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转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狭义与广义

（一）“中国化”的狭义与广义之分

据文献考证，“中国化”这一术语较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3]中间经历了30年代的“学术中国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与阐释，至今有九十余年。期间，虽有些争论、曲折和反复，但这一概念在中国现当代学界已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成为一个通约性相对较高的概念。世纪之交，中国化被普遍地运用于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外的众多学科领域。中国化符号化了，这一现象值得深刻反思。学界周知，众多学科所言说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诸多需要分辨的复杂关系。从历史起源上看，今天众多学科的中国化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示范和积极影响下产生的；从理论诉求看，前者至少目前还主要停留在形式上，后者则追求形式和实质的统一，而根本的区别可能在于前者主要是思想学术领域的本土化运动，后者则是在感性的实践中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现实。虽然，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西学中国化为背景的，但经过百年传播、运用和发展、创新的艰辛历程，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很难归于西方中国化范畴，而今天的其他众多学科的中国化仍然只能归于西学中国化范畴。因此，这样的理解可能是恰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精神是高于优于其他学科中国化的，其理论学术精神和成果也是如此，又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基本原则，并已经形成较为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其他领域的中国化是在其外围、在其直接影响下形成一种思潮的，因而形成了“中心—外围”的中国化系统格局。如此看来，今天的中国化实际上可以划分为狭义的中国化和广义的中国化，前者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者即包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内的中国各人文社会科学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工程领域的中国化。

区分狭义的中国化与广义的中国化，有利于认识当前的中国化现象，也有利于引导中国化运动的正确方向。狭义的中国化具体有所指，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也指多学科视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4]其实质不是传播，而是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和民众认同基础，中国化成为一种大众话语，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化就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广义的中国化，是一种能指性称谓，主要存在于学术领域，如西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的中国化，从历史和现实看，它总体上属于传播学范畴，主要关注的是译介的语言转换、传播的深度与范围，注重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和对话、参考和借鉴。众所周知，自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学术的重心一直在西方，形成了西方向中国传播西学、中国引进西方学术文化思潮的格局，这也就是广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学术基础，因而广义中国化范畴反映了这一历史和现实，这在理论学术和文化观念上培养中国人应有的自觉意识具有重要理论现实意义。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可以归入广义的中国化范围。人们通常认为，佛教早已完成了中国化，成为了中国佛教，而据此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已经完成了中国化，然而实际上这二者不能相提并论，人们很难认同马克思主义已经完成中国化了，不再需要中国化，甚至认为毛泽东思想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第一次巨大的飞跃，虽然毛泽东思想具有典范的意义，但它只是传播的质变、实质意义中国化的开始，中国化在实践的结合意义上是永无止境的，在此基础上的理论的中国化亦如此。因此，佛教中国化依然属于传播学范畴，属于广义的中国化，它在文化或信仰的领域的确已经基本完成了，中外佛教的交流当然需要继往开来。佛教的成功中国化在文化层面确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值得参考借鉴的经验，但二者有实质的区别（关于佛教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需要另文展开论述）。(www.xing528.com)

此外，中国化的广义、狭义区分，也有利于梳理和反思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学中国化的复杂关系，如西学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基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铺垫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如何从中脱颖而出，由弱变强，由支流变为主流和主导，由一种学术思潮发展到承担变革中国的历史使命，从而反过来积极影响整个西学中国化进程，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因此，狭义中国化与广义中国化的辩证运动和理论关系值得深入、系统研究，促使广义中国化的某些方面突破传播学范畴向狭义中国化方向发展，直至形成各个学科的狭义中国化的本土化局面，为最终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积累学术文化基础，是值得期待和应努力的方向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