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前的非裔美国散文

美国内战前，非裔美国作家通过信件、论文、奴隶叙事和其他散文作品来抨击丧尽天良的奴隶制。他们竭力激发起读者的政治觉悟和正义感，讴歌黑人反对奴隶制和白人种族主义的勇气和反抗精神。这个时期最著名的散文作者有戴维·沃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哈丽雅特·A.雅各布斯。

1.戴维·沃克 (David Walker，1796—1830)

戴维·沃克通过其唯一的一本小册子奠定了在非裔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本小册子的题目是《戴维·沃克的呼吁，由四篇文章组成；附有序言，写给世界上的黑人居民，特别是，尤其明确地，写给美利坚合众国的黑人居民》。伴随这本小册子出现的是19世纪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20年后这本小册子再版时，黑人废奴主义者亨利·海兰德·加尼特说：“这本小书在奴隶主阶层引起的恐慌比美国出版社发行的任何书籍都大。”(qtd.Hill, Call and Response，245)沃克的小册子不仅是美国黑人撰写的最激进的早期抗议作品，而且还是在美国印刷的黑人文化民族主义的第一个文本。作为第一个号召积极抵抗奴隶制的早期非裔美国作家，沃克倡导黑人弘扬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团结起来，勇敢斗争，不择手段地去追求解放。沃克被誉为美国黑人民族主义之父，他的革命思想预示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黑人权力运动”的出现。

沃克于1796年9月27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父亲是奴隶，母亲是自由人。因为黑人后代的身份随母亲而定，所以他一生下来就是“自由人”。但是，南方的生活超越了他能忍受的心理极限，他无法面对那些正在奴隶制中煎熬的兄弟姐妹们。“如果我在血腥的土地上待下去，我会活不久的。我会为我的民族遭受的苦难进行报复的。这里不适合我——不，不。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在一个那么多人处于奴隶制的社会环境里生活，对我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当然不能留在这个我时时刻刻都能听到铁链声的地方，不能待在我必须遭受虚伪奴隶主侮辱的地方。走，我一定要走。”(Barksdale and Kinnamon：151)后来他去了波士顿，开了一家服装店，成为波士顿黑人社区的一个重要人物，加入了马萨诸塞有色人种总会，在塞缪尔·E.科尼什（Samuel E.Cornish）主办的报纸《大家之权》（Rights for All）担任编辑，并且为北卡罗来纳奴隶诗人乔治·摩西·霍尔敦的“购买自由”基金捐过款。但是，沃克对奴隶解放事业最大的贡献是1829年出版的小册子《戴维·沃克的呼吁》。这是当时对白人种族主义最尖刻、最猛烈的谴责。沃克声称，他在该册子的第二版和第三版所作的修改不是为了缓和文章的语气，而是使文章更加严厉地痛斥奴隶制。

在《戴维·沃克的呼吁》里，沃克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是白人种族主义。白人种族主义主要表现在顽固维护奴隶制，无情剥夺黑人的受教育机会，故意篡改基督教教义以压制黑奴，以及实施驱逐黑人的移民计划。攻击的第二个目标是黑人对种族主义现状的默认。在创作中，沃克有意使用了一个容易使人们联想到美国宪法的题目和结构框架。这本小册子的“序言”后，紧接着是四篇“文章”。通过这种写作手法，沃克旨在使读者联想到美国宪法倡导的理想与美国现实中的奴隶制和种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小册子的许多观点引起读者关注美国社会的一个悖论：博爱的基督教伦理与白人种族主义暴行之间的矛盾。

《戴维·沃克的呼吁》的基调是政治劝说和宗教劝说，其中也包括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公开的或隐含的威胁。沃克指出，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行会引起上帝的震怒或导致奴隶暴动，最后给白人带来灭顶之灾。“白人需要奴隶，需要我们给他们做奴隶，但是他们中有些人一看见我们就诅咒我们。就像太阳会在子午线闪耀光芒一样，我们黑人到时会把他们连根拔出，逐出地球的每一个角落。”(Barksdale and Kinnamon：152)在小册子中的许多地方，沃克的说话语气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人民权主义者一样。他不仅反对白人种族主义者，而且颂扬黑人的种族自豪感，倡导黑人团结起来，为黑人的解放事业而献身。他认为教育不仅应该被视为让个人适应社会的工具，而且还应该是革命团体的武器。沃克对白人历史角色的分析预示了埃尔德里吉·克里维尔《冰上之魂》（Soul on Ice）中的主题思想，他指出：“白人总是做事不公，而且嫉妒心强，没有慈善之心，贪婪嗜血；痴迷于权力和权威。”（qtd.Barksdale and Kinnamon：152)

