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此几点概念的重要因素：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以上我们既从静安先生杂文中归纳出了几点重要观念，现在就让我们再对这几点观念之所以形成的因素作一分析。大体说来，这几点观念的形成，约可分为三种重要的因素，其一是源于静安先生自己天生之性格，其二是由于西方思想之影响，其三则是承自中国旧有之传统。虽然这三种因素所混合的成分，各有正反多少之不同，然而其大略亦有可得而言者。先就前面所讨论过的第一点重视纯文学价值之反功利的文学观而言，则此一观念之形成主要实由于他自己天生所禀赋之性格，关于此点，我以前在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一章中，于论及他的性格时便曾特别提出过他的鄙弃功利、惟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之性格特色，所以他对文学之具有“反功利”的观念，自然便是由于这种性格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而另一方面就西方思想之影响言，则自然首当推叔本华思想之影响，叔氏在其《天才论》中便曾经说：

对于天才来说，艺术、文学、思想才是他们的共同目的，其他的人则以之为手段，利用这手段来追逐自身的事情。⁽⁴²⁾

又在其《论作品与写作》一文中曾经说：

只有完全为表达自己需要表达的东西而写作的作家才会写出值得写出的东西。这好像对金钱有一种咒诅心理似的，每个作家一旦开始为收入而写作就会写得很坏。⁽⁴³⁾

又说：

只有取材于自己头脑中的作家的作品才是值得阅读的。⁽⁴⁴⁾

由以上所引的几段话来看，其反功利之文学观乃是显然可见的。而且叔本华也与静安先生一样反对模仿，在其《论作品与写作》一文中他就又曾经说过：

风格是心灵的相状，心灵的相状比身体的相状更不会欺瞒我们，模仿另一个人的风格好像戴上面具，不管这面具如何好看，可是它的缺乏生命很快就被看出来而令人感到乏味和不可忍受。⁽⁴⁵⁾

又说：

真理是完全赤裸的，表达真理的方式愈简单，真理的影响便愈深刻。⁽⁴⁶⁾

这种反功利反模仿的主“真”的文学观，与静安先生之观点几乎如出一辙，静安先生独好叔氏之哲学，则其观点之曾受叔氏之影响自无可疑。至于静安先生对于戏曲小说等纯文学作品之重视，则是因为受了西方对纯文学作品重视的影响，因而乃对中国旧传统之唯重载道之文学观产生了反省的自觉，其所受之影响及其有意矫枉开新的用心，在他的作品中也是明白可见的，如其《教育偶感》一文中论及文学与教育时，即曾云：

回顾我国民之精神界则奚若，试论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按：俗译为荷马）、英之狭士丕尔（按：俗译为莎士比亚）、德之格代（按：俗译为歌德）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其所以不能答者，殆无其人欤？抑有之而吾人不能举其人以实之欤？二者必居一焉，由前之说则我国之文学不如泰西，由后之说则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前说我所不知，至于后说则事实较然无可讳也。⁽⁴⁷⁾

因此静安先生乃有《〈红楼梦〉评论》与《宋元戏曲史》之写作，对于一向为旧传统所轻视的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提出了严肃的论著，这当然都是由于受了西方之影响，因而乃想要对中国传统文学之价值重新加以衡定的结果。

