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变量与研究方法,基于国际研究理论与中国经验材料的假设

一、基于国际研究理论与中国经验材料的假设

根据现有的国际和国内的研究成果，对集体行动、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类方法：第一种是基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荟萃分析、大样本研究和合作实地实证研究。第二种是实验研究、实地实验室和形式模型方法。前一类方法已被广泛应用到更为广泛的与自然资源相关的实证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如20世纪中叶兴起的集体行动理论、产权理论、公共资源理论等。后一种的实验法和形式模型，最近也促进了集体行动理论最新发展。本研究所基于的SESs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即是出自案例研究的成果，它提供了一套用于荟萃分析的概念图和编码语言，将所有的影响变量归纳为四个子系统的变量要素：资源系统、治理系统、资源单位和使用者系统（或行动者系统）。既有的案例研究所识别出的核心变量有三个：产权、集体行动的群体特征和共享资源特征。

（一）公共设施产权。传统理论的二分法、三分法（强调公有产权），都基于产权明晰的假设，更倾向于一种静态划分与类型分析。奥斯特罗姆与团队的研究提出动态分析的重要性，强调产权的有效执行。印度和尼泊尔的研究表明，“只要社群有可执行的撤资权、管理权和排他权，在没有让渡权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有效的管理”（Agrawal and Ostrom，2001）。此外，在缺少信息、缺乏信任和农户参与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分权努力会降低有效性（Andersson and Ostrom，2008）。第三章中的三个案例的对比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协会组建后的产权转交并不规范，对于水库和支渠以上的沟渠，协会并没有所有权，也无让渡权。但在日常灌溉中，协会拥有使用权和收益权，这也是协会良好运行14年之久的保障之一。而正式产权如果在执行上受到限制、没有得到执行或者与非正式产权冲突，则会削弱产权保障（Tvedten，2002）。如凯佐乡黄家寨水库和曾集镇漳河水库的案例，缺乏配套的组织与市场的发育，过去正式认可的地方政府所有的产权不再被使用者群体所认可，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在本章研究中，采用“产权归属的明晰度（GS3）”这一变量指标，进一步分列了3个四级指标和1个三级指标：GS3．1．1所有权、GS3．1．2使用权、GS3．1．3收益权，以及GS3．3产权转交规范程度。

（二）群体特征。自从奥尔森的形式模型提出集体行动与群体规模的负向关系以来，研究对群体规模的关注，又增加了群体异质性以及外部环境变量的影响。群体异质性中，收入、资产等经济指标（Bardhan and Pranab K．，2000），以及成员的价值观（Gibson and Koontz，1998）、知识和技能、兴趣（Campbell et al．，2001）等非经济指标的重要性都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不同形式的异质性经常会彼此加强，但对于不同形式的异质性和集体行动，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同。在某些情况下，社群中的精英成员会促进集体行为。领导力的重要性越来越被研究者所强调（Abernethy and Sally，2000；Meinzen－Dick et al．，2002）。奥斯特罗姆的第二代“理性选择模型”，列出互惠、声望、信任等“社会资本”要素作为克服合作困境的关键变量，共同影响了人们合作的水平以及净收益（Ostrom，1998），这在各地实证研究中也得到印证。群体成员之间的互惠行为和信任会鼓励合作，并且相互依赖性会约束冲突，进而增进合作（Turner，Matthew D．，1999；Dietz T．et al．，2003）。第三章的案例研究也指出，行动者系统中的领导力、社会资本是影响集体灌溉的关键变量。

