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富勒：英国传记史巨著

（Thomas Fuller, 1608-1661）

英国进入17世纪之后，短篇传记大行其道，成为当时传记的主流，这是17世纪英国传记最突出的特点。由于短篇传记篇幅较短，作者常常以合集的形式出版，涌现出大量的短篇传记集，例如托马斯·富勒的《英格兰名人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thies of England, 1662）、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 1632-1695）的《牛津名人录》（Athenae Oxonienses, 1691-1692）、大卫·劳伊德（David Lloyd, 1635-1691）的《国家名人传》（State Worthies, 1665）、威廉·温斯坦利（William Winstanley, 1628-1698）的《英国显赫诗人传》（The Lives of the Most Famous English Poets, 1687）、约翰·奥布莱的《奥布莱短篇传记》（Aubrey's Brief Lives, 1669-1696）等。尽管这些传记的写作目的和分类方法各不相同，但它们的普遍特点是在有限的篇幅中抓住人物最典型、最突出、最与众不同的特征展开描写，剔除次要内容，从而使人物的本质特点更为清晰。

短篇传记在当时成为风尚的原因有多种。首先，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政权频繁更迭；在此环境下，作家大多无法安心于长篇传记的创作。其次，罗马古典短篇传记的译介也对当时短篇传记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科尔奈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公元前100？-24？）的《外族名将传》（Lives of Eminent Commanders，约公元前35或34）、迪奥吉尼斯·莱尔丢斯（Diogenes Laertius，约公元前3世纪）的《古代哲人传》（Lives and Opinion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 119）为当时的英国传记树立了榜样。在此影响下，当时的短篇传记大量采用传记合集的形式出现。最后，短篇传记具有更强的功利性，它的种类多样，能够满足多种不同的目的。它可以是葬礼布道所用的传记速写，粉饰、鼓吹传主生前的功德；可以附在传主的著作前充当前言传记；可以用于历史著作中的人物性格描写；也可以用于党派斗争和教派斗争中，充当宣传、辩护的工具。

短篇传记的多样性特点，使传记摆脱了对历史和宗教的仆从地位，拓展到新的领域，逐渐赢得独立身份。由于短篇传记的兴起，不仅传记数量和类型急剧增加，传主的类型也极大丰富，扩展到社会中下层人群，使传记不再局限于为帝王将相或圣徒立传的传统。同时，短篇传记短小精悍，表达灵活，分析入木三分。它们的流行为18世纪小品文的盛行做了准备。

在这些短篇传记作家中，英国牧师兼历史学家托马斯·富勒凭借其著作中引人入胜的趣味性和出色的艺术表现力脱颖而出。他不仅在传记实践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还注重对传记理论的探索，并在传记理论上取得了突破，对英国传记的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英格兰名人史》

富勒出生于一个神职人员家庭，从小就对知识孜孜以求，这为他日后写作收集素材奠定了基础。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中，以往文人依靠贵族资助开展创作的局面受到冲击，但富勒率先依靠写作自食其力。他是一位高产作家，一生著作包括传记、随笔、布道祷文、历史著作、前言、诗歌等，总共出版了30多部作品，其中主要著作有《圣战史》（History of the Holy War, 1639）、《天国与凡界》（The Holy State and the Profane State, 1642）、《英国教会史》（Church History of Britain, 1655）、《英格兰名人史》等。他在这些著作中都穿插了大量的短篇人物传记，但与其他几部著作不同，短篇传记在《英格兰名人史》中绝非仅仅起点缀作用，因此这部著作是富勒最重要的传记著作。

富勒写作《英格兰名人史》原先是因为他发现早先的考古学家过于轻信、不求甚解，甚至采纳了超自然的材料。他希望像写作《英国教会史》一样，通过亲自开展调查研究，摒弃一切迷信的、缺乏事实依据的材料，撰写出一部描写英国各地历史风貌的信史并用于考古研究。作为风土人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各地名人的描绘在创作中成为本书的重点。在炮火纷飞的内战期间，富勒不顾种种不利因素遍访英国各地开展研究调查工作，孜孜不倦地收集材料，完成了这部上千页的巨著。为了使本书成为一部信史，富勒对传记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据研究。他能够在文中提供自己采用的资料来源，并能以质疑的态度对待自己使用的教会文献。例如他指出了某些材料的不可靠，尤其是中世纪圣徒的生平和种种显灵行为，并否定了圣徒传记作家的立传态度，“认为他们缺乏诚实的心灵和灵巧的大脑”（Stauffer, 1930: 246）。如果无法从书面文献或纪念碑文中找到所需的材料，富勒便会不辞辛劳地走访传主的亲朋好友采集资料。

