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西的农业现代化中汲取教训

对传统农村社会来说，资本主义的闯入、经济的自由主义的引入、重商的社会关系都代表真实的灾难，是撕裂与扭曲农村社会的真正的社会催化剂。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

路 径 依 赖

人类社会在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过程中，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就是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理论认为，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指出，为什么所有的国家并没有走上同样的发展道路，有的国家长期陷入不发达，有的走不出落后的怪圈，究其原因，正是因为这些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历史长河中，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现象。

巴西的农业现代化，就是一个典型的路径依赖案例。自16世纪中叶葡萄牙在巴西建立第一块殖民地起，巴西就保持了大地产制，即少数奴隶主拥有大片广袤的土地，土地数量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有的奴隶主占有土地的面积超过了整个葡萄牙，还有的甚至等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面积总和。大地产制这一制度绵延数百年，牢不可破，即使到300年之后，巴西以非暴力形式从殖民者手中获得了国家独立，大地产制仍然原封不动地得到了保留。路径依赖理论认为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有其对利益和成本的考虑，一种制度形成后，就会形成某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现有的制度有强烈的要求，只有巩固现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永久获取利益，哪怕新的制度对全局更有效率。巴西大地产制背后的利益集团，就是那些掌握广袤土地的新庄园主。这些新庄园主从独立前的奴隶主，摇身变成独立后政府、议会、法院的官员，巴西有超过1/3的联邦议员就是庄园主。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次又一次地将广大劳动者希望通过土改获得土地的愿望扼杀在摇篮之中，就像巴西《请看》周刊的绝望陈述：“看到共和国总统签署大量征用土地的法令，人民会得出一个印象，现在要真的采取行动了，但这只是幻想，因为法院往往是农场主的盟友。”^[1]

从巴西暂时眺望遥远的东方农耕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越南等在内的国家和地区纷纷选择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再次回归东亚历史上传统的小农格局。从这点来看，土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似乎具有全球共性。

巴西殖民体制遗留下的土地制度深刻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并且最终让国民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和中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巴西经历了“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阶段。在工业化初期，处于资本极度稀缺状态的巴西采取了重工抑农的政策。为了给工业化提供原始资金积累，巴西农业政策聚焦优势出口农业以换取大量外汇，咖啡、橡胶、棉花等初级产品的出口外汇大部分被分配至处于优先地位的工业领域，用于购买国外技术、提升工业设备等。工业化的起飞将巴西带入了发展快车道： 1947—1960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7.3%；而1968—1973年的6年间，巴西迎来了战后的第二次飞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以上，在历史上被称为巴西“经济奇迹”。快速的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率的飞速提升，农民大量进城转换身份。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西的城市化率就超过了60%，然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却只有20%。也就是说，巴西走了一条过度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水平大大超过了工业化水平，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建设难以支撑源源不断流入的新城市人口。

巴西的过度城市化，是由农村的“推力”而非城市的“引力”而形成^[2]，而这股“推力”就与巴西殖民主义遗留下的土地制度息息相关。

巴西土地集中的基尼指数高达0.57，全国1%的人口掌握了46%的国土面积。由于土地的高度集中，以及“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下政府对农产品出口外汇的巨大渴求，国家农业优惠政策大部分都落在了大庄园主手里，中小农户处境艰难，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巴西的大庄园主精英们凭借手中的政治与媒体话语权力，操控政府农业政策，鼓吹唯有农业现代化，包括转基因农作物及规模化下的农产品出口才是巴西摆脱发展困境的唯一路径。在长期固化的发展思维导向下，巴西现代农业不断强化了规模化、技术化与资本化的发展方向，高度资本密集、大量机械作业的大农业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不断降低，加上大量的小农在与大农场的竞争中破产，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被排挤出来，被迫流入城市。由于城市集聚的新进城农民规模过大，农民从土地流出的速度过快，城市又无法给这些人安排就业与居住，于是困扰巴西及很多拉美国家的现象就出现了——贫民窟。

