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乡土意识形态的机制：重构思维方式

传统中国社会具有上层与底层相互隔绝的特点，其意识形态也具有一体化中相互分离的特性。中国共产党之得以通过“宣传下乡”，改造千百年以来形成的乡土意识形态，并建构起新的意识形态，其突出特点是将宣传工作延伸到底层社会、延伸到人的灵魂深处，从而打通上层与基层、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精神通道，建立起一体化的相互联系的精神意识网络。这一特点体现在一系列宣传工作机制之中。

1.宣传组织宣传工作由人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重要原因是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组织体系。

中国共产党是以军事武装斗争取得全国性政权的。军事斗争是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也主要集中于军队中。而作为武装斗争专门集团的军队同时也肩负着宣传动员的使命。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泽东在总结红军长征时高度概括了军队的宣传功能，认为红军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红军走到哪里就将革命的道理带到哪里。西部地区距离国家政治中心遥远，甚至与世隔绝，正是红军力量的进入，才使西部地区农村得到政治动员。

宣传功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功能。政党组织延伸到哪里，宣传工作组织就延伸到哪里。伴随着“政党下乡”，不仅农村党组织领导人高度重视政治宣传，而且设立专门从事宣传的机构并配有专门人员。特别是在1960和1970年代，党的政治宣传组织一直延伸到农村最基层的生产生活单位——生产队。生产队除设立主管生产的队长以外，还设立政治队长，专门负责政治宣传和教育。除了党组织外，为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也担负着宣传工作。

为了动员、改造和重建乡村社会，中国共产党经常从乡村社会外部下派工作队进入乡村。工作队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进行宣传发动。因为毕竟农村党组织成员生活于农村，先天具有传统的乡土意识并无时无刻不受到乡土意识的影响。而来自乡土外部的工作队受乡土意识影响较小，且主要功能是传递党的意识。通过工作队改造和重构乡土意识可以起到特殊的作用。工作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宣传下乡”的重要力量。每到中央有大政方针出台，都要向乡村下派工作队进行宣传动员。如土地改革时期有“土改工作队”，人民公社时期有“‘四清’工作队”“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改革开放以后有“小康工作队”“新农村建设工作队”。仅仅是“四清”运动，全国就有150多万各级干部参加工作队。这些工作队都具有做宣传动员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其重要任务是将党的意识从外部“灌输”到乡土社会内部。

2.宣传形式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中，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形式。

标语口号是“宣传下乡”的重要形式。标语口号是用生动、简明、易懂、醒目、针对性强的文字表达所要宣传的主要思想，其特点是“直截了当，一目了然”。农村民众的文化知识较少，在1949年前，90%以上的农民是文盲。他们不可能接受和理解深奥的政治理论。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成员来自乡村社会，他们也知道农民的接受理解能力有限。因此，标语口号成为宣传教育的重要方式。正如毛泽东所说：“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这些标语口号的内容都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体现着党的意志。各个重要时期的标语口号都有所不同。如土地革命时期是“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土地改革时期是“土地回家”“农民翻身”。人民公社时期是“人民公社好”。改革开放以后是“致富奔小康”等。凡是党中央特别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时，标语口号就特别多。这种简明扼要的口号使农民容易接受和理解。特别是通过标语口号能够形成一种具有强烈感染力的社会舆论，引导农村公众，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共识。在传统社会，乡土意识主要是自我传递的，很少有外部性的影响，也很难形成一种对社会进行反复刺激的公众舆论。而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组织，特别重视以社会舆论改造、改变和影响人心。“宣传下乡”中的标语口号就是重要载体。通过这种公众舆论告知人们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如果不这样做则会带来什么不利后果。农村是“熟人社会”和“道德社会”，一旦自己的行为偏离标语口号的范围，就可能成为公众舆论所不容忍的对象，受到社会排斥。所以标语口号尽管形式简单，但效果显著。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形象地描述道：“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他们的嘴上。”也正因为如此，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有些标语口号将所要宣传的内容推向极端，甚至流于简单粗暴。这种标语口号尽管具有震撼性，但也仅仅是外部性的威慑力，而不能延伸到人的内心灵魂。党的高层领导往往并不主张使用那种粗野极端的用语。