《戴维·沃克的呼吁》的出版对奴隶主和废奴主义者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南方的白人，特别是在佐治亚、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奴隶主们，被吓得惊慌失措，采取一些歇斯底里的行为，在路上设卡，搜查行人。不仅小册子被没收、销毁，而且身上携带了小册子的人也会被逮捕；武器分发给白人，用于镇压可能出现的奴隶暴动。这些白人要求波士顿市长哈里森·格雷·欧提斯下令逮捕沃克。波士顿议会通过了压制黑人的法规，要求隔离佐治亚港口有非裔美国水手的船只，不准他们上岸度假，对传阅煽动奴隶暴动出版物的人处以极刑，禁止印刷厂雇用黑人奴隶，禁止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教黑人奴隶读书或写字。《戴维·沃克的呼吁》（第三版）出版14个月后，纳特·特纳奴隶暴动发生。南方白人一直最担心的事件终于爆发了。

许多白人废奴主义者也被这个小册子的煽动性震惊了。温和的贵格会教徒本杰明·郎迪说：“一个更大胆、更无畏、更具煽动性的出版物，也许在任何国家的出版社从来都没有发行过。我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阻止它的流行。”(qtd.Barksdale and Kinnamon：152)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对这个小册子的反应也是爱恨交织。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加里森不同意沃克关于采用暴力的号召，不过他内心又很佩服《戴维·沃克的呼吁》的号召力，认为这个小册子不失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出版物之一。

许多黑人衷心地拥护这本小册子中的政治主张，认为沃克是第一位勇敢说出黑人心声的人。由于该作品的巨大影响力，南方奴隶主把沃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惜用巨金悬赏他的脑袋。1830年6月28日，沃克突然暴毙，死因不明。

2.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8—1895)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不仅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废奴运动中崛起的黑人领袖，而且是非裔美国人中极具雄辩之才的演说家和知名作家。在美国内战爆发期间，他被公认为非裔美国人的主要领导人和代言人。19世纪下半叶，道格拉斯投身于促进美国种族融合的工作。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非裔美国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就是以自己为模式塑造英雄形象，使广大黑人相信肤色并不能永远阻止黑人去追求和实现美国梦。他的创作方式对进入21世纪的非裔美国作家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撰写的奴隶叙事被公认为文体清新、行文有力的好范本。

道格拉斯不仅是杰出的废奴主义者，而且还是妇女参政运动的支持者。他坚定不移地倡导所有人类的自由和平等，不管是非裔美国人、妇女、土著印第安人，还是新来的移民。他声称：“我将和一切干正确事情的人团结起来，不和任何干坏事的人走到一起。”（qtd.Stephens：167）由于其在美国政坛和民众中的重大影响力，他于1872年被推举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成为美国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位黑人。