城市陷阱——巴西的贫民窟

巴西贫民窟的形成，起源于19世纪末奴隶制的废除。解放了的没有土地的大庄园奴隶们流亡到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他们选择在城里的山上建造低矮简陋的窝棚，插上树枝，糊上泥巴，铺上茅草，就能应付住下去了。进入20世纪后，巴西工业化的推进，加上大农业的挤出效应，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大城市。但文化知识和技术经验的缺乏让很多农民找不到工作，只能应付着打些临工，微薄的薪水让这些农民无法在城市定居，又回不去农村，于是他们加入了贫民窟的行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巴西的“经济奇迹”时期，大量的农民，还包括南美和非洲的移民也拥入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3.3%，贫民窟的人口增长更是超过了7%。然而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让巴西的工业化美梦戛然而止，工人大量失业，贫民越发穷苦，贫民窟这个城市肿瘤愈来愈大，卫生、毒品、暴力、黑社会等问题集中爆发。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曾经参观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他发出奇怪的感慨：“倘若在欧洲或者美国，这样的生存状态简直无法想象，但很奇怪，这种场景(在这里)却并不令人厌恶苦恼……我看到的每个人都善良亲切，每个人都乐观向上。”^[3]茨威格的感慨也许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相比于城市贫民窟的生活，巴西农村地区的情况要更为糟糕，农民的生活要更为悲惨。殖民色彩浓烈的大地产制使得大量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遭受大庄园主的各类地租的剥削，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加上20世纪中叶以后以资本化、规模化、机械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的挤出效应，大量竞争失败后的小农破产，成为无家可归者，数以百万计的贫苦人民只有迁移至巴西各大城市的外围地区苟延残喘。

社会冲突——无地农民的抗争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之歌^[4]

来吧，编织我们的自由

双臂使劲开垦大地

在勇气的庇佑下

展开我们的抗争

与弟兄姐妹在那土地上并肩耕作

来吧，举起拳头斗争

以群众力量建设未来

我们的故土永恒强大

由人民力量创造

举起双臂，挥写我们的历史

使劲消灭那些压迫者

竖起那鲜明的旗帜

唤醒那沉睡的故土

明天的成果属于我们劳动者！

我们的力量从火焰中释放

胜利的渴望终将实现

坚定地打拼斗争

自由故土，工人与农民

我们引路之星终将获胜

2017年7月的普通一天，超过1 000名巴西无地农民闯入了农业大洲马托格罗索州的首府库亚巴市的一个私人农场，这些农民一面高唱《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之歌》，一面高喊着“贪官们，把我们的土地还回来”。^[5](www.xing528.com)

这是巴西著名左翼团体“无地者运动组织”(简称MST)自1988年成立以来组织的几千次农民占领土地运动中的一次，这次的目标是时任巴西农业部长马奇的私人农场，这块面积高达5平方公里的大农场是由马奇的父亲创立，是马奇家族旗下的农场之一。除了农业部长的农场，MST还同时占领了巴西足协前主席特谢拉以及现任总统特梅尔好友利马·菲尔霍的农场，MST声称这次针对巴西高官的农场占领行动是要逼迫政府推进土地改革。

从MST身上，我们也许可以一窥巴西的土地制度遗毒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沉痛伤害。MST成立于1984年，是一个致力于采取非暴力改良手段，从大庄园主手中为失地农民重新争取土地，并逐步推动社会改革的全国性组织。1988年，民主化的巴西在宪法中规定贫民有权力占据荒废地、不耕种的土地，从此拉开了一段旷日持久的贫富土地之争。

时至今日，MST已经帮助25万个家庭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但这些成绩并非唾手可得，而是以暴力与惨痛的牺牲作为代价换来的。过去10年，超过1 000人在巴西的土地冲突中丧生，MST成员跟警察以及大庄园主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已经成为巴西司空见惯的日常新闻。

虽然起源草根，但如今的MST组织规模已经不容小觑。巴西27个州，MST活跃于23州，骨干2万多名，领导集体15—21人，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会议，每5年举行一次全国代表会。强大的MST除了时不时率领失地农民占领农场之外，还组织农民促进农业生产，建立有关生产、加工、贸易与服务的各类合作社，为无地农民创造工作机会。MST还创办了1 000多所共同学校和200多所托儿所，为失地农民的下一代教育提供帮助。

