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的社会角色:使命与选拔

一、关于大学校长角色的演变

上述对大学校长四种分类是一种理想图式，它们可以作为分析大学校长行为的理论基础。但不管大学校长属于哪一种类型，他们都必须遵从一定的共同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决定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大学校长的期望是不一样的，因此大学校长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不一样的。正如我国学者周川博士在对历史上大学校长所扮演的角色分析中指出，大学校长经历着三种角色的变化，第一种是学术象征型的大学校长；第二种是教学行政管理型的校长；第三种是校务经营型校长，并指出这三种角色的演变是由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所决定的^〔4〕。

我国另一研究者李延成着重对美国大学校长角色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发现美国大学校长在1636～1870年期间是处于理事会主导下，校长扮演了牧师的角色；在1870～1920年是强势大学校长的时代，校长角色变得多元化了，校长角色也出现了分化；在1920～1950年，学术力量出现了上升并对大学校长权力进行了挑战。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学校长的角色变得更加复杂，如前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1963年在哈佛大学讲演中对大学校长角色做了如下的描述：“大学校长担当的是调解人、发起人和斗士，是领导者、创新者、教导者、掌权者、信息灵通人士，还是官员、管理者、继承人、寻求一致的人、游说家、瓶颈口。”1972年他再次论述了大学校长的四种角色：一是作为调解人，他要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二是作为发起人，他要推动学校的各项工作；三是作为斗士，他要为自由和质量战斗；四是作为形象的创造者，他要为大学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大学校长角色构成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一是作为高等教育的未来的计划者；二是作为学校任务和目标的把持者；三是作为学校质量的控制者；四是作为学校公共关系的建筑师；五是社会公共政策的参与者；六是董事会的教师；七是作为教授们的领袖；八是作为学生的辅导者。并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学校长的角色还在不断地变迁，面临着角色分离、角色多元、角色冲突等困难和进行角色整合的任务^〔5〕。

在北京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卡斯珀尔教授对当今美国大学校长扮演的角色概括为九种：一是大学校长，作为一个庞大机构的领导人；二是一个特殊的首席执行官；三是大学理事会成员；四是募捐人；五是教育家；六是学者；七是公众人物；八是社会工作者；九是娱乐的伙伴^〔6〕。这是他对美国大学校长实际扮演的角色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概括，由此可看出美国大学校长角色的多元性、复杂性。这些角色划分不仅对我们认识美国大学校长的职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分析中国大学校长所扮演的角色和应当具备的理想素质。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大学校长的角色认识并不一致，采取分析尺度也不同。周川博士是从大学功能演变角度来划分的，这一划分方式具有高度概括的特征。李延成是从美国大学校长在大学管理中权力地位变化来分析的，虽然比较符合美国情况，但缺乏普遍意义。而美国学者是从大学校长的具体工作职责角度来划分的，这种划分方式虽然比较具体形象但却显得烦琐臃肿。我们认为这些都不能反映大学校长所应当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性质。我们主张应当从大学校长作为大学这一社会机构的代表这个层次上来观察他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根据这个思路，大学校长应该扮演四种基本的角色。

二、现代大学校长的四种基本角色

总体而言，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是以学术组织领导人的身份出现的，他们对学校的发展建设负有直接的责任，他们是大学发展规划的设计者和直接推动者，负责协调社会内外部各方面。但具体说来，大学校长应该扮演好四种基本角色：一是学术利益的代言人；二是国家教育政策的执行人；三是教师的楷模；四是社会利益的主动反映者。这意味着大学校长必须处理好本大学与学术界的关系，与政府期望要求的关系，与大学生身心发展需要的关系和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关系。

（一）学术利益的代言人

大学校长首先是作为学术利益代言人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所代表的是整个学术界，而不仅仅是他本人，当然也不仅仅是他所在学校，他应该是学者集体的代表。他所面对的对象是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在内。大学校长必须向社会各界阐明自己的学术的基本主张，包括学术理想和学术的基本价值观等，以期获得社会的理解和与社会进行充分的沟通。所以大学校长代表了社会关于大学的形象，应该是大学利益的自觉维护者，是大学根本利益的代表。可以说，这一角色是由大学校长的基本身份是学者这一身份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校长应该是学术自由的主张者，是真理价值至上的拥护者，是一个学术本位主义者。

