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卡尼修道院:宗教功能与地区冲突行为

三、德卡尼修道院的行为模式

不可否认，1999年以来德卡尼修道院所处的外部科索沃社会环境并不安全，既不乏零星的暴力攻击事件，也出现过2004年3月这样的大规模骚乱。德卡尼修道院面对暴力冲突、族群对抗的现实环境，他们给出的回应是加强内部群体聚合和强化外部整合两种行为模式。

1.群体内部聚合。科索沃战争期间，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以不断祈祷和道义支持的方式为塞尔维亚军队提供支持。即便是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塞尔维亚东正教领袖回忆起十年前的行为时仍然认为宗教界没有做错什么，他们不过做了牧者该做的。饱受西方诟病的那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领导人，在塞尔维亚的东正教领袖看来是可以给予赞誉的“好人”⁽⁷⁰⁾。战争之后，包括科索沃在内的塞尔维亚东正教界也向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塞尔维亚人聚居区寻求支援。2000年3月，德卡尼修道院的萨瓦神父在英国伦敦塞尔维亚社区以科索沃地区神父、牧者的身份，强调“我们的人民正在受难（Nas narod ovde prozivljava nasu golgotu），我相信你们（指英国塞尔维亚移民）会做我们信仰和民族的使节，让西方知道我们土地之上发生的事实”⁽⁷¹⁾。

群体苦难回忆的塑造和强调是各个教堂、修院团结内部群体的重要方式。20世纪80年代早期，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通过执著于科索沃局势来培养和强化塞尔维亚人群的受害者回忆，这在客观上源于1981年开始教会遭遇到史上未曾有过的大规模科索沃塞尔维亚居民“出埃及”（exodus），大量教会财产和圣殿被毁。1982年21位塞尔维亚东正教神父包括三位主教签署一份请愿书，呼吁“保护科索沃与梅托西亚塞尔维亚人民精神与生命存在……要记录下那些对科索沃塞尔维亚宗教圣殿的毁灭、纵火和亵渎”⁽⁷²⁾。科索沃战争之前，所有这些教会对科索沃暴行的指控都被国际社会以证据不足而不以重视；相反，南斯拉夫之外的政治力量更愿意相信这些东正教教会对科索沃局势的描述言过其实。但是对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群体而言，教会的控诉却足以激发所有信徒对科索沃异教势力的紧张感与敌视意识，甚至为民族主义者提供宗教权威支持。科索沃战争之前塞尔维亚的东正教教会将自我塑造成唯一没有背叛塞尔维亚民族国家的爱国机构，也因此饱受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社区和国际社会的谴责，⁽⁷³⁾教会被认为是片面夸大科索沃塞族人的苦难，侧面提供滋养塞族民族主义的土壤，宗教人士本人被认为在有的情况下根本就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以对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描述为例，几百年来塞尔维亚民间故事里描述的主要是这场战役中阵亡的拉扎尔大公，其基本形象是个致力于建立天国的贵族王子。然而随着20世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科索沃战役被赋予更多的神学含义:拉扎尔大公的殉难被类比为耶稣受难，而他的牺牲也被视为上帝的选民——整个塞尔维亚民族苦难的开始，而言语之间的敌人也不再局限于土耳其侵略者，转而扩展到所有穆斯林人口，认定他们都是反基督异教。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民族主义政客和知识分子协同重塑这段塞尔维亚历史，以期团结起更多的塞尔维亚基督徒挽回科索沃的分离倾向。德卡尼修道院也不例外。比如1998年，萨瓦神父和阿尔特米耶主教在华盛顿向各界人士大量散发资料，其内容是批判冲突中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都有反人类的暴行，似乎站在种族中立立场上，但是他们所有谴责的前提仍然是“科索沃属于塞尔维亚”，“反对恢复米洛舍维奇政府之前的科索沃自治政策”⁽⁷⁴⁾。