除了可靠性之外，这部著作的全面性也是无与伦比的，尤其是人物的全面性十分突出，这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方面，富勒雄心勃勃，立志为有史料记载以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所有名人撰写短篇传记（当时尚在世的人物除外），因此就书中所涵盖的传主数量而言，17世纪其他任何一部传记著作都不能望其项背；另一方面，书中传主的种类也颠覆了之前的传统，革命性地收录了普通百姓的传记。富勒无视传主的出身门第与社会等级，他在书中对每个郡的名人分门别类地展开描写，其中不仅有之前传记中常见的王侯、圣徒、主教、法官、政治家、军人、作家（包括学者和科学家）、慈善家、医生、官员，还包括了大量地位卑微的水手和拥有过人之处的底层人民，最终使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名人合传，而是为英国所有值得纪念的人物所写的合传。由此，富勒率先在传记领域掀起了民主化革命，打破了之前传记以叙述历史成就、为帝王将相和宗教人士立传的传统，将传主扩展到普通大众。这体现出当时随着资产阶级兴起，封建等级特权制度趋于瓦解的历史趋势。

富勒这部传记的另一大特点是趣味性强。这部传记短小精悍，充满作者的睿智；每篇传记中充满各类新奇的趣闻轶事，有些离奇古怪，有些耸人听闻。自然界和人类的奇妙之处，尽展于读者眼前。这些特点加强了该书的可读性，读来令人心情舒畅，如坐春风。著名的日记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 1633-1703）、19世纪散文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 1775-1834）等英国作家对《英格兰名人史》爱不释手，两百年后的诗人兼文学理论家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也深受此影响，认为“在一个伟人层出不穷的时代中，富勒是一位拥有无与伦比的敏锐性和最公正中肯的伟人”（Coleridge, II 390）。与此相反，当时大量严谨的历史著作和布道祷文由于行文晦涩，缺乏趣味性，被后人束之高阁，普通读者鲜有问津。

富勒的传记理论

富勒不仅在传记实践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还注重对传记理论的探索，大胆地革新传记理论。在17世纪传记写作逐渐兴起、需要理论提供指导的背景下，富勒的传记理论使英国传记从根深蒂固的传统中解放出来，为英国传记即将到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富勒的传记理论浓缩于《英格兰名人史》的第一章中。他向读者开门见山地介绍了本书的大致结构与写作目的。他将英国比作一幢大宅子，每个郡相当于一间屋子，鉴于前人已经描写过这些房间，他写这部著作是为了“描述这些房间中的家具，即每个郡所出产的物品，这些地方孕育的出色个人，以及其他引人注目的方面”（Fuller, 1662：I-1）。富勒别出心裁地以郡县为分类方式，将人物传记置于各地不同的背景中，真实再现了英国当时的风貌。他将这部著作“分为现实世界和个人”，现实世界指“每个郡的物产和引人注意的方面”，个人指每个郡孕育的杰出个人的人物性格（Ibid. 2）。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描写，使读者更加清楚传主所生活成长的环境，并能够籍此更好地理解传主的种种言行。

富勒继而明确提出了他著名的五大传记写作目的：

首先，要宣扬上帝的荣耀，这应是我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其次要缅怀逝去的人物……第三，要为活着的人树立模仿榜样，为他们树立在勇气、财富、智慧、学识、宗教、布施方面十分突出的典型人物……第四，要为读者提供娱乐，使他们快乐……最后（我毫不羞愧地公开承认），要为我自己谋取诚实所得，以补偿我付出的辛劳……即便这部著作无法实现所有这些目的，能实现其中部分目的我就很高兴了。哪怕只能实现其中的一个目的（尤其是第一个目的）我就心满意足，谢天谢地了。（Ibid. 1-2）

由此可见，富勒对传记写作所总结的五个目的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传记。前三项反映了当时英国传记作家普遍遵循的传统，即首先他们的传记要宣扬上帝的荣耀，证明上帝之手在人间的显灵。富勒强调他通过描写英国这块乐土以及丰富多样的物产，促使人们对上帝的恩赐心怀感激，这是正统基督教传记作家的典型特征。其次，富勒认为传记是纪念逝者最好的方式，因为无论是木头、玻璃、石头、金属所制成的纪念碑都无法逃避岁月的侵蚀，他指出：“让这些杰出人物免遭遗忘的最保险方法是通过著作记录下来留给后人”（Ibid. 2）。第三点表明了当时传记具有强烈的教化目的，即传记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为读者提供可供效仿的范例，以实现对读者的鼓舞、教化、指导、启发作用，规范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言行。(www.xing528.com)

