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叙事方式的特点与日常生活意义的生成

三、平民叙事方式的特点与日常生活意义的生成

与此相对应, 90年代以来的艺术创作中审美文化的转向,表现出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生的关注。一些极少进入历史叙事的百姓日常生活,在新的叙事观念的引领下,成为了电视剧叙事的中心,这一方面弥补了重大历史事件描述的政治中心、事件中心的偏颇,让平民百姓生活的社会意义浮出。另一方面,普通人在社会历史变革中的际遇,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变化,成为意义的载体。这种特征的叙事就是本文所言的“平民叙事”,也有人称之为“一般叙事”。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平民叙事”在总貌上的现实主义特征与西方对于“宏大叙事”和“一般叙事”概念的运用存在差别。“一般叙事”在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中被称为“小叙事,本土叙事、小身份叙事”,^[53]但意义所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是对立于宏大叙事、消解宏大叙事的一种策略。本文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其意旨有别于这种对立,是从视角和艺术表现的差异来理解和揭示艺术表现生活意义的不同侧面的认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平民叙事”在历史题材领域,有英雄的平民化以及戏说历史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成为后现代文化艺术的某种表征。但在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中,作为“平民叙事”,并不在于后现代所强调的“个人化”、“边缘化”写作或强调身体感觉以及所谓的“小事崇拜”;世俗生活剧中的“平民叙事”,也不同于西方大众文化将其视为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的定位;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中世俗生活剧的“平民叙事”代表的平民姿态,平民化的视野,与对抗媒介权力机制的观念也不同。“平民叙事”首先强调的是平民的立场,但表现的对象并不限定在平民的生活,平民意识的世界,是在表现平凡、平淡、平常中,走向人自身生命存在状态的顿悟与袒露,实现向丰富生命个体认同的转移。把握平民化的“平民叙事”,应从大众的叙事精神来看待,它应该是具有人性深度的,符合大众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的。

“平民叙事”由于艺术视角的不同,意义指向也不同。宏大叙事是将生命个体放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中寻求意义,强调总体性和人的实践内容。“平民叙事”并不必然排斥将人放在社会历史的背景中考察,但它看待事件和问题的视角倾向于从个体导向社会历史,寻求的是与宏大叙事相对的路径。因此,它更看重生命个体的现实存在状态。表现出与观众交流、对话中所蕴涵的世俗平等精神。巴赫金把官方化的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对立,认为传统文艺学根据官方化的意识形态得出的理论概括,无法深刻阐明渗透了民间狂欢文化的作家的创作本质。他指出:“现代文艺学的一个主要不足,在于它企图把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在内的整个文学全纳入到官方文化的框架内……民间文化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是同官方文化相对立的,并形成了自己看待世界的独特观点和形象反映世界的独特形式。”^[54]巴赫金寄希望于在对话中解释艺术创作的意义。显然,从以“平民叙事”姿态出现的世俗生活剧来看,如电视剧《大哥》一剧中的人物也基本是大杂院中的一家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下岗工人,剧中主题是围绕着家庭责任、家庭亲情这些贯穿在日常生活琐事中的伦理关系和社会生活内容,作为情感记忆的书写。“大哥没做惊天动地的事,他的正直,体现在他每一天每一事中,他的责任心,渗透在对全家老老小小的关怀上”,^[55]还有诸如《贫嘴张大民》的苦中作乐,《民工》、《都市外乡人》在城市里的各种人生际遇,如果将这些内容纳入宏大叙事的背景理解,在阳光照不到的都市角落,这种人生活的意义,就会指向对现实的批判。因此,这种表现胡同以及平民日常生活的题材,也有可能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但剧作家借助平民化的一般叙事,巧妙地转移了艺术表现生活重大意义的视线,让伦理亲情的原则作为生活的主导,使得这种平民叙事并未形成与主导文化形态的强烈对立,相反,作为对中国大众文化的理解,艺术家的艺术努力在于试图抹平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官方文化之间的界限。从电视剧《大哥》最后附着上去的下岗工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找到工作,表现出向主流文化靠拢的趋向,带有浓重中国化本土色彩。《大哥》用一种极其朴素的视听语言和叙事方式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如何在长兄和长嫂共同带领下,绕过陷阱、度过危难、闯过危机,最后一家五兄弟在大哥的聚合下从散到聚、从离到合的家庭伦理故事。首要人物是兄妹四人中的大哥陈文海,在他身上集聚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主要内涵。在剧中,长兄是整个家庭生活重担的负担者:他不仅要承担自己个人家庭经济支出,还要承担老父亲、兄妹们的生活亏空,使整个大家庭能够在经济上维持下去;在精神上,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的长兄成为整个大家庭的精神支柱,而他的思想理论全部来自于传统的伦理道德,使得观众看见的大家庭成为现代都市中的一块世外桃源;这种长兄式的正直、憨厚、善良,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大嫂下岗、文涛夫妇不和、文静婚姻破裂、文慧恋爱、文宝惹是生非、父亲和大哥相继住院,故事连着故事,不断地为观众提供与主题相关的兴趣点,使叙事从情节的发展转移到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上来。这样,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在不同事件发生时展现出来。在这些事件中,编剧并没有将视线落在社会的热点问题上,即使是贯穿全剧的下岗话题,作者也是着重表现都市平民的承受力,不是抱怨社会和批评时政,而是脚踏实地地寻找再就业出路,充分展现出都市平民的善良本质。(www.xing528.com)

