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到元朝，货币铸造的历程与演变

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历史上长期使用的金银等金属货币，也同一般商品属性一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二重性。这种金属货币，不可能大量发行，更不可能滥发。为了适应扩大商品流通的需要，纸币逐步代替金属货币。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只是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或凭证。

货币的职能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和世界货币。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就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商品生产者通过货币相互交换劳动产品，货币反映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历史上，货币是因商品交换而产生的，最早是以物易物，以后发展到固定一种物品为等价物，这种物品就成为货币。

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夏文化遗址出土的有海贝以及模仿海贝制作的骨贝和石贝，说明可能是交换媒介。商代，作为货币使用的主要是海贝和玉，同时还有仿制的骨贝、石贝、蚌贝、铜贝等用于流通，每五枚贝穿为一串，两串（十枚）称为一朋，作为计算单位。西周的货币除贝以外，已开始使用青铜，其单位是“寽”。铜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币的地区之一。战国时货币种类多，流通量大。各国铜币式样不一，齐燕主要是刀形的刀币，三晋主要是铲形的布币，秦国主要是有孔的圆钱，楚国主要是形似贝壳的蚁鼻钱。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货币，上币是以镒为名的黄金，下币是半两铜钱，圆形方孔的铜钱加工方便，不易磨损，又可贯穿起来携带使用，从而完成了货币形态的改革定型，通行了两千多年。

西汉初，货币由郡国铸造，也允许民间私铸。当时币面文为半两（十二铢），实际重量只有八铢、四铢，造成币制混乱。汉景帝为打击私商造币私营，下令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只准郡国铸币，但私铸未能禁绝。汉武帝即位后，改行三铢钱，实重与币面文一致，同时严禁私铸。后来又以五铢钱代替三铢钱，重如其文。但私铸之风不减，据说吏民因盗铸致罪死者达数十万人。汉武帝又改赤仄钱，仍未能稳定币制。五年后，汉武帝下令取消郡国铸币，收铸权于中央，铸造的新五铢钱名为上林三官钱。三官钱的工艺水平、铸造技术有很大提高，工序也比较复杂，有效地防止了伪造、私铸。新五铢钱稳定了币制，成为汉末的主要货币。至汉平帝时，总计铸造达280亿万余枚。

魏晋时期，货币混乱，实物交换再次流行。曹操下令统一使用朝廷新颁发的五铢钱，俗称魏五铢。因钱称重，许多人毁钱炼铜。朝廷因铜紧缺，难以继续增铸钱币，只得停止使用五铢钱，民间又实行物物交换。曹丕接位后，下令再次使用五铢钱。仅七个月后因谷贵又停止使用。此后，又实行物物交换，以谷子和布帛为一般等价物。因物物交换弄虚作假，官府打击仍不能止，朝廷又下令使用五铢钱，直到晋朝。

南朝刘宋期间，商业的发展对货币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刘宋政权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到宋文帝元嘉七年（430）设钱署开铸四铢钱，形制同于五铢。元嘉二十四年，又以一大钱当两（元嘉四铢）以防剪凿。接着，再铸四铢钱，其形制比四铢薄小。因此，私铸云起，杂以铅锡，以致物价上涨。永光元年（465），朝廷因民间私铸钱多，改铸两铢钱，但形制更小更差，盗铸之风盛行。朝廷不得已，一年后便宣布废小钱，也不再铸钱，专用古钱。就这样折腾了几十年，钱荒依然是钱荒。萧齐政权建立后，曾在西汉铸钱故址重新开铸，后因功费太多，停止铸造，钱荒问题仍未解决。南梁政权建立后，曾铸五铢钱，质量较好，与古钱并行。但不久，又铸女钱，质量就差多了。此后，因铜贵钱贱，更铸铁钱。由于铁易得，民间私铸之风盛行，造成物价上涨，交易以车载钱。后来又废铁钱，铸四铢铜钱、二铢铜钱，仍解决不了钱荒问题。南陈政权建立后，废铁钱，杂用大小铜钱。陈文帝改铸五铢钱，使用二十余年，是南朝流通领域中稍见平稳的时期。

