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钟的形制、纹饰与铜钮钟的出土情况分析

钮钟和甬钟的主要区别是，钮的悬挂部件在前，而甬的悬挂部件在后。腔体皆是合瓦形、弧口（不包括云川地区羊角钮钟和广西简形钮钟），差别不大，只是钮钟钲部多是乳状短枚或无枚，甬钟则多是圆台状长枚。有铭文的钮钟多自名为“钟”，山东地区邾君钟自名“钟铃”，沂水刘家店子M1陈大丧钮钟自名“铃钟”，莒南大店M2中子平纽钟自名“游钟”、邾大宰钟自名“御钟”（言其用于外出），当数少数情况。参照镈钟的自名情况可知，“钟”是钟镈的通名，铃钟或钟铃是钮钟的专名。自称铃钟，意即铃式的钟或形制如铃的钟；自称钟铃，意即钟式的铃或形制如钟的铃，具体说来就是甬钟的钟体和铜铃的钮结合的产物。铜铃的出现早于甬钟和镈钟，而钮钟的出现甚至更晚。究其原因，我们从形制上看，钮钟的主题是体而不是钮，因此钮钟应当是甬钟吸收铃或镈的钮制，派生出来的一种形体较小的新式钟^[65]。

李纯一和辛爱罡都是按照枚制进行东周钮钟的划分^[66]，我们综合考虑钮的形制、枚的有无（多少）、钲篆鼓纹饰等，按时代特征和形制演变，将175件钮钟（临朐扬善公社暂不考虑）划分为8型，每型Ⅰ至Ⅳ式不等^[67]：

A型，环钮，无枚，腔面饰凤乌纹。可划分为前后2式：

Ⅰ式，舞面置环形钮，圆中见方。4件，海阳上尚都出土。其中3件保存完好，1件残裂。铸工精良。造型纹饰基本相同，大小不一，也不成序列，其间应有缺项。首钟舞部正中有一圆孔，是铜铃用来悬挂舌的设置，显然是从铃的形制演变过来不久。钟腔稍修长，平舞，于口弧曲极微，两铣微弧。腔面不设枚，首钟钲篆阴线分隔。其余三钟钲篆一体，钟面饰四组对称连体顾龙纹。顾龙纹整体用阳线勾勒，中间缀以顺向阴线单条纹，有牙无鼻，圆目、上、下唇同向翻卷、两唇之间有獠牙、额前有长弯角、脑后有短角、单体无足。较小的二钟纹饰略有不同，大概是因为鼓面空间的问题，省去了额前长弯角和上下唇之间獠牙。（4-47，1）

Ⅱ式，钮成环形，无枚，钲篆分界明显，钲部面积相对缩小。2件，皆藏于山东省博物馆。1件传为沂水出土，1件为丁德萱先生捐献。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同等重量，大小亦差不多。前者保存完好，腔体作合瓦形，略修长，两铣略带弧曲，于口稍弧。环形钮，舞素面，中部略高并向前后略倾，钟体中下部微微外凸，钲部约占钟体的3/4，阴线界栏将腔面分成的两区内，各饰减地面凸的双连体顾龙纹。顾龙纹整体用平雕粗阳线勾画，并在其内用顺向双阴线双钩而成，同样是有牙无鼻，圆目、上、下唇同向翻卷、两唇之间有獠牙、额前有长弯角、脑后有短角、单体无足。钟体两面纹饰相同，内腔平素。并有长方形铸孔4个，其中1个透空（4-47，2）。丁德萱先生所捐那件舞部正中有一穿孔，一侧右鼓部有阴线凤乌纹，腔体内有音脊。

B型，方钮，无枚。腔面饰S形云纹。根据钲部的有无，分为前后2式：

Ⅰ式，1件，海阳嘴子前4号墓出土。青铜质，保存完好。通体绿锈覆盖。合瓦形，平舞，舞部为变体龙纹，铣棱斜直。无枚，钲篆一体，阴线框界格钟体，钲部约占2/3，鼓部素面，双面钲篆部皆饰S形勾连纹。勾连纹由两组上下对称的双阴线环绕三周构成。（4-47，3）

