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救国：道路的实践探索

税西恒回国十余年时间，身体力行开始实业救国道路的实践，修建了济和水力发电厂（简称济和电厂），重修了泸州钟鼓楼，创办了重庆自来水厂，合伙创办了多家企业，成为西南地区赫赫有名的实业家。

1.实业救国思想的形成

税西恒虽出生偏安西南一隅，但报国赤诚之心灼灼。青年时期的税西恒经历了维新救国、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转变。

小时候受“康梁”影响，少年税西恒认为维新道路是正途。在师友的启迪下，税西恒逐渐明白了维新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除此之外，维新派还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导致了税西恒对康梁一派渐渐地失望，感觉到清朝异族政权的腐败专横，他虽还未加入革命党，但已开始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

1911年，税西恒加入同盟会，并加入了京津同盟暗杀组，投入实际的暗杀行动中。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京津同盟会解散，税西恒即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民国初年，中国流行着一股主张以兴办实业拯救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这一思想发轫于洋务运动时期，盛行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在洋务运动时期，郑观应兴办实业，提倡“商战”，他认为发展商业能够富国，富国就能御侮，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张之洞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认为发展实业可以强国强民。他积极创办铁厂、兵工厂，并筹办铁路。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家和爱国人士纷纷设厂救国。状元实业家张謇创办了纱厂、面粉厂等多种企业，并兴办学校，希望实现以实业所得来资助教育，用教育来改进实业，凭实业发展而救国的目标。他认为，实业和教育是国家“富强之大本”。辛亥革命时期，各类报刊竞相宣传“实业救国”，并提出国家振兴实业重在收集才智之民归实业界、制定特别保护奖励法规，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实业救国”论。在“五四运动”前后，“实业救国”论依然盛行不衰。民族资本家大力提倡国货，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他们的共同口号是：“振兴实业，挽回权利。”1919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上海接见一批候轮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时谈道，“我们中国虽然已经推翻了清朝专制政体，建立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可是我们的立国基础还没有巩固”，鼓励他们投身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事业中。

同时，税西恒等立志报国的知识分子留学欧美，直接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发达的科学技术，目睹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的一场又一场战争，深切体会到战争实际上就是军力、财力的竞争，是国力的竞争，说到底就是实力的较量。因此，尽管国外的工作、生活环境极为优渥，但是税西恒等爱国知识分子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科学救国的学习目的，当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得知回到中国的航运开通，便毅然放弃了德国优厚的待遇，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四川。他先是在1919年担任成都兵工厂总工程师，在四川专门学校任教。然后又放弃大城市的舒适生活，选择回到地处偏僻落后的家乡——四川泸州，创建水电厂。从此，开启了他为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实业报国和科教兴国理想，为家乡建设服务的生涯。

2.实业救国道路的实践

纵观税西恒一生孜孜不倦的实业救国探索，修建济和水力发电厂（后改名为洞窝水电站）、创办重庆自来水厂是他最光辉的成就。济和电厂是税西恒归国后由中国人自主设计、修建的第一座水电站，至今仍在使用，在中国水电建设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本书的重点即详细叙述其创建的洞窝水电站。

（1）创办重庆自来水厂。

重庆是有名的山城，城市依山而建，道路高低不平，建筑错落有致。提到重庆，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山城“棒棒军”，可是在老重庆，曾经还有一个特殊的职业，叫挑水夫。重庆虽被两江环抱，但由于地势陡峭，市民用水十分困难。抗日战争时期，画家徐悲鸿画就了一幅刻画蜀地人民传统汲水的作品——《巴人汲水图》。徐悲鸿融合西洋画法的丰富艺术表现力，以巴人在山路阶梯间舀水、让路、登高前行3个段落，充分反映了没有自来水时，山城人民到江边取水的场景，将当时人们劳作的繁重，汲水的艰辛表达得淋漓尽致。

由于取水困难，老重庆诞生了挑水夫这个特殊行业。市面上有挑水的挑夫靠着人力，从江里挑来水卖给居民。据史料记载，清末民初，重庆城的挑水夫约有6000人，到20世纪初，挑水夫已达2万人。从图2-1可见挑水夫挑水的艰难情景。所以，重庆城以“水巷子”“水市巷”为名的街巷不在少数。但是挑水取水方式不仅艰难，而且往往水质浑浊，价格又起伏不定，不经济也不卫生。其实除了日常饮用，水对于老重庆来说，还有更大的用处，那就是灭火。旧时重庆城的房子，多用木竹建筑，且房屋依山势而建，重叠连绵。一旦一处发生火灾，很容易引发大范围的灾害，造成市民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清代《巴县档案》里面记载了多次官民协同救火、赈灾的场面，也描述了百姓遭受火灾后的凄苦。对此，官府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比如修筑消防储水池、设置水缸、储备沙包、沙袋等灭火物资，建立民间消防组织水会等。今日七星岗的地名，也是因为以前在此按北斗七星排列用来灭火的7口大石缸而来。但城里水池、水缸里的水，部分是雨水和井水，而更多的，还是由人工挑水补充。消防工具也较为简陋，根本不足以应对火患。