道格拉斯于1818年2月出生在美国塔尔波特县，具体出生日不详；他生来就是奴隶。还是婴儿的时候，他就被迫与母亲哈利尔特·柏丽分离。母亲去世后，他与外婆贝蒂·柏丽生活在一起。还未成年，道格拉斯就被迫到种植园干活。当主人安东尼死后，他被送给托马斯·沃尔德的妻子卢克丽霞·沃尔德为奴。道格拉斯12岁时，休·沃尔德的妻子索菲娅教他学习英文字母和单词拼写。休·沃尔德发现后，坚决反对，因为当时白人教奴隶学文化是违反美国法律的。于是，黑人领袖道格拉斯的学习被迫中止。沃尔德说如果奴隶学会读书，那么奴隶就会不安于现状而要去追求自由。然而，在逆境中，道格拉斯的求学欲望不但没有终止，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他寻找一切学习机会，模仿白人孩子的读书方法，观察和他一起干活的白人如何写字。渐渐地道格拉斯掌握了英语的读和写。通过阅读英文报纸、政治传单和各种书籍，他进入到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开始质疑奴隶制的合法性，并且诅咒奴隶制的罪恶。14岁时，道格拉斯被送回到劳埃德上校的种植园为休·沃尔德的弟弟托马斯干活。几个月后，托马斯把道格拉斯出租给爱德华·卡维，卡维是一个以“修理”不听话奴隶而出名的循道宗教徒。卡维经常殴打并虐待道格拉斯。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道格拉斯出手反抗，在长时间的拳击较量中打败了卡维。自那以后，卡维就不敢再欺负他了。这个事件激起了道格拉斯对自由的强烈渴望，他反思道：“你已经看到一个人是怎么变成奴隶的，你将看到一个奴隶是怎么变成人的。”(Douglass, Narrative，66)为了摆脱奴隶制，道格拉斯曾经三次谋划逃离。1836年，弗里兰德先生把他出租给劳埃德上校时，他曾企图逃跑，但没有成功。同年，他企图从卡维的手上逃走，也失败了。1838年9月3日，道格拉斯装扮成水手，搭乘火车离开了巴尔的摩，成功地逃到纽约。

1841年，道格拉斯在马萨诸塞废奴主义者主办的会议上发表演讲。他是一名很有气势的演讲者，声音洪亮、逻辑清晰，言辞引人入胜。他身材高大、长发飘逸、神采奕奕，常常是废奴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1845年，道格拉斯应邀访问英国，他作为废奴运动演讲者的名声早已在英国传开。他在英国向同情美国黑奴的人们发表演讲，争取他们对美国废奴运动的支持。不少评论家说，单凭他那出色的口才，就不该是个奴隶。

他从英国回到美国后，成为美国废奴运动中非裔美国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积极参与“地下铁道”的工作，帮助过许多奴隶逃往北方或加拿大。他出版了在美国黑人社区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北斗星》(North Star)。这份报纸成为他与大众沟通的主要渠道。美国内战期间，道格拉斯积极协助政府招募非裔美国士兵，并在联邦政府担任过美国圣多明各委员会主任和美国驻海地公使等职。

道格拉斯成为美国北方名气很大的逃亡奴隶，但是频频亮相的奴隶身份给他带来了麻烦。根据当时的美国法律，特别1850年生效后的《逃亡奴隶法》，他有可能被原来的主人重新抓捕，再次沦为奴隶。以防万一，就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生平叙事》（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Written by Himself）出版发行之时，他不得不离开美国，去了英国。他所面临的危险并非空穴来风，他原来的主人休·沃尔德曾发誓：一旦道格拉斯回到美国，就要把道格拉斯送回奴隶制。对道格拉斯的自由，他的喊价是750美元。“为了使道格拉斯平安回国，让他的妻子和家人免于骚扰，他的朋友们募集赎金，买下了使他获得自由的法律文件。”(Kawash：47) 作为一名废奴主义者，道格拉斯根本不想付赎金。付赎金的行为意味着他认同了“不动产奴隶”法令问题，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助长奴隶主的嚣张气焰，似乎“黑奴逃亡”的反抗是无效的、无用的。购买道格拉斯奴隶身份的行为标志着财产逻辑的成立——拥有财产的国民和被作为财产拥有的东西之间的自然区分。国民的人权依赖于人与物的区分。在奴隶制社会环境里，黑奴逃亡的代价不是被抓回奴隶制，就是死亡；奴隶制是建立在财产权之上的。奴隶不管逃亡多远，仍然是奴隶主的财产。美国学者卡瓦西说：“一个是被拥有，而另一个是拥有。道格拉斯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了公民权。”(Kawash：48) 从道格拉斯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到1850年颁布的《逃亡奴隶法》对逃亡黑奴的生活和命运有多么大的危害性和破坏性。道格拉斯于1895年2月20日去世，享年77岁。

