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塞的生平及其个人主义观点

斯宾塞1820年出生于德比，父母双方的祖先都不信或可以说是反对英国国教的。祖母是约翰·卫斯理^[18]的忠实信徒。叔父托马斯尽管身为国教牧师，却在教会内部领导了卫斯理运动；他从没有时间去欣赏音乐会或戏剧，一生积极参加政治改革运动。这种异教趋向在他父亲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而到了斯宾塞则登峰造极，从他近乎刚愎自用的个人主义便可看出这一点。他父亲从不用超自然的观点来解释任何事物；他的一个朋友将他说成是“在别人看来从无任何信条或宗教信仰的人”^[19]。实际上，他爱好的是科学，曾写过《创造几何学》（Invcntional Geomelry）一书。在政治上，他跟他儿子一样，是位个人主义者，“从不向任何人脱帽致礼，无论对方的身份多么显赫”。“当他没听懂我母亲问的某个问题时，不再去问个明白，只是保持沉默，让它不了了之。他毕生一直保持着这种做法，尽管这对他毫无益处，但他从未有丝毫转变”。老斯宾塞的这种性格（除了缄默寡言之外）使人不由想起赫伯特·斯宾塞晚年反对政府职能扩大化的情形。

他的父亲、一个叔父和外祖父都是私立学校的教师，然而这位儿子后来虽成为19世纪英国最有声望的哲学家，却直到40岁都没有上过学。幼年的赫伯特懒散怠惰，父亲对他溺爱非常。在13岁时他被送到辛顿，跟着以严厉著称的叔父。但他很快就逃离了叔父家，历尽艰难回到了在德比的家——第一天行程48英里，第二天47英里，第三天20英里，途中仅吃一点面包和啤酒。几个星期以后，他又回到了辛顿，并且在那里呆了3年。这就是他接受的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系统教育。后来，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在辛顿学到了什么；既没学历史、自然科学，也没学平常的文学。他曾特别自豪地说过：“不管在童年还是在青年时期，我一次英文课也没上过，直至现在，我对规范的句法仍然一点都不知道。”他的一位名叫柯利埃的秘书告诉我们，斯宾塞从来没有谈过无论哪一本科学方面的书。即便在他最喜欢的领域，他也没受过系统的教育。他在研究化学时烧伤过手，还发生过几次爆炸事故；为研究昆虫学，他观察过学校和自己家周围的虫子；在后来当土木工程师时，他学到了一些关于地层和化石的知识；别的方面的知识他也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偶然学到的。在30岁以前，他从来没有思考过哲学问题^[20]。后来，他读了刘易斯^[21]的著作，还想接着读康德的著作；但一开始他就发觉康德将空间和时间视为是感性知觉的形式而不是客观事物，便断定康德是个笨蛋，于是把书丢开了。他的秘书说，斯宾塞在写他的第一部著作《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时“，仅读过乔纳森·戴蒙德的一本伦理学专著，那是本旧的书，当时早就被人遗忘了”。他只读了休谟、曼塞尔^[22]和里德^[23]的书就写出了《心理学》（Psychology）；只读过卡彭特的《比较生理学》（还不是《物种起源》）就写出了《生物学》（Biology）；在写《社会学》（Sociology）时，孔德或泰勒^[24]的著作他根本没看过；在写作《伦理学》（Ethics）之前，他从没读过康德、穆勒和别的伦理学家的著作，只看过塞奇威克^[25]的书。这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受的精深而又不懈的教育形成了多么显明的对比！

那么，他是怎么得到那些无数的证据来支撑他上千个论点的呢？大部分是他经过直接观察，“信手拾来”的，并非取之于现成的书本。“他的好奇心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他经常让同伴留心某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即使其他人不再感兴趣了，他依然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在神殿俱乐部the Athenaeum Club），他差不多把赫胥黎^[26]和他的朋友的专业知识给榨干了；他还翻遍了学社里的所有期刊，犹如他过去翻遍了经他父亲之手送往德比的哲学学会的期刊一样，“眼光犀利地搜集每一个他可以利用的证据”。一旦看准了要干的事业，并且发现了他以后一切工作的中心思想——进化论之后，他的脑子好像变成了一块磁铁，毫不间断地吸收有关的材料。他的思想具有非常罕见的条理性，能够几乎是自然而然地随时将获得的材料予以分类。无产阶级和商人们对他的名字都感到亲切；这不足为怪，因为这位哲学家有跟他们一样的头脑——与书本知识无缘，对“文化”一无所知，却装满了出于实践、讲求实际的知识，是一面工作、生活一面学习的人的知识。

