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权力制衡的工具》-读《顾准文集》

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读《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

《顾准文集》的价值，已由2008年入选深圳读书月组委会“三十年三十本书”和2009年入选《中华读书报》“六十年六十本书”得到了充分证明。我之所以不避重复介绍，一是当代资讯爆炸，读者未必都看过这类没有耸动性内容的书籍，二是我知道本文的读者有许多是税务工作者，能够了解一位他们的同行，财政税务界老前辈的思想和事迹，特别是如果知道了他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和巨大影响的话，一定会引以为自豪的。

作为一个当代税务人，尽管工作和生活有保障，社会上羡慕这一职业的也大有人在，但行业的美誉度却始终不高，原因是职业涉及人的利益，所以即便是依法征税，也只是表面上的遵从，要想叫相对人如同尊敬军人、科研工作者、教师以及工人、农民那样，则很难很难。

鉴于此，就有不少税务中人，通过攀龙附凤的方式，介绍曾经从事过税收的人物事迹，以为谈资或引为同道。笔者在编辑生涯中就看到过对曾担任法国包税官的现代化学奠基人拉瓦锡（1743—1794）的事迹介绍，当然记叙的不是其包税官的作为而是他对化学的贡献（其在化学史中的地位与牛顿在物理史中的地位相当）和卷入法国大革命惨遭杀害的事略；还曾刊发过介绍《孔子治税》的文章，^[1]说孔子20岁时就当上鲁国大夫孟懿子的税官；他实行“薄税敛”，还查处了一些地方税官和农家私下作弊，把大半田赋中饱私囊的问题等等。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清楚事实的出处何在，只能半信半疑。类似的还刊登过介绍曾担任法国总包税官后以伦理学研究而著称的爱尔维修（1715—1771）的文章，^[2]与对拉瓦锡的介绍不同，此文发现了税官经历对爱尔维修日后转型的联系，正是目睹了“第三等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才催生了他对社会对人生对道德的深层次思考，从而造就了他作为一代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荣名。他在当了十三年包税官之后，转而全身心投入伦理学著述生涯，写出了《论精神》、《论人的理智和教育》、《幸福论》等著作。

此外，我还发现美国独立战争中以《常识》一书而闻名并推动了殖民地人民同宗主国彻底决裂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其早年也曾在英国担任过税官，他于独立战争爆发前一年来到当时仍是殖民地的美利坚，迅即投入到了反抗英国统治的宣传鼓动之中。他的税官经历对他的思想形成有何影响，我没有研究不得而知，但这个经历对他深入认识英国的社会弊病总是有用的，如果他不是一个满足于既得利益，同时又有志于改变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人的话。

总而言之，通过上述方式介绍名人既能为税务同仁找到一些同道，也有助于帮助社会改变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形而上学认识偏向，不失为拓展税刊选题的一种办法。

但上述介绍也有明显不足，不是古人就是外国人，离当代的我们太远，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憾。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发现并推出了顾准。人们发现，在“舆论一律”、思想高度禁锢的年代，竟然有这么一个人始终坚守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意志”，默默地、不懈地从现实问题出发，探求着“娜拉出走后怎样”——亦即革命取得胜利之后——面临的新问题的解决之道。人们吃惊地发现，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找到的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两条道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早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在顾准的研究和建议中已经出现，尽管对前者的表达是以重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的隐讳方式曲折阐述的，而且署的是笔名；对后者的表达也是以顾准与其兄弟思想交流的信札的方式展现的，但在20世纪70年代仍然需要巨大的勇气，须知“民主”一词在那个严酷的时期是高度敏感的，非但公开媒体不可能刊登，就是在私下谈论，若被举报，也会遭遇轻者批判，重者牢狱之灾的。

就是因为有了顾准，国人面对外人讥讽，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没有思想家，才不致无言以对，可以说：我们有顾准；噢，还有陈寅恪。

思想界看到了顾准思想的犀利，而税务界也惊喜地发现，顾准竟然是税务界的老前辈，新中国成立前，山东解放初期，他曾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同时他又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税务局第一任局长，任职期间，他根据上海大型工商企业一般管理较为规范，多采用现代会计制度核算的实际，提出对此类企业以“查账征收”为主，同时发动群众予以监督的正规征收管理方法，即“依率稽征，专管查账，职工协税”；对中小工商企业，账册健全的，依法征收；其他的则采取定期定额征收。但顾准的主张却和上级财政部门从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民主评议”的征管方法不相一致。尽管实践结果证明了顾准主张的有效性、规范性、科学性，但因拂逆了某些领导者的意志，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浪潮中，被以所谓“思想恶劣，阻碍‘三反’”的罪名撤职，从此离开了财政、税务部门。关于此，还有一说。杨奎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引用一段薄一波在上海的讲话，说顾准太左，想借运动把上海的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但顾准的“左”是哪里来的呢？1950年三四五月间，中央财政吃紧，每个月下达给上海的税收指标达到四五千亿，近乎杀鸡取卵。在顾准主持下，上海实行“非常征税”，完成了任务；也为保护民族资本家费了不少脑筋。但反弹是巨大的，资本家向北京告状。顾准最终成了替罪羊。