除了政治上要求科索沃回归塞尔维亚，德卡尼修道院需要做出另一项证明科索沃仍然属于塞尔维亚的行为，这就是鼓励塞尔维亚人回到科索沃。2006年9月20日，四位佩克（Pec）地区塞尔维亚裔回迁居民受炸弹袭击，特德斯耶主教与数位神父第二天就在KFOR保护下赶到佩克医院看望这些受伤的老人，送给他们圣像。主教很欣慰听到伤者向他保证虽然被攻击但是仍然不会离开这里，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离开医院的时候特德斯耶主教还是特别指出“塞尔维亚回迁者安全受到威胁”，“施暴的这些懦夫应该被严惩，否则就没有安全可言”⁽⁷⁵⁾。

与塞尔维亚裔的重要人士交往是德卡尼修道院另一种群体内部聚合行为。比如现任塞尔维亚总统塔迪奇（Boris Tadić）2005年2月14日竞选成功不久就访问了德卡尼修道院，特德斯耶主教赠送塔迪奇耶稣圣像时说:“我希望我们的人民不要忘记他们的根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遗产。”塔迪奇回应道“你们是我们的标志”，“这幅圣像将永远挂在塞尔维亚总统办公室”⁽⁷⁶⁾。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后，塔迪奇于2008年和2009年4月18日先后两次再访德卡尼修道院，作为塞尔维亚政府宣告对科索沃拥有主权的象征。德卡尼修道院也有与流亡的塞尔维亚王国卡拉乔维奇王室的交往记录。2000年3月29日萨瓦神父与亚历山大二世在伦敦塞尔维亚社区会谈，共同认为教会应与王室和当地移民社区、反对党代表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一起组建民主与文明的科索沃社会。萨瓦神父还不忘为感谢王妃赠送给教会流动诊所而恭维“王室家族非常关心处境艰难的科索沃人民”⁽⁷⁷⁾。2007年复活节前夕德卡尼修道院受到暴力攻击后，已经回到贝尔格莱德且已恢复塞尔维亚公民身份的王储立即借这一事件，谴责国际社会应允的对科索沃塞尔维亚裔的保护根本没有兑现，也质疑科索沃当局保护塞尔维亚裔的诚意和能力。⁽⁷⁸⁾王室内阁十位成员中就有一位是在德卡尼修道院受洗的。⁽⁷⁹⁾塞尔维亚王室和德卡尼修道院在这些交往互动中都把德卡尼的行为和遭遇等同于科索沃境内的塞尔维亚群体，同荣共辱。

宗教仪式节庆是宗教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信仰世界占有重要地位。宗教礼仪“不只将经验外在化，更修正经验，并将它表达出来”⁽⁸⁰⁾。东正教认为宗教仪式“可使信徒信奉上帝及其儿子基督耶稣，可使教徒同生活中的指导者——教会保持经常联系……是教会对教徒思想发生影响和作用的重大手段”⁽⁸¹⁾。德卡尼修道院同样承担主持塞尔维亚信徒、访问者开放的重大节日庆典、圣餐、受洗、终傅等宗教圣礼的职责。然而与和平政治条件下的其他教堂不同的是，德卡尼修道院利用宗教仪式不仅影响教徒信奉崇拜对象，还根据外部冲突环境变化，团结需要集合的群体。德卡尼修道院内举行的开放式宗教仪式庆典很多，其参与人群大体有三个组成部分:神职人员和信徒、塞尔维亚政府官员、国际驻科索沃部队官兵。前两部分人员往往是德卡尼修道院内部聚合的主要对象。比如2008年11月24日，德卡尼修道院在KFOR和科索沃警察常规安全保卫下举行例行的圣斯蒂芬国王的纪念礼拜。代理牧首黑山教区阿米费罗耶主教、拉什卡普里兹伦教区阿尔特米耶主教与德卡尼修道院长特德斯耶主教一起主持祭典，参加仪式的40多位教士来自黑山与滨海大主教区（Metropolitanate of Montenegro and the Coastlands）、自查（ZiČa）教区、尼舍（Ni2e）教区、扎胡姆列和黑塞哥维那（Zahumlye and Hezegovina）等塞尔维亚正教会教区。除了以上塞尔维亚各个东正教教区的神职人员，塞尔维亚政府官员也有代表出席礼拜仪式，包括科索沃与梅托西亚部长博格达诺维奇（Goran Bogdanović）、宗教部长博戈柳布·什亚克维奇（Bogoljub ijaković）、塔迪奇总统特别使节（Mladjan Djordjević），此外，还有超过2 000位从科索沃地区、塞尔维亚地区和黑山赶来的塞裔信徒出席该礼拜仪式。特德斯耶主教代表德卡尼修道院所有修道士发表的感言中提到:“诸位宾客再次来到德卡尼圣殿，表明大家因我们虔诚的信仰、修道士和修女以及科索沃和梅托西亚的圣殿而团结在了一起。”⁽⁸²⁾(www.xing528.com)