图2-1　徐悲鸿巴人汲水图（1938年）

图片来源：http：//www.krzzjn.com/2100/102815.html

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签定，重庆开埠，城市开始悄然发生变化。民国时期的重庆市政建设成为建设重点，城市逐渐走向现代化。1921年，刘湘在重庆设置商埠督办公署，杨森为督办，筹办市政。1927年，公署改为市政厅，潘文华任市长，划定重庆两江上下游南北两岸30华里（15千米）为市区。1927年，时任重庆商埠督办的潘文华以督办公署名义，呈请川康边督办公署改重庆商埠为重庆市。11月1日，这一申请获批，潘文华任重庆第一任市长，至出川抗日，共在任8年时间。在任期间，他正式拉开了重庆建市的历史，更掀开了重庆市区的第一次现代化建设浪潮。潘文华主政时期，市政建设侧重加强交通、城市公共设施等多方面变革，例如新建了马路。马路的建成不仅改变了重庆2000多年陆路交通困难的局面，也改变了城内上下半城的商业结构，使重庆的商业中心逐渐转向上半城。为了解决多年来居民生活用水的困难和火灾问题，也为应对快速发展的工业和现代城市建设，潘文华上任伊始，便决定开工建设给水工程。重庆商埠督办公署在1927年的《重庆商埠月刊》上发文：

“重庆人民饮浊水生疾病，遇火灾救火难，为市民卫生，救火取水敏捷，兴办自来水厂是当前第一要务。方案有二：一是官办，一是商办。……若士绅不办，此系政府责任所在，决不任由自来水事业长期不办。”[3]

修自来水厂的重任落在了年轻的税西恒身上。1925年秋，泸州济和水力发电厂工程完工后，便开始实现盈利。税西恒到万县筹划公司开埠，开发新的产业。但由于四川军阀相互攻伐，工作根本无法开展。1926年，他刚去重庆便接到重庆商埠督办署的邀请，请他规划设计建设主城区的给水工程。税西恒想到是政府兴办的市政工程，能为百姓造福，欣然从命。鉴于当时内战不息，政局动荡不安，政府无钱，几经权衡，税西恒吸取创办济和水力发电厂的经验教训，极力主张自来水厂采取商办模式，并提出具体操作建议。经督办公署批准后，由他占10股，再向重庆商界发出邀请，募集50股。税西恒发动亲友、邀约朋友想尽一切办法为筹集建厂资金而奔走。由于在济和水力发电厂筹建中树立了良好口碑，税西恒得到川渝商界的认同。1926年至1927年初，兴建自来水厂的建议得到各界支持，一笔笔捐款纷至沓来。1927年，重庆自来水厂办事处在城区大梁子正式成立，并在放牛巷成立工程处。税西恒担任自来水厂总工程师，全面负责工程设计与建设。

在重庆修建水厂从技术角度而言并非易事，因为重庆是一座山城，地势很复杂，道路很崎岖，水要送到山顶上，落差很大，所以水厂建设的难度也比较大，不像平原城市的水厂那么简单。街巷各种错综复杂的地方都要有水管，所以从勘测到设计到建厂，税西恒一直亲力亲为。

修建水厂成本测算、控制也是非常重要。1927年4月2日的《大公报》记载了税西恒本着务实节俭的精神，详细查勘测算的过程。“税主任经数月来之考查有十余年之经验、照其计划、只需五十万元即成功、以前外人之预算、总在一二百万元以上者、因外人不熟悉中国情形、并不知吾人每日平均应需水若干、彼以外人习惯作准、故根本错误、例如西人每日每人用水二百里特、约合中国水量三百斤、平均比一般中国人用水多一倍、至重庆人每日每人用不上、挑水、是则一吨之水、可供中国五人至十人之用、故约计每日有一万吨之水、则足全渝人之用矣、我们计算以五十万元、办第一步、其办法、只安一条止管、各街接分管、设龙头、公馆亦可安专管、此法简单、成功亦易、消防用水极便、且合卫生、并可防、切时疫、至水费一层、亦比较经济、现在渝埠一挑水须钱三百至六七百、将来自来水、一挑只须百文、合全埠计之、每年当可省三百万串、以营业而论、一年当可获对本。”除了根据本地实情低成本运算之外，税西恒还在政府支持下，召开大会，迅速地在运作上达成共识。

旋诸人讨论工程认股交款购机器各事、发言者多人、归纳数项如下：

①初步工程计划。水之种度成品、与上海等处相同、将来日可进水九千吨至一万吨、重庆水之压力、比京沪更高、射力甚远、尤利于消防。

②认股交款问题。发起人定为六十人、当日到会者、先填股款、有五十余人、定明股额为六十万、每股一百元、收股定为两期收足、二月底收一期、三月底收一期。

③讨论简章推定审查员。众推定审查员六人：李奎安、曾子高、黄圣祥、温少鹤等，审查地点暂设商埠督办署。

④公司正式成立期限。三月八、九、十三日为审查招股简章期、十二日召集所有发起人开公司成立会[4]。

给水工程计划将由嘉陵江水提升至打枪坝水池，现如今穿进七星岗通远门，一座古色古香的钟鼓楼十分显眼，循着旁边的老巷弯弯绕绕一番便走入一个叫“打枪坝”的空旷地，清朝时此处设有驻军炮台，清兵在此演练射击。它当时是重庆城墙以内地势最高、面积最大的坝子。正因地势高，可依靠自然高差向城区供水，因此税西恒将自来水厂选址于此。

