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修复历史中的伤痕确认

伤痕文学在对思想解放运动的总体原则的深刻领会中，获得了主题的深化。反思“文革”，批判“四人帮”，这是客观化的历史；而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建构面向未来的历史依据。因而，有意识地重述“文革”的历史，不再是单纯地展示伤痕，而是致力于表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蒙受迫害的过程中，依然保持的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信念。通过这种重述，重建了新时期的历史主体（例如，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这就使拨乱反正后重返“归来”的受难者找到了历史的连续性，使他们能够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充当改革开放的领导力量。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讲述一个错划右派如何忍辱负重，依然对党忠诚的故事。小说以精细的笔墨描述了政治风云如何支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罗群是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命运坎坷却对党忠贞不渝。作者对宋薇、冯晴岚和周瑜贞几位女性的描写，提示了这个时期明确的道德准则和必要的情感补偿。《天云山传奇》的出现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它把简单的表面的创伤倾诉，转变为知识分子的历史自述，一个被动的、被迫害的个人，变成了在任何艰难困苦时期都与党同心同德的历史主体；通过主体对自我的想象修复了历史的连续性。作者通过书写，把自我想象投射到历史总体性上，并反过来从其中分享到光芒。确实，从“反右”到“文革”，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摆脱过焦虑感和恐惧感。“文革”后的知识分子迎来了新时期，预示了面向未来的历史主潮。

全面而深刻地重述历史，并且把自我反思转化为自我肯定，由此建构起自我指认的历史主体的地位，这在从维熙的“大墙文学”（注：从维熙的作品多是描写被关在监狱里的老干部，身处大墙里却依然保持对党的信念的故事，故称“大墙文学”。）中得到集中的体现。从维熙在1957年与爱人一起被打成右派，当过工人，“文革”期间被送到山西劳改农场，有过“大墙”内生活经历。《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他在新时期最有影响的作品，小说塑造了一位身陷铁窗依然坚韧不屈的公安老干部形象。他虽然遭受坏人迫害，但不惜冒险组织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他那大义凛然的形象和气节，使一段受迫害的伤痕累累的历史，成为光彩夺目的战斗经历。从维熙这个时期的作品还有《杜鹃声声》、《第十个弹孔》、《雪落黄河静无声》等，这些作品都讲述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革命给人们造成的悲剧性命运，富有感染力，作者倾注笔墨塑造大公无私、忠于党的事业的革命者形象。从维熙后来在90年代初期写了自传体小说《断桥》，侧重于反省中国政治的悲剧性根源，不再刻意强调特殊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忠诚信念。但在“文革”后的一段时期内，这种强调至关重要。在自认为开创新的历史维度的同时，它实际也是在修复历史，试图在一个断裂的历史边界上找到通往过去的桥梁。“伤痕”是准确的自我表述，因为伤痕不再是伤痛，它是伤口痊愈之后的痕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不证明伤痛，而是证明对伤痛的忍耐以及超越伤痛的意志。

伤痕文学的思想性冲击来自政治上的紧张性，当“两个凡是”的神圣性完全被解除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逐渐成为主导思想，此时，反省“文革”不再有政治上的前沿性，这种反思已经不具有与主流历史碰撞的动机，因此需要去发掘新的历史合理性，并且为历史的延续性找到合法的依据。甚至可以说，这时伤痕已经痊愈，回忆给它抹上了一道温馨的情感色彩。

在诸多伤痕文学作家中，张贤亮以他特有的丰富与生动风行一时。（注：张贤亮（1936—），江苏盱眙县人，出生于南京。1954年高中肄业后赴宁夏贺兰县乡村插队务农。1955年在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任教。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9年9月获平反后重新执笔创作。1980年调至宁夏《朔方》文学杂志社任编辑，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1993年初，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其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绿化树》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他的作品在当时不仅仅以其思想性，更以其文学性引人入胜。时至今日，张贤亮的作品依然蜚声国际文坛，并且一度有“中国的米兰·昆德拉”之誉（注：1998年，英国伦敦书店出售张贤亮的作品，出版商打的广告就是这个内容。）。1957年，年仅21岁的张贤亮在《延河》发表长诗《大风歌》，显露出不凡的文学才华，但也因此遭遇厄运，这一年他被划为右派，从此开始了长达18年的劳动改造生涯，历经各种磨难。但张贤亮似乎从这种磨难中体会到独特的收获。他说：“劳动人民给我的抚慰，祖国自然山川给我的熏陶，体力劳动给我的锻炼，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给我的启示……始终像暗洞中的石钟乳上滴下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我，也是凭着这些才幸存下来的。”（注：张贤亮：《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小说选刊》1981年第1期，第74页。）对于张贤亮来说，重述“文革”历史不是单纯呈现苦难，而是展示伤痕的美感：“怎样有意识地把这种伤痕中能使人振奋、使人前进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不仅引起人哲理性的思考，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注：同上。）