富勒的传记理论不仅反映了根深蒂固的传记传统，也取得了创新和突破。富勒在其余两项立传目的中毫不掩饰自己写作传记是为了娱乐读者并以此安身立命。富勒对传记娱乐目的的论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7世纪的道德规训依然十分严格，传记往往以严肃的笔调向读者说教，以宣扬基督教义、纪念传主、教化读者为己任，达到“文以载道”的效果。富勒认为这样会令作品言语乏味、面目可憎，因而大胆奉行娱乐性原则。他的娱乐性原则体现在他的各类著作中，即便是《圣战史》等严肃的历史著作，富勒也将其视为“娱乐性的著作”（Fuller, 1840：vi）。在这些著作中，富勒巧妙地运用各种手法将传记的娱乐性与道德教化目的融为一体，在娱乐大众的同时清晰、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以娱乐性为契机实现了极好的道德教化效果。这虽然依然无法实现尼柯尔森所倡导的“纯粹的传记”，但却使传记向文学领域的方向迈进，并与之后兴起的小说不谋而合。富勒提出的传记的谋生目的与传记的娱乐性目的密不可分。唯有传记为读者提供了娱乐，使他们能够快乐地享受阅读传记的乐趣，传记写作事业才能为作者带来经济上的独立而无需贵族或教会的赞助。因此，富勒将传记的谋生目的付诸行动，实现了依靠传记写作自食其力的目的。这笔收入不仅满足了他日常生活所需，而且还足够让他的儿子在自己去世后将《英格兰名人史》付诸出版。

富勒传记的娱乐性

富勒的著作具有突出的娱乐性，可读性很强。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使英国人有更多的机会传播交流他人的趣闻轶事；另一方面是富勒在传记著作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别出心裁地组织材料，令读者深感意外。他强调通过细节描写刻画各种人物的特殊性与多样性，这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他还巧妙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段，烘托事物的真相，强化了传记的艺术表现力。艾迪逊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大革命时代中，交战双方为了击败对方拼得你死我活，而富勒依然能够热爱和平并保持幽默感，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通过他的睿智，他使著作十分生动，充满生气，因而使得他所在的时代看上去不太黯淡”（Addison, 1952: 100）。

富勒注重传记的娱乐性，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息息相关。在富勒所处的斯图亚特王朝后期，公共空间开始兴起，英国逐渐向代议制社会转变。由于王权、教会等传统的政治权威在17世纪中期的内战中大大削弱，公共空间迅速填补了王权与教会衰败之后留下的真空地带，而当时兴起的咖啡馆与出版业对公共空间的扩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咖啡馆自1650年出现在英国之后便像雨后春笋般在伦敦迅速发展，并在17世纪末达到500家左右，而且遍布英国大多数省会城市。同时，由于负责出版物审查的星法院（Star Chamber）于1641年被废除，出版物开始大量在英国涌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出版业中，结果在17世纪40年代伦敦甚至出现了“格拉布街”（Grub Street）专门从事出版活动。在这两个因素推动下，人们有机会聚集在咖啡馆中谈论各种国家大事、奇闻怪谈、人物轶事，散发宣传册、时事通讯或报纸等出版物，这为人们交流各类名人趣事的传言创造了条件。人们在这种谈论他人轶事的过程中获得了愉悦和满足，并以此作为打发时间和娱乐的方式。这一时代特点从客观上促使富勒、奥布莱、伍德等传记大家和佩皮斯、伊夫林等当时最优秀的日记家热衷于叙述名人的奇闻轶事。作为其中一员，富勒十分重视对人物趣事的渲染，其著作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同时代人的各种传言，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除了时代背景之外，富勒的个人特质也使他注重传记的娱乐性。富勒本人像孩子一样天真快乐，他认为快乐对于人生十分重要，并努力在传记中宣扬快乐的人生原则。例如，他在描绘哈特福德郡的名人耶利米·戴克（Jeremiah Dike）时评论道：“读者知道，一盎司重的快乐加一盎司重的优雅要比一磅重的悲伤更能博取上帝的欢心”（Fuller, 1662：II-55）。他在诺丁汉郡部分的结尾专门描述了小集镇布利瑟（Blithe，英文意思为“欢乐”），并指出“当地居民十分快乐幸福，布利瑟由此得名。鉴于如此，我希望将快乐遍及整个诺丁汉郡”（Fuller, 1662：I-583）。诚如布罗达斯（E. K. Broadus, 1850-1900）在出版《富勒选集》时对富勒这种个人特质的评价：“当我们翻开富勒任何一部著作时，我们都会觉得他这个人很有趣；我们继续阅读下去的话，就会取笑他；但读到最后一页时，他就会抓住我们的心灵。他的神来之笔给我们带来了欢乐，但正是他这种品质吸引了我们”（Broadus xi）。为了在传记中突出娱乐性，富勒注重以奇制胜，以趣闻轶事娱乐读者，以出色的艺术表现手法吸引读者。