经过前期查勘准备，1929年春，给水工程正式开工。建厂要搞基础设施建设，首先需要大量水泥。如果能够使用“洋灰”，当然再方便不过。但是当时国内工业十分落后，偌大的四川没有一家水泥厂，建厂所需水泥都需要从唐山运来或者从国外进口，经上海水运至重庆，价格昂贵，而且供应不可能及时。为节省开支，税西恒借鉴了济和水力发电厂工程的经验，仍然采用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土洋结合的方法，以石条替代钢筋混凝土的方法。他带领工程处采集了重庆随处都有的石料以制成石条，作为修建水池和水塔的主要材料。虽然有些简陋，但是税西恒对工程质量一点都不马虎，要求施工人员按设计进行，准确无误。如今80多年前用石头砌成的水塔、储水池，依然完整可用，充分说明税西恒当年的设计是精确严谨的，技术是完善的。

税西恒不仅做到了每项工程设计的精确无误，而且严格把好了施工质量关。在施工过程中，税西恒一心扑在工程上，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坚持在工程一线，检查质量，指导工作。施工紧张时，哪怕是隆冬深夜，他也要到现场察看一两次才能安心睡觉。在水厂修建过程中，税西恒还遭受了重伤。1929年冬，从德国订购的水泵、电机、输水管等设备从上海走水路运到重庆，在大溪沟吊装，临时搭起了支架跳板。为确保万无一失，他亲自带领工程师去朝天门码头检查吊装现场的支架跳板是否牢固，结果发现跳板质量不好，承受不了机器的重量，他在采取补救措施时，不料跳板突然断裂，税西恒和陈文候工程师因此摔落囤船中，他先掉了下去，陈文候工程师掉下去砸在了他的身上。税西恒当场折断了三根肋骨而人事不省，被送进医院抢救。设备因为运输仔细免受损失，但他自己却险些丧失生命。在住院治疗中，为确保工程质量，不影响工程进度，税西恒要求工程技术人员经常向他汇报工程进展情况，协商处理碰到的难题，并频频嘱咐高度重视质量问题。1932年，在税西恒的细心规划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工人的辛勤努力下，从筹备到建成，历时6年，重庆市第一座自来水厂终于竣工供水。整个供水工程由大溪沟设起水站，把嘉陵江水抽到打枪坝，在打枪坝设立制水区，再经南、中、北三条管道将水送到城内各处。其中水塔预设安放的四口大钟已在德国订购，一旦安装，将使全城都能听到报时的声音。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大钟在运抵上海后，便不知所踪，空遗钟塔依旧静静矗立[5]。由图2-2（a）可见刚刚建成的打枪坝水塔成为当时重庆的一个地标建筑。

图2-1　徐悲鸿巴人汲水图（1938年）

图片来源：http：//www.krzzjn.com/2100/102815.html

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签定，重庆开埠，城市开始悄然发生变化。民国时期的重庆市政建设成为建设重点，城市逐渐走向现代化。1921年，刘湘在重庆设置商埠督办公署，杨森为督办，筹办市政。1927年，公署改为市政厅，潘文华任市长，划定重庆两江上下游南北两岸30华里（15千米）为市区。1927年，时任重庆商埠督办的潘文华以督办公署名义，呈请川康边督办公署改重庆商埠为重庆市。11月1日，这一申请获批，潘文华任重庆第一任市长，至出川抗日，共在任8年时间。在任期间，他正式拉开了重庆建市的历史，更掀开了重庆市区的第一次现代化建设浪潮。潘文华主政时期，市政建设侧重加强交通、城市公共设施等多方面变革，例如新建了马路。马路的建成不仅改变了重庆2000多年陆路交通困难的局面，也改变了城内上下半城的商业结构，使重庆的商业中心逐渐转向上半城。为了解决多年来居民生活用水的困难和火灾问题，也为应对快速发展的工业和现代城市建设，潘文华上任伊始，便决定开工建设给水工程。重庆商埠督办公署在1927年的《重庆商埠月刊》上发文：

“重庆人民饮浊水生疾病，遇火灾救火难，为市民卫生，救火取水敏捷，兴办自来水厂是当前第一要务。方案有二：一是官办，一是商办。……若士绅不办，此系政府责任所在，决不任由自来水事业长期不办。”[3]

修自来水厂的重任落在了年轻的税西恒身上。1925年秋，泸州济和水力发电厂工程完工后，便开始实现盈利。税西恒到万县筹划公司开埠，开发新的产业。但由于四川军阀相互攻伐，工作根本无法开展。1926年，他刚去重庆便接到重庆商埠督办署的邀请，请他规划设计建设主城区的给水工程。税西恒想到是政府兴办的市政工程，能为百姓造福，欣然从命。鉴于当时内战不息，政局动荡不安，政府无钱，几经权衡，税西恒吸取创办济和水力发电厂的经验教训，极力主张自来水厂采取商办模式，并提出具体操作建议。经督办公署批准后，由他占10股，再向重庆商界发出邀请，募集50股。税西恒发动亲友、邀约朋友想尽一切办法为筹集建厂资金而奔走。由于在济和水力发电厂筹建中树立了良好口碑，税西恒得到川渝商界的认同。1926年至1927年初，兴建自来水厂的建议得到各界支持，一笔笔捐款纷至沓来。1927年，重庆自来水厂办事处在城区大梁子正式成立，并在放牛巷成立工程处。税西恒担任自来水厂总工程师，全面负责工程设计与建设。

