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后，口岸经济的辐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海周边地区乡镇经济的演变。一项以金山县市镇为中心的专题研究显示，上海开埠前，在以苏州为中心的传统商品经济体系下，金山县市镇依托其传统资源和传统商路，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苏州关系密切并因此纳入了江南乃至全国的市场网络。上海开埠并取代苏州成为经济中心城市后，传统市镇体系开始分化，部分市镇融入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得以继续发展，而朱泾等部分以传统手工棉纺织品产销为主业的市镇风光不再渐趋萧条。[1]同一时期，另有一批集镇则随着上海开埠并迎合口岸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兴盛。宝山县彭浦、江湾等乡镇村集颇为典型，民国《宝山县续志》载：
彭浦，道光十三年由大场、江湾、真如分出，地跨彭越浦，俗称庙头，市面狭小，南北一街长不及半里，广不足百步，商馆十五六家，以邻近闸北，又为刘河、罗店、大场等镇至沪之孔道，比年市况稍佳。村集潭子湾，在彭浦镇西南乡四里许，地濒吴淞江，又为彭越浦出口处，从前只有村店数家，今则厂栈林立，商铺日增，居屋多系新建，帆樯往来，运输便利，商业之进步远逾本镇而上之矣。
江湾，以虬江蟠曲象形而得名，故别称虬江，亦称曲江。地当上（海）宝（山）往来要冲，明嘉靖间毁于倭寇，市肆荡然，清初稍复生聚。迨五口通商，江湾一隅以逼近租界，南乡结一等图马路日辟，外人争租地杂居，经营商业，几与沪埠相衔接。市街东西长五里，南北广一里，以秋季棉布为最旺，大小商铺三百余家，水道则有走马塘之运输，陆道则有淞沪铁路之便捷，其骎骎日上之势殆将甲于全邑市乡。
村集天通庵，在江湾镇南十里，地跨芦泾浦，商铺二十余家，本一小村集，近以毗连商埠，有丝厂、染织厂等，市面日繁，几与上海商场无异，迥非曩时村集气象矣。屈家桥，在江湾镇南五里，沙泾之旁，为江湾至沪必经之路，有茶、酒、杂货等店七八家。谈家桥，在江湾镇西南九里，斗入彭浦界内，自民国五年开设同茂丝厂，并建市房三四十幢，铺户居民渐见繁盛，翌年筑通新闸马路，厂栈益增。[2]
民国初年，有人纵览宝山县境内诸集镇盛衰的历史过程后感叹：“综计三十年来，历时初非久远，而生计之丰约，一视地势之通塞为衡。自铁路通，商埠辟，或昔盛而今衰，或昔衰而今盛，非独市镇，即小而村集且然。”[3]1932年在上海县各乡镇的实地调查：“一切商业市面，多以上海市区商情为转移。”[4]可见近代上海的崛起，对所在地区城乡市镇格局的影响深刻。其生动地体现，“江南腹地对经济发展机遇的反应相当灵敏，并给了上海市场有力的支撑。经济利益的驱动，不到二三十年的时间，十府城乡几乎大半都卷入了外贸出口的热潮之中”；并说明“经历四百余年商品经济熏陶的江南人，表现出了应对挑战、抓住机遇的特殊潜力。只要旧体制稍微松动，提供施展身手的缺口”[5]，局面就相应大变。1916年，在华日本人的《大运河调查报告书》载：“平望不过是一个有数千人口的小镇，但因北通苏州、南通嘉兴、西通湖州、东通上海，是各条运河的中心，乘客上下、货物集散量不小，加上周围出产大米和蚕茧不少，因而这些产品的外运量也不小。在水道各处停泊的民船，大小合计有百数十只。”[6]
这类乡镇又成为整个城乡运输网络中，沟通与周边农村联系的节点。浙江平湖县，1896年就有王升记轮船局设立，“自平湖至上海每日往来，禀请专利十五年。是年冬，增海盐、硖石航线，次年又增嘉兴、新塍、乌镇航线”[7]。民国以后，还有上海多家轮船公司的长途班轮途经和停靠平湖。
表6-1 途经和停靠平湖的部分长途班轮航线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心、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人民政府合著：《浙北一座名镇的兴起——嘉兴大桥镇社会变迁》，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浙江湖州吴兴县，20世纪30年代有6条通往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定期班轮航线，即驶往上海的湖申线、驶往苏州的湖苏线、驶往杭州的湖杭线、驶往无锡的湖锡线、驶往嘉兴的湖嘉线、驶往长兴的湖长线。其下“吴兴各大镇市，如南浔、旧馆、织里、菱湖、袁家汇、双林、乌镇以及其他较大乡村，各有定班航船直通附近各村。船系木制，一二人搬橹，可坐十余人。……每日开行一二班不等，视航途远近而定，大约每晨由各乡村开船来镇，中午由镇返船；每日均有定时，来往尚称便利”[8]。江苏昆山县巴城镇，有分别驶往上海、苏州、常州、昆山等地的各类班轮，为便于辨识各条航线，各自都有名号，如沪锡、沪常、浒昆、张昆、常昆等航船。[9]