MST为失地农民的抗争为其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舆论支持，包括各类人权组织、宗教机构和工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曾经给其颁发教育奖。虽然MST的抗争显现效果，上百万的贫困农民从中受益，但MST始终认为，巴西的土地改革依旧是空中楼阁。正如MST的领袖施特德理批评的那样，如今的巴西几任政府实施的仅仅是居留政策，政府宁可从大庄园主手里购买或者充公部分土地，也不愿触及土地的根本制度，为的就是息事宁人，是治标不治本的政策^[6]，土地制度将一直成为巴西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贫富扩大——跨国资本与本地精英的联合掠夺

进入21世纪之后，跨国金融资本加快了掠夺巴西土地的步伐。巴西国土面积为8.5亿公顷，2006年跨国公司就控制了1.7亿公顷，比重高达20%，规模之大，让人震惊。

巴西劳工党执政以来延续了亲跨国资本的经济体制，执政党认为只有农业推行了资本化、规模化与机械化，才能实现巴西农业的现代化。然而，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带来的却是单一作物经济，以及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跨国资本，将巴西的农业转向了出口导向的大面积单一作物种植，在巴西生产的1.3亿吨谷物中，大豆和玉米就占据了1.1亿吨，高达3亿公顷的广袤土地用于养牛，以备出口。^[7]2000—2009年，巴西的初级商品出口贸易比重逐年上升，巴西经济再次沦落以初级商品出口导向的低层次结构。单一的作物种植结构，并没有给农民带来生活成本的下降，反而还加剧了口粮的威胁，许多基本口粮，比如小麦、大米、黑豆、豌豆和马铃薯等不得不依靠进口，小农的生存压力进一步加大。

跨国资本与大庄园主逐步结成同盟，大庄园主不断扩大土地面积，破坏环境，跨国公司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与机械化程度，获取暴利。相对的，小农在跨国资本与本地精英的双重挤压下，进一步被逐出农村，失业和贫困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加剧。

巴西农业现代化的教训，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所说的那样：“对传统农村社会来说，资本主义的闯入、经济的自由主义的引入、重商的社会关系都代表真实的灾难，是撕裂与扭曲农村社会的真正的社会催化剂。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到来，不管过程是威逼利诱，经由农民不懂的经济力量所驱动，或者是残暴地侵袭，经由征服或者政府之变更，农民都视如侵略，摧毁了他们的生活方式。”^[8]

生态溃败——热带雨林的蚕食

2005年2月的一件谋杀案引发了巴西国内舆论的极大反应，时任巴西总统卢拉非常重视，派了两名内阁成员及一个特别警察调查组负责调查此案。死者是一个叫多萝西·斯唐的美国修女，她在去亚马逊流域的一个农民社区参加聚会的路上，被路边窜出的两名凶手残忍地杀害。凶手在开了两枪把修女打倒之后，又朝死者背部和后脑连开4枪，以确定她必死无疑之后才大摇大摆地离开。

多萝西·斯唐是一名坚定的亚马逊雨林保护者，她于20世纪70年代来到巴西，成为保护亚马逊热带雨林和维护当地印第安人权益的志愿者。在当地人眼里，多萝西·斯唐是“亚马逊雨林的天使”，她是一位和蔼的女士，始终面带微笑，总是穿一件白色的T恤，上面写着“森林的死亡便是生命的终结”。当地的许多印第安人在听到多萝西·斯唐被杀的噩耗时，放声痛哭，虽然不知道凶手的身份，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肯定是农场主指使的。在一些急欲扩大土地面积的农场主眼里，这个不知从哪儿蹦出来的美国修女简直是断了他们财路的魔鬼，她不仅不断鼓动本地的印第安人联合起来反对砍伐雨林，多次阻止农场主兼并当地人的小块土地，而且还计划促使政府设立一个阔叶林保护区。这个“疯狂”的美国修女，显然触及了农场主的根本利益，在不断施以威胁恐吓无效之后，农场主们决定除之而后快。

事发两年之后，幕后主使、帕拉州农场主维塔米罗·莫拉终于落网，他供认联合了另一名农场主雇凶枪杀了多萝西·斯唐，他承认是美国修女妨碍了他们放火开辟土地，因此对她怀恨在心。