在本章研究中，采用领导力的一致性和成员间的互惠与信任作为关键指标，其中，领导力的一致性（A5）细分为4个三级指标和3个四级指标（A5．1是否有正式性领导权、A5．2．1领导人是否有企业家精神、A5．2．2领导力是否具有社会声望、A5．2．3领导力是否由体制内精英兼任，A5．3领导力是否民主选举产生、A5．4是否有对领导力的监督）；成员间的信任与互惠（A6）细分为：4个三级指标（A6．1信任度、A6．2互惠度、A6．3责任共同体，A6．4交换关系稳定度）和13个四级指标（A6．1．1是否组织过成功的集体行动、A6．1．2是否定期公开组织内部信息、A6．1．3农户是否参与工程修建、A6．1．4农户是否参与工程决策、A6．1．5农户是否参与组织监督、A6．2．1集体灌溉是否节约成本、A6．2．2集体灌溉是否引发纠纷、A6．2．3成员间是否有帮工或换工、A6．3．1工程投入单位边界是否清晰、A6．3．2水费缴纳是否兼顾公平、A6．4．1组织与成员间有无交换关系、A6．4．2组织内成员间有无交换关系、A6．4．3组织成员对外有无交换关系）和6个五级指标（A6．1．5．1参与是否有经济激励、A6．1．5．2是否鼓励妇女参与监督、A6．3．1．1工程投入是否以生产单位为边界、A6．3．1．2工程投入是否以使用单位为边界、A6．3．2．1水价是否有区别、A6．3．2．2水价是否基了参与度或贫困度）。

（三）共享资源特征。灌溉系统有别于牧场、林地等公共池塘资源，一是资源单位的流动性和储存资源单位的可能性（Schlager，Blomquist and Tang，1994）。前者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后者促进了共享资源管理制度的发展。可以对比水库、湖泊作为灌溉水源的情况，与河流、地下水资源等流动性强的地表、地下水源情况，后者在管理使用中协调的交易成本相对更高。二是可以利用设施引导资源的流动，设施的供给成本、设施的边界弹性、设施的稀缺性等增加了资源单位的复杂性。设施供给的边界弹性高，难以界定排他性产权，出于资源的多用途、群体内部的社会交换频繁、互惠依赖度高，则会增加资源系统的复杂性，模糊了因果关系。案例研究表明，关于特定自然资源的集体行动特征的含义取决于复杂性降低可预测性的程度（Wilson James，2007），资源复杂性独立于群体特征影响集体行动。回到中国背景下，农村灌溉设施的供给层级（大中型、小型）增加了灌溉资源的复杂性，政府自上而下的、市场化导向的供给投入方式降低了农民用水户的参与，如此则可能阻碍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如曾集镇案例中走向解体的农田灌溉。三是资源使用者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则以补偿可预测的资源状况变化。规则的供给在第二代理性模型中举足轻重。七项设计原则就是基于案例研究提炼出的重要依据，应用于分析凯佐乡可持续的传统集体灌溉时，发现不同村组达成集体行动与七项原则的高度一致性。尼泊尔自主灌溉管理系统的研究，特别强调农民参与制度规则、以及监督和制裁规则的重要性，并且强调，除非满足这样的条件，否则单独投资工程设施不会带来绩效的改善。

在本章研究中，采用“基础设施持续改善（RS6）”和“一系列可执行的正式规则（GS5、GS6、GS7）”作为关键指标。首先，如前文所述，协会理念的兴起与国际上对重建轻管的反思直接相关，通过项目引入协会建设的过程中，对工程设施的投入力度不大，更为强调的是管理类目标的实现，包括：项目的政策影响、协会能力建设、示范与推广、以及对相关利益主体的社会影响评估等。支渠以下水利设施原则上由农户投工投劳自建完成，这就构成了协会运行面临的一个集体供给的困境。基础设施能否持续改善，在兰姆和奥斯特罗姆在尼泊尔的定性比较研究中，被界定为第一个关键自变量。本研究中列出了3个三级变量（RS6．1设施建设积极性、RS6．2设施配套完善度、RS6．3使用者的反馈）。其次，协会引入中国后，用水户参与基础上制定的协会章程、制度和实施细则，视为一项强制性的项目要求。协会组建的实践中，农户参与的程度、规则覆盖的范围与规则执行情况各异。“可执行的正式规则”包括：3个二级指标（GS5运行规则、GS6监督规则、GS7制裁规则）；6个三级指标（GS5．1制度性规则、GS5．2集体选择的规则、GS6．1非正式监督、GS6．2正式监督、GS6．3硬件监督、GS7．1制裁类型）；4个四级指标（GS5．1．1制度性规则的执行度、GS5．2．1集体选择规则的交流成本、GS7．1．1制裁标准与当地条件的一致性、GS7．1．2制裁可执行程度）。详见表4－1。

