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健
1948年暑假，社大同学约我去育才。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社大同学约我去是和育才负责人孙铭勋同志商量过的，想在现有小学部、中学部的基础上，恢复原来的专业组，招收一批年龄较大的同学，加以教育培养，下到基层迎接解放。我去之后，孙铭勋同志和我谈话时，也讲到这一想法和具体意见，要我在担任中学课程的同时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在学校的大哥大姐的共同努力下，教育组和社会组正式成立了。学校要我担任生活主任，负责同学的思想政治工作，本来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好在有孙铭勋和张再为同志以及大哥大姐的帮助，加之两个组的同学都是经过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介绍来的，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革命要求，其中一部分曾经历过革命的斗争实践。还有一个很好的条件，是这个学校的教师同学亲如一家，通称“大哥”“大姐”的优良传统，因此不长时间便和他们熟悉了，了解了大部分同学的思想生活情况。
一个深秋的夜晚，孙铭勋同志约我去卢梭楼。是夜月白风清，树影婆娑。卢梭楼显得特别宁静，我推门而入，见他房里坐着许智伟同志。他介绍说：“认识嘛，许智伟许大哥？”我说：“见过面，不熟悉。”（当时老许虽也在中学部任课，但不住在这里，所以见过面未交谈过。）他笑着说：“今天交谈交谈就熟悉了。”于是大家畅谈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学校的发展和同学的思想情况以及如何做好同学的政治思想工作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等。一直谈到深夜才分开。
后来许智伟同志和我接触就更多了。不久他也约了郭一帆来，一次，我们三人一起具体研究了如何组织两个组中的一部分同学去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迎接解放问题，他还提出我是负责学生思想工作的，要多提供一些同学的思想情况，交郭一帆同志具体组织安排，他和外面联系，积极准备，以待时机。
1949年4月左右，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反动统治对育才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怎么办？许智伟同志约了郭一帆和我到他寝室去，他提出要迅速疏散，尽快组织到农村去。因农村是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既利于隐蔽，又符合迎接解放的需要。那么到哪里去？我们当时分析了武隆的情况。我说有两位同学马连碧、喻素芳在武隆学习。她们是我过去在涪陵女中的学生。我了解她们的情况，来育才是我介绍的，特别是马连碧，她大哥在北大，四哥在合川都参加过革命活动。父亲马天一思想开明，在武隆有一定社会影响，可以掩护我们工作。喻素芳不但思想进步，而且有活动能力。她在涪陵女中念书时就很活跃，在武隆也有较好的社会关系。许智伟同志也讲了他有一位姓张的朋友是武隆桐梓山吴汉高的亲戚，据说那里地势险峻，是开展游击活动的好地方。于是就决定由他和郭一帆同志分别与马连碧、喻素芳谈话。不久他就先派她们回武隆去了，同时他又通过姓张的同志与吴汉高联系，详细了解了桐梓山的情况。郭一帆同志和我又抓紧做了一些同学的工作。
这些活动和决定是由许智伟同志征得学校负责人孙铭勋同志同意和支持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党组织不允许发生横向关系。但可看出，学校的一切活动和川东地下党的意图是一致的。就在我们决定去武隆的前后，学校召开了一次教师会议，大意是，在当时形势下，学校教师和年龄较大的同学应迅速疏散出去，以免发生不应有的损失，同时这样可以深入基层，隐蔽力量，迎接解放。各人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去留，也可通过自己的关系带同学走。会后不几天，孙铭勋同志约我去逛大坪，并看一个熟人。我们沿虎头岩小路步行，经石桥铺到大坪，边走边谈。由当前形势讲到学校处境，再谈到许智伟和他交换的意见，他赞成我们的想法和做法，经济上的困难他还可尽力支援。但他不希望我走，要我考虑在可能条件下尽量留下来，万一不行，希望解放后能回来。同时还讲了他对陶先生教育事业的设想与解放后教育的发展和希望。我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必须去的理由，他虽同意了，还是希望我解放后再回来。到大坪后，我们就乘车进城去看杨同志，他还介绍我必要时可到他家去住。后来，我们去武隆时，他还请张再为同志送了几十块大洋给许智伟。去武隆的同学大部分人都送了两块大洋。
6月初，在许智伟同志领导下，组成了以育才师生为主的十四人赴武隆的工作组（育才老师两人，学生八人，其他同志四人）趁敌难以觉察之际，由郭一帆率领的第一批同志告别山城，乘一叶扁舟向丰都进发了。
