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进展

由于产业集聚现象的复杂性和影响的广泛性，不同的学科和流派从不同的视角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研究与探索，形成了丰硕的产业集聚理论研究成果。对产业空间集聚现象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形成的区位理论。德国学者杜能（J.H.von Thüner）创立的区位理论主要研究产业活动在区域空间选择与分布，后经韦伯（Alfred Weber）、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勒施（Augusd Losch）^[18]等人的补充和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马歇尔是较早将产业集聚现象纳入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经济学家，对产业集聚的内涵、外延进行了界定，并初步探讨了产业集聚产生的原因——外部经济。古典区位论和马歇尔关于产业区的论述构成了产业集聚理论的古典基石。继马歇尔之后，产业集聚理论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涌现出了许多流派，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韦伯的区位集聚论、埃德加·M.胡佛的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新经济地理学、增长极理论、新产业区理论、竞争理论等。从发展脉络上看，产业集聚理论大致经历了从古典区位论到现代区位论，从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新经济地理理论，从内部规模经济到外部规模经济这样一个发展路径^[19]。以下对产业集聚的主要理论观点进行简要总结与阐述。

（一）区位理论

1.农业区位论

杜能（J.H.von Thünen）于1826年出版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孤立国》），从而奠定了农业区位理论的基础，标志着区位理论的产生。杜能设想了一个孤立的城市，城市的供应品由周围农业各部门提供。在市场完全竞争、各种经济活动和土地完全可分等假定条件下，农业生产各部门最佳布局的决定因素是与距离有关的地租和运费，根据市场到生产地间距离的远近及地租的高低，种植的产品类别会出现圈层分布的生产格局^[20]。杜能的农业区位论试图通过生产者个体的决策解释多种不同产品或行业在一个地区的地理分布现象，即微观层次上的地理分布结构。但是，杜能的模型依赖于一个外生的城市或中心市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经济中产业布局演变的内在机制。

2.工业区位理论

韦伯（Alfered Weber）在1909年发表《工业区位论》，创立了比较完整而系统的工业区位理论，并首次将集聚规模经济分析纳入到区位选择理论中。韦伯认为，区位选择的最佳位置由三个区位因子（Location Factors）共同决定，这三个区位因子分别是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和集聚经济。韦伯工业区位论的核心思想是如何对这三个区位因子进行组合，使企业成本最低。如果多个工厂集中在一起与各自分散时相比，能给各个工厂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节省更多的成本，工厂就会有集中的愿望，这就是韦伯所总结的产业集聚的一般原因。而集聚之所以能给工厂带来收益或节省成本，又有多种原因，如专门的机器修理厂、靠近原料供应点、大规模的劳动市场、公用设施、道路等有助于工厂生产成本的节约^[21]。韦伯的工业区位论表明，产业集聚的形成主要归于企业决策者对集聚所得的利益与因迁移而追加的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进行比较后的结果。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在西方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企业是否相互靠近和集聚一地取决于生产成本是否最低。韦伯的工业区位论认为集聚的产生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是企业为追求集聚的利益而自发实现的。但是工业区位理论仅说明了企业空间选择和集聚的基本动因，没有系统阐述其中的过程和机制。

3.市场区位论

以勒施（Losch）为代表的市场区位理论从最大利润原则出发，并将这一原则与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结合起来，认为最佳区位的选择标准不是韦伯认为的成本最小化，也不是收入最大化，而是收入和成本之差的最大化，即利润最大化。勒施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空间秩序》一书中，以市场不完全竞争为前提，试图将瓦尔拉斯的均衡经济思想引入到空间经济分析中，建立所谓的区位一般均衡模型。勒施认为区位的均衡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其一，对个体经济而言，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二，对整个经济而言，是追求独立经济单位数的最大化。也就是说，个体经济单位（如企业生产者）会把自己的生产区位选择在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地点，而消费者会将自己的消费空间选择在价格最便宜的区位点；但就整个经济而言，通常存在着许多竞争者，当新的竞争者加入市场中，各经济单位所占有的空间会缩小到自己的利益消失点，这样，经济整体内部存在两个力的作用，一个是对空间的获取，另一个是其他经济单位对空间的再夺取，各方的动机都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区位就是由这两个力的均衡所决定的^[22]。另外，在市场区位理论中，勒施提出了区域产业集聚和点集聚的问题，将区域产业集聚划分为产业地带和产业区。他认为，产业地带就是同类产业区的集聚，而产业区就是彼此相互分离的市场范围。勒施的产业集聚和点集聚的提出以及产业地带和产业区的划分，为后来的学者研究区域产业和市场结构奠定了理论基础。