表4－1　解释变量的选择与说明

注：“协会与其他组织良好互动”这一变量指标，是在QCA运行中发现有抵触组合条件时增添的新变量。调整之后，发现抵触的组合条件不再出现。

二、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是一种多案例的比较方法，当案例数量增加，自变量不同取值的组合将以指数级递增，QCA（Ragin，1987，2009）提供了一种有效、系统处理多案例比较研究数据的方法。它是以案例研究为取向的，它的基础在于对变量作两分处理，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都有两种，变量取值为1代表某条件发生或存在，用大写字母表示；变量取值为0表示某条件不发生或不存在，用小写字母或者用～表示。＊表示“和”，＋表示“或”，→或者＝表示“导致”。采用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对条件组合进行简化运算。它的运算逻辑要追溯到1967年穆勒（J．S．Mill）提出的两组因果论证法：一个是求同法（method of agreement）：A＊B＊C→X；A＊D＊E→X，则A→X；另一个是求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A＊B＊C→X；B＊C→～X；则A→X。穆勒又提出同异联合法（joint method of agreement and difference）：A＊B＊C→X；B＊C→～X；A＊D＊E→X；D＊E→～X；则A→X。

但有别于定量研究方法，首先，它的分析逻辑是复杂的、可替代的因果关系，研究者关注社会现象的多重条件并发原因（multiple conjectural cause）。比如大多数情况下，A＊B→Y，但也有一些导致相同情况的条件组合，如A＊B＋C＊D→Y。也就是说，在一种社会情境B下，条件A出现可能导致Y；而在另一种社会情境C下，A不出现可能导致Y。因此，定性比较分析假定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是非线性的、非叠加的、非概率的，解释条件对结果的效应是相互依赖的，并且同一个社会现象的发生可能有不同的原因组合。其次，定性比较分析的分析单位是条件组合而不是案例。在分析的过程中，研究者先根据不同的策略确定解释变量，然后将以个案为单位的数据进行汇总，得到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所有组合（configurations），这些组合以表格的形式表示，该表格叫事实表（truth table）。

研究者以所有的组合作为分析的起点，根据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对条件组合进行简化。它的一个优势是可以进行主观、定性数据的运算，研究者仅需根据既有的研究理论对解释变量进行两分。进行两分判定时，关键的一步是界定临界值（threshold）。本研究中采用与兰姆和奥斯特罗姆对尼泊尔案例进行QCA分析相同的临界值界定方案，即选取50%作为临界值，区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存在或发生。另一大优势是，QCA方法要求全过程的透明性，即研究者从选取变量、数据加工、选择分析工具到解释条件组合的全过程。研究者需要介入分析过程中，它并非一个纯统计运算。发展至今，QCA分析可以处理多值条件、模糊集数据mvQCA、fsQCA。QCA主要的五大功能：总结数据、检验数据的一致性、检验既有的理论或假设、迅速检验猜想、发展新的理论论点。本研究采用的软件包括fsQCA（2．0）和Tosmana1．302。

三、建构事实表

根据QCA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多重条件并发原因的数量随解释变量的增加呈对数级增长（2n）。这意味着，本研究遵循SESs理论路径选取的5个解释变量，将存在32种成因组合的可能性。根据惯例，中等大小的样本（10—40个），解释变量数量最好是4到6、7个。由此可见，目前在研究范围内的30个案例，选取5－6个因子可行、可控。本研究将采用第一章第二节中提出的三类评估绩效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即产出绩效、过程绩效和影响绩效，所分别对应的三个具体指标，即“用水充足性是否持续提升”“农户的灌溉成本是否节约”“协会是否持续运转”（见表4－2）；采用基于国际文献和国内经验所识别的SESs的4个子系统中的5类二级变量作为关键的解释变量（见表4－1）。本章着重分析什么样的子系统变量组合对协会的绩效具有更核心、更关键的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确定影响协会运行成败的关键变量（30个样本协会的案例一览表见附录）。