“文革”后，张贤亮以《灵与肉》引人注目，小说讲述一个被遗弃的富家子弟许灵均被共产党收留并培养成人，但继而被打成右派，遭到革命集体遗弃的故事。他被流放到一个偏僻的农场，与牲口相伴，他的冤屈也只有向马诉说。在那里，许灵均把自己的生命感受与大自然的气息混在一起：“他对命运的委屈情绪也随着消失，而代之以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祖国的大自然抹平了许灵均的伤口，直到有一天，他的生父从国外回来，请他出国继承财产，伤口又在隐隐作痛。最终，他毅然告别阔绰的父亲，回到黄土高原，这就是“灵与肉”的统一而获得的精神升华。许灵均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血肉丰满的爱国者形象，可以看出，张贤亮在塑造这个爱国者形象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情感铺垫。许灵均热爱大自然，对妻子负有道义责任，对他熟悉的生活环境十分眷恋，这些情感被升华为对祖国的赤诚热爱。在这里，祖国并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它是活生生的血肉相连的生活现实和记忆。这一点，张贤亮的叙述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无论如何，从个人的经验上升到政治意义上的爱国，其间总是存在着内在的空隙。张贤亮虽然揭示了中国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摧残，但他的用心在于塑造拒绝外国富裕生活诱惑的爱国者形象，努力强调其无怨无悔的忠诚和奉献精神。在80年代前期，这种精神也是知识分子获得历史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

也许“灵与肉”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辩证法思想支配了张贤亮，他后来的小说叙事基本上是以“灵与肉”的对立统一来结构的。《土牢情话》讲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看守爱上她看守的犯人的故事，这个犯人是受极左路线迫害的正人君子。张贤亮从这里找到了他的叙事秘诀：英雄落难，美女相救。这个英雄在无论多么严酷的迫害面前，都保持着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信念——这就是“灵”；而他在落入逆境时身边就出现可爱的美丽女人，她们奉献自己的身心，及时抚慰落难者的伤痛。在具体的叙事中，她们美丽的面容和身体一再呈现，这就是“肉”。“灵”与“肉”在叙事中恰当地融为一体，折射出伤痕的美的光辉。

《绿化树》作为张贤亮最重要的作品，把“灵与肉”的对立统一的主题处理得炉火纯青。作者声称《绿化树》是他拟写的《唯物论者启示录》中的一部。小说写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章永璘，被打成右派，备受迫害，他出于生存的本能，想方设法填饱肚子。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卑劣，因此一直在思考提高思想觉悟的途径。他并不怀疑这种改造的荒谬性，而是自责自己离马克思主义还有很大距离，通过学习《资本论》，他的思想产生飞跃，开始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连在一起，探寻超越自己的真谛，踏上了真正共产主义的“净土”。在灵魂升华的同时，他的肉体也在升华，一个“梦中洛神”出现了，美丽善良的女人马缨花对章永璘关爱备至，她的所谓“美国饭店”成了章永璘度过艰难的劳改生活的暂时栖息地。马缨花有过不幸的经历，文化水平不高，但她向往知识，追求美好的事物，她的爱给章永璘的生命注入了活力和希望。苦难退隐到幕后，叙述进入一个动人的情爱故事。那些苦难早已为爱情的温馨所遮蔽，甚至可以说，在张贤亮的笔下，伤痕太美了，以至于根本看不到伤痕了。这就是张贤亮书写的“伤痕史”，他把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写成崇高史，通过灵与肉的双重磨难，抹去主体的苦难伤痕，也就抹去了历史的非理性，抹去了历史的荒诞性。在他笔下，主体在任何给定的磨难中，都能感受到爱与美，主体并没有因蒙受苦难而异化，而是在特殊的情境中，痛苦最终造就了他。