Ⅱ式，1件，亦出土于海阳嘴子前4号墓。形制和上例基本相同。舞面饰变体龙纹，无枚，阴线间隔钲篆，篆饰阴线S形勾连纹，钲间素面，正鼓部有一圆圈，钲部约占1/2。音乐文物大系中高度测量有误，故相关数据不进行统计。（4-47，4）

C型，方钮，乳状枚24。根据钟体及正鼓部的变化，可以分为前后3式：

Ⅰ式，螺旋状枚，钟体较为修长。其一，9件，仙人台M6出土。保存基本完好，造型一致，大小有序，是为一组。器表有厚绿锈覆盖，但多数钟都留存有铅白色亮斑，为未锈蚀面，钟面似经镀铅。各钟置螺旋形枚24个，枚布两面，面2区，区3行，行2枚，各枚间亦有长方形界格。最小的第9号钟（M6：18）腔内舞底中心尚存有凸起的圆形垫片。舞平，素面，上置方形环钮，合瓦形腔体，铣棱徼弧曲。于口弧曲较大。阴线界格钲篆部，篆部饰窃曲纹，鼓部中心饰一圆圈纹，为正鼓部敲击点的标志。余各部素面。第5（M6：22）、第6（M6：21）号钟除了鼓中之外，右侧鼓部也有一圆圈纹标志，作为侧鼓音的敲击点标志。于口内有窄小内唇，四侧鼓内无音梁。内唇上多有调音磋磨痕一周，主要磋磨部位为两正鼓、两铣角内4处。四侧鼓部也有调音磋磨，很规范，4个最小的钟特别清楚（4-47，6）。其二，山东省博物馆藏。1件，器保存完好，腔壁较薄，铸工粗劣。钟体修长，两铣斜直，平舞，方环形钮，钮下有一小孔。阴线界格枚、钲、篆区，枚布两面，面分左右两区，区3行，行2枚，共计24枚。篆间饰窃曲纹，枚作螺旋乳丁形。一面正鼓部和另一面右侧鼓部饰阴线圆圈纹（4-47，5）。

Ⅱ式，方钮，钟体矮胖。蓬莱柳格庄出土。编钟保存较好，通体绿锈覆盖，制作工艺规范。一组9件，造型相同，大小相次，最大的一件（M6：38）高24．3，最小的一件高14厘米。腔体作合瓦形，舞面微凸，曲于，两铣略弧。阴文框隔枚、篆、钲区，钟体两面纹饰相同，篆部阴刻窃曲纹，螺旋状枚，枚布两面，面分两区，区3行，行2枚，共计24枚，枚间界格消失。正鼓部有一圆圈纹，为正鼓音敲击点的标记。较小的2件正、侧鼓部各刻一圆圈纹。（4-47，7）

Ⅲ式，正鼓饰顾龙纹，篆饰重环纹。9件，沂水纪王崮出土。长方形钮，平舞，曲于，于口内凹明显，铣棱斜直。阴线框界格钲、篆、枚区，钲部占约2/3，螺旋形乳状枚24。正鼓饰一对相背顾龙纹，由粗阳线间以细阴线铸成，前有长角，后有短角，双喙外卷，无长鼻，无牙，额前有二只阴线双足纹。（4-47，8）

图4-47　钮钟型式演变图（一）

1-2AⅠ-AⅡ；2-4BⅠ-BⅡ；5-8CⅠ-CⅢ

D型，绹索状钮，正鼓装饰凸字框纹饰。据钟体的演变，可划分为早晚3式：

Ⅰ式，绹索状长方形环钮，枚尚未形成。郯城大埠二村出十，铜钮钟4件（3件采集，出土1件，原件数不详），形制纹饰基本一致，大小有别。平舞，合瓦形体，铣棱斜直，于口弧曲较大。无枚，但钲、篆、鼓部分界明显，阳文框界栏，鼓部所占面积较大。舞素面，篆饰浮雕蟠虺纹，鼓部凸字形框内填以蟠虺纹，其中1件鼓部正中饰涡纹，通高17．4-13．1厘米。（4-48，1）