道格拉斯非凡的演讲能力和敏锐的废奴观点使自己成为反击“黑人低下论”的一个活例子，有力地驳斥了“黑奴智商不够，不配做美国公民”的谬论。美国北方许多被“黑人低下论”蒙蔽的白人也开始意识到种族偏见的荒谬性。道格拉斯在从事废奴工作的同时也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其主要文学成就是其三个版本的自传，每个版本都是在前一个版本基础上的扩展。 这三个版本分别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生平叙事》（1845）、《我的奴隶生涯与我的自由》（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1855）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时代》（Life and Times of Frederick Douglass, 1892）。

这三个版本的自传中，最受美国学界和读者盛赞的是其第一部自传《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生平叙事》。该书于1845年出版，当时不少人质疑这么优秀的作品是否真的是由黑人撰写的。该书文体明畅、用词精确、描写生动、情节震撼，一出版就受到美国读者的喜爱，很快成为畅销书，三年内重印了9次，仅在美国就销售了11000多册，还被翻译成法语和荷兰语，并在欧洲出版。在美国黑奴制里，黑人的启蒙教育、自尊养成和资本欲望等都被白人视为应该装在“潘多拉魔盒里”的东西。在这部奴隶叙事中，白人把教黑奴学文化的行为视为开启“潘多拉魔盒”，害怕黑人有了知识后会认识到奴隶制的本质，从而不愿再当奴隶。而在黑人看来，知识的获得有助于消除自己的愚昧和摆脱白人的欺骗。由此可见，在奴隶制社会环境里“潘多拉魔盒”的开启具有“善”和“恶”的二元性：对白人来讲是“恶”的东西，在黑人看来却是不可缺少的“善”。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生平叙事》被视为美国国家文学和非裔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著名白人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为该书写序，认为道格拉斯既是口若悬河的演讲家，也是杰出的作家。温得尔·菲利普斯写的赞扬信成为该书的第二篇序言。这部《生平叙事》直线叙述了以美国南方为背景的个人生活经历，高潮是道格拉斯成功逃到北方，摆脱了奴隶制的残酷压迫和人性压抑。这部书把道格拉斯的生活片段以松散的方式串联在一起，以个例的方式图解奴隶制社会里白人的残暴和黑人的善良。为了揭示白人的非人性，这部叙事专门把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行为作了鲜明的对比。作者举了5名白人都曾杀害过黑人的事例，而书中的黑人没有犯下些许过错；黑人妇女经常被白人男子强暴，但没有白人妇女成为黑人男子性侵犯的受害者；同时，道格拉斯揭露了黑奴的悲惨生活，黑奴们住在四面透风的窝棚里，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衫，吃着猪狗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生平叙事》中道格拉斯经常提及在危难时刻黑人互相帮助和互相鼓励的事例。正如柏里敦·杰克逊所说：“黑人之间互相帮助的高尚品格表明了黑人在困境中一定会崛起，因为这个优秀品质曾是人类从蛮荒社会状态中得以进化的基础。”(Jackson：112)

在这部奴隶叙事里，以道格拉斯为代表的黑奴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种族觉悟和思想觉悟。奴隶掌握了文化知识后，变得越来越不满既定的奴隶身份和被剥削状态。在白人文化的不间断移入下，黑奴对自己身份和奴隶制社会的认识越来越清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反抗方式，也产生许多捍卫黑人权益的思想，把获得自由和解放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道格拉斯通过其个人经历的描写表明他的经历不是他一个人的特殊经历，而是整个黑人民族在奴隶制社会环境里生存状态的逼真再现。道格拉斯的这部奴隶叙事一方面为揭露美国南方奴隶制的残忍提供了证词，另一方面以自己学文化的事例和撰写出这部奴隶叙事的事实表明了黑人和白人一样也具有读写能力和思想观念的表达能力，驳斥了黑人智力低下论，戳穿了“黑人不是人”的谎言。道格拉斯的奴隶叙事印证了美国牧师西奥多·帕克的论断：“我们没有经久不衰的美国文学。我们的学术书籍仅是外国模式的模仿品……我们有一系列只有美国人才能写得出来的作品，我指的是逃亡奴隶的传记。……美国原汁原味的浪漫故事在黑人奴隶叙事中出现，而在白人小说中难寻踪迹。”（qtd.Baker：12—13）因此，以道格拉斯《生平叙事》为代表的黑奴叙事采用的是百分之百的美国素材，在美国白人文学和其他族裔文学里也找不到类似主题，在世界文学中也是首屈一指的；黑奴叙事不愧为美国本土特征最为明显的文学作品之一。