首先，根据基础设施、产权、规则、领导力、信任五个变量建构“用水充足性”事实表（见表4－3）。从事实表可见，存在着1个矛盾组合。检查相关的矛盾组合，发现ZDQ协会未能带来用水充足性提升，而ZH协会、CJD协会均提升了用水充足性。重新阅读ZDQ协会案例，发现该协会是由4个行政村为单位的用水户协会联合成立的，以解决过去上中下游4个村与水库供水的衔接问题（供水单位所属）。成立联合会后与4个行政村村两委的协商沟通，制约着联合会功能的发挥。因此，研究引入第六个解释变量“协会与村两委或其他组织是否有良好互动”，重新建构事实表之后（见表4－4），发现不再出现矛盾组合。另外两组评估绩效的被解释变量建构事实表，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并得到了同样的解决。

其次，当只采用五个解释变量时，“灌溉成本节约”的事实表中出现了一组矛盾组合（0 0 0 0 0C）。五个协会样本BYZ、GZZ、KB、NQ、GZ中，GZZ和KB协会“灌溉成本是否节约”的编码为1。再次引入第六个解释变量后，亦不再出现矛盾组合（见表4－5）。但这是否就能说明第六个变量在评估协会的过程绩效时起到关键作用呢？研究需要回到QCA以案例为取向的分析思路上，回到协会GZZ和KB去检验。两个协会均是村级协会，GZZ的灌溉水源是渠灌与井灌相结合，而KB主要依靠渠道。协会成立前，两个村的用水纠纷多、渠系差、缺乏组织。协会成立后，GZZ农户的户均用水量，由5000立方／次下降到3000立方／次，一年灌溉两次，灌溉成本因节约水量而得到下降。KB协会成立后，渠系状况并未得到很大改善，仍有土渠2．7千米。但协会成立后的水费由原来的25—26元／亩下降到20元／亩，农户灌溉成本因水费标准下降而降低。所以，GZZ和KB的被解释变量并未有误判。

接下来，需要逐一检验解释变量是否有错误的界定？是否界定的临界值标准需要调整？从第六个拟引入变量开始，协会的互动在KB协会中问题暴露突出，“协会领导与村两委脱节，协会设施产权界定不明，协会上级主管部门的主体地位缺失”。说明变量六不能作为有效的解释变量。依次分别检验规则、领导力、信任三个解释变量，发现2个协会的领导力选项均有相同的3项为1（A5．1、A5．2．2、A5．3），3项取值为0。采用50%的临界值标准时，第一次取值时，鉴于协会在中国的实践经验，对于A5．2．3变量的赋值高于A5．2．2。GZZ和KB协会案例说明，当领导力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时，即便不是由村两委干部兼任，也应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7]经校验，重新对这两个协会的领导力选项取值为1。接着检验“信任”指标时，发现GZZ和KB两个村在协会成立前，由于用水纠纷不断，社区的社会资本遭到破坏，但协会成立后，通过组织培训包括经济、文化娱乐活动，激励妇女参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此，需要根据协会成立后的努力重新为信任一项取值为1。按照新的取值，对“协会的可持续运转”建构事实表，无论是五个变量还是六个变量，均未出现矛盾组合。

表4－2　30个样本协会绩效一览表

续表

（1）产出绩效：协会用水充足性事实表

v1：Infrastructure（A） v2：Property（P）

v3：Rules（R） v4：Leadership（L）

v5：Trust（T） v6：Interaction（I）

O：Water Supply（S）caseid：（样本协会）

表4－3　用水充足性事实表（五个变量）

图4－2　用水充足性可视图（五个变量）

表4－4　用水充足性事实表（六个变量）

续表

（2）过程绩效：

图4－3　节约灌溉成本可视图（五个变量）

表4－5　节约灌溉成本事实表

续表

（3）影响绩效：协会可持续运行事实表

图4－4　协会可持续运行可视图（五个变量）

表格4－6：协会可持续运行事实表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