他工作是为了生计，所以他的职业也增强了他的思想中务实的一面。他当过铁路与桥梁的勘测员、检查官及设计师。大体而言，他是个工程师。有机会他还搞一些发明创造，虽然全都没有成功，但他在《自传》里回顾这些发明时，总是满怀喜悦，如同一个父亲喜爱自己顽皮的儿子一样。他在《自传》里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别出心裁的盐窖、细颈提壶、蜡烛熄灭器、病人轮椅等等发明。他同大多数轻年人一样好出新点子，发明了一些新式饮食法。他一度只吃素食，但在得知另一个素食者患了贫血症、自己的身体也逐渐衰弱时，便放弃了这一做法。“我发觉食素期间写出的东西没有活力，必须重写。”在那些日子里他什么都想试一试，甚至想搬到新西兰，一点也没有想到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并不需要哲学家。他甚至为这个想法列出了支持与反对两方面的理由，并给每条理由打分数，结果，同意留在英国的理由是110分，支持移居新西兰的是301分，然而他还是没有搬到新西兰去。

他的性格有许多优点，但也有其缺陷。为了自己果敢的唯实论和务实的观念，他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诗歌与艺术的灵性和趣味。在他20卷著作中唯一有点诗意的笔触，还是一个排字工人的功劳，他将“日常生活对科学预见的检验（verification）”误排为“日常生活对科学预见的诗化（versification）”。他具有坚韧不拔的执著精神，然而这种执著的另一面却是刚愎自用的倔犟。为了证明自己的假想，他可以找遍整个世界，却不能透彻地理解别人的观点。他一向以自我为中心，与传统观念水火不容，而且身负盛名，又不免自负。他身上有着先驱者的局限性：虽然为人坦诚，无所畏惧，极富独创精神，但也伴有武断与偏执；他对所有阿谀奉承都嗤之以鼻，拒绝政府授予的一切荣誉；40年来，他长期患病，深居简出，生活简朴，不辞辛劳地工作，却被一个接近过他的颅相学家描述为“自负的特征非常明显”。大概因为是教师后代，他的著作带有非常明显的说教口吻，就像他正手拿戒尺训斥学生。他说，“我没有搞不清楚的事情。”孤独的单身生活使他缺乏温暖的人情味，尽管激愤之下他也会流露出悱恻之心。他曾经跟英国伟大的女性乔治·艾略特^[27]有过一段恋情，但却不喜欢她过人的才智。他缺乏风趣，文笔粗糙，缺乏幽默感。每次在他最喜爱的台球赛中输给对手的时候，都要指责对手平时花了太多的时间训练，成了台球专家。他在《自传》中对自己的早期著作作了评述，指出了书中的许多不足。

显然是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作意义重大，他不能不过分严肃地对待生活。他总是忙着分析生活，描述生活，自己却没有时间享受生活。他参观了尼亚加拉大瀑布之后在日记中只是写道：“跟我的想象的差不多。”他常用迂阔的学究气味十足的笔调描述极为平常的小事，即使在谈到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骂人经过也不例外^[28]。他既没有过曲折起伏的经历，也从未体验过浪漫的温情（如果他的自传记载确凿的话）；他曾有过几次艳遇，但他在记述这些事情时差不多总是像在做数学题那样没有一点感情，在叙述他那些平淡如水的友谊时丝毫没有感情。他的一个朋友曾对他说，自己在向年轻的女速记员口授时总不能十分流利，而斯宾塞却说，如果是他决不会这样。他的秘书这样描绘他：“那两片冷漠无情的薄嘴唇表明他毫无情感，一双轻蔑浅色的眼睛则说明他的情感缺乏深度。”他的文笔也是这么平淡无奇：他从不故发危言，也不用惊叹号。在那个充满浪漫气氛的时代，他严谨庄重，少言寡语，就像一尊庄严持重的塑像。