为了践行传记的娱乐性目的，富勒在传记中猎奇各种人物性格以飨读者，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人物高度的全面性。一方面，富勒被人类千奇百怪的个性所吸引，力争通过细节描写刻画各种人物的特殊性与多样性，以此吸引读者的兴趣，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由于富勒立志为英国的所有名人立传，因此每篇传记的篇幅都十分有限，制约了富勒对每位传主展开深入细致的描写。富勒只能抓住每个人物与众不同的个性和最典型的特征，通过描写大量的人物展现人类的丰富多样性，最终完成了一幅全人类的全景化绘卷，这一点摆脱了英国传记传统的束缚。此前的传记大多强调塑造传主的模范形象以供读者效仿，因此通常按照理想化的道德或宗教原则塑造传主，导致传记中人物性格趋同，鼓吹人物共性。富勒恰恰相反，他厌恶生活中的单调、统一、一成不变，热爱新奇多样，突出人物区别于他人的个人特征。例如，他在叙述英国姓氏演变时十分欣喜：“无论这在其他人看来如何变化多样，坦白地说，我对这种变化的前景十分开心”（Fuller, 1662：I-71）。他描述了约翰·布雷（John Bray）的神奇膂力，称“他能够在1608年左右用自己的背上枪托那么长的地方，一次扛起6蒲式耳重的面粉”，而基尔特（Kiltor）躺在朗斯顿监狱的地上时能“将一颗几磅重的石头扔过塔顶（我向您保证这座塔可不低）”（Ibid. 319）。另一方面，由于对多样性的热爱，富勒能够以宽容的态度认可各种人物性格特点所具有的价值，破除种种偏见，在著作中为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立传，实现了人物高度的全面性。富勒在传记中无视社会等级，大量收录了之前为人们所忽视的人物，甚至连炼金术士也列入其中。这是因为富勒将传记视为“一间公共酒店，它招待所有旅行的路人，前提是他们必须拥有与众不同的特征（邪恶的特征除外）”（Ibid. 55）。根据这一原则，只要人物具有奇特的个性，就能成为富勒传记中的传主。在他看来，身份地位悬殊的人物在性格上并无轩轾。例如，威廉·亚当斯（Willam Adams）之所以跻身名人之列是因为他是第一位到达日本的英国人；莱昂纳多·马斯卡尔（Leonard Mascall）则是第一位将鲤鱼带入英国的人；托马斯·帕尔（Thomas Parr）的寿命高达150多岁；赫斯特·坦普尔（Hester Temple）有700位儿孙；约翰·莱普顿（John Lepton）能在6天内骑马从伦敦赶到约克。富勒甚至一反当时根深蒂固的封建忠君思想和等级制度，不仅为啸聚山林的草寇罗宾汉立传，而且在为林肯郡的名人立传时，将地位卑微却手艺精湛的铁匠詹姆斯·约克（James Yorke）和伊丽莎白时期声名显赫的伯雷爵爷（Lord Burghley, 1521-1598）相提并论，充分体现了富勒对人物个性的重视。

作为一名伟大的传记作家，富勒不仅擅长刻画各种独特的人物性格，而且热衷于描写各种有趣的轶事以娱乐读者。富勒意识到轶事的重要价值，能够将生活中的平常、琐碎之处写得妙趣横生、亲切动人，并通过自己的想象力使其增色不少。富勒为了在《英格兰名人史》中实现娱乐目的，在内战中跟随保皇派军队四处搜寻新奇的轶事和有趣的地名，查阅种种资料，最终使这部著作能够以短小精悍的趣事，精确巧妙地再现人物的形象。他从人物的私密生活中挖掘有趣的细节，例如人物的娱乐方式与爱好，甚至连人物的个人习惯、说话腔调、脾气都成为他的谈资。尽管他常常出口诙谐，戏谑性地描述传主，但却不会伤及他们的尊严，这与当时传主常常以严肃、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象示人的传统传记相比，无疑令人耳目一新，因此深受读者欢迎。