大学校长作为学术利益的代言人，他应该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思想，对大学发展方向有自己独立的设计，这是他的办学思想的体现，也是他能够承担大学校长职位的基本条件。只有当他能够对大学发展方向进行明确的指引时，他才知道如何维护学术利益，才能够向社会充分展现自我，宣传大学的价值追求，进而才能获得社会的广泛的有效的支持。大学校长的办学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将大学的社会责任与学术利益融为一体的见解，这使大学既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体，同时又使行为不独立于社会需求之外。

（二）国家政策的执行者

大学校长要扮演的第二个重要角色就是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这不仅是大学校长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的领导人的社会身份出发来考虑，而且是从大学作为社会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言。在任何社会，社会的良好运转都依赖于一定的秩序。作为中国社会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它必须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有序地运行，而校长就是大学规范运行的第一责任人。从社会身份角度看，中国大学校长属于高级职员类别，隶属于一定的行政层次，这就要求大学校长必须服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维护国家有关教育法律的尊严，执行国家有关的教育政策。当然，这里“执行”指的是在对国家政策的深刻理解基础上作出的理智的决定，而不是简单的执行上级指令的意思。大学拥有自己的办学自主权，它的行动决策都应该是自觉的，但决策的指导思想不能与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相抵触。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校长应该是法治社会的倡导者，是法律至上的信仰者，在法律的疆界内倡导学术自由。

为此，大学校长要获得办学成功就必须自觉地钻研国家的教育政策法规，这既是维护大学基本利益的保证，也是获得社会有效支持的基础。在国家的教育政策和法规中，规定了大学地位和作用，也规定了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规定作为大学校长的职责。我国高等教育法中规定了在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这要求大学校长在行为过程中自觉接受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并争取党委对自己的决策支持和帮助。因此大学校长只有在比较熟练地掌握国家教育的大政方针政策前提下，他才能在行动中自觉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路线，才能在办学过程中遵守四项基本原则要求，才能办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

（三）教师的楷模

大学校长第三个应当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优秀教师，能够作为教师的楷模。大学本质上是一个教育组织，育人是大学的天职，大学校长应该懂得教育规律，从而使学校按照教育规律办事。这意味着大学校长必须有作为基层教师的丰富经历，了解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懂得大学生的基本心理需要，从而能够更好地关心大学生的成长和身心发展需要。无可置疑，大学生的身心发展需要是多方面的，不仅仅局限于知识方面的需求，还有其他多方面的需求，如参加体育锻炼活动的需求、文化娱乐活动的需求和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需求等方面，大学应该积极地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各方面的条件。同时，大学还是一个生活社区，大部分的学生要在大学校园里食宿，大学也就应当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我们认为，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就应该主动地关心大学生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需求，关心他们的成长，而作为大学校长就更应该从更高的方面来关注大学生的发展需求，促进他们在专业学习和普通知识学习、求知和做人、身体成长和心理健康、理论与实践等各个方面得到比较均衡的发展。在这些方面，大学校长应该作为大学教师的楷模。

同时，我们并不认为关心大学生的成长就一定指提供的物质条件越豪华越好，我们主张适度为宜。而且我们进一步认为，关心大学生成长把重点放在他们的精神需要的满足方面，即应该更多地关注他们如何形成一个健全的人格。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学办学条件在逐步改善，对大学生发展需要的物质条件可以逐步提高，但同时不能丢掉艰苦创业的传统。因此我们不主张为大学生开办什么豪华宿舍和豪华餐饮服务及提供高档的文体娱乐设施，我们认为更应该培养大学生的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使他们能够自觉地接受艰苦环境的考验，如果他们没有这些基本的训练，他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是经不起困难和挫折的。