他的头脑极富逻辑性，他演绎、归纳得心应手，像一个象棋大师那样精确无误。凡是近代史上出现的问题，无论有多么复杂，数他解释得最为清楚。他论述艰深问题时所用的语言晓畅易懂，以致整个世界对哲学的兴趣保持了一代人之久。他自己也说过：“别人说我具有非凡的阐述能力——无论是提出论据，还是进行推理、做出结论，每一步都解释清楚，有条不紊。”他喜欢作大范围的概括，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引人入胜，与其说是由于他的论证，不如说是由于他的假说。赫胥黎曾说，斯宾塞认为悲剧就是事实扼杀了理论。斯宾塞的头脑里塞满了很多的理论，因此他每隔一两天就会碰上一出悲剧。赫胥黎对巴克尔^[29]治学步子迈得羸弱不堪、优柔寡断深有感触，在与斯宾塞谈起这个人时说：“哦，我了解这种人，头重脚轻。”斯宾塞补充道：“巴克尔吸收的东西远远超过了他的组织能力。”斯宾塞则正好相反，他所吸收的远不及他的组织能力。他极力提倡协调和综合概括的方法，卡莱尔^[30]正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不被他欣赏。对秩序的酷爱在他身上成了一种驾驭思想的激情；非凡的概括能力支配了他的头脑。不过，当时的世界正需要一个他那样的人，把纷繁芜杂的事物有条有理地整梳出头绪，以便其中意义能被受过教育的人理解。斯宾塞为他同代人所做的贡献使他的缺点变得无足轻重，也正是这些缺点才使人们不至于将他看成神。假如说我们在这里对他进行了坦率的评论的话，这是因为只有了解了一个伟人的缺点，我们才会对他更为崇敬。如果他显得完美无缺，光彩夺目，反而会使我们因满怀疑惑而对他产生厌恶之感。

乔治·艾略特

“直至今日”，斯宾塞四十岁时写道：“仍然可以不过分地说，我的生活真可谓杂乱无章。”确实，很少有哪位哲学家的经历像他那样动荡不安。“大约在那个时候（23岁）我的注意力转向了钟表制造”。但是他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并且任劳任怨地在这个园地里耕耘。早在1842年，他就为《非国教教徒》杂志（请注意他选择的媒介）写了几篇评论“政府的本分”的文章，文中就有他以后的放任主义哲学的雏形。6年以后，他告别了工程师生涯，开始编《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30岁时，因为他贬抵了乔纳森·戴蒙德（Jonathan Dymond）的《道德原则论文集，他父亲将了他一军，要他用同一课题写出自己的观点。他接受了挑战，于是写出了《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这本书销售量不大，却为他跻身杂志铺平了道路。1852年，他写出了论文《人口理论》（马尔萨斯对19世纪思想界的影响之又一例证）。他在文中提出，生存竞争的结果就是适者生存，并首创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词语。他在同年发表的论文《进化假说》中对陈腐观念的反对意见——即从没有人见过新物种是产生于不断变异的旧物种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并指出：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新物种是上帝“特殊创造”这一说法的荒谬。他在文中还进一步说明，物种的进化与人产生于受精卵或植物生于种子一样，谈不上有什么惊奇或不可信之处。1855年，他在第二部著作《心理学原理》（（The Pirnciples of Psychology）中着手探索了智能的进化。后来，他又在1857年写了《进步：规律及原因》。这篇文章接受了冯·贝尔^[31]的观点，认为所有生物都是从最初的同一种形式发展到不同形式，并且将这一观点确定为历史进步的一般原理。总而言之，斯宾塞是随着时代而成长的，这时的他已具有了成为遍通进化论哲学家的条件。