多萝西·斯唐的谋杀一案，激起了国内舆论对农场主为扩张土地而施以暴行的纷纷谴责。然而，这只是巴西雨林保护主义者因为保护雨林而被谋害的冰山一角，过去30年，共有772名雨林保护者遇害身亡，但最终只有9名凶手被定罪。

巴西是世界上拥有热带雨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破坏热带雨林最严重的国家。几十年来，以养牛和大豆种植为主的现代农业是巴西不断砍伐热带雨林的罪魁祸首。

过去40年，巴西的亚马逊热带雨林萎缩了将近20%，大量的森林被砍伐，取而代之的是一眼望不见边的“绿色沙漠”——养牛场和大豆种植农田，巴西热带雨林面积每年要减少至少两万平方公里^[9]，约相当于3个上海的面积。仅2001—2010年10年期间，巴西就一共失去了2.5亿亩亚马逊森林，换来的是巴西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牛肉出口国和排名第二的大豆出口国。

大豆和牛肉的出口增长，不断刺激着土地价格的上涨，还刺激着握有大量资金的跨国公司和大量土地的本地农业财阀不断扩大种养殖面积，加快破坏稀有的热带雨林资源。左翼劳工党出身的巴西前总统卢拉在竞选总统之前，曾经激烈批评高度集中的土地问题：“国家不论大小，都不会让任何人拥有超过200万公顷的土地！全世界都不会这样无理！唯有巴西。因为我们的总统懦弱无能，依赖来自农村右翼小圈子的几张选票。”^[10]无奈的事是，卢拉上台之后，土地集中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集中了。

肉牛的养殖和大豆种植的单一化发展，让跨国公司和本地农业财阀赚得盆满钵满，却把巨大的生态环境成本留给了公众。著名环境影响研究机构TRUCOST曾经出具过关于一份巴西农业的报告，该报告称跨国资本和农业财阀每从农业生产过程中榨取一美元的利润，公众就要为此付出20倍的成本代价，包括环境污染和土地退化。^[11]

根植于殖民地遗留下的大地产制，以资本农业为核心，规模化、机械化、出口导向化为特征的巴西农业现代化，加剧了农民从农业中的挤出，让农村成了农民“回不去的故乡”，在过度城市化后的城市经济危机中，农民只能流落到城郊接合处的贫民窟残喘度日。相反，少数人在农业现代化中赚取了暴利，跨国金融资本与本地大农庄精英勾结，在单一化的出口农业种植结构中赚得盆满钵满，社会冲突、贫富扩大、生态溃败，其各类潜在的巨大成本却让全社会共担。

笔者认为，巴西的教训在昭示“农业现代化”一词并非是绝对真理，因为“农业现代化”拥有众多路径，选择对了路径将摆脱发展瓶颈，选择错了路径则将跌入陷阱。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公平与生态环境，牺牲大多数权益、为少数人和大金融资本服务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就是巨大的发展陷阱，稍有不慎一旦跌入，恐将形成路径依赖，难以自拔，付出的代价将难以估量。

【注释】

[1]曾宪明： 《工业化： 城市化中的土地问题——以巴西为例》，《生产力研究》2011年第1期。

[2]曾宪明： 《工业化： 城市化中的土地问题——以巴西为例》，《生产力研究》2011年第1期。

[3]参见《巴西“贫民窟”是如何出现的？》，澎湃新闻2016年8月10日。

[4]参见薛翠： 《1984年以来的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澎湃新闻2016年8月18日。

[5]参见《把土地还回来！巴西上千无地农民入侵高官农场》，搜狐网2017年7月26日。

[6]薛翠： 《1984年以来的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澎湃新闻2016年8月18日。

[7]参见《外国资本正控制巴西的农业》，凤凰资讯2008年7月31日。

[8]参见薛翠： 《1984年以来的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澎湃新闻2016年8月18日。

[9]参见《对保护雨林的美国修女怀恨在心，雇凶杀人巴西农场主被处监禁30年》，青年参考网2010年4月23日。

[10]参见薛翠： 《1984年以来的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澎湃新闻2016年8月18日。

[11]参见《腐肉丑闻凸显巴西工业化畜牧危机》，网易网-中外对话2017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