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23日，在上海棉纺织工业同业会年度董事会上，董事们指出了三个紧迫问题：信用紧缩、生产设备陈旧、花贵纱贱。
1935至1936年的信贷紧缩问题
在萧条时期，棉纱厂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信贷紧缩。在1935年初的结算之后，银行执行的严格贷款措施蔓延到行业的各个角落。一些纱厂被置于债权银行的直接控制之下，另一些则缩减甚至完全停止运转。
截止1935年6月底，国内40%的纱锭都处在闲置状态。虽然新的棉花作物刺激了几家工厂重新开张，但这些大多是外商纱厂。接近年底时，有近25%的纱锭和织布机闲置，而且大多仍是国内纱厂。纱厂主希望政府提供财政帮助。并且，他们同意与政府合作进行行业重组。
1935年3月20日，华商纱厂联合会提交了一份计划，要求成立政府保护下的棉业协会，并对棉纺工业进行重组。该计划指出，纱厂目前的机器和设备过于陈旧，导致效率低下、成本高昂。[362]“欲改进技术必从机件设备着手。惟是需费甚巨，尤非现时各厂财力所能胜任。此外，如营运之不合理，管理之未尽如法，非有强有力之健全机关，不足以统筹全局，而起沉疴。”联合会要求政府发行价值5000万元的棉纺工业公债。新协会将由财政部、实业部、棉业统制委员会（1933年由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的一个机构）以及华商纱厂联合会共同组织。[363]所有中国纱厂将都被要求入会。协会计划领导包括技术、设备以及管理在内的棉业复兴的所有项目。会员纱厂将会得到由公债提供的财政支持，并要求遵守协会的规章。[364]纱厂主迫切需要这种支持，这也是他们之所以会接受政府对行业的严格监控的原因。然而，政府发现自己无法发行价值5000万元的公债，因而建立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协会根本未能实现。
担负着实施棉纺行业改革任务的棉业统制委员会，制定了一项与纱厂主计划不同的计划。[365]其提案要求成立大华棉业信托公司，纱厂可以通过它进行融资、生产并集中销售他们的产品。大华信托公司将发行总额500万元的公债，其中200万元由中央银行认购，其余300万元由普通投资者认购。
信托公司的最初目的是将投资者吸引到棉纺工业上来。棉业统制委员会计划邀请管理良好的企业加盟信托公司。选出来的企业将通过信托公司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并且无需抵押他们的设备和工厂。甚至陷入困境的企业也可以加入信托公司，只要他们能够重新组织管理，使他们能够恢复生产不再拖延。棉业统制委员会企图降低投资纱厂的风险，同时减轻企业的利率负担。为了使会员纱厂的管理有成效，棉业统制委员会要求他们达到棉纱的质量目标，并且生产成本要能与日商在华纱厂生产的棉纱竞争。
棉业统制委员会还为信托公司制订了一项计划，以帮助纱厂取得用于资金周转的短期贷款。根据这项计划，棉商组织成便利原棉收购的几个机构，并按月为纱厂供应原棉。接下来，纱厂生产预定数量的棉纱和棉布，然后通过信托公司出售产品。委员会官员认为，信托公司不仅会使获得周转资金的进程变得容易，而且还使产品的买卖变得理性化了。另外，一旦信托公司负责管理原棉和制成品的买卖，将加强纱厂的信用度，金融机构也会发现提供短期贷款相对安全。虽然头几年政府会提供所需资金，但跟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相比，政府的财政支持毕竟会成为第二位的。
最终，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因为财政部不同意发行浮动公债。[366]我们在第七章已经说过，财政部对通过发行公债扩张预算是谨慎的。而且，也还不清楚政府是否有能力在不打折的情况下使公债浮动。由于迫切需要收入，政府打折销售公债并支付券面价值的利息。这些公债的高收益吸引了投资者，而这又导致减少了向实业的投资以及为这些公债支付高利率的必要。币制改革后，问题依然如故。1935年11月，上海商界头面人物虞洽卿，联合实业家聂潞生、荣宗敬、郭顺、刘鸿生呈请实业部敦促中央银行从金融市场上收回高利息政府公债，以鼓励一般投资者直接将资金投向实业。[367]但由于政府财政基础薄弱，这一冒失的举措并不可行。相反，1935年12月，财政部命令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降低利息。银行表示反对，指出他们不会执行这一政府命令，理由是利率跟货币供给波动、政府公债收益以及外汇汇率紧密相关。[368]
