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至1902年的非裔美国文学概况

1877年南方重建失败后，非裔美国人的生存状况更加恶化。恶劣的社会环境使苦难的非裔美国人雪上加霜，但却激发了非裔美国作家前所未有的文学创作热忱。一个新的非裔美国文学传统就此形成——揭露非裔美国人成为美国公民后却享受不到公民权利的窘境，抨击白人的制度化种族歧视，指出非裔美国人二等公民地位与美国民主的悖论。这一文学传统一直延续到1915年才有所改变。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是非裔美国人处于艰难时代的产物。总的来讲，像所有的非裔美国人一样，非裔美国作家所面临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残酷至极，因此历史学家雷弗德·W.洛根（Rayford W.Logan）把这个时期标识为黑人历史上的“最低谷”。(Bruce：314) 非裔美国作家从1865年到1902年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讲述非裔美国人遭受美国主流社会排斥后所产生的各种悲惨经历，展现由于美国政府没能兑现关于种族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承诺而带给黑人的失望、恐惧和挫折感。

白人种族主义的暴行为非裔美国人的文学创作活动提供了难得的素材。非裔美国作家以笔为武器，与种族主义思想和行为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非裔美国作家相信，文学能够沉重打击被形容为像九头蛇一样难以根除的偏见。”(Bruce：2)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其自传里揭露了奴隶制的种种罪恶；查尔斯·W.契斯纳特（Charles W.Chesnutt）在小说《一脉相承》（The Marrow of Tradition）里抨击白人的种族主义思想，揭露种族主义者迫害黑人的反人类暴行。

随着黑人种族觉悟的提高，黑人女权主义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安娜·朱莉亚·库珀(Anna Julia Cooper，1858—1964) 积极捍卫妇女的合法权益，抨击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妇女的压抑和迫害。在《来自南方的声音》（A Voice from the South，1892）里，库珀讨论的话题从妇女权利到种族进步，从种族隔离到文学批判，层层深入。她认为妇女在一个种族的新生和提升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妇女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库珀还认为所有的妇女应该被授予选举权，并指出妇女担任政府官员，有助于促进理智、正义和爱的道德力量在美国政府中的主导地位。她还指出种族隔离的制度破坏了国家的基本职能，不仅助长了人性中恶的一面，还给美国的文化艺术生活带来恶劣的影响。她呼吁非裔美国作家站在种族平等的角度观察世界，而不是去迎合白人读者的品位。在库珀看来，非裔美国人的贫穷是奴隶制的后遗症，教育是非裔美国人追求富裕生活的基石和最佳途径。

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家都相信生机勃勃的非裔美国文学会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来驳斥非裔美国人低下的思想。一些优秀非裔美国评论家评估了自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非裔美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他们说：“我们的文学尚处于婴儿期，在艺术、科学、哲学和诗歌等领域迄今为止占据的空间还很狭小。”(Bruce：2) 但是，非裔美国人取得的文学成就表明非裔美国人有能力处理最高层次的思维和文化活动。他们还指出，长期以来白人作家把非裔美国人丑化成智力低下、道德缺失、没有主见的形象，非裔美国作家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工作还任重而道远。非裔美国作家在创作中将继续捍卫黑人种族的人权，揭示美国社会内在的悖论：美国，这个世界上最讲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却把压迫黑人合法化，把黑人当做美国社会的边缘人和局外人。

南方重建时期出现了一批文学新人，其代表人物有伊莱贾·史密斯（Elijah Smith）和约翰·威利斯·米纳尔德(John Willis Menard)。由于他们的作品大都发表在非裔美国人编辑的出版物上，读者也主要是非裔美国人，所以他们没能像先前的非裔美国作家那样获得全国性声誉，在文学史上也经常被文学史家所忽略。19世纪90年代，查尔斯·契斯纳特和保罗·劳伦斯·邓巴被公认为“一流作家”，这标志着非裔美国作家从全国性文学舞台缺席近30年后的再度崛起。

这个时期，非裔美国小说的发展较为平缓。1902年前出版的小说只有寥寥几部目前仍受到评论家的关注，如弗兰西斯·E.W.哈珀尔的《艾奥拉·勒罗伊》(Iola Leroy，1892)、萨藤·E.格里格斯（Sutton E.Griggs）的《国中之国》(Imperium in Imperio，1899)、契斯纳特的《雪松后的房子》(The House Behind the Cedars，1900)和《一脉相承》(The Marrow of Tradition，1901)以及邓巴的《众神的游戏》(The Sport of Gods，1902)。(www.xing528.com)