开会在“宣传下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传统农民来说，平时少有公共性的聚会。一般逢年过节时有一些本族、本村和本乡的聚会，但不具有政治内容。伴随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下乡”,“开会”这一现代政治形式被引入农村。“开会”与共同体议事性会议不同，主要承载着宣传教育的功能。“开会”有会议召集者，通常是党组织和受党委托的组织；有会议内容，通常是党和政府意志；有会议对象，通常是会议听众。正是通过“开会”，将党的意志传递给农村公众；也正是通过不断反复地“开会”，使党的意志深入到人们的灵魂之中。在革命时期，农村中普遍流行的是“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的说法。国民党税多，必然导致农民的反对。而农民的反对情绪则因为共产党“开会”而动员起来，形成组织性的反对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执政党仍然依靠“开会”输入自己的政治意志。如人民公社时期，“开会”成为生产活动的组成部分。“开会”与生产活动一样可以获得工分报酬。毕竟“开会”要比生产劳动轻松，所以能够吸引人们积极参加会议，尽管许多会议并不是他们所真正关心的。

大众传播成为“宣传下乡”的重要载体。传统乡村社会没有大众传播工具。村民之间的信息传递主要依靠口口相传。进入20世纪，尤其是1949年以后，大众传播工具迅速进入古老的乡土社会。其重要原因是执政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将政治信息传递到农村，以建构新的乡土意识形态。1949年后，大众传播工具进入乡土社会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50年代后期以“大字报”为载体的宣传方式。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在农村，要广泛运用大字报的方式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在整风整社中，广东农村贴出大字报1.2亿张”。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有线广播。“文化大革命”被发动者认为是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革命，宣传教育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此，在国家支持下，农村的有线广播发展迅速。在大多数农村地区，每家每户都有广播喇叭。广播内容除了少量当地农业生产活动安排以外，主要是来自中央的“声音”。正是通过一个个广播喇叭，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传递到农民中；也正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传播，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渗透到农民的心灵中。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村村通工程”。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依附其上的有线广播系统也不复存在，农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信息沟通相对缺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举办了“村村通工程”，其中之一就是使每个村都能接收到电视信号。由此每家每户都可以收看电视。而电视主要是由政府开办的，承载着宣传教育的功能。这种通过大众传播进行的文化整合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它可以将政党和政府的意志以便捷的方式迅速传递给农民。农民不仅每天能听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声”，而且能够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像”，从而大大强化了其党和国家意识。(www.xing528.com)

3.宣传活动宣传是通过一系列行为活动来影响人的思想心理的行为模式。“宣传下乡”过程中的活动有着鲜明的特点。

一是政治运动。政治运动是由一定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所发动与领导的具有明确的目的、严密的计划性和组织性的社会活动。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民众长期不知政治为何物的国度里进行革命和新社会建设的，政治运动是达致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方式。这种政治运动具有广泛性、群众性和经常性。早在1920年代，毛泽东就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普及政治宣传”列为农民运动成绩的大事之一。即使是建立全国性政权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仍然习惯于运用政治运动实现政治目标。如土地改革运动、合作化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而政治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发动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的过程。它规模大，参与性高，力量猛烈。正是通过经常性的政治运动，党的意志高强度地输入到乡村社会，以改造既有的乡土意识和建构符合党和国家意志的乡土意识。

二是心理引导。农民意识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很不容易。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能够很快改变人的表层意识，但难以触及人的深层心理。而这种深层心理才是支配人的行为的内在机制。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不仅仅借助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将党的意识从外部输入到乡村社会，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合乎农民心理特点的政治活动改变人的深层心理。

