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转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性问题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焦点由前些年的“实质”转向了“根本特征”的讨论，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特征的讨论最为引人注意，这一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意识形态选择的政治话语，是马克思主义在被运用于中国实际所产生的一种话语实践。这一观点的言外之意或消极内涵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具备理论的特征（性），进一步引申则是根本否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飞跃）的可能，或者即使产生一种类似理论的东西虽名之为理论其实只是一种实践话语，不够理论之“格”或算不上理论。

其实，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背后有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观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理论的运用和实践，不具有理论发展和学术创造的基础和可能，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运用的历史，至于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发展是需要存疑和值得商榷的问题，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形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不具备理论的基本特征。

在当代国外学界，也存在这样的观念，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思想被简单地当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和经验总结，实际上没有给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真正的理论尊重和地位。例如，被誉为“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叙述”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看待毛泽东思想：“从许多方面来看，毛泽东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最富于独创性的贡献，是他的游击战术思想和军事上同强大的敌人长期斗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思想。”^[1]这样的概括和评价显然是比较低的，与我们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性质和地位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又如，被视为直接了解“马克思璀璨星空”的窗口、反映最近二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思想潮流和趋势的谱系的《当代马克思辞典》^[2]则根本没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章节和人物介绍，这与我们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性质和地位的看法大相径庭。这表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的注意研究得十分不够，这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实践特征，可能正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当然前提的，是想表达一种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的另一重要特征。简言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备理论特征，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只具有话语（实践）特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话语）的结晶。笔者认为，从逻辑上看，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做命题和概念（名词）的区分比较。

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概念或名词理解时，它指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常的表达习惯是省略了“的”字；然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命题，“化”作为动词（这时不是省略而是不需要“的”字）解，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义的、一体的，是互为定义的，严格来讲是应该这样表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词，不是两个词的并列，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这就如同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是一个概念，不能当作两个概念理解一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学理研究应该周全考虑和表达的。如同人们通过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作名词解，忽略它也是命题一样，人们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作命题解，而忽略了它同时也是名词，这时它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同义的、一体的，是互为定义的，本节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特征，也有针对这一忽略而有所感发的意思。由此看来，只有这样的辩证理解，才可能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义和语用逻辑。^[3]

回到本题，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特征即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命题为前提的，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特征的提法除逻辑上以之为名词外，还有更深的意义和所指有待分析，这可以从有关疑问切入。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能不能创生理论，准确地说，是中国“底”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前理论界总体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或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在于实践，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根本的特征在于实践性，至于理论在结合中国实际中是朝着实践方向最终要彻底化为实践的，实践当然产生经验，总结经验也会产生一些思想，但主要是一些实践战略和策略之类的路线方针政策，期间也会有理论的翻译、理解、阐释和宣传教育，但这也是理论运用于总体实践的一部分，不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是实践，这一过程产生的主要是经验的总结，谈不上理论，硬称为理论是意识形态的需要，是很牵强的，或者说是不够格的理论，至多是一种半经验—半理论的东西。(www.xing528.com)

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朴素感知同样源于实践，然而，从实践层面产生的这一感知还有待于上升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面认识，这就需要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及其成果的理论反思和分析建构，而这一过程就有可能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生的一面，而这一面是需要超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即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分析而得以呈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实践，没有理论创造，本身只是一种经验感知，固执于此就难免武断。且不说人类的认识包括理论的基础都在于实践，就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史来说，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源于19世纪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实践，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是不断总结提升新鲜经验为理论的，这几乎是一个常识。

更何况，佛教中国化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禅定本来在印度瑜伽修行中、在佛教中，都是一种实践的方法，是教人如何数息、静坐、排除杂念，达到安心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理论体系或者佛教宗派”；然而，其在中国化过程中，却“从印度禅学形成中国禅宗”，“从单纯的佛教的实践方法，变成一个有关人生的宗教理论，甚至包含了对于整个宇宙、社会和生命的理解，并且在6—9世纪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佛教宗派”^[4]，其标志就是《坛经》。印度禅定传入中国至形成中国禅宗的《坛经》经历了三百多年，实现了从实践方法到理论创制的转化和飞跃。类比佛教中国化，暂且撇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不是理论不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百年实践完全没有理论创造可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又以历经三百多年才诞生《坛经》来看，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短暂百年时间而论，下这样的结论也许尚早。总之，佛教中国化理论创造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不能创制中国人自己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是值得重视和反思借鉴的。

2．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性不强、是否够得上理论的问题

这需要深入分析其理论的特性和实际的内容。这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需要专门研究。不过，对于今天的这一疑问，我们也许可以从艾思奇六十年前的观点中得到一些反思和启示，他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真正活的理论”，“是真正有黄金价值的”。^[5]这里先提出一个关于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比较阅读问题来引发的思考。在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时，结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其中体会毛泽东、邓小平原著的理论价值，这不仅是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内在性方法之一，而且是读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在性方法。就后者而言，只有真正读懂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原著，才能真正读懂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反过来也一样。这就是说，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读，对照着读，进行比较性阅读，相互观照，不要厚此薄彼。现在看来，唯有如此，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才能算是全面系统和深入深刻的。这也就是说，对于当代中国学者来说，只有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与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互读，才能也才算读懂读通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只有贯通着读，互文互达，才能真正领会“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有人认为读毛泽东、邓小平著作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而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却是非常难的，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没有把二者结合起来读导致的片面体会。毛泽东、邓小平著作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当然从字面更好懂，但就其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而言，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无异，真正读出这样的精神非要深度阅读不可，甚至可能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还要难得多。若有这样的体会，读到了这样的高深层次，可能才算真正读懂了毛泽东、邓小平著作，这种高境界的阅读是我们专业工作者应该追求的。

总之，将二者结合比较阅读是作为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本要求，这要求我们在思想观念上要明确：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博大精深，而且中国马克思主义原著即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同样是博大精深的，只有读出这两个博大精深，我们的原著阅读才是真正抓住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的。看来，我们只有在实际阅读中才能体会到这一点。

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成熟完善的，它本身作为理论是全面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对其进行选择和应用，只是它的实践运用和理论证实，这里没有也不需要另搞一套理论，若真产生了新的理论，那要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消解，要么所谓“理论”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解或喻解，舍此二者就是不可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