银行信贷依然紧缩，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更趋严重。[369]1929—1931年间，以投机为目的的信贷过分扩张对实业和金融机构都造成了伤害。信贷市场的僵局阻止了工业的长远发展。有人说，除非被房地产套住的大量资金能够开始获得合理的利息，否则上海的经济永远不可能恢复。我们在前面章节已经看到，上海实业与房地产所有权密切相关。很多企业的资本源自于地产，这些地产被抵押以获得资金流动性。1936年1月，估计约有超过2亿元的资金被冻结，既不能用来支付利息也不能偿还本金。[370]总的来说，业务正在回升，但大多数的交易都必须使用现金。[371]要恢复长期投资，必须使被冻结的资产流动起来。
在币制改革的计划阶段，政府宣布将建立一个抵押贷款银行。不过，它并不清楚怎样将拟议的银行运转起来。与此同时，不是政府，而是银行家组织——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和上海银行票据承兑所，试图增强如抵押贷款等长期贷款的流动性。[372]政府没有任何办法影响信贷市场。
产业结构的转变
得不到政府的财政支持，纱厂主们只好靠自己的力量来提高生产率。为了走出大萧条，长江三角洲地区纱厂，尤其是上海的纱厂，通过重组来改善生产方法和管理，引入纵向合并，增加细纱产量，提高效率。[373]
即便在萧条期间，纱厂生产也已从粗纱转向市场需求没有大幅下降的细纱。如表8.1所示，从1931—1933年，20支或高于20支的细纱的生产份额在增加，尤其是上海纱厂更为明显。上海的纱厂在1931年以前就已开始纺细纱。随着国内市场粗纱需求萎缩，他们继续转向细纱生产。与其他地区的纱厂相比，他们的细纱生产份额更大。[374]
表8.1 中国纱厂生产各种纱的比例，1931—1933年
来源：森时彦：《中国近代綿業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版，页400。
由于纺纱的利润降低，具备雄厚财力基础的纱厂采用了纵向合并的措施，通过增加动力织布机生产布匹。1930年，总数81家华商纱厂中有32家装备了动力织布机；五年后，总数95家中的47家拥有了动力织布设备。也就是说，纱厂从事动力织布的比例从1930年的39.5%上升到1935年的49.5%。一些工厂还从事印染和抛光。这种一体化的趋势在1936年得到加强，整个产业出现兴旺的景象。[375](www.xing528.com)
总体来说，在经济危机这几年中，中国纱厂的生产力有所增长。一位日本调查者发现，1924年后，特别是在1930年后，中国纱厂的生产力和劳动效率在许多方面都有所提高；平均每个工人所纺纱包数量从1930年的10.135提高到1933年的11.935；每个纱锭的纺纱量也在增加，从1930年的0.618包增长到1932年的0.650包，1933年有所下降，为0.598包，可能是因为工时减少的缘故。除了延长工时以外，一些设备的改进也有助于提高生产力。许多工厂，特别是上海工厂，开始使用电力。那些缺乏资金购买新机器的工厂，也对旧设备进行修复，这也增强了他们的生产力。[376]
尽管这些努力从长远来看提高了生产力，但在国内购买力恢复之前，棉业的复苏仍然缓慢。11月的币制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低汇率，导致了棉布进口的明显减少，国内棉纱价格随之迅速上涨，从10月份的每包177.66元上涨到11月份的195.47元。虽然棉纱价格上涨，但生产者仍然被较高的原棉成本所束缚。1935年，华北地区以及湖北、湖南等地，在播种季节出现了严重的干旱，摧毁了大部分作物。[377]而且汇率较低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印度和美国原棉的价格大幅上涨，而这又推高了国内原棉价格。[378]
受国内需求增加的影响，棉纱价格自1935年11月开始大幅上升，且持续了整个1936年。1936年的作物大丰收和农业出口的增加，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农村地区的购买力也因之提高。由于棉纱价格提高和布匹需求增大，一些纱厂重新开张了。[379]
