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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历程简析

时间:2023-05-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粤港澳合作不是新概念,它是大珠三角城市融合发展的升级版,是三地经济、文化、社会交流深入推进以及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对三地强化协同合作的迫切需求。因毗邻港澳,侨民众多,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外资被引入珠三角,促进了珠三角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珠三角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形成的萌芽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晋升为国家战略计划奠定了经济基础、制度基础与合作基础。

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历程简析

粤港澳合作不是新概念,它是大珠三角城市融合发展的升级版,是三地经济文化社会交流深入推进以及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对三地强化协同合作的迫切需求。从三十多年前店后厂的经贸格局,升级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有机融合最重要的示范区;从区域经济合作,上升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粤港澳三地合作发展经历了几十年的历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1.粤港澳初期合作:前店后厂形式的制造业垂直分工(1978—2000)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早在20世纪70年代,珠三角地区就开始尝试突破计划经济的探索。因毗邻港澳,侨民众多,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外资被引入珠三角,促进了珠三角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珠三角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珠三角地区很快成为中国内地发展最快、经济实力最强的排头兵。

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的制造业面临地价攀升、工资刚性上涨、成本增高、竞争力下降的巨大压力,这时恰逢中国政府推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一方针和政策的推动实施,使得香港当地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北转移,将珠三角作为其生产基地,助推了珠三角经济的腾飞。香港的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也得以迅速发展,从典型的“出口加工”为主转化为“多元化、服务化、国际化的新型经济体系”。在长期的合作中,粤港两地已经形成了互补互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经济合作关系,逐步形成了“前店后厂”式的合作模式。

在珠三角地区,由于土地租金成本低、拥有丰富低廉的劳动力以及优厚的政策支持,使得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这些加工企业的产品通过香港这个自由港源源不断输出,走向世界各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进一步融合,70%的大型工厂开始北迁,1991年香港工厂有4.9万家,1995年就减少到3.1万家。从产值比重看,1984年香港制造业占全部生产总值的24.3%,1989年仅为19.3%,1994年更是降为9.2%。[3]这种以优势互补为基础、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为特征的区域经济合作,不仅造就了珠三角“世界工厂”,而且也成功实现了香港的功能置换,使香港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转变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深圳经济特区因其陆地连接香港的便利条件,早期的飞速发展便是得益于这种产业转移。紧邻深圳的东莞和惠州的飞速发展,也是得益于深圳的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链升级以及产业互补。

伴随着经济特区的试验成功,1984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地处珠三角核心的城市——广州,在对外开放中,靠进出口贸易,“三来一补”[4]赚得了第一桶金。广州的发展辐射到周边佛山、东莞、中山、江门、珠海。这里江门与珠海因地域上距离较远发展相对较慢。珠海与澳门相连,澳门因其历史原因,地域面积较小,没有特别发达的重工业、轻纺业,经济实力比不上香港。因此,珠海早期的发展主要是靠经济特区的政策,而很少享受到澳门产业转移和产业链辐射的红利。之后,开放的城市越来越多,政策优势作用越来越弱,对于珠海后续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把这一区域的飞速发展模式称为“珠江模式”[5]。他认为:“珠江模式”的形成过程便是整个珠三角区域的乡镇企业发展过程,而珠三角乡镇企业发展则是多年来香港经济辐射作用的结果。这种各种企业遍地开花的增长模式也被称为“点式增长模式”。

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的多极化、白热化竞争已渗入大珠三角中核心城市——香港、广州和深圳。从“经济开放区”到“经济特区”再到“经济区”,大珠三角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发展思路的统一,在这一阶段也同时奠定了“整体经济模式”的发展基础,成为大珠三角合作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基础。这一时期,由于广东经济与香港经济的关联性也遭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呈现出广东与香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发展形势。

2.粤港澳中期合作: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产业横向整合(2000 — 2013)

进入21世纪,以我国加入WTO为标志,内地市场进入了全面开放时期。经过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珠三角地区成功走向工业经济,并面临发展方式和增长模式的转变。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形成的萌芽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晋升为国家战略计划奠定了经济基础、制度基础与合作基础。

2003年以来,大珠三角经济圈迎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突飞猛进,呈现出产业不断升级、产业结构不断完善、外向型经济继续走强的态势。各主要城市在发展中找准方向,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和更为科学的规划。香港完成了产业升级,稳定了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东南亚旅游中心和国际信息中心的地位。而深港的进一步融合竞争也让深圳找准了定位。(www.xing528.com)