在重庆修建水厂从技术角度而言并非易事，因为重庆是一座山城，地势很复杂，道路很崎岖，水要送到山顶上，落差很大，所以水厂建设的难度也比较大，不像平原城市的水厂那么简单。街巷各种错综复杂的地方都要有水管，所以从勘测到设计到建厂，税西恒一直亲力亲为。

修建水厂成本测算、控制也是非常重要。1927年4月2日的《大公报》记载了税西恒本着务实节俭的精神，详细查勘测算的过程。“税主任经数月来之考查有十余年之经验、照其计划、只需五十万元即成功、以前外人之预算、总在一二百万元以上者、因外人不熟悉中国情形、并不知吾人每日平均应需水若干、彼以外人习惯作准、故根本错误、例如西人每日每人用水二百里特、约合中国水量三百斤、平均比一般中国人用水多一倍、至重庆人每日每人用不上、挑水、是则一吨之水、可供中国五人至十人之用、故约计每日有一万吨之水、则足全渝人之用矣、我们计算以五十万元、办第一步、其办法、只安一条止管、各街接分管、设龙头、公馆亦可安专管、此法简单、成功亦易、消防用水极便、且合卫生、并可防、切时疫、至水费一层、亦比较经济、现在渝埠一挑水须钱三百至六七百、将来自来水、一挑只须百文、合全埠计之、每年当可省三百万串、以营业而论、一年当可获对本。”除了根据本地实情低成本运算之外，税西恒还在政府支持下，召开大会，迅速地在运作上达成共识。

旋诸人讨论工程认股交款购机器各事、发言者多人、归纳数项如下：

①初步工程计划。水之种度成品、与上海等处相同、将来日可进水九千吨至一万吨、重庆水之压力、比京沪更高、射力甚远、尤利于消防。

②认股交款问题。发起人定为六十人、当日到会者、先填股款、有五十余人、定明股额为六十万、每股一百元、收股定为两期收足、二月底收一期、三月底收一期。

③讨论简章推定审查员。众推定审查员六人：李奎安、曾子高、黄圣祥、温少鹤等，审查地点暂设商埠督办署。

④公司正式成立期限。三月八、九、十三日为审查招股简章期、十二日召集所有发起人开公司成立会[4]。

给水工程计划将由嘉陵江水提升至打枪坝水池，现如今穿进七星岗通远门，一座古色古香的钟鼓楼十分显眼，循着旁边的老巷弯弯绕绕一番便走入一个叫“打枪坝”的空旷地，清朝时此处设有驻军炮台，清兵在此演练射击。它当时是重庆城墙以内地势最高、面积最大的坝子。正因地势高，可依靠自然高差向城区供水，因此税西恒将自来水厂选址于此。

经过前期查勘准备，1929年春，给水工程正式开工。建厂要搞基础设施建设，首先需要大量水泥。如果能够使用“洋灰”，当然再方便不过。但是当时国内工业十分落后，偌大的四川没有一家水泥厂，建厂所需水泥都需要从唐山运来或者从国外进口，经上海水运至重庆，价格昂贵，而且供应不可能及时。为节省开支，税西恒借鉴了济和水力发电厂工程的经验，仍然采用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土洋结合的方法，以石条替代钢筋混凝土的方法。他带领工程处采集了重庆随处都有的石料以制成石条，作为修建水池和水塔的主要材料。虽然有些简陋，但是税西恒对工程质量一点都不马虎，要求施工人员按设计进行，准确无误。如今80多年前用石头砌成的水塔、储水池，依然完整可用，充分说明税西恒当年的设计是精确严谨的，技术是完善的。

税西恒不仅做到了每项工程设计的精确无误，而且严格把好了施工质量关。在施工过程中，税西恒一心扑在工程上，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坚持在工程一线，检查质量，指导工作。施工紧张时，哪怕是隆冬深夜，他也要到现场察看一两次才能安心睡觉。在水厂修建过程中，税西恒还遭受了重伤。1929年冬，从德国订购的水泵、电机、输水管等设备从上海走水路运到重庆，在大溪沟吊装，临时搭起了支架跳板。为确保万无一失，他亲自带领工程师去朝天门码头检查吊装现场的支架跳板是否牢固，结果发现跳板质量不好，承受不了机器的重量，他在采取补救措施时，不料跳板突然断裂，税西恒和陈文候工程师因此摔落囤船中，他先掉了下去，陈文候工程师掉下去砸在了他的身上。税西恒当场折断了三根肋骨而人事不省，被送进医院抢救。设备因为运输仔细免受损失，但他自己却险些丧失生命。在住院治疗中，为确保工程质量，不影响工程进度，税西恒要求工程技术人员经常向他汇报工程进展情况，协商处理碰到的难题，并频频嘱咐高度重视质量问题。1932年，在税西恒的细心规划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工人的辛勤努力下，从筹备到建成，历时6年，重庆市第一座自来水厂终于竣工供水。整个供水工程由大溪沟设起水站，把嘉陵江水抽到打枪坝，在打枪坝设立制水区，再经南、中、北三条管道将水送到城内各处。其中水塔预设安放的四口大钟已在德国订购，一旦安装，将使全城都能听到报时的声音。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大钟在运抵上海后，便不知所踪，空遗钟塔依旧静静矗立[5]。由图2-2（a）可见刚刚建成的打枪坝水塔成为当时重庆的一个地标建筑。