Ⅱ式，阴刻绹索状钮。铣棱斜直。9件，长清仙人台M5出土。造型一致，大小有序，是为一组。编钟器表有绿锈覆盖。保存基本完好，仅第5（M5：19）、第7（M5：21）号两钟一铣角微残，少数钟可见微小砂眼。多数钟钟腔两面上部有两个对称的长条形芯撑范孔，内大外小，有透有不透；舞面中心也有1个范孔。舞平，上置环形钮，合瓦形腔体，于口弧曲较大。阴线界格钲篆枚区，乳状枚36。舞饰钩形云纹；篆饰菱形几何纹，内填以卷云纹；正鼓饰以阴线“凸”形纹，内填以连续的卷云纹和三角纹，正中间一圆圈纹。于口有内唇，四侧鼓内有音梁，音梁外端与内唇相接，里端呈半圆形，渐低平。内唇上多有调音磋磨痕一周，主要磋磨部位为两正鼓、两铣角内四处。第8（M5：22）号钟未作调音磋磨，保留了完整的内唇和音梁原形。（4-48，2）

Ⅲ式，阳线绹索状钮，两栾微鼓。传世邾大宰钮钟1件，长方形环钮，舞平，铣棱微弧，两铣下垂形成尖角，于口弧曲较大。阳文框界格钲篆枚部，枚呈低平同心圆状，钲部明显上缩，甚至略少于钟面的1/2。篆饰浅浮雕蟠虺纹，正鼓部饰“凸”形纹，边框由虚线的阳线构成，内填以浅浮雕蟠虺纹。铭文34字（重文2），行款自正面右栾，至钲间，至左栾，至反面右栾，至钲间，终于左栾。（4-48，3）

E型，正鼓部饰带犄角的变形兽面纹。按照正鼓纹饰的变化，可分为前后2式：

Ⅰ式，9件，出土于莒南大店2号墓。保存完好，造型相同，大小依次递减，是为一套。编钟通体褐色，造型浑厚，铸工稍粗糙，腔体修长，铣棱斜直，平舞，曲于。舞置小方形钮。绹索纹阳文框隔枚、篆、钲区，枚作螺旋乳突状，舞和篆间装饰蟠虺纹，正鼓饰带三对犄角的变形兽面纹，双目突出，规整几何形主体纹饰内间以重环纹和麻点纹。在铣部、鼓部和一侧钲间铸有70字铭文。腔体内留有调音槽。（4-48，4）

Ⅱ式，钟体更加修长，正鼓面积加大。出土地点一：临沂凤凰岭。9件成编，编钟保存较好，青铜质，通体绿锈覆盖，制作工艺规范。造型相同，大小相次。腔体作合瓦形，两铣斜直，平舞曲于。于口作弧形上收，舞置长方形扁钮。圆梗式阳文框隔枚、篆、钲区，钟体两面纹饰相同，二层乳突状短枚布两面，面分两区，区3行，行3枚，共计36枚。舞饰蟠螭纹，篆饰两头龙纹，正鼓饰的变形兽面纹，整体用平雕粗阳线勾画，并在其内用顺向双阴线双钩而成。顾龙纹头带花冠，与喙一体的长鼻下折，鼻前长角内卷，龙体极简，和龙首分离。由若干组顾龙纹两两对称而成，为了形成一个规整的方形区域，龙纹空白处填以窃曲纹，方形区域外饰三对六只长的犄角。钲间及钲两侧原有铭文，均被锉磨，遗痕依稀可见（4-48，6）。出土地点二：莒南大店1号墓。钮钟9件，形式相同，大小相次，部分残破。长方形钮，舞平，铣棱斜直，于口弧曲上凹。阳文框界格钲篆枚区，鼓部面积大，甚至超过钟面的1/2。枚36，呈二层台柱状，实为罕见。通体纹饰呈浅浮雕状，舞、篆饰蟠螭纹，正鼓部饰带三对犄角的浮雕蟠螭纹，且内填勾连雷纹，钮饰绚纹（4-48，5）。