3.哈丽雅特·A.雅各布斯 (Harriet A.Jacobs, 1813—1897)(www.xing528.com)

哈丽雅特·A.雅各布斯是美国文学史上撰写奴隶叙事的第一位黑人妇女。在《一个奴隶女孩的生活事件》（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1861）出版以前，几个非奴隶身份的黑人妇女，如贾丽娜·里和泽尔发·厄洛，在其自传里记载了她们的心路历程和社会斗争经历，披露她们接受基督教熏陶的虔诚和迷惘。她们的叙事在本质上不同于雅各布斯的奴隶叙事。雅各布斯为获得自由作了英勇的斗争，不仅是为自己谋取自由，而且还为她的两个孩子谋取自由，这为探究黑人妇女的不屈精神提供了新视角。然而，在其自传中，雅各布斯不论是在自传的封面，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披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其奴隶叙事的真实作者。她给自己取名为“琳达·布林特”。按小说家的一般创作方式，她把书中的主要人物和场景都换了名称。“在这方面，我无意掩饰秘密。”雅各布斯在自传的序言里坚持说。但是，她所讲述的事件令人震惊，毛骨悚然。像道格拉斯一样，雅各布斯的逃亡也没能摆脱1850年《逃亡奴隶法》的桎梏。最后，她的自由，也是靠朋友布鲁斯夫人花300美元买来的。美国学者卡瓦西指出：“道格拉斯在《叙事》里没讲他获得自由的商业细节，而雅各布斯把这个交易经过写进了她的故事。”(Kawash：73)

雅各布斯于1813年2月11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的伊顿屯。她的许多生活经历都写进其奴隶叙事里。她母亲德里娜是玛格丽特和杭里布娄的奴隶。杭里布娄是当地一家客栈的老板。雅各布斯的父亲丹尼尔·雅各布斯像布林特的父亲一样是一名手艺精湛的木匠，经常被奴隶主租出去干活。雅各布斯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之后，她和弟弟约翰去母亲的奴隶主玛格丽特·杭里布娄家。以后六年里，玛格丽特教雅各布斯读书、写字和针线活。玛格丽特于1825年去世时，立下遗嘱，把雅各布斯送给3岁的侄女玛丽·马蒂尔达·诺尔科恩。像雅各布斯在《一个奴隶女孩的生活事件》中所叙述的一样，她和弟弟于1826年来到诺尔科恩家。她父亲于1827年去世。雅各布斯的祖母莫莉·杭里布娄曾经历过奴隶制的自由黑人，对雅各布斯的一生有着重大的影响。

15岁时，雅各布斯很快发现做漂亮女黑奴的难处。詹姆斯·诺尔科恩大夫（在作品中常用的称谓是“弗林特大夫”）是玛丽·马蒂尔达的父亲，经常对雅各布斯进行性骚扰。她多次拒绝了他的非分要求。作为报复，他故意不让雅各布斯与她爱上的一名自由黑人结婚。诺尔科恩大夫把女奴当成生育下一代奴隶的工具；他通常把与女奴生下的子女卖掉，达到挣钱的目的。为了不让奴隶主的阴谋得逞，雅各布斯就故意与当地的白人律师塞缪尔特·德威尔·索亚发生性关系，生下了两个孩子——约瑟夫和路易莎。她以为，她这样生下的孩子就有可能避免被奴隶主卖掉的危险。然而，雅各布斯的反叛行为并没有阻止诺尔科恩大夫的性骚扰。诺尔科恩大夫于1835年专门为她修了一座房子，希望雅各布斯住在那里，从事缝纫工作，并为他提供性服务。该场景与威廉·威尔斯·布朗在《克洛泰尔; 或总统的女儿》（1853）和契斯纳特在《雪松后的房子》（The House Behind the Cedar, 1900）的场景描写极为相似。女奴隶主诺尔科恩夫人管不住自己的丈夫，把自己的愤怒都发泄在女奴雅各布斯身上，通过折磨雅各布斯来宣泄自己的性嫉妒。