作为大学校长在办学追求上要力戒奢靡之风，培养大学生崇尚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四）社会利益的主动反映者

大学校长还必须第四个重要角色，这就是他要作为社会利益的主动反映者。从法律的角度说，大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人单位，大学实行依法自主办学。但必须指出，大学的自主办学并非一种孤立的办学状态，不是一种与社会需求的脱离，它必须是在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表达自己的诉求和实现自己的诉求，同时它也必须能够满足对它的基本要求。当然，大学不可能完全满足社会的要求，但对社会的基本要求必须满足，这是大学获得社会支持的基础。这意味着大学必须主动地去了解社会需求，与社会各方面进行协商，讨论各种需求的合理性和实现的可能性，并协商实现社会需求满足的形式、途径和基本条件。而大学校长必须是学术利益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协调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校长必须是公益事业的热心人，是一个坚定的社区生态主义者。这就要求大学校长必须克服部门本位主义的局限，具有一个心怀天下的视野和胸怀。(www.xing528.com)

最终，大学校长是作为一个学术组织领导人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最终要汇总到一个复杂的综合的角色即“大学领导人”的角色上。我们认为这是大学校长作为一个“单位人”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的。可以说，前面的四种基本角色都是大学校长作为一个普遍的个体身份出现的，如作为学术人、官员、教师、社会人等身份出现的，而对于一个学术组织而言，他则是最直接的负责人，由此他就不是一般的“单位人”，而是一个特殊的“单位人”，所以大学校长就必须对“单位”的整体利益负责，必须对大学的发展前途作出规划和安排，成为大学发展前景的设计师，对大学发展方向进行领导；同时他又是大学的最高的行政长官，负责对大学规划和计划的组织和推动，因此他又是大学发展规划实施的组织者和推动者，领导大学的员工来落实大学发展构想；为此，他必须制订合理的政策，引导和规范校内的员工和学生的行为，使大学内部的行动与大学的发展目标相一致。所以大学校长又承担大学发展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对大学的发展状况负责，也对大学的运营状况负责，也可以说他是大学利益的经营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校长在行为中必然有一定的利己主义的倾向，也就是传统所说学校本位主义。

大学校长要扮演好自己的“学术组织领导人”角色就需要他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系统。在大学行政管理方面，他是首席执行官，他负有最高责任。其他人员的任命应该遵从他的意愿，是一种辅佐的地位。所以对行政管理而言，应该具有明确的能级，对有明确职责的事项都要有专人负责，每个职位上的人员都应该具有相应的独立处置事务的能力，这就要求校长在他的行政系统规划中进行明确的授权，赋予管理人以行为能力，并使之接受行政行为相对人的监督。

三、大学校长角色的缺位

毋庸讳言，目前大学校长存在着严重的角色不到位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办学目光过于局限于大学眼前的经济利益中，从而放弃了对学术发展的根本责任；二是对大学生的真正发展需求关注不足，只是把他们作为学校发展的数量指标；三是放弃了对法律政策的深刻理解，成了具体指示命令的简单执行者而不是对国家教育方针的总体把握者；四是不能从大学与社区的和谐关系角度来对待社会需求，对社会需求要么盲从，要么完全无视社会的要求。这些问题都集中地表现在大学校长将时间和精力过多地局限于具体事物的管理中，放弃了对大学长远发展的规划设计和精神上的领导。换言之，目前大学校长既不能抓好任何一方面的工作，当然更不可能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平衡了。

仔细分析起来就可以发现，出现上述现象并非偶然。由于目前我国大学发展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在这个大背景下，许多大学也不自觉地滑入到经济利益至上的轨道上来。比如目前不少大学对扩招带来的规模效益非常热衷，而忽视了大学的人才培养需要精工细作，忽视了大学人才培养并不是机器大生产的流水线作业而可以进行大批量生产。经济利益至上还表现在大学把比较紧张的学术资源都用到了成人业余教育、自学考试和各种培训上，这些都是经济利益优先的举动^〔7〕。许多大学校长明知这些活动是对提高学术质量是一个冲击，但考虑到这是大学教职员工眼下的重要福利待遇，所以不敢冒风险果断决然地停止这些活动，从而把大家精力集中在提高学术水平上来。

