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由知识论传统缺乏到本书的选题
从中国学术独立层面看重建知识论传统的必要。如果上面的论证不错，或者说中国缺乏知识论传统这一说法可以得到认可的话，著者认为我们有必要重建知识论传统，这不是单单引进知识论的问题，而是引进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做学问的方式，我们没有知识论传统，依照上面分析，不是单单的知识论问题，而是本体论差异基础上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差异，我们缺乏的是“为学问而学问”的追求纯粹知识之理的兴趣。为什么自王国维提出“为学问而学问”到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时对纯粹学问的提倡，至今百年有余，我们依然对“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难以接受呢?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问题。没有对纯粹学理的探求，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独立。
罗家伦先生在谈到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终不为英国皇家学会接纳时说，原因是他的贡献是“发明”而对学理没有任何发现。“我所以写到此事，因为我想到‘中国学术独立’的基本问题。我以为中国如果想在世界学术上有点贡献，对于人类知识总量的基础上有点增加，则非从纯粹科学上着手不可。就是要谋科学在中国有真正的实用，也须从此着手。不然，则永久是向他人借贷，而不能自起炉灶。 ”[41]这些话是1923年前后说的，很可以代表著者的意思，不过今日我们再检查罗先生的所言，我们是不是依然在借贷呢?依然难以走向学术独立呢?虽然这里他谈论的不是知识论问题，但是对纯粹科学的注重本身就是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有了此种“求是”的思维方式，纯粹科学的产生才是可能的，知识论的产生才是可能的;换句话说，纯粹科学的研究与知识之理的探究是同一思维方式下的不同领域而已，或许他们处理的对象不同，但是所依据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而此种思维方式的训练，在著者看来便是知识论的立场与态度，有了对纯粹知识之理探求的兴趣与思维方式，那么知识论传统便可以得到重建，纯粹科学便可以着手研究，中国的学术便可以逐渐走向独立。
出于以上考虑，著者选取了张东荪先生的“多元认识论”加以研究，这不仅仅是一个个案研究，而是在中国缺乏知识论传统背景之下，从本体论角度解读知识论缺乏的原因的基础上，对重建中国知识论传统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注释】
[1]胡军教授和王中江教授对“缺乏”一词提出质疑，本文此词的意思与金岳霖所说“逻辑与认识论意识不发达”之“不发达”同义，中国古代哲学没有认识论传统，但对“认识”本身的反思并非没有。
[2]刘培育选编:《金岳霖学术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52—353页。
[3]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0—131页。
[4]这里我借用了金岳霖先生在《知识论》一书中对“知识论”的界定。另外，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知识论与认识论是研究相同的问题，因为Epistemology源自希腊文episteme (知识)和logos (理论)，所以一般将二者等同使用，自然也有学者试图区分二者的不同。就汉语语境来说，“认识”与“知识”是两个概念，“认识”除了具有知识的一些含义外，还具有动词词性“去认知”的含义，但就“知识论”或“认识论”来讲本文不作区分，依然沿用西哲传统的用法，视二者为同义的。
[5]张耀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汤一介序。
[6]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应区分知识与知识论，二者有着不同的对象与内容。说中国没有知识论传统，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知识，因为知识论是对知识本身的考察，探讨知识之所以为知识，真之所以为真，它不是某种具体的知识、具体的真、具体的理，而是一般的、普遍必然的知识之理。
[7]熊十力:《十力语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与张东荪”，第61页。
[8]熊十力:《十力语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与张东荪”，第64页。
[9]熊十力:《十力语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与张东荪”，第65页。
[10]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73页。
[11]俞宣孟:《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本体论》，《探索与争鸣》，1986年第6期，第5—6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俞先生所批评的是张岱年先生《中国古代本体论的发展规律》(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和《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观念》(载《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两文的说法，还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关于“本根论”的表述。
[12]俞宣孟:《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本体论》，《探索与争鸣》，1986年第6期，第6页。
[13]俞宣孟:《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本体论》，《探索与争鸣》，1986年第6期，第6—8页。
[14]刘培育选编:《金岳霖学术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51页。
[15]此处可参看刘立群:《“本体论”译名辩正》，《哲学研究》，1992年第12期，以及杨学功:《从ontology译名之争看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载宋继杰主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0页。
[16]陈康:《巴曼尼得斯篇序》，宋继杰主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17]杨学功:《从ontology译名之争看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载宋继杰主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6页。
[18]严格来讲:“境界论”与“本体论”是有区别的，但本文着重“本体”与“人生”或“天与人”之共通连贯处，在此意义上说，传统哲学中“本体论”是一种“境界论”，此处多依据熊十力先生的说法。
[19]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再版，第99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引用不是直接引自张东荪致熊十力先生的信札而是引自《知识与文化》一书，因为此思想是张东荪先生所坚持的，而张的此封信在《十力语要》中未附录，所以暂引《知识与文化》一书为证。(www.xing528.com)
[20]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再版，第102页。
[21]俞宣孟:《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本体论》，《探索与争鸣》，1986年第6期，第5页。
[22]张汝伦:《近代中国形而上学的困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114页。
[23]此处我想指出我们应区分熊十力的本体论与冯友兰的“新理学”和金岳霖的“论道”之不同，冯与金在对“本体论”的态度与情感上是中国式的，但他们的“玄学体系”则更具西方新实在论倾向，用的名词是中国的，但理论体系则是仿照西方哲学建立的，而熊十力的态度与内容都是中国式的本体论;熊与冯的争论可能正源于此，而洪谦对冯的批评也与此有关。
[24]熊十力:《熊十力论著集之一:新唯识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8页。
[25]正是基于此，我说《新理学》和《论道》虽然有名词上的中国味道，但其内容与推演更具逻辑气息有明显的新实在论倾向。
[26]金岳霖:《论道》，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7页。
[27]邓晓芒:《论中西本体论的差异》，《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第18—19页。
[28]关于本体论定义的解释参照了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08页。
[29]汪子嵩、王太庆:《关于“存在”和“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28页。
[30]汪子嵩、王太庆:《关于“存在”和“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35页。
[31]刘培育选编:《金岳霖学术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53页。
[32]刘培育选编:《金岳霖学术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61页。
[33]值得一提的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说“这项批判是一本关于方法的书”，在本人看来西方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有着难分彼此的联系，对“是”的探讨本身就是一种逻辑方法的确立，亚里士多德的一些文本被命名为“工具篇”和“范畴篇”是颇有深意的。
[34]对于本体论与认识论间的“决定”关系，胡军教授不同意本文的看法;但严格来看，与其说二者是线性前后决定的，毋宁说二者是交互的、融合的。本文此处写法为不得已之举，目前更偏重二者间的交互性、渗透性，于中国哲学亦然。
[35]此处“决定”一词不可作“线性”理解，思维方式与本体论到底谁更根本，谁决定谁?很难明确下断论，毋宁认为它们是彼此交互的、难分彼此的;至于探求本体论与思维方式之中西不同，牵涉到中西文明起源问题，需专文论述，非本论所能及。
[36]这里笔者没有任何贬低中国哲学的意味，如此说法更是出于一个对百年来中国文化转型有深切体会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进一步反省，对传统的敬意不能代替学术上的批判与反思;历史传统中的生命学问，如今看来依然是国人安身立命之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但是我们不能坐吃山空，既要整理家当、宝鼎弃瓠，又要吐故纳新、虚怀若谷。
[37]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3页。
[38]金岳霖:《知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页。
[39]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117页。
[40]罗志希:《科学与玄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9页。
[41]罗志希:《科学与玄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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