图2-2　打枪坝水塔

（a）打枪坝水塔旧照；（b）1938年中国农民银行钞票里的“打枪坝水塔”
图片来源：https：//www.sohu.com/a/239298164_349058

打枪坝水厂及水塔的建成结束了重庆无自来水供应的历史，为改善市民生活、推动城市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当时，重庆自来水厂也是我国自己设计和修建最早的自来水厂之一。因此这也被称为“重庆市政第一伟绩”。打枪坝水塔曾经出现在钞票中就可以充分证明其社会影响力，如图2-2（b）所示。中国农民银行1938年发行的5元钞票有些与众不同：普通钞票都是横向图案，而它是竖向排版。钞票正面的图案正是打枪坝水厂的水塔。这是重庆风景第一次出现在正式流通的钞票上。水塔整体建筑材料结构以砖石为主，分为台基、塔座、塔身、塔尖四个部分。塔座开有一小门，可上塔顶。塔身表体由水泥砂浆及磨石组成，上方下圆，底层是一圈圆柱围成的圆形回廊，二层是圆形塔柱，三层变化为方形塔身和方柱、方开窗。塔身造型优美，比例尺度优雅，构建精美完整，整个风格既具有西洋建筑特点，又吸收了中国古典元素，属折中主义建筑风格。因为税西恒，挑水夫这一职业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自来水厂。(www.xing528.com)

税西恒为了事业，常常废寝忘食，置自己的生活与生命于度外。一个旧社会的海归学者，回来仅仅用了十三年（1919年至1932年）时间，就能够在当时偏僻落后的四川省搞造福黎民百姓的水力、电力工程，相当不容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税西恒离开了自来水厂，但他仍时刻关心供水事业和公司工作。在他的指导规划下，重庆自来水厂进行了多次扩建，增添和更新了许多供水设施，发挥的作用更大。市中区水厂打枪坝清水池上曾准备盖临时库房，他提出反对；上面堆放了一些水管，他要求将其拉走，因为他担心压垮条石卷拱水池；打枪坝沉淀池堡坎风化严重，他又建议抹一层水泥保护；看到有管道工在管道接头打灰时把水泥洒了一地，他心疼地说：“我建打枪坝水厂时，一匙水泥要勾一道石条缝啊！”为此专程向公司提出加强工人节约意识教育。1976年，税西恒已87岁高龄，身体越来越差，却找到公司领导张恒访要求派车载他到各水厂去看看。每当他看到正常运行的工艺水池，听到机泵的轰鸣声，他就感到心满意足。税西恒在重庆自来水厂宿舍曾题有七绝两首：

渝州高耸白云边，提汲工艰欲上天。

半世微劳邀党眷，故斋容我卒余年。

技术全凭政治资，老来何幸遇明师。

寒窗夜雨伤迟暮，头白工人话故知[6]。

现今，我们仍能看到高耸的打枪坝水塔，通体条石建筑，塔身造型优美，比例尺度优雅，构建精美完整。它是重庆最早的地标性建筑，也是我国水利事业发展的又一块纪念碑。水塔既凝结着人民的智慧和辛劳，也凝结着税西恒的心血。1980年税西恒逝世后，重庆市有关部门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打枪坝水塔旁。他的名字将和他的事业一起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间。直到现在，在重庆只要提到税西恒的名字，很多人都赞不绝口。人皆德之，表达出人们饮水思源、缅念不忘之情。

（2）其他实业救国的尝试。

怀揣爱国之心的税西恒在民国年间还创办了其他实体经济，投入国家经济建设中。在家乡泸县建设期间，税西恒同骆敬瞻（光绪年间状元骆成骧之子，曾留学德国）等在苋草坝兴办有“惠工机械厂”等实业。20年代的重庆洋烟泛滥，大量利税流失。1928年他与国民革命军第21军财政处长、川东税捐总局局长甘绩镛合股创办重庆第一家机制卷烟厂——“重庆大佛烟厂”，设于大溪沟，厂里有小型卷烟机两部，工人几十人，生产“大佛”牌卷烟。但因成本高、质量低，无法与洋烟竞争而停业。对此，税西恒并不气馁，1930年税西恒又与济和水力发电厂股东、泸县同乡好友曾俊臣合资创办“重庆蜀益烟厂”，生产“青天牌”，不过也因竞争失利最后倒闭。税西恒还参与了其他商业活动，但均以失败告终。这也反映了民国年间，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存在重重困难，迟迟见不到发展的春天，先进国人想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实属不易。

1928年初，税西恒应泸县老一辈同盟会会员发起成立的“市政建设委员会”的邀请，欣然还乡，为方便泸州市民的生活起居，主持城市改造的规划、设计和施工。这一时期的泸州市政建设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重修钟鼓楼。

泸州钟鼓楼修筑历史悠久。据史志记述，明嘉靖十六年（1537）泸州兵备佥事薛甲主持修造了泸州钟鼓楼，主要作为报时、报警之用，至今已有近五百年历史。该钟鼓楼位于泸州城区北部，高20米，4层砖结构，楼顶5个尖塔，底呈正方形，边长6.45米。状如城门，中通车马，建楼其上，四望巍然。该楼又名大观台。钟鼓楼下有一大石乌龟（其实是赑屃——龙子龙孙）驼着一块碑。碑上刻着明朝薛甲的《大观台碑记》。当时西南地区流行一句民谚“云南有座鸡爪山，隔天只有三尺三；泸州有座钟鼓楼，半截还在天里头”。民谚虽夸张，但也足见泸州钟鼓楼当时的盛名。几百年前，少年得志的杨升庵因大礼议之故被贬，晚年返回泸州之时在大观台上发泄了他“千里有家归未得，可怜长作滇南客”的苦闷与无奈。可惜的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大观台[7]。

