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国与华人社会的文化冲突与宗教变革

一、马来西亚国

马来西亚由两部分构成，即从泰国南部延伸到新加坡的马来半岛南半部的“西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向东隔海相望的北部加里曼丹(文莱除外)的“东马来西亚”。15世纪初，马来西亚最早的马拉卡王朝兴起。其后，马来半岛的历史是以马拉卡为中心变迁的，其统治者先后交替为葡萄牙、荷兰、中国、英国和日本。在北加里曼丹地区，直至海岸都被广大的原始森林覆盖，是一片长期未开发的地带。如后文所述，虽在河口附近有与唐代中国贸易的遗迹，但真正进行开发，是在进入19世纪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西马来西亚在日本军政管辖之下。战后的1957年，西马来西亚首先从英国领属下独立，成为“马来亚(Malaya)联邦”，六年后的1963年，东、西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合并，结成“马来西亚(Malaysia)联邦”。但1965年新加坡脱离联邦，直至现在。

马来西亚是由十三个州构成的联邦制君主立宪国家，作为元首的国王从九个州的苏丹(槟城、马六甲、沙巴、沙捞越四州没有苏丹)中选出。

面积大致与日本相同，人口约为日本的1/10。民族的构成比例为:马来裔占53%、华裔占35.7%、印度裔占10.6%、其他占0.7%。其中包含着西欧人和达亚克族人等原住居民族群。以上为我1981年冬天调查访问的统计。

马来裔人口较多，以(方言很多的)马来语为公共语言，以马来人信奉的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实际上华裔在社会中占有很多重要的地位。政府未将汉语定为公共语言，中国系佛教自然也不能成为国教。对此，华人有所不满，这种马来裔与华裔的关系，是马来西亚政府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

1．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观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共同点，但在对待华人的问题上，两国的态度大有差异。进而对佛教的态度也不相同。以下必须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的差异，稍作论述。因为把两方作一比较，马来西亚的特点就能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大致做些旅行调查，还不足以了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差别。两国在衣食住行方面没有什么不同，货币亦可流通。在都市中，街道的外观也感觉不到像东京与京都间的那种差别。

但是，如果看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电视节目，就能清楚地了解两国的不同之处。

在新加坡的电视节目中，节目结束时，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英国人四位女性一个一个出现，用母语“晚安”进行问候。问候结束后，镜头马上推近，形成四人友好地挽着胳膊前行的特写，同时有国歌的背景音乐。而在马来西亚的电视中出现的则是《古兰经》段落的特写，高声诵读，同时配有马来语的译读，唱国歌而结束。

这种画面制作，何等鲜明地象征着现在两国的差异!新加坡正是这样一个马来、印度、中国、英国四个地域出身者结成的多民族国家，显示出各民族必须平等协力地前进的姿态;相反，马来西亚实际上的方针，是无论如何要突出马来族裔、尊奉伊斯兰教。

两者区别的核心，是华人的处境问题。以何种形式承认华人的存在，这种认可方式上的差别，据说成为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独立的一个原因。新加坡公认华人的权益，而马来西亚则抑制华人的发展，保护和发展马来人的利益。这样，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在华人观上有着巨大分歧。

这种分歧，无论如何会迫使马来西亚侨居华人社会的文化和宗教改变性质。

事实上，我曾经访问过华人领袖M，他很担心，由于汉字不允许通用，中国文化的传统会逐渐崩溃。M叹息说，曾向政府请求汉字、汉文实行通用，然而得不到许可。在马来西亚曾经出现完全马来化了的华人(名为Baba)的历史，让M感到忧虑。而且，他的这种忧虑在现实中出现了。不喜欢中国古典的年轻人，与中国系佛教和道教相比，更倾向于印度系佛教。此事留待后论。

华人的社会地位的确立，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问题，对佛教来说也是一个深刻的问题，这些问题稍放一下，在介绍了马来西亚之后，再去讨论马来西亚佛教的整体状况。把握了全貌，特殊问题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清楚了。

