立为皇后，擅宠骄贵”^[24]。如上所述，陈阿娇和汉武帝联姻，一为攀附皇权而嫁女，一为取得皇位而娶妇，互相利用，是一种政治交易的婚姻。当双方达到目的后，便各施其技，力图控制和排挤对方，以期扩大和巩固既得的权益。

建元六年，窦太皇太后逝世，汉武帝亲政。不久，他又以十分巧妙的办法，清除了窦、田两股势力，皇位空前巩固。至此解决窦太主和陈皇后的问题时机已经成熟。正在此时，陈皇后因武帝专宠卫子夫，妒忌异常，大吵大闹，以“几死者数矣”要挟汉武帝，“上愈怒”。终于元光五年七月，以“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25]为由，发布废后诏令。他还令张汤以“治巫蛊祠祭祝，大逆无道”的罪名，捕杀窦太主和陈皇后宫中亲信三百余人。窦太主既失去了皇后势力的凭借，又失去了内宫亲信，势力一落千丈。可见，作为巫蛊事件的开端，陈皇后之案，是汉武帝利用“治蛊”以解决皇权的掣肘势力，无疑会使皇帝的集权更加巩固。

汉武帝得居皇位自出妇人之功，故其一生中对后妃及其亲戚恩泽礼遇，并在一定时期内培植效忠于自己的后妃和外戚势力。如建元元年，汉武帝一上台，就颁赐妃妾以婕妤、经娥、侈华、充依等称号，并相应地给予很高的爵位和秩禄，开中国历史上妃妾享有爵位的先例。在其早、中期，对外戚也较宽容，连作恶多端的外戚田蚡也不轻杀。卫青、霍去病，均以椒房之亲而位加功臣宿将之上，统领三军。但是，又因汉武帝是凭借外戚、后妃的阴谋活动登上皇位，因而对后妃和外戚势力十分警惕，深恐危害皇权。这种防内忧患心理的滋长，极易对后妃和外戚采取极为残忍的行动。以上就是汉武帝对后宫既纵容又残忍，制造多起宫廷悲剧不可忽视的心理因素。

征和二年发生的巫蛊事件，是汉武帝镇压后妃势力的高峰。作为刘据事件的主要受害者，表面上是皇太子刘据，而实际上是以卫子夫为支柱的卫氏外戚集团。卫氏集团是武帝一手培植的外戚势力。卫子夫，出身微贱，曾为皇姊平阳公主歌妓，以声色压倒陈阿娇，专宠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卫子夫入宫，旋封为“夫人”。卫子夫胞弟卫青，是平阳公主骑奴。卫子夫得宠后，窦太主“妒之，及使人捕青”，并“欲杀之”。“上闻，乃召卫青为建章监，侍中”。不久，与卫子夫封为夫人的同时，卫青被提升为太中大夫。而曾救过卫青性命的公孙敖，也因此官居显要。这种做法意在提拔社会地位低贱的卫氏家族，以与势力显赫的窦太主相抗衡。元光五年，陈阿娇被贬废。六年，汉武帝又擢升卫青为车骑将军，出攻匈奴。元朔元年，卫子夫立为皇后，而卫青又以战功屡次升迁封侯，官至大将军，位极人臣。与此同时，帝又提拔卫子夫外甥霍去病。史载:“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为侍中。”^[26]后又令其随卫青出征北塞，为票姚校尉，旋即封侯。元狩二年，又升为骠骑将军，后以战功，日益得到汉武帝提拔，比于大将军。至此，卫氏一门高官厚禄，布列要津。时人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27]功高震主，尽管卫青和柔媚上，霍去病处处顺从汉武帝，卫子夫小心谨慎，但吕后专权的阴影尚在，卫氏这股“霸天下”的势力，无时无刻不刺激着多疑善猜的汉武帝专横的心灵，一场针对卫氏宗族的朝廷大清洗，势在必发。