图4-48　钮钟型式演变图（二）

1-3DⅠ-DⅢ；4-6EⅠ-EⅡ

F型，长方形环纽，钲篆枚一体。按钲部所占面积的大小变化等，可以分为前后4式：

Ⅰ式，绹索状环纽，纹饰几乎占据整个钟面。出土地点一：沂水刘家店子1号墓。9件，青铜质，出土时多有残裂，但大致完整，已经修复。造型相同，大小相次，是为一套。钮近梯形，合瓦形腔体，弧形口，铣棱斜直；腔面不设枚、篆、钲分隔，除鼓部外，虚线状阳文框内遍饰蟠螭纹，鼓部正中饰涡纹，为击奏点标记。舞部也饰蟠螭纹。两栾和两面正鼓部铸有铭文23字。于口内有调音槽（4-49，1）。出土地点二：青岛市博物馆藏，张少铭捐赠。保存完好，铸工精良。通体黛绿色，有光泽。形制、纹饰和上例基本相同，舞部饰变形龙纹，腔面饰蟠虺纹，鼓部正中有一团龙纹。一面上部正中有陶范芯撑遗孔1个，成长条形。腔内无明显音梁结构，有内唇，唇上作过调音磋磨，磋磨主要位于两正鼓、两铣角处，于口厚度较均匀（4-49，2）。

Ⅱ式，长方形绹索状环纽，于口弧曲明显。9件，诸城都吉台出土。保存大部完整，造型古朴。除第3、4号钟钮部残缺外，其余均完好。通体黛绿色，锈蚀较重。9件编钟造型一致，纹饰相同，大小相次而成序列，是为一套。合瓦形钟体，平舞，铣棱斜直。腔面未设枚篆钲区，阳文框内统饰精细的蟠虺纹，纹饰四周留出素边。钟体两面纹饰相同。（4-49，3）

Ⅲ式，半圆形环纽，钲部上缩，鼓部面积加大。其一，7件铜编钟，章丘女郎山出土。大小相次，其中1件严重残破。腔体为合瓦形，铣边有棱，舞平素面。钟体上部略窄，下部稍宽，钟口外侈，向上收成弧形。腔面未设枚篆钲区，钟面均饰有蟠虺纹，鼓部素面（4-49，6）。其二，临淄淄河店2号墓出土。保存完整，青铜质。由于椁室内经火焚烧及塌陷的石块砸压，纽钟多已变形，腔体均扁，且无法复原。合瓦形体，铣棱斜直。平舞，环纽。腔面未设枚篆钲区，钟面饰蟠虺纹。因椁室被盗，钮钟的确切数量不明。所出10件钮钟大小相次，应成编列（4-49，5）。其三，陶制，通体素面。7件，临淄大武镇东夏庄4号墓出土。钮钟长方形扁钮，钟体作合瓦形，舞窄口宽，两侧中腰微弧，弧口内敛，素面无枚（4-49，4）。

Ⅳ式，长方形环纽，钲部约占钟面1/2，于口弧曲大，钟体修长。阳信西北村出土，9件钮钟造型一致，大小有序，是为一组。编钟保存情况较差，仅钟A保存完好，其余各钟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其中钟B—铣角及于口大部残去，腔内尚存部分泥芯；钟C于口大部分残缺，两铣均不存，腔内留存大部分泥芯；钟D腔体下部大半残失，尚留一铣，腔内泥芯不存：钟E—铣下部残缺，腔内尚留少量泥芯；钟F残—铣，泥芯基本除去；钟G大致完整，于口略缺，泥芯基本不存：钟H于口两铣残损，余部完整，尚存少许泥芯：钟I残损严重，仅存钟钮及舞部，腔体已成碎片。9器均制作粗劣，腔体极薄，仅为0．2厘米，铸疣也未作修磨。编钟舞平，合瓦形腔体，铣棱清楚，两铣角很长。舞、鼓素面，腔体上部饰头尾缠交的蛇形纹。钟内有窄细三棱状内唇，无调音磋磨痕迹。（4-49，7）