经济利益至上还体现在运用经济杠杆作为激励大学教师学术创造性的唯一手段，放弃了对大学教师进行精神激励。可以说，在过去大学教师收入普遍低下的状态下，经济杠杆能够起到实实在在的激励作用。但在人们的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希望是获得自我价值实现。如果没有正确的舆论导向，没有学术的凝聚力，那么大家就会眼光集中到眼下的经济利益追求上，并且会采用短期化行为，如追求发表论文数量而不问质量，只问承担课题的数量和级别，而不问其实际意义如何。所有这些短期行为都是经济利益至上思维主导的结果。这样导致管理手段的低级化，导致人们行为的急功近利化。

经济利益至上出现是一种社会泡沫现象，也是大学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表现，是大学失去理智、失去学术本位的表现，也是大学用行动对自我存在的根本价值的怀疑和否定。

目前多数大学校长仍然忙于具体事物的管理或协调，所忙的都是些琐碎的事项，成了大学的“事务长”，而对影响大学发展大计方面的思考严重不足。产生这种状况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制度不健全，职责不明确，各级不能主动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所以最后将决策的权力上交到校长；另一是长期的官本位意识，下属都不愿意负责，都愿意听从上面的指示。这当然与校长乐意集权和干涉下属工作有直接的关系。许多校长在下属的请示汇报中获得了一种成就感，有一种主宰感，感到一种权力控制意识实现了。那么下属必然会投校长所好，表现出对校长的忠诚，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使自己免除了责难，另一方面也博得了晋升的机会。在高度集权的大学里，推诿扯皮现象比比皆是，那么管理效率也不可能是很高的。

现在还有不少大学校长在扮演着一种传声筒的角色，即上级要求什么自己就做什么，否则就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就保存了自己的乌纱帽。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选拔校长时人们过分注重了候选人的专家身份，而不考虑他在教育管理方面的造诣和能力。一般各地都乐意把名人作为校长的候选人，这样有利于提高大学的知名度，提高大学的声望。然而却忽视了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学校长所需要的领导和管理能力。这样专家的角色很容易演变成官员的身份，而官僚制又使官员以听从命令和指挥为天职。另一个原因是，我国官本位意识比较浓厚，成为校长之后带来的行政级别和待遇及跟之而来的一系列特权使很多人都留恋这个位置，从保官心理出发，他们以服从命令指挥为好官。不能进行独立思考，自然只有听从和服从了。许多校长对国家的教育法律和政策没有什么研究，所以对具体事物没有充分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因而就只好跟风和听从指挥了。

现在校长几乎不再完全无视社会需要了，无视社会需要会造成许多不良后果。但却不乏对社会需要的歪曲理解者。歪曲社会需求主要表现在：社会流行什么就搞什么，对学校发展缺乏长远计划。一批学校大上新专业就暴露了这个弊端。当然这与政府主管的监管不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纵容这种现象有直接关系。另一种歪曲表现在把社会未来需求当作现在的需求。这在人才培养方面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如错误地把学科前沿的少量人才需求当作社会大量需求。还有一种歪曲方式是把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符合实际需要的东西，这在计算机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因为计算机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如果教材不更新就难以适应社会需求。而相当的大学对这些变化似乎是视而不见，直到社会提出严重批评后仍然没有多少改进。

有许多人说现在大学校长很累，事无巨细，样样都要拿主意，要决策，这实质是管理混乱的表现，是不注重规则治理的表现，是任人而不任法的表现。大学校长应该是大学的精神领袖，应该是比较超脱，唯有如此，他才有可能进行冷静的思考，思考国家的方针的贯彻和落实，思考社会的真正需求，思考学术的根本利益，思考如何维系大学的整体利益。