在这种多元文化立场的融会中,还形成了中国世俗生活电视剧叙事的基本特征:一方面,这种世俗生活的描写带有了一种现实的理性精神,表现出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苏醒,人就是人,人不是神,柴米油盐构成了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普通人历史的叙事,但普通人的生活又不仅仅是柴米油盐,柴米油盐只是作为生命的基本需求的满足,在对生活的希求中,他们仍然恪守着人生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因此,将世俗生活剧的平民叙事理解为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是对这类电视剧的一种误读。另一方面,它将平凡美作为平民精神的叙事修辞,“多选取平民生活为切入口,家长里短、伦理亲情、凡人琐事往往是它们开启的审美窗口”。“它远离突兀的、壮阔的美,而多体现为细微的、平实的美。”^[56]在电视剧《母亲》中,母亲为之奋斗的不是追求全社会幸福的理想目的,她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所能做的只是将自己的几个孩子抚养成人,使自己几个孩子成长和成材。《大哥》辛勤的付出,也只是为了维护传统家庭的幸福。这种与世俗生活密切相关、带有日常色彩的平民生活叙事,客观上限定、缩减了宏大叙事的表现空间范围,它既不服膺于政治逻辑,也不看重超越现实生命的精神逻辑,在世俗生活剧所刻画的平凡人物、普通人物身上,他们的缺点和他们的优点一样真实,他们享受着日常生活带来的乐趣,也承受着生活的艰难。《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所呈示给观众的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什么?那么逼仄的生活环境,那么微薄的工资,一件接着一件的困难事,加上下岗带来的打击,这无论从生活逻辑或艺术逻辑来看,都是带有悲剧性的事件,是遑论幸福的,但是电视剧挖掘出张大民面对这样生活的人生乐趣,在充满困难的环境里,仍然有夫妻之间的恩爱,有兄弟姐妹之间的可贵的伦理亲情,电视剧很好地表现了贫民窟里平民的人生趣味,使得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平民生活叙事,具有了健康和积极的审美价值,因此,它的意义导向与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其叙事的意义指向具有明显不同,“在这种生存境遇下,某些‘神圣’的意识只是一种面具化的表现”,它“以本土的文化精神描绘本土生存相,不再是以前的传统的西方悲剧观的处理方式”。^[57]这种叙事更多地体现出认同而不是批判。作为对普通人历史和他们平凡生活的叙事,剧作的叙事目的是要赋予日常生活的社会运行以实际的意义,它与纯粹的个人化或私人化叙事有别,因为当这种叙事一旦指向社会普遍的共同感受或情感时,这种叙事也就不再是个体生命的叙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从张大民的人生际遇体现出的平凡人生中,从他面对生活的无可奈何中,以及带有消极内涵的抵抗中,其实包含着普通人的一种坚韧,正是这种面对不断重复的、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的坚韧,使得这个形象让观众感受到了“在忙碌浮躁又艰难困苦的当代社会中还有人正踏踏实实地过日子,老老实实地做好人,他们永远善意地面对生活,永远不与周围斤斤计较,永远乐观。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使这个变幻莫测、令人捉摸不定的时代不至于过分生疏空虚而显得温馨、真实、可靠”。^[58]这也构成了中国普通百姓的一种普遍的性格和情感,平民生活叙事正是凸现了这种为政治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价值和意义。

世俗生活的“平民叙事”,它所表现出的审美追求,以及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差异,还呈现为叙事视角与表现方法的差别。在国内电视剧领域,平民生活叙事还没有完全演化为后现代文化和现实主义文化的对立问题。在电视剧艺术文本中,从《渴望》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大哥》等一系列电视剧来看,它们所具备的“平民叙事”特征以及这些电视剧表现的主题和思想来看,与宏大叙事的意义指向并无根本的冲突,它并不游离于现实主义传统对典型的创造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它们在终极意义的追寻上是一致的。把平民叙事的对象——普通人纳入到日常生活叙事中去考察,是电视剧对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开拓,在艺术真实问题上它还原了普通人的本来面目,作为平凡的好人,平民叙事在电视剧中回避了对造成世俗生活平凡、庸常人生的进一步追问,也不去追究造成世俗生活平凡的社会、历史原因,甚至不寻求从现实的批判中寻求精神主体的张扬,而是在生活的认同中来确立日常生活的意义。由于偏重于传统文化的表现,使得这类电视剧带有保守的一面,衣食住行、饮食男女都服从着市民生活的伦理原则和价值原则,在日常生活的洪流中,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成为一种人存在的本真状态的描述,没有高蹈的理想精神自觉,也没有来自生活困境的无病呻吟。在《幸福像花儿一样》中,电视剧同时表现了杜鹃和大梅两种不同人生,前者(杜鹃)对世俗生活漠然置之,后者(大梅)则对世俗生活充满了强烈的欲求。在电视剧对世俗生活的叙事中,一方面张扬了以杜鹃为象征的艺术人生,但另一方面,电视剧也时刻不忘为大梅的世俗追求辩护,她嫁给高干子弟,她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离开王大海,追求物质生活的幸福和感受,都在电视剧中给予了相当的宽容和理解。作为一种普通人历史的还原,它所表现出的对生活的尊重,体现出对艺术与生活关系的全新的理解。但是它在“守住真实的生命线”时,却缺乏“认准和谐的主干道,占领审美的制高点”的高度。借用“历史还原”与“现代阐释”的观点,^[59]电视剧对现实生活的还原与电视剧的艺术表现之间,应该避免简单的生活还原,避免将对现实生活的还原理解为“与由于市场利益驱动和其他原因造成的种种误导受众的虚假真实和低俗趣味”,^[60]因为一般性叙事看重的是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平淡无奇的故事,在表述形式上倾向于质朴、自然。这种美学观念的确立,是从那些平淡而近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求艺术真实,并以此作为世俗生活叙事的修辞原则,来把握日常生活所蕴涵的精神内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