内河航运工具的改进，即轮船的运营和航线的拓展，连同原先就有的众多大小木帆船的输运，进一步密切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乡间的经济联系。太湖岸边的宜兴、荆溪，“百二十里达于常州府，百五十里达于无锡，西至溧阳九十里，东至浙江湖州府百四十四里，虽一苇可杭，顾风雨不时，往往停顿，或因以裹足。自光绪二十九年以后轮船通行，常、锡、溧阳、乌溪、湖州均即日可达，从此征帆如驶，商业日增，土产流出殆难数计，物价由兹骤昂，风俗因而滋侈，回溯光绪初年景象，未可同日而语矣”[10]。崇明富商王清穆1907年集资创办了朝阳轮船公司（后改称崇明轮船公司）并任董事长，在上海求新造船厂购造“朝阳轮”，首开崇明与上海间的轮船航班[11]；其经营“沪崇间行轮逾十年，以此船为较大，而速率亦较胜”[12]。
民国初年，松江县的脚划船从清末的40多艘增至百余艘，除了从松江县城到县域内各乡镇的定期航班，还开设了到上海、朱泾、张堰、青浦等地的定期航班，均可当天往返。此外，还有一些小型脚划船停泊在县城河边，可随时供人雇用。[13]1922年，崇明富商杜少如与上海实业家姚锡舟等集资12余万银元，开办永裕轮船公司，向上海合兴造船厂购置500吨级轮船1艘，取名“大运轮”，行驶于上海与崇明之间；1928年，又以18万银元添置快轮1艘，定名“大连轮”，亦投放沪崇航线[14]。同年，崇明轮船公司从上海求新造船厂添购一艘客轮，取名“天赐轮”，投运沪崇间；后又从香港购置一艘客货两用轮，取名“天佑轮”，也用于崇沪航线。[15]1932年在上海县的实地调查：
水路则轮船行驶浦江者，有闵南、平沪、沪张三轮船公司。闵南、平沪两轮船，均自上海起，经王家渡、塘口、杜家行、闵行、洙泾、新埭，至浙江之平湖止，航线长约一百八十里。沪张轮船，自上海起，经闵行、松江，至金山县张捻止，航线长约一百余里，交通最称便利。[16]
成书于1936年的《江苏六十一县志》称：“内河小轮则集中于上海、南京、镇江、吴县、无锡、武进诸处，各城市乡镇除偏僻不通水道者外，几于皆有小轮定期开驶。民船尤多，到处可通。”[17]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上海市内河轮船商业同业公会有会员30余家。[18](www.xing528.com)
1913年2月，杜锦祥、连锦棠等人集资在川沙设立协昌小轮公司，“租新吉利小轮拖带无锡快船，每日上午九时由川沙鼓轮，经由本邑（指川沙县——引者注）三王庙、陈推官桥，南邑（指南汇县——引者注）徽州店、牛角尖、北蔡，上邑（指上海县——引者注）严家桥、六里桥，而至上海，停泊董家渡。下午二时，由上海循原路驶回川沙，停泊西门外吊桥南首，平均载客五六十人”。次年因客流量大，又集股增资扩组大川小轮股份有限公司，添置船舶，“逐日两轮，一由上海驶至南汇，一由南汇驶至上海，皆绕道川沙，而在上海仍泊董家渡，南汇泊于东城外吊桥。其路线所经停船搭客地点，为南汇、四团仓、祝家桥、六团湾（以上均南境）、川沙、三王庙、陈推官桥（以上均川境）、徽州店、牛角尖、北蔡（以上又均南境）、严家桥、六里桥、上海董家渡（以上均上境）。上海上午九时开行，下午七时到南汇。南汇上午七时开行，下午五时到上海”。载客多者400余人，少者100人以下。1915年2月，又有“南汇凌季潭等在上海以平安公司名义，加入老公茂轮船局，试行大北汽油船，继又添驶裕和小轮，逐日轮流来往，其南汇至上海路线与大川同”。[19]同年11月4日《申报》载：华商裕新号的“裕和”、“裕安”2艘轮船“均起上海迄湖州，经过浦东、川沙、南汇、松江、平湖、嘉兴、硖石、海宁等处”。
内河小轮船的运营，推动了沿途一些小城镇的崛起。地处上海远郊的青浦县练塘镇，“四面皆水，为吴越分疆之要点，松沪西北之屏藩”，民国初年其“镇东太平桥左右为米市，上海米舶及杭、湖、常熟之来购米谷者多泊焉；镇东新街至轿子湾，西界桥至湾塘，每早市，乡人咸集，舟楫塞港，街道摩肩，繁盛为一镇之冠”。[20]在与上海有定期班轮通航的青浦县朱家角镇，米市繁盛，当地所产青角薄稻米闻名遐迩，沿漕港两岸的米厂、米行、米店有百余家。每年新谷登场，河港几为米船所壅塞。镇上商贸各业兴盛，其中小有名气者，南货业有恒大祥、宏大、涌源来等，茶食业有雪香斋、涌顺昌等，绸布业有永泰元、恒大、高义源等，百货业有广生祥、全丰洽等，国药业有童天和、张广德等，酿造业有鼎义顺、涵大隆、义成泰等，腌腊业有顾义隆、大盛等，地货业有东来升、恒茂等。此外，镇上还有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商店的分号，其经营的日用工业品均直接来自上海等地的总店，且批发零售兼营，成为上海西南郊连接周围乡村的一个商贸集散地。[21]