如果说在《灵与肉》和《绿化树》中，张贤亮还在为知识分子构造一个完整的唯物论者的神话的话，那么，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他已经抛弃了这段历史的起源与构造的逻辑性，把伤痕的美感从知识分子受难的背景中剥离出来加以放大，变成了娓娓动人的关于人性的叙述。80年代中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所疏离，反思也不再是时代的主导性主题，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讨论使文学中的人性描写被突显出来。张贤亮还不能脱离他的惯常的叙事逻辑，还在试图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苦难史中去挖掘伤痕的美感。但现在，这样的美感不再是精神升华的体现，而是人性的温馨与肉体的芳香。这篇小说的男主角依然是章永璘，女主角换成了黄香久，这两个人的精神性的意义现在通过肉体的能动性来表现，政治性反思被明显削弱了，作者明显加强了关于身体的叙事。小说开篇就是一段男主人公躲在芦苇丛中偷窥成熟女人丰满肉体的描写。但作者有意制造悬念，不断地用插叙延宕女人肉体的出场。

她在洗澡。

她也不敢到排水沟中间去，两脚踩着岸边的一团水草，挥动着滚圆的胳臂，用窝成勺子状的手掌撩起水洒在自己的脖子上、肩膀上、胸脯上、腰上、小腹上……她整个身躯丰满圆润，每一个部位都显示出有韧性、有力度的柔软。阳光从两堵绿色的高墙中间直射下来，她的肌肤象绷紧的绸缎似地给人一种舒适的滑爽感和半透明的丝质感。尤其是她不停地抖动着的两肩和不停地颤动着的乳房，更闪耀着晶莹而温暖的光泽。而在高耸的乳房下面，是两弯迷人的阴影。

她的皮肤并不太白，而是一种偏白的乳黄色，因此却更显得具有张合力和毫无矫饰的自然美。为了撩水，她上身有力地一起一伏，宛如一只嬉戏着的海豚，凌空勾出一个个舒展优美的动作。水浇在她身上任何一个部位时，她就用手掌使劲地在那个部位揉搓，于是，她全身的活力都洋溢了出来。同时，在被凉水突然一激之下，又在面庞上荡漾出孩子般的欢欣。(www.xing528.com)

这段描写很容易让人想起80年代被四处张贴的那张安格尔的名画《泉》（注：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出生于法国蒙托邦，1801年以《阿伽门农的使者》一画获罗马大奖。1856年象征“清高绝俗和庄严肃穆的美”的最杰出的作品《泉》的诞生，标志着安格尔艺术达到光辉的顶峰。1878年《泉》经迪麦泰尔伯爵家人捐献，成为巴黎卢浮宫馆藏之宝。），这段关于女人身体的描写在中国建国以来公开发表的小说中可以说是最直接彻底的了，以至于当时发表这篇小说的期刊销量剧增。无可否认，现在看来，这里的描写十分优美，身体的呈现如此充分，小说花费一千多字详细具体地描写女人的身体，这在当时无疑是破天荒之举。小说的主题当然还是在表达张贤亮的唯物论思考，只不过唯物论从食物逐步发展到了身体。一个知识分子对信念不死的历史的回忆，现在转变为对一个女人身体的记忆。这是在苦难深重的年月里男女相濡以沫的故事，有感人至深之处，然而，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一种历史话语的颓败。

在80年代中期，张贤亮已经无法在反思中建立起知识分子自我确证的历史，也难再将这样的叙事与巨大的关于信任的历史神话连接在一起。唯物论者的神话实际上已经破灭了，他在女人的肉体那里找到了栖息地——他还设想自己能发现新的出发点。小说快要结尾了，而高潮只有在这样的事件中才能出现：

说完，她拧过身来，把富有弹性的乳房紧贴在我的胸口上，用一种仿佛准备决斗的火辣辣的语气说：

“上炕吧！今天晚上我要让你玩个够！玩得你一辈子也忘不掉我！”

月亮升到当空。房里的灯一灭，月光陡然象瀑布一样向小小的土屋中倾泻进来。她的细声碎语在月光中荡漾。

这应该是小说中最动人的情景，在弃绝中还有一种彻底的奉献，那是从身体到灵魂的奉献，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奉献更伟大了。小说到了这里，主题呼之欲出：

我感到有两条火烫的胳膊将我紧紧地搂住，把我拉下去，拉下去……沉到月光的湖底。耳边，又响起从水底深处浮上来的声音。

“……你别忘了，是我把你变成真正的男人的……”

唯物论者一直认为自己是通过阅读《资本论》才成为坚定的革命者，才有对革命未来的信念，才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的。现在黄香久却说，“是我让你变成真正的男人的……”关于知识分子信念的叙事已经被放到一边，或者说被遗忘了，女人构成了全部的中心和力量。这意味着80年代关于“文革”的反思已经终结了，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告一段落，在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以及主体性理论的思想背景上，关于人性的话语被突显出来，并且迅速转换成关于性和身体的话语，由此开始形成更具有个人和日常生活特性的审美感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