虽然顾准只在财税部门任职三年多（1953至1956年曾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司长），但他却一直被认为是财税专家，原因是他有着深厚的经济学特别是会计学的学养。他1915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商人家庭，初中毕业后，因家贫无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1934年，他19岁就撰写了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同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193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上海和新四军从事工运和财经管理工作。像顾准这样既有丰厚的学养又有丰富的革命工作实践的人，的确是新中国成立初党内少有的财经专才。(www.xing528.com)

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干部，顾准同其他工农干部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有独立主见，并且一旦认定了就不轻易放弃，这就使他在与上级指示发生冲突时，很难无条件服从，这很容易给上面一种“恃才傲物”的看法；最终因为政策执行方法的分歧上升到“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在要求人人都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当年，顾准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从此，财税部门失去了一位专家型领导，然而共和国却诞生了一位难得的思想家。个人不幸国家幸，抑或“国家不幸诗人幸”，真不知该怎样评说这种产生人才的环境。

以后的顾准并没有接受“教训”，仍然坚持独立思考，不知看风使舵，这使他罕见的被两次打成右派。多次被发配劳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1974年病逝。改革开放后，顾准最后工作的单位中国科学院，为他彻底平反。他生前的著作在同事、亲友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得以面世。

顾准的著作很多，除过会计学著作以外，还有经济学著作以及《所得税原理与实务》等财税著作和翻译作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约瑟夫·熊彼特）、《经济论文集》（琼·罗宾逊）等。但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则是落难之后，特别是“文革”前后写的《顾准日记》、《顾准自述》和《顾准文集》。其中《顾准文集》收入了他为探寻中国革命与发展面对的现实问题而写的《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可以说集中代表了作为思想家的顾准的思考。

然而，税务部门对顾准的关注，主要局限于顾准的治税思想和对两种征收方法的评价上面。记得我编发过两篇对顾准的介绍，一是《顾准和他的税收主张》，^[3]二是《遥谒顾准》。^[4]前一篇简介了顾准涉税经历和他的税收主张与税收管理实践，对他的著作只作了罗列，没有进一步介绍和分析。后一篇在形式上有所创新，以记者与逝者对话的形式，介绍了顾准的治税经历并着重介绍了他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比之前一篇，介绍的内容少了些功利，多了些内容，涉及了本文前述的顾准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第一项贡献：经济市场化。然而，即使多走了这一步，也触动了有关部门，要求将文章所本的《顾准文集》送去审查，以后虽再无下文，却也使我警惕起来，看来对顾准的认识还有争议，不能贸然多走一步。

如实讲，当时我虽然在报刊上看到许多对顾准思想的高度评价，上述两篇文章也是我组织写的，但《顾准文集》我一直没有看过，只是看了《顾准日记》，感觉一是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苦难的记载非常真实，让人痛心；二是作者在艰苦的环境中，身负多重罪名，仍然不失顽强生活和探索学习的勇气，让我敬服。

直到2011年，我才完整地看了《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和福建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10年5月第一版）。这一看，才深感惭愧，我以前对顾准的认识推介都只是皮毛而已，不看文集，就无从真正认识一个伟大的灵魂是怎样燃烧的，无从知晓他为中国的未来所开出的药方是建立在怎样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觅之中的。这一看，还使我感到，与其说顾准是一个思想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盗火者”更为准确，多数读者可能更赞赏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系列文章，例如王蒙就说“《顾准文集》中有关欧洲史、经济学部分我浅浅地看了一遍，但《顾准文集》里面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看得实在入迷。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以为正是这样一个概括，是顾准最自觉地、而且是最早地论述这一过程。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是充满血泪、疯狂、热情、失望，充满痛苦的一个过程。”但他们有所不知的是，正是由于对现实政治的种种疑惑，顾准才下决心从民主政治的源头——古希腊的历史、古希腊的公民政治、议会、法治乃至基督教的产生开始研究，为认识现实问题提供历史的、制度的、理论的烛照。他下的工夫如此之大，以致竟然在两个多月时间撰写了一部10多万字的《希腊城邦制度》。在此基础上，他才能从根本上看透当时所谓“理想”之路的南辕北辙和荒谬，以致决绝地说：“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看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篇什——《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关于海上文明》、《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明》、《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等等，就可以清楚，没有对西方文明源头及其发展的研究，就不可能“凿通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更不可能对当时现实政治的种种问题作出自己的独到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判断。可以说，前者是根，后者是果。

所以，我说顾准是一个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牺牲自己，照亮造福民众。

我为财税界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前辈而骄傲，我更为中国在那“黑云压城”的时代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自豪！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者，才使中国在走出“文革”的阴霾之后，向着正确的目标前行，尽管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但是目标和路径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