在深港经贸融合阶段,香港对深圳的投资份额占深圳引进外资项目的75%以上,深圳日渐成为香港经济转型的核心基地。香港回归后需要深圳这座桥梁快速打通和内地经济的联系。而当时深圳作为唯一与香港接壤的城市,承担了内地和香港之间经贸往来的主要枢纽作用。随着香港转型升级的完成,深圳原有政策优势以及后发优势不再明显。同时,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深圳也开始呈现香港20世纪70年代同样的问题,面临着地价攀升、工资刚性上涨、成本增高、竞争力下降的巨大压力。在这一形势下,资本开始选择成本更低的区域,深圳的产业开始北移,造就了东莞的“世界工厂”和惠州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深圳开始寻求新的增长点——产业转型升级。对此,深圳市政府提出“第二次创业”的发展目标。在政府的“十二五”规划中,深圳市政府明确提出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生产基地,重点发展计算机、微电子通信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生物制药工程、激光技术等高新产业,制定了以最先进的工业制造为基石,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且使第三产业逐渐演变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这一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

广州作为广东的政治经济中心,多年来的发展形成了以汽车制造、石油化工和电子产品制造为支柱的三大产业。同时,大珠三角的会展业也以广州的“广交会”为龙头和切入点,依靠具有传统优势的机械制造产业基础,培育和发展了一批颇具品牌影响力的专业性展会,如深圳举办的高交会,东莞每年的家具、电子和服装博览会,佛山的年度陶瓷制品博览会,广东顺德的家电、家具和家装博览会,珠海的航空航天博览会等。

2003年,应香港的提议,香港和内地分别签订了“两个安排”:7月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6],2003年10月签订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上“两个安排”都在2004年1月1日开始全面实施。这两个安排文件的出台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开创了内地与港澳在“一国两制”方针下,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开展制度性合作的新篇章。广东紧紧抓住CEPA和服务业开放先行先试契机,加快服务贸易自由化、重大合作平台、跨境基建项目等重点建设,粤港服务贸易年均增长20%。这一举措开启了粤港合作的第二轮经济改革模式,关注的中心已经从传统的制造业开始转移到服务领域

首先,新的增长因素及增长点出现在“大珠三角”经济增长格局中。在CEPA推动之下,粤港澳三地在区域制度合作方面加大了力度,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步伐逐渐统一,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整个区域的运作效率提升,并形成积极参与应对区域外经济竞争的效应。鉴于此,三地均自觉开展区域内整体创新系统的建设和推进,不断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另外,由于服务业的监管制度宽松和政策的扶持,第三产业获得了飞速发展,逐渐演变成新的核心增长点。

其次,“大珠三角”区域内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格局在量、质、流向以及结构方面产生巨大变化。服务贸易投资大批涌进内地市场,港澳以及国际资本已经利用CEPA这个契机加大了对大珠三角区域的整体投资,此次投资的重点是扶持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产业结构在质量上提升,在分布领域上扩展。粤港澳三地联合做大做强第二产业,切实抓好服务业的质量以及比重的大幅提升。大珠三角的产业转型目标是“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重工业”。香港生产服务业转型向更高附加值的经济领域,开拓以资讯和科技创新为根基的知识型经济模式;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重适当提高;澳门地区的产业适度向多元化发展,对外贸易以及制造业的比重逐步提升。

到2016年,粤港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突破千亿美元。特别是2008年签署的CEPA补充协议五,国家批准对港澳服务业开放的13个领域25项政策措施在广东先行先试,开启了率先探索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新尝试,再次为粤港澳深度合作和扩大开放注入了新动力。此次签署的新协议,意味着粤港、粤澳将率先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同时也标志着港澳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关系从功能性整合逐步向制度性互动整合的模式,也同时标志着大珠三角的正式确立,粤港澳一体化合作进入一个全新的实质性的发展阶段,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粤港澳目前的合作:以宏观经济战略为依托的区域整合(2014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广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排头兵,要发挥好示范和模范作用,积极将广东经济发展融入国家经济战略之中。全面深化改革、“一带一路”倡议、供给侧改革、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等一系列经济转型政策的出台,都为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发展指引。

以2017年3月5日粤港澳大湾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为标志,粤港澳合作进入以世界级湾区为目标的经济共建时代。

21世纪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在经济层面,打造大湾区“经济共同体”,建立开放共享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减少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经贸壁垒,促进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分工,成为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最畅通、最活跃的地区。在社会层面,打造大湾区“生活共同体”,在社会、教育、文化、卫生、公共服务等方面逐步相互融合,融为一体,使湾区内全体居民都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成为人民富裕程度高、文明程度高、公共服务完善的区域。在对外层面,港澳在坚持“一国两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带动珠三角九个城市进一步在经济、社会等方面与港澳接轨、与世界接轨,尽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金融、贸易、服务、高科技、制造业中心,成为我国走进世界、联系世界的最便捷连接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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