图4-49　钮钟型式演变图（三）

1-7FⅠ-FⅣ式

G型，梯形钮，正鼓多饰蟠螭纹。依据钮制的长度变化等，可将其分为早晚3式：

Ⅰ式，长方形钮，略呈梯形，上饰几何形纹饰。9件，滕州庄里西出土。除了00613和00616号两钟已有破裂之外，余7件均保存完好。9钟造型一致，大小相次。除了00620号钟钮部饰连续方形图案外，余8钟均饰三角雷纹。合瓦形腔体，舞平，铣棱斜直，于口弧曲上凹，有内唇。浇冒口位于于口口沿一侧，留有清楚的铸疣。以绹索纹框隔枚、篆、钲区，螺旋形乳状枚36。舞饰勾连卷云纹；篆饰蟠螭纹；正鼓纹饰蝶形蟠螭纹，由四组八只对称单体顾龙纹构成，顾龙纹单体蜷曲，喙前有长鼻（角），下唇向后翻卷。纹饰整体使用密集并行细阳线，且每画都用突阳线勾勒，并在每画起笔处施用凸起的螺旋纹，使得整个纹饰好像浅浮雕式。钟00612于口内唇上有调音锉磨痕，主要位于两正鼓、四侧鼓处，两铣角未作锉磨：四侧鼓内有低平音梁，自于口向内延伸，端渐尖细。钟00613和00618腔内无音梁。钟00619和钟00620无明显的调音磋磨痕。其余各钟均有调音磋磨痕和音梁结构。（4-50，1）

Ⅱ式，梯形钮，饰窃曲纹。8件，出土于郯城第二中学战国一号墓。钮钟保存完好，青铜质，未去锈，通体有绿色氧化层覆盖，造型一致，纹饰相同，大小相次。合瓦形体，长腔阔鼓，束舞扩于，于口弧曲上凹，两铣下垂。平舞，绹索状阳文框界格钲篆枚区，钲部两侧枚区各有3行带涡纹的乳丁状短枚，每行3枚。舞、篆均饰蟠螭纹，鼓部饰蝶形蟠螭纹。内腔除了舞底中心有一凹陷外，未见明显的铸孔。各钟均音质良好，内腔均有音梁。音梁较长，楔形，两边起棱。于口有内唇，第6、7、8号三钟的内唇和音梁保存完整，其上未作调音磋磨。其余各钟的音梁和内唇上均有明显的调音磋磨痕。根据音列，可知其4、5号钟间尚缺一钟。（4-50，2）

Ⅲ式，梯形长钮，钟体明器化。其一，山东省博物馆藏（6．481），器保存完好，腔壁较薄，铸工粗劣。钟体大致呈直筒形，两铣斜直，舞、于幅度相近。舞部平齐素面，环形钮高而长，钮下有一长孔。圆梗界栏隔枚、篆区，面积极度狭小，枚布两面，凸起的乳丁现已简化为涡纹图案，面分左右两区，区3行，行3枚，共计36枚。钲间甚宽，上下无界栏，整个钲部约占钟体的1/2，篆带平素，篆间每面各有长方形铸孔2个，但一面未透。正鼓部饰蟠螭纹已锈蚀。钟内腔体平滑（4-50，3）。其二，站马张家村出土钮钟1件。青铜质，钟体较薄，合瓦形，钟口近平。篆部纹饰几乎布满了整个钟面，纹饰呈横条状布局，三行圆涡纹图案式枚与二行变体龙纹相间。钮为方形，铸造后内外边缘部分未进行修磨，钟内腔无任何锉磨调音痕迹。高20．8、铣宽13．1厘米。此钟形制虽迥异，但考虑到其简化为涡纹图案的枚等因素，亦划入此式（4-50，4）。

图4-50　钮钟型式演变图（四）

1-4GⅠ-GⅢ式

H型，长钮，纹饰布满整个钟面。后期两栾渐鼓，分为2式：

Ⅰ式，9件，诸城臧家庄出土。从形制上讲属长腔长钮阔鼓式，钮钟9件均器形完好。青铜质，通体呈黛绿色，造型一致，纹饰相同，是为一套。编钟长条形环钮较为特殊，饰阴线云纹。合瓦形体，平舞，长腔阔鼓，柬舞扩于，于口弧曲上凹，两铣下垂。阳线界格钲篆枚区，两侧枚区各有3行饰蟠蛇纹及涡纹的泡形短枚，每行3枚。舞饰无首交龙纹和云纹，篆饰浪花纹，整个鼓面饰无首交龙纹和S形云纹，并皆以细阳线雷纹为地纹。钲部上、左、右三边和钲间饰多种形态云纹。（4-51，1）