目的地是武隆，为什么要走丰都呢？许智伟同志认为：在武隆开展地下活动，必须以桐梓山为据点，立足后再推向全县，然后再四面开展。桐梓山山高路险，丛林密布，可东览长江，直取丰涪，西瞰乌江，控制川湘公路咽喉，是个可攻可守的游击要地。由丰都去桐梓山，虽然道路险峻，但不易被敌人发觉。他们由丰都王家渡下船，经栗子寨翻越狗子水、花椒岩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到达了目的地。稍稍休息，即将去的同志分农运、统战、匪运三条战线，分别下到有社会关系的群众中去。安顿好后，郭一帆和另外两位同志即转西线，一方面与许智伟碰头，另一方面联系和安排马连碧、喻素芳在西线的工作（武隆的地势是以乌江为界分成东西两部），为推开全局做准备。
8月，在武隆桐梓山和平桥建立了中共乌江东岸和乌江西岸两个支部；9月，经川东特委批准成立了中共武隆特支，由许智伟任特支书记，郭一帆、黄石声、邓致远为特支委员。在支部和特支的领导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在桐梓、平桥、庙垭等地扎下了根，育才同学都深入农村与群众同甘共苦，如育才谢毅然、何良、徐希明、张绍北、熊禾禄等同学。有的当长工，成天与其他长工一道犁土、担粪，从一个白面书生变成了黑乎乎的农民；有的住在贫苦农民的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成天吃洋芋、青菜，不见一粒米，不沾一滴油，甚至十天半月吃不上盐巴。他们不但不叫苦，像张绍北、任诚之等同学反而把自己临来前亲友帮助的十元、二十元大洋献给了组织。经过四五个月的工作，把铺坪、谭家坝一带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成立了有两百多人参加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都派农民代表参加，又如符书梅、任城之等女同学，以家庭教师做掩护，在上层统战工作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农民运动起到了掩护和支持作用。家在西线的马连碧、喻素芳同志充分利用了社会关系，铺开了由巷口、长坝至平桥的工作据点。(www.xing528.com)
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武隆全县以桐梓山为基点，东线从火炉沧沟延伸到木根、双合，插进涪陵县城的联络点；西线以平桥为重点，上连巷口、长坝，下接庙垭，涪陵县城形成一个联络网，联系基本群众约两三百人，拥有党员十三人，团员和新青社员二十多人（其中育才老师五人、学生九人），建立了桐梓山、风坪、庙垭、庙堡的两个农民协会和部分农民武装，并团结了一些进步朋友，控制了一部分上层人物的政治活动和社会势力，起到储备力量，迎接解放的作用。
9月中旬，国民党武隆县县长胡铸方奉四川省政府密令，派县警察中队长王槐山率队到桐梓山“清乡”。王抵沧沟时即抓了我农民积极分子一人，特支立即调动一百多人的农民武装，连夜赶到沧沟与县警中队对峙，一面又派党员和社会上有声誉的民主人士向王槐山讲明形势和出路，与其谈判，如王马上放人，可免动武，互不相犯，否则后果自负。王见大势已去，便立即把抓的农民积极分子放了，并率队到桐梓山装模作样地走了一趟，抓了一个烟毒犯回武隆向县长交差，就这样在特支领导下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11月18日，我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一支先遣部队——四野镇江支队，像大兵一样降落到桐梓山上，同我们会合了。除接待筹粮护理伤员外，是育才同学徐希明、谢毅然和基本群众给他们带路。过南天门打木根铺，直取涪陵。另一支先遣部队——四野缓远三支队，也同天到达火炉铺，工作在那里的同志和他们接上关系后，一同研究了敌情和出击路线，并派新青团员杨遂和给他们带路，密插土坎，横渡乌江，奇袭白马山，赢得了有名的白马山之战。庙垭、平桥等地的同志也乘我军势如破竹之势，建立了人民武装，围歼残军，收缴不少枪支。
武隆县城21日解放，在与解放军会合后，即展开了宣传教育工作，筹集粮油，授降敌军官和枪支弹药，招降了伪县武装队，活捉了潜逃的武隆伪县长，截获了大批档案和物资，控制了全县局势，完成了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任务。
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四支队一大队八中队到达武隆。7日召开会师大会。中国共产党武隆县委正式成立，原川东武隆特支解散。在县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了各项工作。
1950年元旦前后，涪陵地区一部分地方相继发生了土匪暴乱。武隆大部分地方也出现了土匪活动，吴鸿哲、唐云武等匪首在桐梓山纠集匪众发动暴乱。县委派许智伟、郭一凡、谢毅然等同志前去桐梓山配合区委征粮剿匪。元月1日夜，不意土匪突然暴乱，许智伟三人被围困绑架，次日晨壮烈牺牲了。三位同志是“捧着一颗心来”为解放武隆人民而战斗的，在被害时，虽然被剥光衣服，绑在三棵大树上，但在寒风凛冽，刀光剑影面前，他们无所畏惧，视死如归，“没有带半根草去”。桐梓山人民为缅怀他们，为他们建立了纪念碑，与山河永存，与日月同辉。安息吧：三位同志，武隆解放了，武隆前进了。
198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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