唐初实行钱帛兼行，随着商品交换日益频繁，钱币需要大量增加。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国家开炉铸钱近百处，每年铸钱三十多万贯，直至唐末，共铸钱400亿贯左右。这些钱进入市场，大大促进了商品交易的发展。

五代时期，后唐铸元宝钱，直径九分，重三铢六参。后汉铸通元宝钱，直径一寸，重三铢六参。江南各国在钱币上多承袭旧制，设立了不少铸钱处，以监为单位，较为著名的有南唐三监。南唐李璟时，铸有唐国钱，其上文曰“唐国通宝”，又铸有大唐通宝，两种钱通用。

北宋时期，货币主要是铜钱，在四川通行铁钱，河东和山西则铜、铁通用。四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名曰“交子”，到北宋晚期，更名为“钱引”。北宋的货币流通额大大超过了前代，但在穷乡僻壤的商品交换中，也有以物易物的情况。南宋时期，铜钱铸造锐减，朝廷为阻止铜钱北流，逐步在与金接壤的淮南、京西、湖北等路设置铁钱流通区。南宋的纸币发行由四川扩大到全国，先后发行了行在会子、两淮会子、湖北会子等。行在会子以铜钱为本位，而两淮会子则以铁钱为本位。朝廷为解决财政危机滥造纸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南宋晚期，贾似道发行关子，取代会子，造成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元朝是中国古代纸币最盛行的时期。元政府统一发行纸币（通称“钞”），不限年月，全国通行。元代大部分时间内不铸造铜钱，并禁止用前代铜钱，除少数地区外，钞是唯一通用的法定货币。至元十一年（1274）以前，中统钞的印造数量有限，钞重物轻，币值稳定。后来攻宋兴兵，军费增加，又因灭宋后，即行钞法于江南，以中统钞换宋会子，因而交钞发行大量增加，还将各路平准用库府储本银尽数起运到大都，使民间无从兑换，交钞成为无本虚钞。这种虚钞流入民间，物钞比价上升十倍，钞值大贬。元朝后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事频繁，军费激增，只能靠多印钞解决，使交钞急剧贬值。各地皆以物易物，或用铜钱，公私新积之钞，遂成废纸。

明朝时期，商业发展，货币更为广泛，便发行纸币。洪武七年（1374），设宝钞提举司，第二年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并禁止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罪。但政府滥发纸币，钞价大跌。到正统年间，赋税征收金花银，禁用金银法律宣告失效。此后，商业大发展，白银成了通行货币，大宗贸易和零星交易都用银钱计价。(www.xing528.com)

清朝时期，白银和铜钱是通行的货币。到了民国，通行的货币是银元和铜币，并发行纸币，与银元挂钩。八年抗战期间，战争消耗大量财力和物力，国统区和敌占区都大量发行纸币（国统区为法币，敌占区为伪中储券），导致物价大幅度上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无法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迫使中央银行靠大量发行纸币来解决，并且越发越滥。1946年发行2．11万亿元，1947年7月发行11．63万亿元，1948年8月发行663．69万亿元。因此，造成市场法币泛滥，物价飞涨。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一比三百万的折合率收回法币，并实行限价。限价70天后，市场出现抢购风潮，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限价政策。币制改革失败后，市场物价如脱缰野马，一日数涨，一涨数倍，居民购物都要带上成捆钞票。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公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并按每10万元金圆券折合人民币1元的比率进行收兑，在5月28日到6月5日的限期内，共收兑金圆券35．98万亿元。但投机势力利用当时物资匮乏之机，掀起物价大涨风。政府迅速采取经济措施，组织商品供应，并采取行政措施，打击投机势力。到1950年3月，全国统一财经，物价基本稳定。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在物资匮乏的基础上进行的，长期处于紧缺经济状态，物价上涨压力很大。政府十分重视稳定物价问题，严格控制货币发行。1955年2月2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发行新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规定新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3月1日正式发行。这次新人民币发行的结果是全国物价相当稳定。由于控制货币发行，从1955年新人民币发行，到1978年的二十多年间，我国货币流通量只有220多亿元。改革开放以后，加快发展商品经济，货币流通量增加很快。1984年以后，每年增加200多亿元。1988年出现经济过热，货币增加额高达679．6亿元，造成通货膨胀。1989年，经过整顿，货币增加额回落到210亿元。2000年，我国现金流通量余额达到1．47万亿，占当年GDP的14．82%。2008年，现金流通量余额达到3．4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11．37%。2012年，现金流通量余额为5．4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10．53%。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货币供应量也相应增长，从1978年的220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47万亿元，增加150多倍。而现金流通量占GDP的比重则有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14．82%，降为2012年的10．53%。