汉武帝剪除卫氏势力，是从卫氏集团支属开始的。首遭其殃的是卫子夫的姊丈、丞相公孙贺。公孙贺的妻子为卫君孺，是卫皇后的胞姐。公孙贺子敬声为太仆，父子并居公位。公孙敬声以皇亲贵戚自居，骄奢不奉法。征和年间，因贪污军费罪，被捕下狱。公孙贺救子心切，愿搜捕汉武帝久捕未缉的江洋大盗朱安世，以赎子罪，“上许之”^[28]。后来公孙贺果然捕得朱安世。但是朱安世遂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朱安世的控告，无疑是挟仇报怨，理应慎重对待。但汉武帝出于削弱卫氏集团势力的动机，急切下诏，“有司验贺，穷治所犯，遂父子死于狱中，家族”。至于公孙贺所犯何罪，是“故丞相贺倚故乘高势而为邪，与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久矣。终不自革，乃以边为援，使内郡自省作车，又令耕者自转，以困农烦援高者，重马伤耗，武备衰减，下吏妄赋，百姓流亡，又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世。狱已正理”^[29]。从这诏书，诚然可见，公孙贺之所以被族，其前因是“倚故乘高势”。汉武帝当政时期，自公孙弘病死于相位后，当丞相并不是美差，既无实权，且多被杀，所以公孙贺被任命为丞相时，顿首涕泣，不愿就职。像这样尸位的丞相，是不起多大作用的。所以所谓“武备衰减”、“以困农烦”、“百姓流亡”实是汉武帝多欲政治所造成的，丞相不负重要的责任。以此为罪证，杀害公孙父子，实非“正理”。至于诏书中所谓“又诈伪诏书，以奸传朱安世”，更属无端加害。很清楚，公孙贺父子被诛杀，实非巫蛊之故，而是他们攀附卫子夫这个“高势”而触犯了圣讳。

公孙贺父子死后，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以及卫青长子卫伉也被株连杀戮，他们无一不是卫氏集团圈中人物，可见灭卫的性质是十分清楚的。

征和二年，汉武帝养病甘泉宫。史载当时“上心既以为疑，当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击上，上惊寤，因是体不平”^[30]。水衡都尉江充遂建言是巫蛊作祟，欲乘机陷害太子和皇后。汉武帝便以江充为治蛊使者，治巫蛊事。江充伙同胡巫，掘地求木偶，所获木偶，扬言多得之于太子宫，太子被诬陷，怕不能自明，使人诈为武帝诏捕杀江充，并发数万兵以拒官军。结果兵败走湖县鸠泉里，被围自经。皇后卫子夫被收皇后玺缓后自杀。

汉武帝用人不当、信任佞臣江充是导致巫蛊之祸的第四个原因。

江充可谓这一场巫蛊之祸的罪魁祸首。江充是以残忍称著的酷吏，是一个无赖。据《汉书·蒯伍江息传》记载，江充原名江齐，字次倩，赵国人。因其能歌善舞的妹妹嫁给赵敬肃王刘彭祖的太子刘丹，受到赵王的宠爱，成为赵王的门客。后来刘丹以江齐泄漏自己的私情，与之反目，四处追捕江齐。江齐潜逃，刘丹将江齐的父兄全部处斩，江齐逃得一命。改名江充，来到长安。他上书武帝告发赵太子刘丹与同母姐姐以及赵王宫内的妃子乱伦，还勾结各郡的豪强奸猾之徒四处劫掠，地方官员不敢拘禁。武帝素闻赵敬肃王为人阴险，常常深夜带兵缉捕“匪盗”，弄得民怨沸腾。得到江充举报，武帝即刻派兵逮系刘丹下狱，经廷尉审理，依法当处死罪。赵王刘彭祖仗着是武帝的兄长，就上书说:“充逋逃小臣，苟为奸讹，激怒圣朝，欲取必于万乘以复私怨。”并表示自己愿意带兵去攻打匈奴立功来赎救儿子。武帝早就对各诸侯王的飞扬跋扈不满，打算削弱诸侯势力，于是，未准赵王所请，虽免去了刘丹死罪，却废去了其赵国太子的身份。

江充后被升迁为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代表皇帝和朝廷缉捕活跃在京城的匪盗，同时监察王公贵戚的违制行为。他所办的几个案子很合汉武帝的胃口，所以“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汉书》记载:有一次，馆陶公主应太后之诏，急匆匆纵马驰道去赴约，江充认为这是违禁的，结果是“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把公主的仆从车马“尽劾没入宫”。还有一次，江充“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迁为水衡都尉。”^[31]足以说明江充执法的严苛，也正因为如此，江充与太子刘据结下了怨结。《汉书》记载:“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32]这就是说，江充已经预感了与太子结下怨结可能带来的后果，因此，不得不就巫蛊事发的便利条件，陷害太子，目的是为自己铲除后患，确保自身安全，这是日后引发巫蛊之祸、祸及卫皇后、太子刘据的最直接原因之一。