4.最佳规模区位论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E.M.Hoover）在其1948年出版的《经济活动的区位》一书中，将集聚经济视为生产区位的一个变量，并把企业集聚产生的经济定义为某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所形成的规模经济。胡佛认为产业集聚区域是一种规模经济区，对任何一种产业而言，规模经济都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由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决定的经济；二是由单个公司（联合企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三是由某个产业在一定区位的集聚体规模决定的经济。他进一步指出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最佳规模，如果集聚的企业太少，则因集聚规模太小而达不到集聚所能产生的最佳效果，而如果集聚的企业太多，则可能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使集聚区的整体效应反而下降^[23]。区位理论重点关注的是单个企业选址和产业地理分布问题，以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强调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对产业集聚形成的作用，初步建立了成本、利润和空间距离度量的一般分析框架。

（二）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

最早对产业空间集聚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是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使用了“集聚”的概念去描述地域的相近性和企业、产业的集中，指出集聚能产生正的外部效应。马歇尔注意到相互之间具有高度专业化分工联系的大量种类相似的小型企业集聚在特定地区，并且把这些特定的地区称作“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马歇尔在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以收益不变、完全竞争假设为前提，认为地方性工业之所以能够在特定区域内集聚，根本原因是为了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收益。这一收益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第一，集聚能够促进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的发展；第二，集聚能够为具有专业化技能的工人提供集中的市场；第三，基于人力资本积累和面对面交流所引致的知识外溢^[24]。马歇尔从外部经济角度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后续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包括克鲁格曼等人的研究都受到了马歇尔研究方法的启发。

（三）贸易理论

1.绝对优势理论

现代的集聚理论延续了古典经济学中分工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延伸。从分工理论的演变、深化，可以看到产业集聚理论的雏形和渊源。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指出基于绝对优势的分工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促进经济增长。亚当·斯密目睹了工业化初期生产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所产生的效率。他认为，劳动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是经济生活的核心现象^[25]。斯密不仅论述了采取分工生产的方式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深入分析了产生分工效率的原因。他将分工分为三种：一是企业内分工；二是企业间分工，即企业间劳动和生产的专业化；三是产业分工或社会分工。其中第二种分工形式即企业间分工，实质是企业集聚形成的理论依据所在。正是因为这种分工，企业集聚才会具有无论是单个企业还是整个市场都无法具备的效率优势，集聚保证了分工与专业化的效率，同时还能将分工与专业化进一步深化，反过来促进企业集聚的发展^[26]。

2.比较优势理论

1821年，李嘉图（David Ricardo）以19世纪初的英国与葡萄牙的对外贸易为例建立了比较成本模型，他认为，种种因素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当存在比较成本差异的两个国家通过分工，专业化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以此相互交换时，两国的福利都可以获得提高，李嘉图模型表明一国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必有贸易利益所得。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经济学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也正是这个理论将空间因素从主流经济学中驱除出去，在空间理论的发展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消极的分水岭^[27]。李嘉图在分析时并未考虑运输成本问题，只是把运输成本并入生产成本中建立模型。按照这一理论，任何地区或国家总是会在一些方面存在比较优势，因此，国际或地区间的贸易总是必要和可能的。实际上，如果引入运输成本，国际或区域间的贸易就具有不确定性，如果运输成本大于通过贸易和分工所获得的收益时，贸易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各国或各地区就会倾向于各自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李嘉图用比较优势替换了空间运输成本，使得集聚理论赖以生存的空间因素在李嘉图模型中消失了。另外，李嘉图模型所定义的经济空间是一种基于土地自然属性差异的异质空间，他所指的区位差异仅仅表现在一般土地生产力上。这种基于土地生产力的差异与比较优势结合在一起，决定了产业的集聚必然是根据土地和劳动力的自然属性而分布的^[28]。

