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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关系扩大与现代经济恐慌的多重表现

时间:2023-05-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与现代资本主义接触后,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或急或徐的发生了变化,相应着,传统的经济恐慌形态,亦改变了原有的内容和姿态。但依照着我们现代经济的全面分析,资本主义恐慌的必然性、规律性及其一般性,仍不可能从中国经济组织内部发展呈现出来。市场关系的扩大,不但不能使它这诸般特有的性格更进一步发挥,竟引起相反的结果,那是需要从长讨论的,且先把中国现代经济恐慌的诸表象,画出一个轮廓。

市场关系扩大与现代经济恐慌的多重表现

与现代资本主义接触后,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或急或徐的发生了变化,相应着,传统的经济恐慌形态,亦改变了原有的内容和姿态。但依照着我们现代经济的全面分析,资本主义恐慌的必然性、规律性及其一般性,仍不可能从中国经济组织内部发展呈现出来。同时,以前当作封建经济恐慌范畴,在中国特殊表现的较大的广袤性,较有节奏的必然性和循环性,却反而在市场关系日形扩大的情形下,被支离歪曲或痉挛起来了。市场关系的扩大,不但不能使它这诸般特有的性格更进一步发挥,竟引起相反的结果,那是需要从长讨论的,且先把中国现代经济恐慌的诸表象,画出一个轮廓。

首先要指出的现象,就是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依天灾、战乱、农民大批离村以及失业、破产、饥饿等事态来表现的经济恐慌,似乎就不曾离开过我们。一种慢性的经常化了的病症,使我们习惯了,好像那不是生理的反常,而是原来就不健全的孱弱体态。尽管我们是所谓“以农立国”,但作为这种“立国”基地看的耕地,由一八七三年到一九三四年的60年间,中央农业实验所曾在一九三五年的《申报》上,发表其所增面积仅及1%;而在此60年间的后半期(由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三四年),且没有增加。可是在另一方面,耕地变为荒地的面积增加率,以一九一四年为100,一九三〇年就已达到了323的境地。“垦荒与保熟”,实已不是在战时才应提出的口号。也许仅从耕地面积的增减上,还不一定能看出慢性恐慌的真面目。我们前面提论到的,农业经营的逐渐零碎化,一般农民所使用的简单农具,亦不易更新补充,以及愈到晚近,尽管天灾战乱在大量减缩人口,而米、麦、粉面等食料品,却在大量进口的事实,说明了我们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是在如何经常化的减退。然而,这种带有原始性的恐慌现象,很容易为其他更明确表现在市场的现代型恐慌所掩蔽。许多人甚且以为后面这一种恐慌,一旦被阻止了,解救了,经济就在好转,就在复兴,这显然是一种错觉。

其次要指出的现象,就是愈到晚近,我们的经济恐慌,就愈表现出一种二重性:它一方面尽管像在不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变动而一直在为它自己内在的灾难所困厄着,同时,却又愈把它的恐慌,当作国际市场或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恐慌中的一个部分,而有机的发生成长起来。显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或所谓产业复兴,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无所益助,往往且是以牺牲中国经济来作为其营养,可是,它们的经济恐慌,却又会在转嫁意义上,加重中国已有的经济危机和困厄。本来当作原料生产地及商品和资本销纳地的中国,由于国际资本作用下商业活动的结果,某些部门或区域的农产物,特别是那些已经作为输出对象而专业化了,或单一栽培了的农产物,愈加对于国际市场,对于需用它的国外产业,发生了密切的依属关系。一旦国外产业不况,由是引起了作为其原料品市场的疲滞现象,在这些从事专业化,单一栽培化了的农产物,特别是丝、茶、桐、大豆落花生棉花、烟叶等等种植的农民大众间,立即就会由输出的激减,而诱发出广泛的失业破产危机。而同时,在货币关税白热战的场面下,我们几乎要从多方面忍受牺牲。我们原来可输出的,受到妨阻了,而国外大量堆积着霉烂损耗的过剩品,却很轻易的从中国无力保护的沿海关口泛滥进来了。不但如此,它们在国内找不到用途的过剩资本,更趁着商品泛滥进来的机会,把“投货”同时转形为“投资”,借以利用中国更多失业者的低廉劳动,更可能压下价格的低廉原料品,乃至在政府财政日益困厄下,更便利取得的种种商工业特权了。就因此故,在中国大都市方面表现得颇为深刻的经济恐慌中,同时并不难发现一些像是反常的繁荣景象,我们可以由是联想到中国经济恐慌的另一种性格了。

最后要指出的现象,就是我们的经济恐慌,因为有上述那二重性在交互作用着,它的表象,就格外显得是参差的,多面的,颇不明确的。在依存于国际市场的情形下,依然表现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依然不能忽视自然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表现着过去社会经济恐慌的生产不足,和表识着现代恐慌的生产过剩现象,居然同时在我们同一国度的同一生产部门经常的存在着。比如,在战前的数年间,“长江一带的农民,因谷物下落,弄得非常贫困:就在一九三二年各省米价下跌百分之三十,一般都称说这是‘丰作饥馑’,但在广东方面,因年年食粮缺乏,每年由九龙、汕头等地输进外米达一千四百四十万担。又华北小麦的囤积很多,那里各铁道沿线所堆积着,就不下一千万担,而上海方面的,每年都输进大量的外麦”[1]。还有,我们的茶已因世界市场的不况,生产过剩了,市面甚至输入有锡兰、印度、爪哇的货色。生丝生产过剩了,日本、印度的丝及丝织品,却源源大量的进口。广东、江西各地已苦于蔗糖生产过剩了,南洋、日本等地的同一产品,却在全中国泛滥着。这许多生产的不断的输入,应该理解为国内生产的不足,却竟因此造出了国内生产过剩的结果。设把视线集注到工业品领域,此种光景,还显得错综而离奇,中国人的产业在停闭破产,外人同部门产业,却不得其扩大而繁荣。恐慌的多面性,使它在时间的间隔上,在表现的内容上,几乎不易给予吾人以明确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印象