然而，直到1936年秋，棉纺业的命运才算最终有所好转。由于棉花丰收，纱厂以较为优惠的价格取得了足够的原棉供给。1936年的原棉产量达到8485651包，比1935年高出60%。[380]此外，国内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使人担心供过于求，纽约棉花市场需求下降，以及中日关系的紧张导致对日出口的减少，所有这些都促使棉花价格下跌。随着原棉与棉纱价格差距的扩大，纱厂变得可以获得利润了。[381]自1930年代初开始，许多纱厂都处在债权银行的直接控制或严格监管之下。而此次棉纺业状况的好转和货币改革带来的轻微通胀，使纱厂可以清偿他们的债务了。[382]
棉纺业的复苏，似乎主要是通过企业家努力再加上币制改革后轻微通胀产生的积极影响取得的。但是，原棉产量的增加对棉纺业的复兴才是决定性的，而且政府对提高原棉产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改良棉花种植
1929后，中国原棉产量不再能够满足国内需求，1931年，棉花的进口数量达到高峰。政府担心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因而不愿意接受原棉进口。然而，很难减少原棉进口，因为中国原棉的质量不断下降。此外，只要棉纺企业转向细纱生产，他们就需要长绒棉，而长绒棉主要来自美国。因此，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棉产改进计划，尤其是提高美国品种的种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棉改良计划最初的资金来源于中美两国在1933年6月签订的“棉麦借款”。事实上，这项外国借款是中国政府在避免债务浮动的情况下筹集资金的唯一办法。[383]根据1933年6月4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5000万美元，其中4/5用于购买美棉，1/5用于购买美国小麦。三年内还清本金及5%的利息，并且暗示借款期限可以延长两年。[384]这项中美借款计划对两国政府来说都是重要的政治工具。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目的是要用这笔资金来解决农村的危机。借款合同签订以后不久，中国政府宣布，该项借款将仅用于发展实业、复兴农村、兴办水利、交通运输，绝对不会用于军事目的。对美国政府和美国财政复兴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来说，该项借款是被用来处理美国过剩农产品的办法。[385]但是，这些目标中都不包括棉纺业。不过，纱厂还是期望能在借款分配上分一杯羹。由于美国棉花比预期的更昂贵，纱厂无法获取利润。尽管中国纱厂在向中国政府提供资金方面发挥过关键作用，但他们并未因此获得多大的利益。
原棉交易建立在纯粹的商业运作基础上，三家美国贸易公司垄断了上海所有大规模原棉进口，负责运输并把原棉卖给纱厂。[386]纱厂通过中国政府指定的代理机构中央银行支付原棉款项。因为是集中支付，中央银行要交给美国5%的利息，剩下的钱归中国政府。[387]纱厂既没有得到利益，也没有被给予有利条件。
然而，美国棉花的销售量远小于预期。中国的纱厂主之所以对美棉感兴趣，是因为1933年初他们预计国内棉花会歉收。但事实上，1933年中国棉花获得了丰收，且产量高出正常年份的20%。而且，美国棉花要比中国棉花更贵。1933年，罗斯福政府实施了一项美国农业复兴计划，其中包括降低棉花种植面积和对棉农的财政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纱厂没有了购买美棉的动力。并且国内棉纱需求疲软，纱厂对大宗购买棉花迟疑不决。实际上，他们刚刚（在1933年6月1日）决定停止夜间工作，这使他们对棉花的需求减少了约40%。[388]
棉业借款的规模也从4000万美元最终削减到1000万美元。借款计划的失败带来强烈的政治影响：1933年10月，宋子文辞职。借款计划事件说明政府与棉纺企业之间存在分歧。政府在筹备从美国进口原棉的计划时，对纱厂的需求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过，政府成功地筹集到了用于改进国内棉花生产的资金。至少棉业统制委员会达到了这个目的。