税西恒从百年大计出发，经实地考察，仿照哥特式的建筑风格，亲自设计了新的钟鼓楼。钟鼓楼建筑异常坚固，单是地基，便挖了8米多深。税西恒还联系德国西门子公司，从西门子公司自费购回大型自鸣钟4座，亲自安装在顶层四面，指针同时转动，每天6点、12点、18点时自鸣报点，声及远郊。《泸州市志》记载：“重建钟鼓楼，楼顶安装四面型大钟一口，每时报点，声闻十里。”[8]这在当时钟表还稀贵的时代，钟鼓楼的建成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方便。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这座钟鼓楼又担负起发播空袭警报的任务，全城老少闻警报信号而疏散、隐蔽，大大减少了日机空袭造成的伤亡。但在1939年到1943年战乱的四年之间，由于日军疯狂轰炸泸州，钟鼓楼也因此烧得只剩个框架，石碑也不见了。

20世纪40年代后期，钟鼓楼再次重新修复时，安放上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时钟。鼓楼上每天准时敲响的钟声仍然“声闻十里”。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钟鼓楼上每天长鸣3次的钟声，仍是指挥全城民众按时作息的汽笛。1992年，钟鼓楼得以重建，新的钟鼓楼成为市民们休闲娱乐之地。重建的钟鼓楼如图2-3所示。90多年前税西恒亲自主持设计并且修建的钟鼓楼成为泸州一代人的美好回忆。

3.向技术官员的转变。

1938年，税西恒辞去重庆大学教职，以泸州代表身份，被推为四川省临时议会参议员，任职两年之久。1938年12月，他还出任防控工程组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这一时期意气风发的税西恒如图2-4所示。

图2-2　打枪坝水塔

（a）打枪坝水塔旧照；（b）1938年中国农民银行钞票里的“打枪坝水塔”
图片来源：https：//www.sohu.com/a/239298164_349058

打枪坝水厂及水塔的建成结束了重庆无自来水供应的历史，为改善市民生活、推动城市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当时，重庆自来水厂也是我国自己设计和修建最早的自来水厂之一。因此这也被称为“重庆市政第一伟绩”。打枪坝水塔曾经出现在钞票中就可以充分证明其社会影响力，如图2-2（b）所示。中国农民银行1938年发行的5元钞票有些与众不同：普通钞票都是横向图案，而它是竖向排版。钞票正面的图案正是打枪坝水厂的水塔。这是重庆风景第一次出现在正式流通的钞票上。水塔整体建筑材料结构以砖石为主，分为台基、塔座、塔身、塔尖四个部分。塔座开有一小门，可上塔顶。塔身表体由水泥砂浆及磨石组成，上方下圆，底层是一圈圆柱围成的圆形回廊，二层是圆形塔柱，三层变化为方形塔身和方柱、方开窗。塔身造型优美，比例尺度优雅，构建精美完整，整个风格既具有西洋建筑特点，又吸收了中国古典元素，属折中主义建筑风格。因为税西恒，挑水夫这一职业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自来水厂。

税西恒为了事业，常常废寝忘食，置自己的生活与生命于度外。一个旧社会的海归学者，回来仅仅用了十三年（1919年至1932年）时间，就能够在当时偏僻落后的四川省搞造福黎民百姓的水力、电力工程，相当不容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税西恒离开了自来水厂，但他仍时刻关心供水事业和公司工作。在他的指导规划下，重庆自来水厂进行了多次扩建，增添和更新了许多供水设施，发挥的作用更大。市中区水厂打枪坝清水池上曾准备盖临时库房，他提出反对；上面堆放了一些水管，他要求将其拉走，因为他担心压垮条石卷拱水池；打枪坝沉淀池堡坎风化严重，他又建议抹一层水泥保护；看到有管道工在管道接头打灰时把水泥洒了一地，他心疼地说：“我建打枪坝水厂时，一匙水泥要勾一道石条缝啊！”为此专程向公司提出加强工人节约意识教育。1976年，税西恒已87岁高龄，身体越来越差，却找到公司领导张恒访要求派车载他到各水厂去看看。每当他看到正常运行的工艺水池，听到机泵的轰鸣声，他就感到心满意足。税西恒在重庆自来水厂宿舍曾题有七绝两首：

渝州高耸白云边，提汲工艰欲上天。

半世微劳邀党眷，故斋容我卒余年。

技术全凭政治资，老来何幸遇明师。

寒窗夜雨伤迟暮，头白工人话故知[6]。

现今，我们仍能看到高耸的打枪坝水塔，通体条石建筑，塔身造型优美，比例尺度优雅，构建精美完整。它是重庆最早的地标性建筑，也是我国水利事业发展的又一块纪念碑。水塔既凝结着人民的智慧和辛劳，也凝结着税西恒的心血。1980年税西恒逝世后，重庆市有关部门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打枪坝水塔旁。他的名字将和他的事业一起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间。直到现在，在重庆只要提到税西恒的名字，很多人都赞不绝口。人皆德之，表达出人们饮水思源、缅念不忘之情。