将广大农民动员到自己的领导下是中国共产党“宣传下乡”的重要使命，也是共产党获得和巩固政权的基础。为此，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采取均分田地、减租减息等方式，给予农民以经济好处来动员农民。但是，农民受数千年传统思想影响，并不敢获得好处，认为自己受苦是“天命”，是地主出租土地养活了自己。对此，共产党在“宣传下乡”中，以“算账”的方式解决农民思想中“谁养活养？”的问题。首先是启发农民“地主的土地从何而来？”。随后根据生产资料和劳动投入算账，让农民明白“穷人不种地，地主断了气”，没有穷人的劳动，就不可能有地主的富裕，是农民养活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农民，分地主土地和减租减息是理所应当的。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进行的天翻地覆的改造。在土地改革中首先必须建构起农民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但对于农村家族社会来讲，农民的家族亲缘意识往往强于阶级意识，因此很难建构起阶级斗争意识。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队以“诉苦”的方式建构和强化农民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在传统社会制度下，贫苦农民的“贫苦”客观存在。但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却被人们视为与生俱来和不可改变的“天命”，人们有“苦”也无处诉说，只能以压抑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工作队召集会议，让贫苦农民诉说自己的苦难生活。中共中央为推动土地改革，要求“各地报纸应多找类似《白毛女》这样的故事，不断予以登载，应将各处诉苦大会中典型的动人的冤苦经过事实加以发表”。在河北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农民群众在“诉苦”大会上“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越大，经过诉苦，群众的情绪高起来，斗争自然易于掀起”。正是通过“倒苦水”，将深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怨恨发泄出来，从而痛恨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压迫阶级和相应的社会制度，明确了自己的处境正是由阶级压迫造成的，因此获得和提升了自己的阶级觉悟，萌生和强化了阶级斗争意识。正如亨廷顿所评价的，随着城市的启蒙到乡下，“农民不仅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受苦，也认识到能够想办法来改变自己的苦境。没有什么比这种意识更具有革命性了”。在中国，“将个体的身体之苦和精神之苦转变为阶级苦、阶级仇恨，是在革命政权进入乡村社会之后才发生的，正是通过‘诉苦’、‘挖苦根’等技术的引导，才将农民的阶级意识挖掘出来，从而使苦难得以归因”。因此，“诉苦会，建构起了农民的阶级意识，使一直以来认为农民政治觉悟不高的观点显得苍白无力，诉苦攻心的方式，坚定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对新政权的认同”。

土地改革后农民获得了土地，成为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但中国共产党为了从根本上改造传统社会，很快推行集体化。这种集体化直接触及农民的小私有心理，并不为农民所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土地改革后不断开展政治运动，重要目的就是改造农民的小私有心理。在强化集体化意识的政治运动中，“忆苦思甜”是重要活动，即回忆过去的苦难，思念今天的幸福生活。农民的生产主要依靠历史积累的经验，其思维习惯于“向后看”，即与过去比较，在与过去比较中寻求人生的支点。同时，农民的生产方式高度依赖于自然，他们的收获和生活好坏取决于“天”的恩赐，因此具有强烈的感恩意识。“忆苦思甜”活动恰恰适应了农民的思维特点。通过回忆过去的痛苦生活，感受到今天生活的幸福；而今天的幸福生活则是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因此要感谢共产党并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

三是树立典范。传统中国是一个道德社会。这种道德社会往往是通过道德楷模来教化社会。所以皇帝会经常对那些符合道德标准的人物加以表彰，以此进行精神文化整合。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过程中，通过宣传各种先进模范人物，以树立典范影响社会是重要活动方式。在每个时期都会围绕党的主导意志和标准树立典范，对他们加以表彰，引导人们向他们学习。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中国农村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人民公社制度的好处受到质疑。正是在执政党领导层出现农村方针政策走向分歧之时，山西省大寨大队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依靠集体的力量不仅克服困难，而且取得农业丰收。这一事迹很快得到执政党最高领导层的关注，并成为农村集体化道路的典范，从而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1964年1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对大寨的经验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家提倡的。”自此，“农业学大寨”成为一场持续达10多年之久的政治运动。

四是思想斗争。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但党还要改造传统社会，重建新的社会。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得改造人的思想。特别是长期形成的农民意识并不是很快能够改变的。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除了以各种宣传行为影响人的思想意识外，就是伴随着政治运动对不符合党的意志的思想进行斗争。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行到高潮阶段，为了迅速推进集体化，同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用大辩论的方式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与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1960年代执政党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重要内容是“清思想”，与干部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四清”运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思想斗争方式更激烈。除此之外，各种政治学习也伴随着思想斗争。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在改造传统乡土意识，建构阶级、政党和国家意识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它将分散的乡村社会纳入到统一的精神文化体系中来，建构起农村基层社会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精神通道，使“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传统意识改变为“国与家相连”的现代意识。当然，由于“宣传下乡”伴随着政治运动，伴随着经济政治压力，因此也有一定限度。这就是人们往往更多的是基于某种外部性压力服膺某种思想，而不是基于内心的自觉。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后的“宣传下乡”出现了新的情况。如与人民公社体制相伴随的“开会”已没有以往的影响力了，从事家庭经营的农民对于开会缺乏积极性，许多地方出现了10多年不开会的“会荒”。大众传播传递的信息多样化，也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呈多样化态势。简单的单向的宣传“灌输”不再受欢迎。特别是来自乡土自身生产生活活动且曾经受到批判的乡土意识又迅速复活，如家族意识、乡土信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