棉业统制委员会在两个关键领域介入了农村经济：技术转让和扩大信贷。关于第一点，棉业统制委员会设立中央棉产改进所，并与省政府合作在湖南、湖北、江苏和陕西设立分支机构。每个分支机构都有一个种子培育站和种子分发部。委员会还研究新种子及其产量与中国农民种植计划和中国气候之间的关系问题。1934年，18000多公担的棉种被分发到江苏、陕西、湖北、山东和浙江；到1935年10月，约137.6万亩的土地上种植的都是改良棉种。除了增加产量，扩大美国长绒棉的种植面积对供应细纱生产也是非常重要的。到1936年，棉花种植总面积的一多半种植的都是美国品种。[389]因为棉花种植面积扩大，原棉产量迅速增加。[390]农民因为棉花价格相对其他农产品更有赚头而自愿选种棉花。棉花给农民带来更为丰厚的收入，政府也鼓励棉花种植。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再加上气候条件有利，1934年，原棉产量达到1100万担。但是，1935年，由于前文提及的春季干旱，尤其是华北地区，加上湖北和湖南两省产棉区有一半遭遇洪水，棉花产量只有819.7688万担，是上一年产量的75%。1936年，再次丰收，产量达到1450.8230万担。
由于产棉区扩大，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纱厂，特别是上海的纱厂，收购原棉的地方随之增多。不过，江苏省的原棉改进很关键，因为江苏供应着约60%的原棉。自1920年代末以来，因为种植面积和收成的减少，江苏省的原棉产量一直在下降。1924年，每亩产量尚为39.4斤，但1930年下降为12.6斤，1931年进一步下降到每亩8.2斤。江苏省政府对棉花产量下降、特别是对劣质品种种植的蔓延感到忧虑。被称为通海地区的长江北岸已经产出了高质量的原棉，其甚至可以被用来纺制20支纱。这些地区适合种植长绒棉。黄浦江沿岸生产的是国产短绒棉。省政府在棉业统制委员会的合作下，寻求扩大原棉的种植面积，改良最适合每个地区种植的原棉品种。三年后的1936年，该计划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棉花种植面积增加了36%，达到1040.1万亩，产量增长了3.8倍，达到242.6万担。总体来看，每亩产量增加了23.3斤。[391]
扩大农村信贷是棉业统制委员会的另一个焦点，并通过合作社达成了这一目标。[392]事实上，这两种做法密切相关；通过合作社，棉业统制委员会可以将从商业银行借来的贷款用于农村经济，然后监督农民，以确保他们把钱用于农业改良。由于银行与棉纺工业息息相关，其对农村棉产改进和棉纺工业最终复苏抱有强烈的兴趣。[393]现代银行通过合作社将钱贷给棉农，用这些资金资助原棉生产和销售。[394]例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量贷款给合作社用于生产原棉，[395]金城银行也将钱贷给河北和陕西的棉业改进会。[396]合作社收到贷款并将它们分发给农民。农民再将原棉交给合作社算是偿还债务。[397]这套做法对农民和银行都有利，农民可以获得贷款，银行也避免了卷入农村金融的风险。这一集体借款的办法也被用于其他类型的合作社。[398]
政府在拯救缫丝和棉纺工业方面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但它确实将有限的资金分配给了农业部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政府偏爱农业而非工业。不过，私人企业和金融机构也不会向规模宏大且存在风险的计划如改良农业投资，即使提高农产品质量在1930年代初对克服工业停滞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府改进农业生产的计划才显得不同寻常。这引起了另外一个问题：政府是否“控制”了农村？接下来的一节将说明，政府对农村的干预并不全面。关于政府恢复农村经济的努力，重点是要考查它针对1930年代初农村的大规模凋敝做了些什么。江苏省农民银行的活动可以说明，政府如何应对农村萧条并取得了哪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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