南汇县闸港口镇，“为邑西南境门户，向来商店寥寥，近自轮舶通行后，商市大增，百货都有”[22]。上海县陈行，“本乡航船逐日往返上海者，陈行二艘，题艘、塘口各一艘。由周浦往返松江，道出本乡者四艘。光绪季年，闵南公司创办内河小轮，往来上海及松江、平湖等处，道经塘口。初则暂泊浦面，以小舟接载旅客，风涛殊险。后就塘口市北公地建筑轮埠，人始称便”[23]。地处上海两北两翼内河船只进出港要道的闵行、黄渡，客货船过往频繁，如“闵行为沪南通衢，各货以上海为来源，杭、嘉、湖等属为去路，通过居多”[24]，城镇经济活跃，“有小上海之称”[25]。《上海乡土地理志》记述：“闵行为本邑首镇，地当水陆之冲，户口殷阗，商业繁盛，距县治约六十里许。地产棉花多于粳稻。风俗素称朴实，近亦渐趋浮靡。水道有小轮，陆路有汽车，交通颇便。”[26]1928年的实地调查载：
陆有沪闵长途汽车往来其间，水有轮船行驶浦江，虽无火车、电车等设置，而汽车、汽船、人力车等络绎不绝，交通便利，邮电信件瞬息可达，闵行镇市廛栉比，工业振兴，商贾辐辏。[27]
浦东杨思的周家渡至浦西的董家渡，“有小轮往来，为南柘公司所设立；距周家渡里许，有白莲泾镇，镇中船埠甚多，缘该镇为入浦之孔道”[28]。浦东三林乡，“王家渡南，有浦益轮埠，民国五年招股建筑，由闵行至上海之小轮，至必停泊”；塘口镇，“街之西北浦滨，光绪三十三年建四达小轮船埠。南滨塘者名河南，即塘之北滩，茶馆、糖食店、竹行等之所在”；周浦镇，“街道回复，绵亘四五里。其东西街夹碱塘，南北街夹周浦塘。民居稠密，为南邑巨镇”[29]。浦东高行区，“自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外滩俗名铜人码头，乘市政府公用局渡轮，不到一小时即可达本区之东沟镇”[30]；二区五团乡大水桥船埠，“接送上川南汽车、轮船外，长班轮船二艘，转运航船六艘，均达上海船埠”[31]。位于上海远郊的朱家角镇，也因内河小轮船的开通而闻名遐迩。清末民初时商业之盛已列青浦县之首，为周围四乡八里农副产品集散地。抗日战争前，镇上商贾云集，以北大街、大新街、漕河街为商业中心，从一里桥元号油厂至东市街梢，街长3华里多，店铺林立。[32]
1921年，“经营杭州以北运河航运的航运公司，有戴生昌、招商局、正昌公司、立兴公司，以上四家的总部设在上海；宁绍公司、长杭公司、庆记公司，以上三家总部设在杭州拱宸桥；通利公司、久安公司、泰昌公司，以上三家的总部设在嘉兴；交通公司、通源公司，以上两家的总部设在湖州，共十二家。在杭州以南钱塘江及宁萧运河方面，有钱江公司、杭诸公司，以上两家的总部设在杭州闸口；振兴公司，总部设在杭州南星桥；越安公司，总部设在萧山县的西兴；永安公司、利运公司、美益公司，以上三家总部设在宁波，共计七家。各公司设有小轮船出发和回到的停泊处和营业所”。在杭州以北的运河上，小轮船航行的起点主要有杭州、嘉兴、湖州三地。杭州以南钱塘江及宁萧运河上，杭州南星桥、西兴和宁波三地为小轮船航行的起点。其中，杭州拱宸桥至上海的航程为432华里，湖州至上海的航程为360华里。这些小轮船除运载旅客外，还拖带货船，“运输的货物以上海过来的为多”。[33]
表6-2 杭州拱宸桥至上海航线（1921年）
资料来源：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表6-3 湖州至上海航线（1921年）
资料来源：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第240页。
与此同时，穿梭往来的内河小轮船和木帆船，将长江三角洲各城镇乡村更便捷地联结起来。即使在有铁路经过的县乡，内河航运也因其价格低廉和招呼方便、停靠点多而继续运营，在松江县“自沪杭铁路开车，小轮船之往来松沪者无法营业，惟因船资取费较廉，乡村中人犹乐就之。凡苏州、杭州、盛泽、张堰、平湖、湖州等班小轮船，经过松江者，必于米市渡得胜港口岸稍停，另有拖船接送上下旅客，再有拖船载客送至竹竿汇、秀野桥两处登岸”。[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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