（2）其他实业救国的尝试。

怀揣爱国之心的税西恒在民国年间还创办了其他实体经济，投入国家经济建设中。在家乡泸县建设期间，税西恒同骆敬瞻（光绪年间状元骆成骧之子，曾留学德国）等在苋草坝兴办有“惠工机械厂”等实业。20年代的重庆洋烟泛滥，大量利税流失。1928年他与国民革命军第21军财政处长、川东税捐总局局长甘绩镛合股创办重庆第一家机制卷烟厂——“重庆大佛烟厂”，设于大溪沟，厂里有小型卷烟机两部，工人几十人，生产“大佛”牌卷烟。但因成本高、质量低，无法与洋烟竞争而停业。对此，税西恒并不气馁，1930年税西恒又与济和水力发电厂股东、泸县同乡好友曾俊臣合资创办“重庆蜀益烟厂”，生产“青天牌”，不过也因竞争失利最后倒闭。税西恒还参与了其他商业活动，但均以失败告终。这也反映了民国年间，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存在重重困难，迟迟见不到发展的春天，先进国人想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实属不易。

1928年初，税西恒应泸县老一辈同盟会会员发起成立的“市政建设委员会”的邀请，欣然还乡，为方便泸州市民的生活起居，主持城市改造的规划、设计和施工。这一时期的泸州市政建设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重修钟鼓楼。

泸州钟鼓楼修筑历史悠久。据史志记述，明嘉靖十六年（1537）泸州兵备佥事薛甲主持修造了泸州钟鼓楼，主要作为报时、报警之用，至今已有近五百年历史。该钟鼓楼位于泸州城区北部，高20米，4层砖结构，楼顶5个尖塔，底呈正方形，边长6.45米。状如城门，中通车马，建楼其上，四望巍然。该楼又名大观台。钟鼓楼下有一大石乌龟（其实是赑屃——龙子龙孙）驼着一块碑。碑上刻着明朝薛甲的《大观台碑记》。当时西南地区流行一句民谚“云南有座鸡爪山，隔天只有三尺三；泸州有座钟鼓楼，半截还在天里头”。民谚虽夸张，但也足见泸州钟鼓楼当时的盛名。几百年前，少年得志的杨升庵因大礼议之故被贬，晚年返回泸州之时在大观台上发泄了他“千里有家归未得，可怜长作滇南客”的苦闷与无奈。可惜的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大观台[7]。

税西恒从百年大计出发，经实地考察，仿照哥特式的建筑风格，亲自设计了新的钟鼓楼。钟鼓楼建筑异常坚固，单是地基，便挖了8米多深。税西恒还联系德国西门子公司，从西门子公司自费购回大型自鸣钟4座，亲自安装在顶层四面，指针同时转动，每天6点、12点、18点时自鸣报点，声及远郊。《泸州市志》记载：“重建钟鼓楼，楼顶安装四面型大钟一口，每时报点，声闻十里。”[8]这在当时钟表还稀贵的时代，钟鼓楼的建成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方便。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这座钟鼓楼又担负起发播空袭警报的任务，全城老少闻警报信号而疏散、隐蔽，大大减少了日机空袭造成的伤亡。但在1939年到1943年战乱的四年之间，由于日军疯狂轰炸泸州，钟鼓楼也因此烧得只剩个框架，石碑也不见了。

20世纪40年代后期，钟鼓楼再次重新修复时，安放上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时钟。鼓楼上每天准时敲响的钟声仍然“声闻十里”。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钟鼓楼上每天长鸣3次的钟声，仍是指挥全城民众按时作息的汽笛。1992年，钟鼓楼得以重建，新的钟鼓楼成为市民们休闲娱乐之地。重建的钟鼓楼如图2-3所示。90多年前税西恒亲自主持设计并且修建的钟鼓楼成为泸州一代人的美好回忆。

3.向技术官员的转变。

1938年，税西恒辞去重庆大学教职，以泸州代表身份，被推为四川省临时议会参议员，任职两年之久。1938年12月，他还出任防控工程组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这一时期意气风发的税西恒如图2-4所示。

图2-3　泸州钟鼓楼（摄于2021年）

图2-3　泸州钟鼓楼（摄于2021年）

图2-4　青年时期的税西恒

图片来源：泸州龙马潭区两馆办提供

为了发展川康地区经济，巩固抗战后方根据地，在蒋介石的推动下，川康两省于1940年11月1日组建了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专门负责设计、审计、协助、联系川康经济建设。该委员会由川康两省党政军当局及专家耆宿80余人组成，蒋介石亲任委员长，税西恒是委员之一。1941年冬，税西恒应聘任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技术室主任。作为技术室主任，他对川康两省经济建设的国土规划极有远见，主要是围绕人口、资源、环境三大问题而进行，符合科学化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税西恒时常提出一些尖锐的观点，例如他在《银行周报》中撰写长文《建立第二经济中心之商榷》，指出“四川经济不但资产数目小，而组织尤极不健全。安能负全国图存复兴之责任。今不研究推进经济力量之方法，而奢谈如何如何之计划，实为本末倒置”[9]。在该文中，税西恒着重探讨了四川经济发展的方法。他延揽李斌都、赵生信、唐云鸿、冯路先、熊光义等专家，广泛收集川康两省各地矿产、农业、交通等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料。同时，为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不辞辛劳，深入边远地区考察，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编辑了川康经济建设五年规划和十年规划，报送经济部备用，这些规划被誉为“西南建设之张本”。