富勒的传记不仅叙述题材生动有趣，其叙述手法也极具艺术表现力，深深吸引了读者。富勒出色的文学技巧和无可媲美的表现能力主要体现在他对各种修辞表现手法的运用上，尤其是警句、双关和比喻。格言警句是富勒最常用的修辞手段。由于富勒的短篇传记篇幅有限，因此需要语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警句满足了这一要求，它们简短扼要，能够以简练的语言引出富勒的中心思想，引发读者的思考。例如，富勒精辟地将律师所奉行的原则概括为“只要你戴过一次皇冠，就可以粉饰你的所有缺点”（Fuller, 1662：III-174），对谚语则概括为“谚语就是许多事情熬成几个字”（Fuller, 1662：I-7）。正因为富勒传记中大量采用了警句概括自己的思想，“几乎在每一页纸上的任意三句话中，你都能找出一句话当作格言或警句”（Prickett and Wright）。除了警句之外，富勒还通过双关手法表现出自己的睿智。例如，在叙述教皇乌尔班（Pope Urban）将五位红衣主教装进麻袋丢进水中溺毙时，他一语双关：“哦，这可真是最野蛮的文明人（Oh most barbarous Urbanity）！”（Fuller, 1662：II-73）富勒的比喻手法使他的传记更加生动形象，例如他在写到英国的音乐家时称：“我承认，有许多对音乐不懂装懂的人……但是他们在真正的音乐教授面前就像猴子在人类面前一样丢脸可笑”（Ibid. 40）。

富勒传记突出的娱乐性使它具有极大的魅力。与富勒同时代的著名日记家佩皮斯在1662年2月10日的日记中称，他在购买《英格兰名人史》后被其深深地吸引，“第一眼见到它就禁不住坐下来阅读”，居然失去了时间概念，把宾客冷落一旁（Pepys I-2-15）。查尔斯·兰姆也十分喜爱富勒的这部著作，爱不释手，他曾连续三天阅读，因而在信中抱怨称自己的视力几乎快被《英格兰名人史》毁掉了。由此可见，富勒使传记更加接近文学作品而非古板的历史著作。但是，富勒在人物描写中突出娱乐性，甚至在严肃的历史著作中依然如此，这种离经叛道的做法显然与当时的主流传记传统格格不入，因而ë受指责。彼得·黑林（Peter Heylyn, 1559-1662）指责富勒在宗教史中竟然穿插了大量插科打诨的描写，使《英国教会史》沦为罗曼司和寓言故事的大杂烩，因而将此书斥为“《富勒杂录集》”（Fullers Miscellanies） （Addison, 1951: 204-215）。

评　价

富勒对传记的最大贡献在于主张传记的娱乐性，并在人物描写中注重多样性和个性。在17世纪的英国传记中，富勒的立传原则具有开创性，对传记的演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17世纪后期的传记作家奥布莱也持相同观点，但他未出版传记，也就未能像富勒一样起到推动作用。富勒一反之前传记高高在上、令人望而生畏的做法，而是通过生动的描写、丰富多样的趣闻轶事、出色的修辞手法，将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将人生的琐碎细节与人物的千奇百怪刻画得淋漓尽致，从小处发掘人物的伟大和过人之处。因此他的传记更像一部文学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并因而推动了英国传记从历史和宗教领域独立出来，向文学著作的方向演变。斯托弗发现了这一点，他评价富勒“意识到传记是一门独立的学科”（Stauffer, 1930: 84）。

然而，富勒的立传原则依然存在局限性。他的传记依然无法摆脱为宣教和道德教化目的服务的传统，这从他提出的前两项传记目的中可以看出。因此，他的传记也常常是寓教于乐，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此功能，这种传记传统需要奥布莱及之后的传记作家彻底打破。富勒的第三项传记目的也打上了英国传记传统的烙印，他在《英格兰名人史》中明确提出自己要对传主的错误和缺点非礼勿言：

你只能叙述美德，而需要在我们的记忆中隐瞒许多人所犯的错误……我认为本着慈悲为怀的原则，我必须这么做。当一位演说家要赞美一位已故的人时，这个人常常会因品性不端而受人憎恶，这无可厚非。有人因而怀疑演说者为了报酬昧着良心夸耀他，以此打消了人们对他的负面看法。而演说者认为：“这位逝者必须在某个方面被所有人称颂，因为他是上帝所造；另一方面，任何人不应对他做出负面评价，因为他已经去世了；即为逝者讳。而且当有人具有多种美德，却同时有一些缺点时，就应当忘记他的缺点，将此埋藏在他墓中”。（Fuller, 1662：I-100）

除此之外，富勒的《英格兰名人史》中也存在许多错误与疏漏并因此而受到批评，这主要是因为富勒的资料来源有误而并非他缺乏批判精神。总之，这部著作最重要的贡献并非历史考据的准确性，而在于其趣味性和全面性，以及对英国传记发展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