上面所述及的这几种恐慌表象,以及可以由此引起,但却为我们所不曾触到的其他诸般事体,从表面看来,似把我们传统的恐慌形态,改变得非常澈底了。但试一探询这种改变所由造成的原因,大家很容易把市场的扩大和变革,提供我们以很有力的说明。事实上,我们上面述及的恐慌诸表象,处处都关联到了市场关系,无怪许多〔人〕从这种流通过程着眼,说中国的恐慌,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商业的技术性的了。

我们诚然不能忽视这一观察方法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可借此究明这种观察方法,究竟能否探索出中国经济恐慌的基因来。

主要从技术的商业的观点来看中国经济恐慌的人,当然是把他们立论之键,放在有关流通过程的一列事实上。不能统一调节市场,是他们的出发点,他们并还在这种前提认识下,把不能执行保护关税,不能展拓合理交通,乃至不能统一货币,也算作诱发经济恐慌的有力原因。我们原不否认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恐慌所由形成的直接间接因素,但问题是看我们在怎样的关系上,去理解去辨认它们可能作用的范围及其限界。(www.xing528.com)

从流通的观点出发,我们的市场关系,确是显出了一种异样的无政府状态。前面述到的中国恐慌中表现的多面性,一面供应国际市场的单一栽培化的农产品,发生过剩,一面作为国内主要必需品的食粮产量不足,已经是够支离了,但就在食粮上,其一地域的过剩产品,竟不能供应国内其他地域的不足,而使其由国外得到供应,这看起来是非常滑稽的。设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的市场关系,却又应当视为是极其自然的。

严格的现代型的国内市场,根本就不曾在中国存在过。事实上,中国邻接外人的边区地带,它们各别与邻接国所结成的市场关系,就比较它们与内地乃至与彼此相互间所结成的市场关系,真不知密切多少。比如,东北及山东、福建等省之对于日本,外蒙、新疆之对于俄国,西藏、广东之对于英国,云南、广西之对于法国,或者东南滨海各省区之对于南洋、荷属东印度、美属菲律宾、日属台湾、英属香港、马来亚,其来往交易之频繁而容易,却非它们对内的市场关系所可企及。慢说边区边省,就是内地各省间的相互联系,亦无法构成一个可以作为物品集散流通的中心市场。原来市场集中关系所由形成的脉络,最关重要的是交通,其次可以数列货币。中国陆上水上的新式交通,差不多都是外国资本建筑的,自然都不免是为外国资本服务的。上述诸边省几乎各别建筑与邻国有相连的铁路,由滇缅铁路,而滇越铁路,而广九铁路,而安奉铁路及以前的中东铁路,都是这样建筑起来,也都在这样作用着。其他内地仅有的几条铁路,殆无一不是作为那些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铁路的延长,而沿海及内河的输运,则又大体可视为它们陆路交通的联系或补充。因此,我们的这种性质的交通愈发展,我们的市场关系就愈支离。但国际资本分别控制中国市场,支解中国市场,除了交通工具以外,还使用货币这个手段。在它们控制下的铁路沿线地带,都各别在行使它们的货币。但关于这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前面述及的中国货币的诸表象就行了。货币权及交通权被把握在它们手中,它们自然很方便依照它们的需要,来调节进出口贸易,而不能依我们的需要来调节进出口贸易了。这是长江各省过剩的米,不能得以阻止安南、暹罗、台湾各地之米的输入,华北各省过剩的麦,不能阻止美国小麦面粉输入的原因。至若国际资本除了在中国各边境地区分别控制中国各地市场之外,它们还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同一大都市中,用它们各别攫取的种种经济权,按照它们各别对于制造品及原料品的需给程度,在贸易上,乃至在其他如金融汇兑等市场上,尽量发挥其操纵的能事。这一来,中国就不但无法调节自己国内的需要供给,且也不能由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单独依照它的需求,来予以调节。市场关系愈错杂愈分歧,而由是导来的恐慌,当然也会显出极其参差的多面性。

不过,交通、货币以及其他经济手段的被控制,是要关税权被控制,才能有效的发挥其对于商品运动,从而,对于市场关系的操纵作用的。中国的关税权,一直就不曾完全自主过,极低的最高关税率的限制是被取销了,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债权,主要是把关税及交通作为担保,而同时关税收入,又差不多是中国战前财政支出的最重要来源。这种错杂的财政资本关系,就使国际资本对中国关税政策,保有极大的发言权。亦就因此之故,它们相互从事关税战,因而相互无法推销的过剩制品乃至原料品,就行所无事的向中国市场泛滥了。许多人认定:产业没有保护,是中国经济恐慌所由造成的最明显原因,在这一理论逻辑上,是不为无见的。

但如其反问,外国有了关税壁垒,为何也发生恐慌(事实上,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税壁垒,已经是当作恐慌的结果表现着,虽然那同时又被看作是恐慌促进的原因之一)?那不是说明:关税能否切实采行保护政策,与恐慌能否根本防止,并无重大联系?不错,这样追问,是还有极大的躲闪余地,而最科学的论辩,也许就是中国型的恐慌,原本就和现代型的外国恐慌,是不同的种类,具有不同的性质,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这正好是我们所期望引出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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