3.要素禀赋理论

20世纪30年代，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基础上，赫克歇尔（E.Heckscher）和俄林（B.Ohlin）讨论了比较成本差异的来源，认为比较成本的差异来自于地区间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带来的要素相对价格的差异，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提出要素禀赋理论（H-O理论），认为国家或地区的专业化分工和贸易优势取决于国家或地区的要素禀赋。俄林在《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中，对价格的空间或区域方面给予了充分考虑，对国内生产要素供应和运输费用的地区差别影响也给予了适当的考虑^[29]。然而，要素禀赋理论是用要素禀赋生产力差异替代了李嘉图模型的土地生产力差异，由要素禀赋差异所导致的产业空间分布仍然是由要素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同时囿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假设的束缚，俄林仍旧只能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处理产业的空间布局问题，即通过外生的要素禀赋（自然属性）来解释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的贸易和产业空间集中现象。但这种解释缺乏系统性，仅仅可看作是对产业集聚现象的初步探讨^[30]。(www.xing528.com)

4.新贸易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期，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受到了新贸易理论的挑战。新贸易理论认为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也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新贸易理论突破了完全竞争的前提假设，在收益递增、差异产品和不完全竞争等假设的基础之上，认为导致产业集聚的最本质的力量是规模报酬递增，其核心思想是：规模收益递增的厂商将会倾向于向少数地区集中他们的生产。因而，较大的地区，或者说拥有较好的市场通达性（Market Accessibility）的地区将会对于企业的生产定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即企业总是选择本地市场规模大的地区进行投资。这已经反映出新贸易理论或新经济地理学最显著的特征——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但不可否认的是，新贸易理论最大缺陷是决定产业份额的源头仍是外生给定的要素禀赋差异，忽视了内生的劳动力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同时，新贸易理论也没有解释相类似的企业为什么总是倾向于集聚在同一地区，从而导致地区的专业化生产^[31]。

（四）新经济地理学

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学者将空间因素重新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引发了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的复兴，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由此产生。新经济地理学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新贸易理论，该理论吸收了城市经济学、区域科学和经济区位论等有关空间经济的传统思想，以新贸易理论中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并与区位理论中的运输成本相结合，借助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S模型），构建了“中心——外围”模型、“历史和预期”模型和“区域专业化”模型，以寻求产业集聚持续发展和多重均衡实现及被打破的条件。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活动在空间上是否处于集聚状态，主要取决于促使产业地理集中的向心力（市场规模效应、充裕的劳动力市场和纯外部经济性）和削减产业地理集中的离心力（要素的不可流动性、地租和纯外部非经济性）二者中，谁占据主导地位；探讨产业集聚发生机制时，强调历史和偶然事件、路径依赖、累积因果效应等在产业集聚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32]。

（五）增长极理论

20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了“增长极”（Growth Pole）理论。佩鲁认为，经济空间有三种类型，一是作为计划内容的经济空间；二是作为受力场的经济空间；三是作为匀质整体的经济空间。每个空间由若干中心（或极、焦点）所组成。佩鲁从第二空间形式入手论述了增长极概念，指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在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在一种非均衡条件下发生的，因而产生了不对称关系，即一些经济单位支配着另外一些经济单位，存在“支配效应”。增长极理论认为，在地理空间中不断增长的产业呈现出强度不同的点状分布，把推进型产业（或主导产业）嵌入某一地区后，就会产生集聚经济，形成增长中心，以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33]。

后来，一些学者如布代维尔（J.B.Boudeville）等人，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进行拓展，推广到区域经济范畴。他们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某些具有优势条件的地区，如沿海港口、主要城市、交通要道和资源富集地等地区，这些首先增长的地区就是“增长极”，相关产业就在增长极空间内集聚，形成经济超前发展区域。这样增长极的含义就从增长着的产业转变为增长着的空间单位——城市等级体系^[34]。

（六）新产业区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区陷入了经济衰退与停滞，伴之而来的是社会劳动条件的严重恶化。然而，意大利东北部与中部地区、美国的硅谷和德国的南部地区等少数几个地区的经济却呈复苏甚至增长的势头，成功地战胜经济衰退。这些地区有多种多样的产业，不仅包括技术先进部门，还包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由于它们和历史上马歇尔所描述过的产业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些学者将他们归为一类，称之为新产业区。