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z）增加更快，2000年末余额为13．5万亿元，2009年末达到60．6万亿元，此后每年增加12万亿元左右，2012年末达到97．42万亿元。这几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z）占当年GDP的比重都在180%以上，是世界上最高的。世界各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80%左右，美国只有60%；日本高一些，为100%。在世界广义货币供应总量360万亿元中，我国已占到四分之一。我国为什么会有这样高的货币供应量呢？有人认为，这是我国货币超发。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构成来看，现金只是小数，主要是居民储蓄和企事业单位存款，也有一部分财政存款。在近几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中，各项存款都占到90%以上。我国的高储蓄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因素，世界各国都没有我国这样高的储蓄率，因而广义货币供应量也没有我国这样高。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是很低的，所以美国的Mz只占GDP的60%。日本的储蓄率比较高一些，因而日本的Mz占GDP的比重就比其他国家高一些。

我国的居民高储蓄率不利于扩大消费，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居民后顾之忧，以增加即期消费。同时，银行应充分利用富余存款，增加信贷规模，以利于加快经济建设。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对沟通工业与工业、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商品交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这里，货币流通必须同商品流通相适应，因而流通中的货币量就成为货币流通的中心问题。由于货币流通是在不断转手的过程中运动，一定的货币流通量可以多次为商品流通做媒介，因此，流通中的货币量实际上并不需要同待实现的商品价值完全相等。在商品价格总额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流通量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例关系，货币流通速度越快，货币流通量越少；反之，则货币流通量越多。马克思指出，货币流通量“取决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的平均速度”，是一个客观规律（《资本论》第一卷第142页），用公式来表示就是：

货币是商品流通的媒介，因而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但货币运动与商品运动并不一定同时进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使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在时间上分离开来的关系也发展起来。”（《资本论》第一卷第155页）这时货币就成了另一种职能，成为支付手段，是同信用关系发展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这种形式占据大规模交易领域，而金银铸币则被挤到小额贸易领域之内。”（《资本论》第一卷第160页）因此，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我国的商品流通情况来看，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大都是通过银行支票支付的，银行成为社会结算的中心。银行采取托收承付的方式，有利于扩大商品流通。但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相抵销时，货币就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资本论》第一卷第158页）而在实际支付时，往往由于经济情况发生变化而发生困难，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称为货币危机。在我国这种矛盾也是存在的，例如，在市场销售疲软的情况下，就会因商品销售呆滞而形成企业相互拖欠，使一个接一个的债务锁链难以抵销支付，形成许多三角债，从而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这个矛盾，采取必要的缓解措施。

货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转化为资本。马克思在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时说：“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首先只是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资本论》第一卷第138页）马克思指出的两种流通形式：W—G—W和G—W—G，前者是为买而卖，货币变成使用价值，后者是为卖而买，使货币循环流通，货币在运动终结时又成为运动的开端。马克思说：作为资本的货币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增殖。（《资本论》第一卷第173—174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样可以运用这个原理把货币转化为资金。在货币循环流通中，不可能始终不断地运行，其中常会间歇时间，这时的货币就成为间歇资金。想把这些间歇资金运用起来，就要发挥银行信贷作用。银行把各种间歇资金吸引到存款中来，再把这些资金贷给需要资金的企业，从而加速货币流通，充分发挥货币作为资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