除邓巴之外，其他非裔美国诗人在全国几乎无人知晓。当时白人作家把持的美国文坛漠视非裔美国作家的存在，并且认同滑稽说唱团丑化了的黑人形象。许多诗人写的诗歌不是充满了辛辣的种族抗议，就是流淌着逃避现实的浪漫主义思想。詹姆斯·麦迪逊·贝尔(James Madison Bell，1826—1902)、詹姆斯·惠特菲尔德(James Whitfield，1823—1878)和阿尔伯里·惠特曼(Albery Whitman，1851—1902) 等诗人沿袭了乔治·摩西·霍尔敦的传统，通过诗歌披露非裔美国人在南方重建时期的痛苦经历。安妮·柏拉图（Anne Plato）和亨丽·埃塔雷(Henrietta Ray)等诗人创作了逃避现实的浪漫主义诗歌。另外，还有一些方言诗人，如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伊莉尔特·亨德森(Elliot Henderson)和丹尼尔·戴维斯(Daniel Davis)。他们的诗歌顺应了白人心目中对黑人的偏见，其笔下的非裔美国人都没有崇高的理想，整天沉溺于唱歌跳舞或嘻哈打闹之中。

如果说邓巴和契斯纳特的创作风格与1865年至1902年期间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那么黑人传记作品更容易受到读者的欢迎。当时，许多名人或有成就的人，如约翰·麦尔瑟尔（John Mercer）、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丹尼尔·佩恩（Daniel Payne）、布克·T.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等，都在他们的自传或传记里讲述如何获得成功的故事。这类作品长期以来都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舆论把内战后的美国看做是实现个人抱负、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无拘无束地谋求个人发展的圣地。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布克·T.华盛顿受到大家的推崇，他通过个人奋斗从奴隶荣升为塔斯克吉学院院长。与华盛顿的经历相仿，佩恩主教本是南卡罗莱纳州的一名孤儿，后来通过个人奋斗，成为AME教会[6]主教和威尔伯福斯大学校长，受到崇尚个人奋斗的美国人的尊重和钦佩。华盛顿和佩恩在种族主义社会环境里所展示出的超人的坚忍、勤奋、进取心，给非裔美国人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只要黑人遵循节俭、勤劳、虔诚等美国价值观，美国也可能成为他们个人奋斗成功的福地。

这个时期，不少白人作家撰写了歧视和贬低非裔美国人的作品。在他们的笔下，非裔美国人被丑化为黑色的野兽、黑妈咪女佣、无耻荡妇、小丑或粗俗而愚蠢的人。当时的出版社都想让非裔美国作家继续描写这类非裔美国人形象，似乎不这样写，所刻画的非裔美国人形象就不真实。因此，邓巴和契斯纳特等非裔美国作家对出版社的要求感到左右为难。答应出版社的要求，无异于是在助长白人的偏见；拒绝这样的要求，自己的作品又无法出版。邓巴和契斯纳特只好求助于同情黑人作家的威廉·迪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豪威尔斯是当时的文学大家，给予他们大力的帮助。尽管如此，这两名黑人作家也不得不在文学创作中戴上了“面具”——契斯纳特掩饰了自己的种族身份；邓巴则表面上采用白人的种植园文学传统。换句话说，他们两人表面上顺应白人对非裔美国人的偏见，但在作品隐含的意思中又颠覆了这些偏见，熟悉黑人民间文学传统的读者都能洞悉到其作品的真实含义。

非裔美国作家在这个时期经常遭遇白人出版商提出的无理要求。白人读者希望在非裔美国作品里见到滑稽说唱团使用过的粗俗笑话，因为白人评论家在解释黑人素材时经常引用这些笑话。如果非裔美国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不提及这些粗俗笑话，白人读者就会认为这些作品的描写不真实，继而失去对作品的兴趣。非裔美国作家想在表面上满足白人的这些要求，但又不愿以牺牲黑人种族的尊严为代价。然而，在实际生活中，非裔美国作家的初衷经常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