四、缺位根源：任期制与数字化的误区

现在大学校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校办学层次的提高上。提高学校的学术层次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问题是用什么来代表学术层次的提高。目前大学校长普遍地走进了一种误区：学位点的膨胀。这种学位点膨胀几乎包括了各级学位点，从学士到博士，似乎高层次的学位点越多，那么学术水平越高。其实许多校长知道这是个误区，是大学发展的怪圈，但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大家都希望短期内做出突出的成绩来，在这种短期的业绩主义驱使下，不少大学校长就玩起数字游戏来。为了在有限的任期内做出功绩来，那么就不能采取稳打稳扎的传统策略，就要求采取短平快的捷径，如跑关系、挖人才和物质刺激等。当然进行学位点的申报活动和课题申报不可能完全排斥学校的攻关策略和一些外在手术，但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些方面则是偏离了航线。

我们认为，提高学术层次的重心应该放在学术质量提高方面，这才是治本策略。特别是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应该把适应社会需要放在第一位。作为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它应该时刻与所在社区保持一种和谐发展关系，应该满足社区对专门人才的需要和对科技产品的需要，才是高水平大学的基本特征。如果大学脱离了社区需要，为提高层次而提高层次，这样的办学不仅浪费了有限的资源，而且也使学校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后劲。提高学术层次与办学实际的结合，必须指出的是，大学提高学术层次的努力必须与自身具有的资源状况结合起来，不能搞盲目的提高。因为学术层次提高需要巨大的科研投入和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如果没有持久的经济支持，提高学术层次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提高研究水平所需要的投入是巨大的、长期的，一般的地方性学院很难有力量支撑如此巨大的投入，所以它们的重心应该放在基本知识的传授和基本能力的培养上，必须在自己的优势学科方面做强、做大，而不是盲目扩大自己的战线。对于地方重点大学，在几个方面保持优势地位就可以了，没必要求大求全。对于国家重点大学，需要有一批领先学科，但也不可能过多。只有国家一流大学，才可以在各方面争取一流的地位，但也不是保证每个学科都是一流地位。任何大学发展必然有其重点学科和一般学科及辅助性学科，这并不妨碍一些重点学科后来演变成为一般学科，一部分的辅助学科发展成为重点学科。因为学科发展是动态的，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发展机制的学科才可能始终保持一流的位置。

目前大学在提高学术层次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有效的学术评判机制。在国外有比较成熟的科学文献索引制度，我国大学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在采用这个制度。但这个弊端很多，因为国际上科学文献索引是有倾向性的，它所关注和跟踪的是国际上流行的学术问题，而这些问题除少部分与国内科学和社会发展需要是接近的外，大部分是不接近的，也就是说这不能反映国内社会生产和建设的需要。这容易造成一个不良的发展导向，使研究条件越来越昂贵，越来越脱离中国建设需要实际。我们认为，中国的学术研究还是应该以解决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为主，只有是中国需要的，才能做深刻，才能做精，才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追踪国际学术前沿固然必要，但这只是很少部分人的事，也只能涉及很少的大学，很少的学科，大部分学科应该是本土化的，以解决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发展导向。此外在采用国际学术评价体系中，暴露了一个严重缺陷是社会科学研究无法采纳国际的惯例，因为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很重，文化影响很深，采用国际上的指标就可能严重危及民族利益，从而对民族文化发展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

对学术评价不仅缺乏有效的外部评价机制，更缺乏有效的内部评价机制。现在许多大学教师感到实在是无所适从，因为它没有反映质量和学术水平的尺度。在内部评价中，学术评价的严肃性正在失却，它成了行政评价的附属品。这对学术发展非常有害，学术发展呼唤进行公正的、独立的学术评价，反对将行政评价搀杂其中，反对人情风对学术评价的干扰。

大学校长在学术水平提高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他应该是学术发展航向的掌舵人，应该具有长远的眼光，而不能不顾自己的条件、不顾社会需要拔高自己。在提高学术质量关键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形成一个吸引人才发挥创造性潜能的内部环境。这样就要求具有学术专长的专家学者对学术质量评判的绝对发言权，校长的责任是不干扰这些学术权威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一种学术民主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