其次就我们讨论过的第二点静安先生之重视“直观”及区分美为“优美”与“壮美”的美学观念而言，则其大多受康德、叔本华诸人之影响固已如前所述，而就静安先生自己之性格言之，则如我在论其治学途径之转变一章之所分析，他自己本来就是具有直观之锐感的天才，这当然乃是使得他容易接受直观之美学的一大原因。再则其重视理想反对功利之个性，当然也是使得他乐于接受叔本华之“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利害相关系”之超然利害之观念的一因。三则静安先生原具有悲观忧郁之天性，叔本华亦以为人生充满意志之痛苦，然则叔氏之以美术之“超然利害”之欣赏为暂时的解脱救济的说法，当然也就会使静安先生深具同感，所以其《〈红楼梦〉评论》之第一章，论及人生及美术之概观时，便几乎全是此种美学观念的发挥。由此可见他的超然利害之直观的美学观念之形成，实在乃是他自己之性格与叔本华之哲学相融会而成的结果，这乃是从他的著述中可以得到证明的。另外关于优美与壮美之区分则其理论之源于康德自无可疑，至于在中国旧传统中，虽然并没有像康德那样精密的美学理论，不过优美与壮美既然是美的两种基本形式，所以中国传统的批评家便也曾注意到文学作品中可以表现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美，因此在中国文学批评中，乃有所谓阳刚与阴柔之说。⁽⁴⁸⁾虽然中国传统中对阴柔与阳刚两种不同性质之美的体认，与西方优美与壮美之区分原来并不尽同，不过如果只就中国传统批评中于论及此两种美时所举出的各种意象而言，则它们与康德论及优美与壮美时所举出的例证却实在有极为相近之处，即如司空图《诗品》中对于“雄浑”、“悲慨”、“劲健”等属于阳刚之美的各种品题，其所举出的“荒荒油云，寥寥长风”、“大风卷水，林木为摧”、“巫峡千寻，走云连风”等意象，以及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论及阳刚之美时所举出的“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岭、如决大川、如奔骐骥”等意象，岂不就都与静安先生《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论及康德之所谓壮美时所举出的“如自然中之高山大川烈风雷雨”等意象极为相近；而司空图《诗品》中对于“典雅”、“绮丽”、“纤秾”等属于阴柔之美的品题，其所举出的“白云初晴，幽鸟相逐”、“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柳阴路曲，流莺比邻”等意象，以及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论及阴柔之美时所举出的“如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幽林曲涧”等意象，岂不也与静安先生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及《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一文中论及康德优美之说时所提出的其“对象之形式不关乎吾人之利害”，“令人忘利害之关系而玩之而不厌者谓之曰优美之感情”的性质十分相近。⁽⁴⁹⁾所以静安先生对于两种美之立论，虽然多取自康德之说，然其心目中对于优美与壮美之体认，则未始不也曾受过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阴柔与阳刚之说的影响，这一点也是十分可能的。(www.xing528.com)

再就第三点静安先生衡量文学作品内容之价值观而言，则其独重伟大之人格的一点，当然与他自己之一意追求人格之完美的性格有关，至于其特别标举出伟大人格之必以“不顾一己之利害”为基础，则一方面当然仍是对于中国旧传统中假借载道之说以欺世盗名的伪善文学之反抗，另一方面则也依然是受了叔本华《天才论》中反功利之说的影响。另外他喜欢在作品中寻求较高一层之哲理，欲透过作品中之个人来表现全人类之感情的一点，则一方面固然乃是由于他自己原来就是一个富于哲理之思致的人物，而另一方面则其立说之依据，实在乃是受了叔本华之意志哲学、康德美学中之趣味判断说，以及曾对康德之说加以发扬光大的德国诗人席勒之文学起源于游戏之说的综合影响。叔本华之意志论，既以为人生全为意志之表现，则个人之意志原可以代表全体之意志，此一点自不待言。至于康德之美学则曾将艺术分为三大类，其中之一类即为感觉游戏艺术，而席勒则将康德之说加以发挥而倡为文学起源于游戏之说，至于此种说法与静安先生批评文学作品之欲自个人之感情来体认人类全体之感情的影响关系，则静安先生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中，所引述的席勒之说颇可作为参考：

希尔列尔（按：席勒）既谓儿童之游戏存于用剩余之势力矣，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故其渊源之存于剩余之势力无可疑也。且吾人内界之思想感情，平时不能语诸人或不能以庄语表之者，于文学中以无人与我一定之关系故，故得倾倒而出之。易言以明之，吾人之势力所不能于实际表出者，得以游戏表出之是也。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一己之感情，彼其势力充实不可以已，遂不以发表自己之感情为满足，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自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故自文学言之，创作与赏鉴之二方面，亦皆以此势力之欲为之根柢也，彼等以其势力卓越于常人故，故不满足于现在之势力，而欲得永远之势力，虽其所用以得势力之手段不同，然其目的固无以异。⁽⁵⁰⁾