2．近来的动向

要了解现状，也必须同时考察从古至今的历史。但考察、研究马来西亚佛教的文献记录非常少。^[2]让我们引用马来亚佛教会会长、华人泰奥所著《马来亚佛教》中的话(原文为英文，(www.xing528.com)

请参照注［2］)。

遍及中国大陆的，原本并不是寺院佛教。讲《维摩经》的佛教、讲《法华经》的佛教、净土教等所谓面向世俗人的佛教，才是依据信心讲说救济的。(中略)与此相同，面向世俗人的佛教，或许受到马来亚年轻人的欢迎。去过僧院生活的想法，现在对一般人没有吸引力。至少没有达到不可缺少的重要程度。加之，从香港和台湾移居过来的僧侣的数量逐渐减少，从中国本土基本上没有僧侣到来。在这种现状下，如果马来亚乡村居住的佛教徒中没有出现担当僧人者，僧院生活就会消亡。这样，僧侣将马来亚佛教维持下去就变得困难了。(中略)

佛教依靠从世俗人到世俗人的传教，比以前更容易接受了。这种新形式的佛教，才是有心的佛教徒必须为马来亚人努力创造出来的佛教。

同样是论述东南亚大乘佛教僧侣减少的原因，布卢菲尔德(J.C.Blofeld)在其著作《东南亚的大乘佛教》中(原文为英文，第16～17页)这样写道:

在中国本土和西藏，曾经存在过的大乘佛教的大伽蓝，这在东南亚是没有的。其原因之一，是接受戒律的大的戒坛很远，只有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附近才有。有能力到达那里的僧侣志愿者很少。越南虽有戒坛，但由于战乱及语言上的障碍，中国的年轻人很难接近。

东南亚大乘佛教僧侣稀少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华人社会中大半都是商人和职员，父亲期望儿子继承自己的职业。接受戒律就是“出家”，所以一般被看作是对父母的不孝。

贝南岛有一个僧人的寺院群，泰国有几处6到10人僧侣和小僧的中国系寺院。

但是在东南亚地区的大乘佛教寺院中，或有僧侣数人，或完全没有。因而这种信仰上的建筑，称为寺庙不如叫作灵庙更合适。

与中国本土的另一个不同是，在中国本土，灵庙和寺院大多建在风景秀丽的深山中，而东南亚的中国寺院多半建于城市或城市附近。

要之，两人是在说:因为在东南亚没有受戒的机会，专职的僧侣就减少了。相应地，所谓“在家佛教”、“居士佛教”就兴盛起来。如果再借用泰奥的话(《马来亚佛教》第55页)说，就是:

僧侣夸口说，佛教有5亿乃至更多的信徒。但是，“这5亿人中的4亿5千万并不具有佛教徒的生活态度，也不追求悟道”。即使我这样说，真正的佛教徒也决不会有反论。他们连对悟道的关心也没有。

这是1960年前后的状况。随后的不到10年时间，泰奥所希望的在家佛教活动似乎兴盛起来，至布卢菲尔德著作出版(1971年)时，马来西亚地区在家佛教的活动，受到特别高的评价:

从另一个观点来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特别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两个地区，大乘佛教的在家协会，在舍身利他的慈善活动中，是极为活跃的。且不说其他任何地方，这两个地区是在寻求使佛教融入现代生活的途径(第4页)。其结果，得益于在俗信徒的捐献等，今日的佛教界，不断获得可称为“亚洲的文艺复兴”的新发展。(《马来亚佛教》第15页)

进而，已经出现了西方人信徒，流行制作英文的佛教入门小册子，并到处流传，这是今天的状况。

上面相互引用泰奥和布卢菲尔德的观点，回顾了近20年间佛教的动向。两人似乎叙述了同样的内容，但仔细读一读就会明白，华人泰奥关心的是中国系佛教，布卢菲尔德则主要关注锡兰系的佛教。马来西亚寺院中的确出现了西方人僧侣，而据我所知，中国系佛教界中没有西方僧人。这就是所谓泰拉瓦达(上座部)佛教。

因此，关于马来西亚佛教的现状，将分为锡兰系、泰系、中国系三个系统来叙述我的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