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与开埠精神：客商的仕宦情结

仕宦情结是“客商”的一个典型特点，是不同于其他商帮的明显的价值取向。“晋商”“徽商”等传统商帮都有官商联结的架构，但同“客商”的性质不一样。其他商帮与官府的关系多少有些迫不得已。传统中国是一个“蔑商”的国家，商人的经营活动不仅得不到政治、法律的保护，在社会文化层面，也得不到支持，所谓：“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但在传统社会，商人要生存发展，必须有官场的保护。中国的财神形象很能说明这一点。财神，在我国不同地方不同行业的造型不同，形象来源和传说也不一样，有的说是玄坛真君，有的说是赵公元帅，也有的说是土地神，还有的说是布袋和尚、端木赐（子贡）、范蠡、关羽、韩信等，但不管是谁，财神穿的都是官服。这一点必须肯定：财神是官，拜财神实际上是在拜官！这种体制和文化背景就形成商帮和官场之间非常隐秘而微妙的关系。由于传统商帮的地域及经营内容不一样，同官场的关系在本质上也是各异的：“晋商”早期主要是军需供应（粮食、木材、马匹等），后期是发展金融业，因此在行为上“拜”官，但在骨子里是“傲”官的；“徽商”生意以两淮盐业、丝绸、大米、茶叶等为主，直接同官场打交道，所以似乎很“媚”官，但价值取向是崇儒“蔑”官的……这些传统商帮的领袖人物，即使做官，但一般不会弃商从政。比如“徽商”中声名显赫的代表人物胡雪岩，有布政使衔，穿黄马褂、戴二品红顶戴，但这些官衔是为其做生意服务的。胡雪岩一直将自己定位为商人而非官员。“客商”不一样，他们有深厚的仕宦情结，经商发迹后，大都政商结合，而且“商”是为“政”服务的，有的甚至弃商从政。

“客商”的仕宦情结可以从两个方面解析：一是文化因素，仕宦情结是客家文化的体现；二是特殊背景，海外“客商”的从政，可以说是其开埠精神的延续。

从文化因素讲，“客商”的仕宦情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根源：首先，客家先民的祖先大多是中原缙绅。客家人崇先敬祖，就是因为祖先的功业，而功业的核心是仕宦台阁、功绩显赫。衣冠南迁后，客家人建的宗祠、祖屋，上面的堂号大多是家族的郡望，堂联是仕宦功业的艺术表达。所谓郡望，就是祖先发迹显赫的地方，也就是祖先仕宦扬名的地方，比如黄姓的“江夏堂”、李姓的“陇西堂”、徐姓的“东海堂”等。有的直接以祖先的官位作为堂号屋名，比如“大夫第”“司马第”“太傅堂”“京卿第”等。这种生存与生活环境的教育，潜移默化，形成客家人对于仕宦的尊崇感。“戊戌六君子”的四川客家人刘光第就是典型案例。刘光第太高祖于康熙年间，由福建武平县的湘坑湖迁居四川富顺县，几代人都生活在艰难的景况中。尤其是其祖父“独丁其穷，晚年殊酷”，“隆冬犹衣败絮，寒不可支”，“饥则断莱菔叶蘸于青椒之臼而啖之以代饭”。[1]后来，依靠伯父、父亲经营小杂货铺，家境才稍有好转。然而好景不长，伯父及父亲先后过早去世，家道再次中落。未成年的光第及其弟妹，依靠寡母抚养，日子过得实在艰难。“食常不买生菜，两三月一肉，不过数两。中厨炭不续，则弟妹拾邻舍木店残杈剩屑以炊……每用三钱买豆花，举家判朝夕食以为常。”[2]即使艰难至此，其母仍谨守丈夫生前的叮嘱，“人生何必多财，但得有勤读书耳，则乃是活宝矣”[3]，更加着力督促光第兄弟读书上进。据光第日后回忆说，“（母亲）识字不多，而最喜儿子读书”，“光第十四岁，从管先生读书里中，先妣命必归宿，尝夜分瞑坐榻上以待。管先生功课严，光第三更归来，鸡初鸣，必起温书，先妣尝按时呼之，无一误……是时家乃愈窘，先妣至卖屋而买书焉”。[4]当时，亲朋戚友中有人出于同情劝其母：“不如让光第去习贾。”其母不以为然，说：“刘氏忠厚之日久矣，今家门当否塞，是儿颇不恶，不读书发名，其何承先志哉，儿父在日命之矣！”[5]其母真是客家妇女的典范，真正体现了“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子女缴出身”的客家民风。

“客商”基本上是因为不能参加科举，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做官才去经商的。因此，“客商”经商发迹后，尽量通过捐赠进入仕途，实现先辈传承的人生发达理念。(www.xing528.com)

其次，客家文化秉承儒家文化，是儒家文化的一种延续。儒家文化既是一种宗法文化，也是一种仕宦文化。儒家文化讲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即：要使美德昭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完善了，然后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整顿好了，然后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然后天下平定。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儒者的最高理想。《孟子》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从根本上看，儒家讲的，无论是“王道”还是“霸道”、“圣”还是“王”、君子之道还是天人合一，都是领导人的，具体地说，就是做官的学问。然而实际上，科举的道路是一种高成本、强竞争、有风险的人生选择，于是又出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而达观的态度相互结合补充，几千年中主导着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客商”开始经商时，是“穷则独善其身”，发迹后，有了财力和社会影响的支撑，就有了“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仕宦是一种必然的文化惯性选择。

再次，科举时代，客居地文化教育很发达。以“客都”梅州为例，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载，南宋绍兴年间，“闽人方渐知梅州，尝谓‘梅人无植产，持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自宋时始，梅州参加科举人数就常领先于全国，至清代更达到鼎盛。“文风极盛”，是清雍正朝将程乡县升为嘉应州的理由之一。清乾嘉年间，嘉应州每年参加秀才考试的就有1万多人，读书人占总人口的1/3，在全国首屈一指，这里还多次出现“五科连解”（广东乡试接连五科第一名均为嘉应州人）、“一科五进士”“父子四进士”“三代三翰院”等盛况。清代状元吴洪督学广东时，盛赞梅州“人文为岭南冠”。据统计，清朝近300年间，嘉应州程乡县（梅县）共考取举人621名，内有解元15人，进士89名，数倍于其他各州。清乾隆《嘉应州志》云：“士喜读书，多舌耕，虽穷困至老，不肯辍业，近年应童子试者万余人……”而嘉应州的大埔县文风则更盛，宋元进士4人，明进士5人，举人33人，清翰林15人，进士49人，举人265人。当时客家人崇文重教的目的并不是治学，而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为仕宦从政打基础，做准备。如客居地流行的一首儿歌《一张台》：“四四方方一张台，年年读书（我）也来。你读三年唔识字，读三年进秀才。”“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有这样的地域传统与文化，自然容易形成“客商”深厚的仕宦情结。

从时代背景看，海外“客商”的从政，可以说是其先辈开埠精神的延续。因为早期以及近代南洋“客商”生活的时代，东南亚各国以至于南太平洋地区尚处于开发期，包括社会文化的建设、人民素质的提高、地区与国家的治理等，在这些方面，当时的“客商”以深厚的文化素养、宽阔的视野、和平发展的态度团结甚至于领导当地人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到现代社会以后，社会发展的主题同以前不一样，不再是垦荒教育，而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发展与平衡问题。政治与贸易关系的处理已经成为社会管理的最高层面内容，这时，“客商”及其子弟登上政治舞台，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他们当年开埠精神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