2.群体外部聚合。德卡尼修道院聚合的外部群体对象首先是身边的人群，即德卡尼地区、佩克地区、梅托西亚地区所有社区的居民，特别是周围的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们。德卡尼修道院愿意打开大门保护任何进入修道院的难民和有困难的人，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族群关系，也缓解自己与外界非东正教群体之间的紧张压力。德卡尼的修道士内心为此是充满欢喜的。比如年轻的僧侣达尼罗（Danilo）羞涩地向《德卡尼的荣耀》纪录片记者展示他曾救助过的一位周边村落阿尔巴尼亚族裔小女孩为了表示感谢再次回到修道院送给他的一幅儿童画，达尼罗指着画中的“爱心”图案，露出灿烂笑容，“你看，她把我们德卡尼修道院画成一颗心，我想它诉说着爱能有多伟大和她对我们的感激”。⁽⁸³⁾

《拜占庭简史》的作者总结东西欧基督教世界历史关系认为，东西欧是“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继承者联合体”，“尽管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的分裂仍然存在，但是他们在教义上的分歧远小于罗马天主教与新教的分歧”⁽⁸⁴⁾。也许在更广阔领域，塞尔维亚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可以共容，并寻找友好的共通点。比如教宗保罗二世接见塞尔维亚正教主教代表团时强调，欧洲应加强对塞尔维亚精神文化家园科索沃的保护。德卡尼修道院对西欧天主教世界保护科索沃东正教的号召自然持肯定态度，但对身边的天主教却没有这么宽容。2003年萨瓦神父反对科索沃的罗马天主教将东正教称为科索沃的后来者，更不认同科索沃天主教说大多数塞尔维亚教堂和修道院都是罗马天主教和阿尔巴尼亚族人的。⁽⁸⁵⁾东正教的德卡尼修道院对天主教的矛盾态度还是与自身境遇分不开。

曾经，德卡尼修道院周边阿尔巴尼亚裔主导的地方政府完全无视修道院和修道士的存在，⁽⁸⁶⁾但是为了改变无交流的僵局，2003年6月27日之前，德卡尼修道院还是参加了KFOR推动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宗教社区与当地阿尔巴尼亚德卡尼自治政府之间的前后三次调解会谈。虽然阿尔巴尼亚族裔的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德卡尼修道院交流的目的在于得到德卡尼修道院的允许，使用原来属于德卡尼的产业用作德卡尼地区市政建设，但德卡尼修道院却希望能通过这些会谈和让步获得德卡尼地区市民对德卡尼修道院存在的认可。比如会谈时特德斯耶主教对德卡尼市长易卜拉欣·舍尔曼（Ibrahim Selmanaj）说:“我相信你们的市政建设能有助于提高这里居民的生活质量，希望德卡尼的市民能够接受塞尔维亚东正教群体生活在德卡尼修道院的现实。”⁽⁸⁷⁾这位阿裔穆斯林市长在2004年3月18日暴力事件期间专门致电萨瓦神父，向他保证德卡尼市政和科索沃未来联盟（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f Kosovo/AAK）会尽全力保护德卡尼修院免遭任何暴力和破坏。⁽⁸⁸⁾