从这段话不仅可以看出静安先生之主张透过个人之感情以表现人类之感情的说法所曾受到的西方哲学之影响，而且有了这种说法，我们也才可以了解叔本华天才论中之反功利的说法，与他主张人生全为意志之表现的意志哲学实在也是相反而实相成的，不过常人所追求者但为“现在之势力”，而天才所追求者则为“永远之势力”而已。除了这些西方的思想以外，更有一点助成静安先生之好以哲理说词、往往从一首词中看出全人类之感情者，则实在也未尝不是受了中国传统的以比兴说诗的影响。在《人间词话》中他虽然一再表示对常州派张惠言之以比兴寄托来解释欧阳修、苏东坡诸人之小词的不满，讥之为“深文罗织”⁽⁵¹⁾，可是他自己之以“诗人之忧生”、“诗人之忧世”⁽⁵²⁾及“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之三种境界”⁽⁵³⁾来引申冯延巳、晏殊、柳永、辛弃疾诸人的一些词句，则实在也宛然仍是旧传统比兴说诗之方式，虽然他在后面曾自己说明：“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但这也正是常州派后期的批评家周济、谭献诸人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⁵⁴⁾的说法的引申运用，不过静安先生多以人生哲理说词，与常州派之以忠爱家国之感说词微有不同而已。所以在以广义的人生哲理作为评说一首词之依据的一点上，他也仍是同时具有西方之思想与中国之传统的双重之影响的。

最后再就其兼重内容与形式及其重视“古雅”之美的观念来看，则如我们在第一编之所分析，静安先生原来就是一位感性与知性兼长并美的天才，所以他之兼重内容与形式，以及他的重视天才亦不偏废修养，便自然乃是他这种双重性格的表现，至于他之在形式之美中特别标举出“古雅”二字以及他在叙述中多举中国古人之艺术与文学之作品为例证，则我们自可从其中看出他实在乃是完全受了中国传统上的文学艺术之欣赏态度的影响，而这种传统的欣赏则与他性格中之保守的一面也有暗合之处。不过可注意的乃是他却为中国这种传统的欣赏找出了西方思想的理论根据，全以康德的优美与壮美之特质来作为解说古雅之所以为美的依据。这一种论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实在可以说是崭新的开创。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静安先生早期杂文中所表现的一些有关文学批评的重要观念，其形成之因素实在乃是以他个人的性格为主，而杂糅着中国传统与西方思想双方面之继承和影响的。

过去曾经有不少人批评他对于西方哲学之体系并没有深刻之研究，如缪钺在其《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便曾说：

王静安对于西方哲学并无深刻而有系统之研究，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⁵⁵⁾

美国一位史密斯女士在她所写的《王国维的早期思想》一文中，也曾经批评他“对叔本华哲学的接受乃是全凭他主观的喜好，往往强调叔氏的某些观点而排斥其他”。又说：“他在西方哲学训练上的缺乏使他无法完全了解叔氏立论的根本。”⁽⁵⁶⁾他们的批评乃是非常正确的，静安先生幼年所接受的原来本是中国旧式的传统教育，他对于西方哲学只是由偶然兴趣之引发，完全由自修所得的一些片段的了解，并不曾受过西方哲学思想的严格训练，这些缺点是我们不能也不必为之隐讳的。然而可注意的乃是缪钺所说的“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及史密斯女士所说的“他对于叔本华哲学的接受乃是全凭他主观的喜好”的两段话，这便足以说明静安先生研治西方哲学的特色，原来就并不在于客观地研究批评，也不在于全部把西方哲学的理论体系介绍到中国学术研究中来，他的特色实在乃是就其自己之天性所近，从西方哲学中取得他所喜欢的一些概念，由之获致灵感而向自己内心发掘，假借这些观念来完成或表达他自己的思想或见解。关于他在这方面所特具的天才，缪钺也曾对之有所认知，而且加以推崇说：“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⁵⁷⁾史密斯女士也曾说：

从王氏的著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到，王氏的贡献乃是在哲学的研究中揭示了他自己的思想，而不仅只是重复别人的意见而已。⁽⁵⁸⁾

又说：

在他那么短促的接受西方哲学的过程中，他掌握西方哲学概念的能力是十分可惊叹的。⁽⁵⁹⁾

所以静安先生之对于西方的哲学思想，实在并非全盘之研究与介绍，而只是掌握某些他自己性之所近的概念来“揭示他自己的思想”而已。因此我们在讨论他的文学批评时，便也不能完全以他是否完全合于西方哲学之体系作为评判的依据，而当从他的继承和汲取中来分析他自己之思想见解真正成长的过程，我们之所以要从他早期杂文中所表现的一些概念来着手分析，便正因为这种分析乃是研讨他的文学批评之成长经过所当从事的第一步工作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