1858年，他在修订以前的论文、准备结集出版时，惊奇地发现，自己过去提出的许多观点互相关联，可以自成体系。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犹如一束穿过门窗的阳光，蓦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进化论不仅适用于生物学，或许也适用于一切学科中；它不但可用于解释物种和属类的发展变化，而且可用以解释天体和地层、社会史和政治史、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他打算撰写一系列的著作，说明物质怎样从星云进化到人类的大脑，人类又怎样从原始阶段发展到莎士比亚时代，这个宏伟的计划令他一时兴奋异常。然而一想到自己已年近40，他几乎绝望了。年龄这么大，又身患疾病，怎么能够在有生之年对整个人类知识领域进行全面的研究呢？3年之前，他刚患过一次全身性衰竭，整整有18个月没有一点工作能力，精神及勇气全垮了，意冷心灰，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潜力，但这使他对自己衰弱的身体更感到不堪忍受。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再也不能完全康复了，并且，如果每次用脑超过一小时，他就无法坚持下去。从没有人像他一样带着如此衰弱的身体从事他选择的这项事业，也从没有人到了他这个年纪才选定那么伟大的事业。(www.xing528.com)

他贫困不堪，从不认真考虑怎样谋生。“我无意过优裕的生活，”他曾经说过，“我认为不值得为生活劳神费力。”^[32]他在获得叔叔留下的2500美元遗产后，就辞去了《经济学家》的编辑职务。但是由于坐吃山空，这笔钱很快就花光了。这时，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为他计划中的书征求预订费，这样或许能勉强糊口，维持写作。他写了一个大纲交给赫胥黎、刘易斯和别的一些朋友，他们给他招来了首预订者，其中有金斯利、赖尔、胡克、享德耳、巴克尔、弗劳德、贝恩、赫歇耳等人。这些显赫人物的大名使他的内容简介增色不少。这份简介在1860年发表后，给他带来了440个欧洲订户，200个美国订户，算起来可保证他每年可得到一千五百美元。这虽然不多，但斯宾塞已心满意足了，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谁料到，《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在1862年问世后，很多订户取消了他们的订单，因为是该书声名远扬的“第一章”企图调和科学与宗教，却将主教和权威学者们都得罪了。调解工作很难进行。《第一原理》和《物种起源》成了一场“书本论战”的中心。在这场大战中，赫胥黎充当了达尔文主义和不可知论阵营的主帅。进化论者们一度遭到正人君子们的猛烈抨击，被指责为道德沦丧的怪物，应该钉在耻辱柱上任人唾骂。斯宾塞的订户逐渐减少，每寄出一期新作都失去一些订户，许多订户甚至收到书后仍拒绝付款。斯宾塞只得自己拿钱来弥补每期造成的亏空，尽其所能使写作维持下去。最后，他终于耗空了全部资金和勇气。他给剩下的订户寄去了通知，声明他已无法写下去了。

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件可载入史册的令人鼓舞的事情。斯宾塞的头号劲敌、那位在《第一原理》问世前一直把持着英国哲学界的人物，看到自己的地位已被这位进化论哲学家替代，便于1866年2月4日给斯宾塞写了这样一封信：

尊敬的先生：

我在上周刚到这里就看到了你的《生物学》十二月分册，并对所附通知表示遗憾……我建议您继续撰写下面的部分，我愿意为出版商补足亏损……请你不要将这个建议看成是施舍的恩惠，即使真是那样，我仍然希望您能接受，事情决不是那样的——这纯粹是为了共同的目的要求合作的建议。您为之呕心呖血、奋斗拼搏的目标一旦实现，是全世界人的一大幸事。

谨此

J·S·穆勒

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的作品被人们成为有史以来捍卫个人自由最重要的著作。

斯宾塞婉言谢绝了穆勒的好意，可穆勒又对他的朋友进行劝说，并说服了其中几位每人向斯宾塞订了250份。对此，斯宾塞依然坚持己见，再次拒绝了他拉的订单。这时，斯宾塞出乎意料地收到尤曼斯教授^[33]的一封信，信中说，美国的斯宾塞崇拜者以他的名义购买了7000美元的公用股票，利息或股息将归他所有。这一次斯宾塞不再固执己见了。这项馈赠所寄托的希望再次点燃了他的热情，他重新开始写作。在此后的四十年里，他勤奋著述，直到《综合哲学》（The Synthetic Phiosophy）各卷全部顺利出版。精神和意志终于战胜了病魔和艰难困苦，这一壮举在人类历史上写出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