雅各布斯为了躲避奴隶主夫妇的迫害，就逃到外祖母家，躲在外祖母家的阁楼上，一躲就是七年。她起初的“逃亡”方法是奴隶叙事史上最吸引人的描写片段。躲在小阁楼上，她尽可能在狭小的空间里活动身体，每天只能从阁楼的小孔窥视自己的孩子。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她乘小木船到了纽约，在白人玛丽·斯德思和那撒尼尔·帕尔克·威利斯家当女佣。这对白人夫妇对她非常友好，为她提供了基本的文学创作条件，让她把亲历的奴隶经历写下来。她的奴隶叙事于1861年在波士顿出版。雅各布斯于1897年3月7日去世，享年84岁。

雅各布斯的《一个奴隶女孩的生活事件》在美国文学史上是一部标志小说与叙事完全融合的作品，被公认为女奴性骚扰事件最真实的描写。雅各布斯在19世纪50年代初就想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在给其白人好友朱莉亚·泰勒尔的信中，她提及《汤姆叔叔的小屋》。她说那本小说没有提及奴隶制罪恶的一半，希望有“天才”作家能把余下的一半写出来。19世纪60年代末，和白人废奴主义者利迪娅·玛丽亚·伽尔德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雅各布斯觉得自己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具有把自己的奴隶经历写下来的能力了。然而，即使是在自己的叙述中，雅各布斯仍然声称不得不有所保留，因为她的许多遭遇是不宜付诸文字的。尽管如此，她的这部奴隶叙事仍然挑战了奴隶主的权威，把奴隶主的道德堕落和好色淫荡描写得淋漓尽致。这本叙事反映了作者的废奴主义思想，有力地驳斥了社会上为奴隶制唱赞歌的种族主义思想。以性问题为基础，她用亲身经历抨击了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艾伯特·加勒廷·布朗(Albert Gallatin Brown, 1813—1880)的蓄奴观点。布朗曾说：“奴隶制在道德、社会和政治方面有好处，对奴隶主有好处，对奴隶也有好处。”(Brown：181)雅各布斯在作品中披露了奴隶制的罪恶，如黑人的家庭破碎、奴隶主的性骚扰和奴隶主对逃亡奴隶的残酷镇压，直接否定了白人美化奴隶制的观点。

《一个奴隶女孩的生活事件》向美国北方自由州的人们揭露南部奴隶制的本来面目，激起美国北方妇女对南方两百万黑奴妇女的悲惨遭遇和非人生活的极大同情，“开创了19世纪美国具有开拓意义的女性奴隶叙事文本”（金莉：65）。雅各布斯“以一个违反了女性道德准则的女性为叙事人，大胆触及奴隶制对于女奴肉体的蹂躏和摧残的主题，从而打破了女性文学创作的禁区，开创了女性形象的新视角”（金莉：86)。她塑造的黑奴女性形象比当时美国男性作家撰写的众多奴隶叙事中所描写的黑奴妇女形象更为真实、更为深刻。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在19世纪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在20世纪末，该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美国评论家拉菲娅·扎法介绍说：“这些日子里，看起来每位研究生的阅读书单上都出现了《一个奴隶女孩的生活事件》这本书，选修我的‘非裔美国作家’课程的六名学生都已经读了经常在‘妇女研究’课上才学的雅各布斯。”（Zafar：2) 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夏威夷大学等许多学校，她的书已列入经典美国文学的教学大纲。

[1]1804年新泽西立法机关通过了《奴隶制逐渐废除的法令》(Act for the Gradual Abolition of Slavery)，规定1804年7月4日以后由奴隶身份的父母生下的女婴在21岁时解除奴隶身份，男婴在25岁时解除奴隶身份。

