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可以说涵盖了孔子对理想国家、社会以及统治者和百姓的企求的最高德行标准。孔子之后200多年的传人孟子，则将“仁”在政治方面具体化为“仁政”，游说列国，用“仁”的理念治理国家。其理想的统治者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理想的社会制度则是以周礼规范的西周制度，理想的社会治理方式有三：一是关心农事，合理征税；二是兴办学校，加强教化；三是实行井田，使民乐业。在《孟子》中，孟子分别在和梁惠王、齐宣王和滕文公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对话中阐述了他的主张，其中以《滕文公上》的阐述最为全面。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籍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6]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7]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综观孟子的“仁政”之道，税在其中占了重要位置，它既是君主治国的收入来源，又是实现“仁政”的措施之一。
春秋时期是中国各种哲学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儒家思想之所以在与各种思想流派的论辩、较量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2000多年历代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分析孔孟“仁”和“仁政”思想不难看出其端倪。不像法家、道家、墨家的偏激，儒家思想深得中庸之道的精髓，它承认现在的统治秩序是合理的，不主张大的变革，只是要求对其不合“礼”的现象，从统治者到百姓进行以“礼”为中心的规范，以道德为核心的引导。虽然，礼和仁更多的是对社会治理中强势一方统治者的规范，但它的出发点无疑是为了巩固现存统治秩序。因此，君主即便对“仁政”的束缚有所不爽，但起码在表面上也是接受的，而且以“仁政”来治理，为统治者对百姓的剥夺、强制，罩上了一层“仁义礼智信”的面纱，比赤裸裸的“法治”更易于被百姓接受。
从此出发，孔孟都对作为封建国家支柱的税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不作置疑，而只是要求君主规范税制，公平或减轻税负，同时保护税源，合理分配百姓以足够的土地，使民有“恒产”从而有“恒心”。税虽然不可避免，但却可以用善征、善用来达致仁政。这样，税非但不成为负担，反而成为“仁政”的一项重要措施。
《孟子》十四篇，关于税的论述有十多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一、要求君主慎重处理国富与民富的关系，以民富为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尽心下》）“民贵君轻”是“仁政”思想中的精华，具有朴素的民权思想。据此，孟子要求君主“易（治）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尽心上》）
二、要求君主慎重处理发展经济与取得税收的关系，以发展经济为先。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在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8]信能行此五者，……然则不王者，未之有也。”（《公孙丑上》）
三、要求在税收制度上“取于民有制”，税负则应“薄其税敛”，税率以“什一”为准。具体见以上所引。
四、坚决反对聚敛，重税。“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况于为之强战？”（《离娄上》）“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告子下》）(www.xing528.com)
以当代之理念观之，儒家的“仁政”至今仍有其积极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其民本思想和初萌的民权思想，一直是历代民众捍卫和制约暴政的武器之一。而中国古代社会治理制度之所以能历经2000多年而基本稳定，传统文化的凝聚力特别是对统治者滥权的相对伦理制约，是其重要因素。
当然，“仁政”对统治者的制约力还是有限的，虽然孟子惊世骇俗地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为民众反抗专制暴政提供了伦理资源，但在专制制度下，这种依靠君王自身修养的理论是不可能化为强大的制衡力量的。统治者对“仁政”，虽然表面上不反对，但实则“外圣内王”，对“仁政”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更多时候是将其作为欺骗百姓的幌子。
孔孟之后，历代思想家对“仁政”有所丰富，具体到财政税收方面，主要是强调了公平和“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例如明代的邱濬说：“人君为治，莫要于治国用，而国之所以为国用者，财也。财生于天，产于地，成于人，所以治其用者君也。君制其国，虽以为国，实以为民。”批判地继承，应是今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1.孟轲著，邵士梅注译：《孟子》，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注释】
[1]易谦：《富豪公益善举堪赞》，《澳门日报》2008年7月26日。
[2]参考译文：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
[3]参考译文：“如有人能让百姓都得到实惠，又能扶贫济困，怎样？可算仁人吗？”孔子说：“岂止是仁人！必定是圣人！尧舜都做不到。”
[4]参考译文：鲁哀公问有若：“遭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
[5]参考译文：周文王问姜子牙如何治理天下，回答：“要称王的国家使百姓富裕，要称霸的国家使士富裕（周朝之士是贵族的下层犹如今之知识分子阶层），勉强维持生存的国家使高官贵族富裕，即将灭亡的国家只要使国库富足。这叫做上面漫出来而下面漏得精光。”文王答：“太好了！”子牙接着说：“善事隔宿而不立行是不吉利的。”当日，周文王马上让人打开粮仓赈济穷人。
[6]参考译文：夏代每家土地50亩，税收实行贡法，殷代每家土地70亩，税收实行助法，周代每家土地100亩，税收实行彻法，其税率实际上都是十分之一。彻，是通盘计算后缴纳十分之一的意思；助，就是借助民力耕种公田。龙子说过：“管理土地税收的办法，没有比助法更好的，没有比贡法更差的。”贡法，参照几年中的平均数作为税收的标准。
[7]参考译文：滕国，土地狭小，可也得有官员，有农夫。没有官员就没人管理农夫，没有农夫就没人养活官员。请考虑在乡村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城市中实行十分抽一的贡法。
[8]参考译文：市场上提供免费的仓库，依法收购滞销货物而不让其积压，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把货物存放在那市场上了。关卡上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愿意从那里经过。对种庄稼的人，只按井田制让他们助耕公田而不再收税，那么天下的农民都会高兴，愿意在那片原野上耕作了。对居民聚集区，没有额外的雇役钱和杂税，那么天下的民众都会高兴，愿意在那儿落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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