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的优化选择

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超越国界，越来越广泛的经济社会活动被内在联结为一个整体，不是将之割裂，而是有必要探究逻辑一贯的方法论体系，系统、动态地考察世界运行规律及中国的参与合作方式，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

1.联结研究主题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重新回归、参与国际分工与治理体系，不同学科围绕不同主题展开研究，提出具有借鉴参考意义的观点及政策建议。然而，方法论的差异性也使各研究主题相对独立。回归世界的本质属性，整体、动态地把握研究主题及其关联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产业、空间、地缘关系等在国际交往过程中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国际经济学主要研究跨越国界的资源配置，国家是被区分为大国或小国的原子，彼此间的商品、要素流动规模、方向、动因、收益等成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减少跨越国界的制度或规章，来体现区域一体化的经济特征及福利效应。在国际经济学框架下，整体的世界被视为国与国关系的加总，地理区位、多国关系、不同国家的属性与利益诉求等并未纳入分析框架，地缘关系及其影响也视为外部因素。区域经济学或空间经济学中的区位、空间主要体现为要素资源禀赋、聚集主体有所差异的三维载体，生产、交换的关联性使区位、空间形成一定的关联性；同样，国家制度属性、地缘关系等因素并非研究框架内生因素。从国际关系及治理相关的研究来看，主要考察不同具体国家之间的多元利益、政治、外交等矛盾及其选择，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外生因素发挥作用。世界的复杂性，使不同主题通过不同的学科和方法论展开深入研究具有必要性；与此同时，世界从整体来看具有内在关联性，仅局限于不同学科视角，就无法把握不同研究主题间的关联性，并可能陷入割裂整体世界的误区。

第二，中国是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当前阶段的现实矛盾中参与并展开交往。跨越不同地区展开经贸联系最早可追溯到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随着基于自然资源禀赋基础上的商品交换种类增多、规模扩大、交换中心不断迁移，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范围渐趋广阔。随着地理大发现开辟远洋航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开启殖民体系的建构历程，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构成内部开放的市场空间，各殖民体系之间相对独立。起初，殖民统治的经济基础主要建立于自然资源及其加工制品的贸易流动，甚至包括奴隶贸易；随着威尼斯等地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手工制品成为贸易品。英国工业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登上历史舞台，一轮又一轮的科技产业革命促使生产体系不断分工，生产能力大幅攀升，使相对封闭的宗主国殖民体系市场很快面临需求不足的矛盾，宗主国间的市场争夺最终演化为两次世界大战，并以殖民体系瓦解、民族国家独立为结果。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两个平行市场，使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两个相对分立的区域空间内各自发展，并展开角逐。资本主义体系依旧表现出强大的生产扩张能力，分工细化到产业内部，产品的多样性及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并继续遭遇市场需求渐趋不足的制约；社会主义体系在计划体制运作下，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但同时面对生产效率不高、商品短缺的矛盾。最终苏联在改革未取得突破、外部军备竞赛和和平演变的共同作用下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统一的全球市场形成。虽然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道路上探索特色发展道路，但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的制度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且已经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生产过剩的矛盾依旧存在，且伴随着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兴起，将更为加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重新回归国际市场，并参与世界经济与政治当前阶段的矛盾运动。在不同历史时期，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属性与特征有着本质的差异，中国参与世界合作必须结合矛盾的阶段性、现实性来展开分析与探索出路。

第三，世界在矛盾运动中向前演进。不管是国际经济学，还是区域、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框架下建立起来的理论都贯彻了均衡思想。而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现实运行来看，并非趋向均衡的稳定态及均衡态的跳跃；而是表现为持续不断的演化，其中既包括矛盾运动带来的变迁，也包括矛盾自身的变迁。而且，矛盾也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领域的复杂关系，在现实的世界演进中，恰恰不是割裂各领域矛盾，而是需要探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特征，才能为中国参与世界合作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2.政治经济学框架提供系统动态的方法论体系(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分工与市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矛盾运动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并提供历史与现实逻辑一贯的阐释，这为中国参与世界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引。

第一，分工与市场的历史演进提供了世界市场扩张的物质基础。在自然分工基础上，社会分工逐步兴起，在生产与消费的循环往复中，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分工与交换规模不断扩大，世界市场形成将越来越广泛的地区联结在一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六册计划”中，世界市场位于“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之后，是最高阶段的组成部分，它是“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摆脱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61]。“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62]作为历史演进的结果，分工及市场并不以国界为约束，而是将不同国界的市场纳入同一个发展体系，“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63]不同国家和地区因处于不同分工环节和地位，而呈现各自的发展特点，并相互关联在统一的分工进化体系和世界市场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分工与市场历史演进的观点，将各国纳入统一的关联网络中，由此确定各自的定位与联系；并被纳入同一个进化过程，从而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分工与市场的互动，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张，这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界定了角色、方式与路径，并为其发展开辟广阔前景。

第二，占主导地位生产关系的属性决定了不同阶段世界市场的社会属性。世界市场并非纯粹的生产力及分工体系的扩张，更主要是受制于生产关系的拓展。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殖民体系在奴隶主、封建王权及贵族谋取暴利的驱动下，不断向未开发或落后地区扩张，并伴随着血淋淋的剥削与掠夺，资本开始原始积累。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兴起提供了强劲的生产力支撑，在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驱动机制下，“资产阶级超越出国家的界限”^[64]，世界市场前所未有地扩张与联结到一起；世界市场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基础与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价值上，或者说，建立在包含在产品的作为社会必要劳动的劳动的发展上。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对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65]。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驱动殖民体系强化统治到内部及彼此矛盾激化，多个殖民体系并存的世界格局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归于瓦解，两个平行市场兴起。继而，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不敌内外矛盾激化于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随着俄罗斯、中东欧国家普遍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扩张到更广泛的前社会主义阵营，并占据世界市场的主导地位。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社会动力和服务对象，任何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并非孤立于生产关系之外，而归根结底取决于与占据主导地位生产关系的结合方式。

第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使世界经济与政治在对立统一中实现历史演进。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基本矛盾的互动作用过程中实现历史演进。马克思指出，“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66]。而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即成为经济基础；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构成上层建筑。^[67]“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68]有何种生产关系，就构成何种经济基础，而上层建筑就从经济基础中产生，其内容、性质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其“天职”即根本职能，是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基础。在世界市场兴起的过程中，随着资本的国际化，国际经济组织等上层建筑亦不断发展，其中既包括跨国公司这类国际垄断组织，又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协调机构，还包括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经济一体化形式的发展。^[69]在人类社会兴起的不同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根本矛盾相互作用，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过程呈现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即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逐渐由原始社会，演进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作用特征，揭示了世界经济及其上层建筑运动的本质属性及根源，为经济与政治的互动规律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中国参与世界合作，既处于资本主义制度向国际垄断加速扩张的阶段，同时新兴生产方式又逐步崛起，这给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融入世界市场带来风险与挑战，并提供重大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