[2]《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是美国于1803年以大约每英亩三美分的价格向法国购买超过529911680英亩（2144476平方公里）土地的交易案，该交易的总价为1500万美元或相当于8000万法郎（如以国内生产总值相对比例计算，此数在2004年相当于4178亿美元）。购地所涉土地面积是今日美国国土的22.3%，与当时美国原有国土面积大致相当。《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大大拓展了美国当时的疆域。

[3]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1805—1879），19世纪中叶著名的美国废奴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他创办了废奴报纸《解放者报》，亲自撰文抨击美国奴隶制，提出了“立即解放奴隶”的口号，对当时废奴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加里森不仅是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创办人，而且还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者和美国排华法令的坚决反对者。

[4]“地下铁道”（Underground Railroad）指的是19世纪美国废奴主义者把黑奴送到美国北方自由州或加拿大的秘密网络。据估计在1810至1850年之间，通过“地下铁道”从南方逃亡到北方或加拿大的黑奴总数有大约10万左右。在美国历史上，它是非裔美国人冒着生命危险追求自由的重要途径之一。

[5]《威尔莫特限制性条款》(Wilmot Proviso)是关于在从墨西哥战争中新获得的地区禁止奴隶制的提案。它最初是由国会议员大卫·威尔莫特于1846年8月8日提交给美国众议院审议，获得通过，但被南方奴隶主选出的参议员否决。这个提案于1847年2月再次提交国会审议，以七期获得众议院批准，但又再次被参议院否决。参议院的多次否决更加激化了北方工业资本家与南方种植园主之间的矛盾，成为美国内战爆发的致因之一。

[6]《逃亡奴隶法案》(Fugitive Slave Act)于1850年9月18日由美国国会通过，作为《1850年妥协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法案规定逃亡奴隶仍是原奴隶主的财产，抓捕后应归还给原主人。

[7]《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1854）是由伊利诺伊民主党参议员斯蒂芬·A.道格拉斯提出的，本意是想为在美国中东部修建横跨本土的铁路创造机会，但是后来遭到各方的强烈反对。该法案提出在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一些新开发地区，撤销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由当地居住者自己决定是否准许奴隶制。

[8]《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是指1820年美国南部奴隶主同北部资产阶级在国会中就密苏里地域成立新州是否采取奴隶制问题通过的妥协议案。该妥协案虽使南北之间的尖锐矛盾暂时缓和，但是北方工业制度和南方种植园制度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最终导致美国内战的爆发。

[9]“德里得·司各特裁决”（Dred Scott Decision , 1857）指的是“司各特诉桑德福德一案”。这个案件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其裁决的主要内容如下：被卖到美国为奴的非洲血统的人及其后代，不管其后代是不是奴隶，他们都不受美国宪法保护，永远不能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国会无权在联邦的土地上禁止奴隶制。由于奴隶不是公民，因此，奴隶在法院没有起诉权；奴隶作为不动产或个人财产，不能不经过法定程序就从主人那里带走。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是由首席大法官罗杰·B.谭尼签署的。

[10]《美国宪法第十三个修正案》（Thi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865）是一个旨在在美国境内全面废除任何形式的奴隶制及强制劳役的修正案。

[11]白人至上论，也称白人优越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白色人种族裔优越于其他族裔。这种意识形态往往充满偏见和歧视，被这一思想排斥的人种包括亚洲人、非洲人、阿拉伯人、墨西哥和中南美族裔肤色较深的人、美洲原住民和其他土著居民。白人至上论者通常把肤色的“白晳”程度与种族的优劣程度直接联系起来，带有严重的种族霸权思想。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是白人至上论的主要表现形式。

[12]物化是一种客体化的过程，透过社会分工来区分物我，也就是把某些东西当做劳动的对象，是可以被控制、分解、操弄、改变、转型、交换、消费或生产等的东西。人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采用不同的人类组织和社会制度去进行物化，是个历史进程，物我、人我关系也因此不断地变化。现代大部分人类采取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物化就采取了商品化的形式，人们开始用商品化来改造自然与自身。

[13]博马舍（Pierre Beaumarchais，1732—1799），法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后被罗西尼和莫扎特用来创作了各自的同名歌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