由于江充告状成功，遂被任命为水衡都尉。此时正值武帝在甘泉宫，有疾病，江充就奏言说，武帝疾病就是由于巫蛊作祟的结果。因此，武帝就让江充“为使者治巫蛊”。于是，江充率胡巫掘地求木偶人，捕夜间祠祝和视鬼之人，用“烧铁钳灼”，强迫他们服罪。在严刑拷问下，“民转相诬以巫蛊”，官吏就奏劾这些人“大逆不道”，因此，制造了众多冤假错案。

尽管江充治巫蛊冤死这么多的人，然而他还不止步，因为他的真正目的还未达到。江充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汉书》载上(武帝)幸甘泉，疾病，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此为奸。所以江充的真正目的是要借巫蛊，陷害太子。“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这一不正常情况正好为江充所利用。于是江充就对武帝说，“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33]。颜师古注云:此桐木人据《三辅旧事》是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江充以此作为太子巫蛊诅咒武帝的证据，因此“太子惧，不能自明”遂收捕充，自临斩之，说:“赵虏!乱汝国(赵国)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于是太子使客为使者逮捕江充等人，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有诈，不肯接受诏书，客杀死韩说。御史章赣受伤不见，自己回甘泉去了。太子又派其家舍人持节夜入未央宫长秋门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皇后，于是发厩(马房)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说江充造反，于是斩江充，烧胡巫于上林中。遂让宾客为将率人与丞相刘屈氂等战。

巫蛊之祸成为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巫蛊之祸是西汉时期的重大事件，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酿成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巨变，对正处于鼎盛时期的西汉王朝造成巨大的影响，从而使西汉王朝由盛转衰，大伤元气。

西汉王朝在武帝之后历90余年，昭帝、宣帝当政的38年，国势虽有好转，较之武帝时之鼎盛相差甚远;至元、成、哀、平四帝与孺子婴时，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巫蛊之祸可谓西汉王朝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之所以如此，表现在:(www.xing528.com)

其一是巫蛊之祸造成的影响在统治集团之间，特别是发生于西汉统治集团最核心的皇帝与太子之间，双方之亲信与大臣均无所规避，卷进者甚多，死难者也甚多，特别是王室成员。巫蛊之祸延绵数年，牵连诛死者有皇太子刘据、皇后卫子夫，公孙贺及刘屈氂两丞相，诸邑、阳石二公主以及三皇孙，还牵涉到许多公卿大臣，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丧生者数以万计，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酿成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巨变。有的学者甚至指出:“二十多天的时间，造成逾十万人的死亡和不少大臣的诛杀。”^[34]导致西汉王朝统治集团上层核心部分元气大伤，国本发生动摇。

先是江充与胡巫等勾结，使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长安城中一批皇亲国戚及勋贵大臣，如丞相公孙贺及其妻(卫皇后姊)、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武帝之女阳石公主(卫皇后所生)、卫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等皆因巫蛊罪被诛。继而江充又诬陷太子刘据，迫使太子发兵斩充，并率兵与丞相刘屈氂军战于京城，死者数万人。从而导致太子全家除一个孙子外均遇害，甚至连其母卫皇后也自杀。再加上武帝清洗太子追随者，后来在为太子平反后又严惩了一大批加害太子的官员，死者甚众。由此而使皇室贵胄、公卿百官受到重大冲击，皇室的至高无上的威权地位自此丧失。

其二是巫蛊之祸爆发在国都长安。都城本为一国行政中枢所在，除了有皇帝及皇室居住外，尚置有百官衙署，防卫也很森严。同时又是一国之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所以商贾云集，文士荟萃，建筑宏伟，气象万千。此外还是一国信息汇聚与发散之中心，对国内与域外影响既快速又深刻，是全国臣民心驰神往之地。因而国都的安危兴衰，直接反映国势的强弱与政局是否稳定，以及政权是否巩固。而武帝时之巫蛊之祸却正好爆发于国都长安城之内与宫廷之中，且太子军与丞相军在长安城内外激战五日，死数万人，鲜血流入沟渠，渠水为之变色。不仅城垣楼阙、宫室衙署、官邸民宅、寺庙园林、市躔商铺、里坊街巷遭到毁损，而且还造成了都城内外，乃至各州郡民心混乱，使神授的皇权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其三是打乱了武帝拟定的避免西汉王朝衰亡的治国方略，其后之几代皇帝与大臣，或处于蒙昧盲目状态，或热衷于争夺权力，因而导致了治国无序与社会动乱，使西汉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太子刘据本为武帝钟爱，又是经多方大力培养的帝位继承人。武帝对他寄望甚殷，盼他继位后，秉持自己的治国理念，做守文之君，以免袭亡秦之迹。^[35]保汉代江山永固。这本是武帝总结西汉王朝建国110余年来统治之经验教训，又针对当时西汉王朝内外之形势，为其继承人拟定的切中时弊、挽救衰亡的治国良策。但经巫蛊之祸，太子自杀后，这一方略已失去了最适宜的执行人。继位者均难以高瞻远瞩地洞悉西汉后期之内外情势，领会武帝上述之意图，所以难以避免日趋衰弱并覆亡的命运。