德卡尼修道院的修道士文化程度普遍较高，而且具有实用的外语交流能力，这成为修道院在战乱中可以独自以民间外交的方式获得外国援助换取生存空间的重要工具。早在二战期间，德卡尼修道院执事长加维洛（Gabriel Gavrilo）神父流利的意大利语就曾经帮助过整个修道院赢得意大利占领期间的基本生活保障。⁽⁸⁹⁾1992年之后德卡尼修道院修士司祭、英文流畅的萨瓦神父也可以频频接受世界各类媒体采访，准确地向外界表达德卡尼的真正意愿和现实处境，为修道院和科索沃东正教信徒争取权益。一方面联合国驻科索沃任务区和北约驻军要员几乎每周都要去德卡尼修道院，从而为后者提供了交流和展示的机会，⁽⁹⁰⁾比如一位负责保卫德卡尼的意大利士兵接受采访时自豪地说:“德卡尼修道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遗产，保护它是我的荣幸。我们和修道士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我们认识他们中的每一个，他们也很高兴我们在这里。”⁽⁹¹⁾另一方面，德卡尼修道院的神父们也常常出国到梅托西亚以外寻求国际援助。正是部分因为德卡尼修道士们的出色外交能力，许多其他国家政府官员、国际组织机构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援引德卡尼修道院的这些神父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作为整个科索沃塞裔东正教信徒群体，甚至是科索沃所有塞尔维亚人意愿的代表声音。比如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KFOR总司令施凯克（Skiaker）访问德卡尼修道院时如是说:“我将（德卡尼）修道院看作人性与反暴力抗争的象征。”⁽⁹²⁾德卡尼修道院将这句评语放在自己官网的明显位置。修道院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出发的求助的努力也有所建树。与急于看到北约部队撤军从而实现真正独立和自治的科索沃阿裔群体不同，德卡尼修道院极其不愿意看到任何可能的北约撤军，也不认可科索沃安全局势大有好转。⁽⁹³⁾特德斯耶主教就曾正式为意大利议员和人道主义者提议意大利政府维持科索沃驻军来保护德卡尼修道院的议案表示过感谢。⁽⁹⁴⁾

德卡尼修道院的外部聚合对象甚至可以是塞尔维亚人心中的对手和敌人，比如支持北约轰炸，坚定承认科索沃独立主权国家地位的美国政客。比如特德斯耶主教参加了塞尔维亚正教教会组织的每一次访问美国的代表团，与包括白宫在内的美国各方以及联合国接触和会谈，致力于“保护教堂与修道院、关注科索沃与梅托西亚地区塞尔维亚人的生活状况，塞尔维亚裔难民回迁及安全保障”⁽⁹⁵⁾等，而并不是向美国表达对其科索沃相关决议政策的不满。更具争议的外部聚合发生在接待拜登的行为上。2009年5月21日下午，美国副总统拜登再次访问德卡尼修道院，萨瓦神父热情地欢迎了这位曾经的反南斯拉夫美国参议员，⁽⁹⁶⁾此前拜登2001年也曾到过德卡尼修道院访问。外界普遍关注的是拜登20世纪90年代坚定地支持科索沃独立并谴责塞尔维亚暴行的立场，他甚至就在此次科索沃之行中得到了科索沃地区最高荣誉“自由金奖章”⁽⁹⁷⁾。而拜登访问塞尔维亚东正教德卡尼修道院引发颇多争议。就德卡尼修道院而言，他们希望通过友好接待美国副总统获得更多外部对当前科索沃少数民族塞族的保护。萨瓦神父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说:“我们真诚地相信拜登先生的访问将有助于保护科索沃塞尔维亚东正教遗产和安置科索沃土地上的塞尔维亚裔居民。”⁽⁹⁸⁾然而拉什卡和普里兹伦教区阿尔特米耶主教却反对德卡尼修道院的接待行为，主教用激烈的言辞称拜登为“种族主义暴徒”，提醒德卡尼修道院不要成为“美国新的科索沃基地”⁽⁹⁹⁾。就在德卡尼修道院接待拜登的新闻网页之后，一位塞尔维亚裔加拿大人讽刺德卡尼修道院的圆滑，而将阿尔特米耶比作当今真正的“以弗所的马克”（Mark Ephesus）⁽¹⁰⁰⁾。无论是教区主教还是普通塞尔维亚裔网友，都并不完全赞同德卡尼修道院亲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行为。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没有对阿尔特米耶主教的过激言辞做出任何回应，而被普遍认为默认了阿尔特米耶主教对拜登的严厉批判。因而，尽管德卡尼修道院在采访中反复强调他们的动机是保护冲突后东正教信徒群体内部安全，但事实上这类行为效果主要是外部聚合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