首次提出“新产业区”（New Industrial District）概念的是意大利社会学家巴格纳斯科（Bagnasco），他将新产业区界定为：“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这些被称为新产业区的产业集聚区域都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企业间具有良好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发展模式为灵活性加专业性（Flexibility Plus Specialization），即“柔性专业化”或“弹性专精”，形成了基于竞争与合作的网络组织的产业活动聚集体。新产业区的形成有赖于区域产业分布、技术结构层次、文化和制度因素，而其基础则为产业集聚，即在一定制度背景下，处于同一价值链上的上下游企业（纵向）和属于同一产业的若干企业（横向）在特定经济空间的集聚，并且相互间持续地进行产品交易、信息交换、文化交融和学习交流。产业集聚是产业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新趋势，是产业效率驱动下所形成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其实质是创新因素的集聚和竞争动力的放大。新产业区也是基于合理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商在地域空间上所结成的本地化网络，是与本地劳动力市场密切相连的产业组织在地域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其柔性和弹性取决于企业间的竞争和协同态势^[35]。

（七）竞争优势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新的经济集聚现象，特别是同类产业的空间集聚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990年，波特的《论国家的竞争优势》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明确提出了“产业集群”的学术概念并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波特把竞争力的内涵引入到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的研究，并从竞争优势的角度研究产业聚集问题，认为产业的地理集中是竞争所致，聚集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波特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该模型概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四个决定因素^[36]，分别是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以及企业竞争与战略，这四个决定因素是相互制约的，它们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任何一种因素的薄弱都会限制产业升级和创新的潜力。产业集聚的作用就在于促进了这四个要素之间的互相作用，使“钻石架构”系统产生活力。上述四个因素由于在特定地域空间上的临近而相互增强。波特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产业的竞争优势，而产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彼此相关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来源获得竞争优势：第一，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力获得竞争优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关联产品的整体性。在一个产业集群内，企业相互之间容易形成上下游的配套关系，集群内厂商间的密切关联使得整体利益大于内部各个厂商利益之和。第二，集群有利于信息累积、传递与扩散，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技术的创新与升级；第三，通过鼓励新企业的形成，扩大并增强产业群本身来影响竞争。此外，波特还研究了政府在集群中的作用，为政府提供了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波特主要是从竞争力的角度来研究产业聚集现象的。在他的研究中没有严格的数理模型推导，只是以案例分析进行研究。但是他开创性的研究对产业聚集研究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八）根植性和社会资本

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格兰诺维特（Granoetter）认为，经济行为镶嵌于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之中，并将经济行为对特定区域环境关系（如制度安排、社会历史文化、价值观念、风俗、隐含经验类知识、关系网络等）的依赖性称为“根植性”（Embeddedness）^[37]。根植性是长期积累的历史产物，是资源、文化、知识、制度、地理区位等要素的本地化，是支持生产体系地理集中的关键因素。产业集聚的本地根植性一经形成，就有难以复制的特性。根植性对产业集群的积极影响表现在它能使产业集群形成独特的、其他产业组织形式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在持续的独特竞争优势作用下，产业集群就可以长期存在、持续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38]。

在产业集群中，社会资本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要素。科尔曼（Coleman）建议把蕴含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统称为社会资本，这些资源有利于形成协调与合作，以此来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鼓励专业化，增加在人力资本、物资资本和观念创新上的投资，并提高投资的绩效。自社会资本概念提出以后，许多学者都试图用它来解释各种产业集聚现象，如哈里森（Harrison）认为，产业集聚的出现是人际接触的需要，他强调新产业区并不是传统的产业集聚现象，它们之间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两种重要特征，即企业间的相互信任和经济关系在地方的、非经济制度中的根植^[39]。

（九）区域创新体系

英国学者库克（Cooke）首先提出了区域创新体系（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的概念，他认为区域创新具有相互作用及累积的特征，为了形成区域创新体系，需要社会文化以及空间接近或集中^[40]。瓦尔兹（Walz）认为，创新型产业趋向于区域集中，区域经济增长和区位优势源于这些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生产率持续性提高^[41]。创新体系可以降低创新活动中的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克服单个企业从事复杂技术创新的能力局限。因此，为了提高创新收益，创新企业需要在地理空间上与相关知识源接近，以便与之进行频繁互动来获取所需要的隐性知识，并且这种接近的必要性随着技术复杂性的增加而提升，那些涉及高新技术和复杂技术的创新活动尤其具备地理空间集聚的内在动力。区域创新体系理论表明创新是产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原因，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形成的最重要原因^[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