其四是武蛊之祸使汉武帝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开始反思，对于汉武帝来说，巫蛊之祸的发生是其统治的分水岭。他开始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发布“轮台诏”，他宣布:“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36]他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部分朝臣主张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当时的政策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37]。

司马光评价汉武帝:“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38]所谓“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晚而改过，顾托得人”，不仅反映出汉武帝个人性格的有关特征，也反映出西汉政治体制的重要进步，即与秦王朝僵冷而毫无弹性的行政制度不同，政府的重大政治失误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修补。

“轮台诏”的颁布标志着汉武帝统治的重大调整，主要内容是由对外军事抗击匈奴转而向对内重视国计民生。其统治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注重军事抗击匈奴转而向武备、农耕并重;由任用酷吏、采用严刑峻法统治转而向“禁苛暴”的柔性统治;由通过苛捐杂税集聚财力物力支撑国家战争机器运转转而向“止擅赋”，兴农生利。也就是说，汉武帝晚年，开始了转向以儒家仁政政治理念为特征的柔性统治手段靠拢的统治调整。到此为止，汉武帝的实际治国理念和统治手段才真正向他所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目的衔接合龙。从这个意义上说，巫蛊之祸既是汉武帝统治手段调整的契机，又是汉武帝在探索正确治国理念道路上所付出的重大代价，在西汉历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和影响。^[39]

综上所述，“巫蛊之祸”是西汉中期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产物，不仅给武帝时期的政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而且影响到当时学术的开展，甚至造成军事上的失利。孔安国所上的古文尚书，即因为“遭巫蛊，未立于学官”。^[40]同时贰师将军李广利之所以投降匈奴，也与“巫蛊之祸”有关系。

【注释】

[1]陕西省教育厅“从文景之治到汉武盛世的历史反思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2]邓启耀:《中国巫蛊考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3]班固:《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

[4]《汉书》卷89《循吏传》。

[5]马非百:《盐铁论简注·国疾》，中华书局，1984年。

[6]《汉书》卷66《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7]《资治通鉴》卷22《汉纪》，中华书局，1956年版。

[8]《资治通鉴》卷22《汉纪》。

[9]《汉书》卷23《刑法志》。

[10]《史记》卷122《酷吏列传》。

[11]《资治通鉴》卷22《汉纪》。

[12]《汉书》卷45《蒯伍江息夫传》。

[13]《资治通鉴》卷22《汉纪》。

[14]《汉书》卷66《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15]《汉书》卷25《郊祀志》。

[16]《资治通鉴》卷22《汉纪》。

[17]司马迁:《史记》卷12《武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18]《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

[19]《汉书》卷6《孝武帝纪》。

[20]《汉书》卷97《外戚传》。

[21]《汉书》卷45《蒯伍江息夫传》。

[22]《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0年。

[23]《资治通鉴》卷22《汉纪》。

[24]《汉书》卷97《外戚传》。

[25]《汉书》卷97《外戚传》。

[26]《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

[27]《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

[28]《汉书》卷66《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29]《汉书》卷66《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30]《资治通鉴》卷22《汉纪》。

[31]《汉书》卷45《蒯伍江息夫传》。

[32]《汉书》卷63《武五子传》。

[33]《汉书》卷45《蒯伍江息夫传》。

[34]李国权、张家清:《江充其人——一个复仇者与困扰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书屋》2006年8期。

[35]《资治通鉴》卷22《汉纪》。

[36]《资治通鉴》卷22《汉纪》。

[37]《汉书》卷96《西域志下》。

[38]《资治通鉴》卷22《汉纪》。

[39]朱士光:《再论西汉武帝时巫蛊之乱对西汉王朝由盛转衰之影响》，见《秦汉史论》，三秦出版社2009年。

[40]《汉书》卷98《儒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