1942年2月，基于落实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的川康建设计划的需要，国民政府和川康两省决定成立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1942年至1947年，税西恒在担任川康兴业公司技术室主任时，他对川康两省已有的民生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天府煤矿、南桐煤矿、中国植物油脂公司、川康毛纺织厂等大型企业，从投资和发展方面提出许多具体建议，予以了大力的帮助和扶持。在矿业方面，他主张先从解决燃煤供应问题着手。例如当时拟建议修建的成渝铁路、天成铁路沿线，以及五通桥附近、荣昌烧酒房、隆昌、威远、黄荆沟、彭县关口、绵竹天池、广元杨家岩等地，均常年派员勘查煤矿和测绘矿区，并及时呈报有关部门领取矿产权待开发之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领到矿权的已有十余处。其间，还将新接手的九眼桥兵工厂改办成为四川机械公司，并新办四川农业等公司。任职期间，他还极力推动兴办四川灌县水力发电厂等事务，取得了良好的成效。1943年10月20日，《大公报》记者杨纪在报刊上表达了时人的心情。“都江堰流域之农田水利，举世尽知，其将来在水电事业上之地位，则人多未重视。据税西恒，曹瑞芝，李赋部，王志超诸氏之勘测，岷江流域已发见（同“现”）之水力电量，足有七十万匹马力，如尽开发，川西平原之电化，诚有一日千里之势。此次记者观光川南，更欣闻尚有一大电厂计划，可发八十四万匹马力之电，现正开始步工程，预料战后五年内可告成。此电厂之电力较之苏联第一大水电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电多三万匹马力，直东之第一水电厂，举世界地位而，亦列第三。此为参加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工程之美籍工程师番佛尔氏之推算，谅非无根据之言。如是则岷江流域之电力，合之足有一百五十余万匹马力，彼时工厂，市民通，均将使用廉价而无限制之电力，其生活之优美，诚言之而令人神往矣。”[10]

图2-4　青年时期的税西恒

图片来源：泸州龙马潭区两馆办提供

为了发展川康地区经济，巩固抗战后方根据地，在蒋介石的推动下，川康两省于1940年11月1日组建了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专门负责设计、审计、协助、联系川康经济建设。该委员会由川康两省党政军当局及专家耆宿80余人组成，蒋介石亲任委员长，税西恒是委员之一。1941年冬，税西恒应聘任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技术室主任。作为技术室主任，他对川康两省经济建设的国土规划极有远见，主要是围绕人口、资源、环境三大问题而进行，符合科学化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税西恒时常提出一些尖锐的观点，例如他在《银行周报》中撰写长文《建立第二经济中心之商榷》，指出“四川经济不但资产数目小，而组织尤极不健全。安能负全国图存复兴之责任。今不研究推进经济力量之方法，而奢谈如何如何之计划，实为本末倒置”[9]。在该文中，税西恒着重探讨了四川经济发展的方法。他延揽李斌都、赵生信、唐云鸿、冯路先、熊光义等专家，广泛收集川康两省各地矿产、农业、交通等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料。同时，为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不辞辛劳，深入边远地区考察，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编辑了川康经济建设五年规划和十年规划，报送经济部备用，这些规划被誉为“西南建设之张本”。

1942年2月，基于落实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的川康建设计划的需要，国民政府和川康两省决定成立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1942年至1947年，税西恒在担任川康兴业公司技术室主任时，他对川康两省已有的民生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天府煤矿、南桐煤矿、中国植物油脂公司、川康毛纺织厂等大型企业，从投资和发展方面提出许多具体建议，予以了大力的帮助和扶持。在矿业方面，他主张先从解决燃煤供应问题着手。例如当时拟建议修建的成渝铁路、天成铁路沿线，以及五通桥附近、荣昌烧酒房、隆昌、威远、黄荆沟、彭县关口、绵竹天池、广元杨家岩等地，均常年派员勘查煤矿和测绘矿区，并及时呈报有关部门领取矿产权待开发之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领到矿权的已有十余处。其间，还将新接手的九眼桥兵工厂改办成为四川机械公司，并新办四川农业等公司。任职期间，他还极力推动兴办四川灌县水力发电厂等事务，取得了良好的成效。1943年10月20日，《大公报》记者杨纪在报刊上表达了时人的心情。“都江堰流域之农田水利，举世尽知，其将来在水电事业上之地位，则人多未重视。据税西恒，曹瑞芝，李赋部，王志超诸氏之勘测，岷江流域已发见（同“现”）之水力电量，足有七十万匹马力，如尽开发，川西平原之电化，诚有一日千里之势。此次记者观光川南，更欣闻尚有一大电厂计划，可发八十四万匹马力之电，现正开始步工程，预料战后五年内可告成。此电厂之电力较之苏联第一大水电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电多三万匹马力，直东之第一水电厂，举世界地位而，亦列第三。此为参加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工程之美籍工程师番佛尔氏之推算，谅非无根据之言。如是则岷江流域之电力，合之足有一百五十余万匹马力，彼时工厂，市民通，均将使用廉价而无限制之电力，其生活之优美，诚言之而令人神往矣。”[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