Ⅱ式，梯形长钮，鼓栾，已呈现出青铜乐钟衰落期的特征。14件，临淄商王墓地出土。保存完好，合范铸成。共14件，分甲乙两组，各7件。甲组藏淄博市博物馆，乙组藏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每组大小相次，形制、纹饰相同。乙组1号钟于口微裂。通体绿锈覆盖，但氧化层较薄。铜胎质地较好，铸工精良。合瓦形体，其腹微鼓，铣部内敛，于弧。腔面枚、篆、钲各部界格分明，设半球形枚36个。钮、篆和枚间饰三角云纹和卷云纹，泡状枚上铸旋纹，舞、钲及鼓部饰变体凤鸟纹，羽尾勾卷，突出钟面。凤羽之间填以细线纹和羽状重环纹和圆圈纹，钟腔内壁也有模印的卷云纹和凤鸟纹，纹饰清晰，与钟面纹饰相同，其细微之处甚于秋毫，铸造技艺高超。（4-51，2）

图4-51　钮钟型式演变图（五）

1-2HⅠ-HⅡ式

【注释】

[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墓（第1集）[M]．济南：文物出版社，2007：112-116．

[2]纪念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二十周年文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345．

[3]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4：97．

[4]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M]．济南：齐鲁书社，1997：135．

[5]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M]．济南：齐鲁书社，1997：13．

[6]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M]．济南：齐鲁书社，1997：13．

[7]常兴照，宁荫堂．山东章丘出土青铜器述要兼谈相关问题[J]．文物，1989（6）．

[8]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J]．文物，1972（5）．

[9]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01．

[10]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www.xing528.com)

[11]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12]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13]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23．

[14]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24．

[1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M]．济南：齐鲁书社，1982：1．

[1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8．

[17]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M]．济南：齐鲁书社，1982：212．

[18]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M]．济南：齐鲁书社，1982：211．

[19]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77．

[20]朱文玮，吕琪昌．先秦乐钟之研究[M]．台北：南天书局，1994：11．

[21]李纯一．关于殷钟的研究[J]．考古学报，1957（3）．方建军．西周早期甬钟及甬钟起源探讨[J]．考古与文物，1992（2）

[22]高至喜．甬钟探源[N]．中国文物报，1991-02-24．

[23]陈亮．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编钟及相关问题[J]．文物，2007（8）．

[24]李步青，林仙庭．山东黄县归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J]．考古，1991（10）．

[25]殷玮璋，曹淑琴．长江流域早期甬钟的形态学分析[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26]罗西章．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J]．考古与文物，1980（4）．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96．方建军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天津山西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73、90．

[27]蒋定穗．试论陕西出土的西周钟[M]．考古与文物，1984（5）．

[28]蒋定穗．试论陕西出土的西周钟[M]．考古与文物，1984（5）．方建军．西周早期甬钟及甬钟起源探讨[J]．考古与文物，1992（2）．殷玮璋，曹淑琴．长江流域早期甬钟的形态学分析[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61-270．殷玮璋，曹淑琴．早期甬钟的区、系、型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231-254．

[29]朱文玮，吕琪昌．先秦乐钟之研究[M]．台北：南天书局，1994：69-90．

[30]辛爱罡．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417-437．

[31]朱晓芳．山东地区两周乐钟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29-38．

[32]周昌富，温增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63．

[33]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J]．文物，1972（5）．

[34]唐兰：《古乐器小记》[J]，《燕京学报》1933年第7期。

[35]王子初：《礼乐重器镈的发掘与研究》[C]，《中国音乐考古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67页。

[36]冯卓慧：《试论青铜镈的起源》[J]，《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3期，第53页。

[37]郭沫若：《称器形象学试探》[C]，《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

[38]陈双新：《青铜镈起源研究》[J]，《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2期。

[39]陈梦家：《中国铜器概论》[C]，《海外巾国铜器图录》上册[M]，北平图书馆，1946年。

[40]高至喜：《论湖南出土的西周铜器》[J]，《江汉考古》，1984年第3期。

[41]高至喜：《论商周铜镈》[C]，《湖南考古辑刊》3[M]，湖南：岳麓书社，1986年。

[42]方建军：《两周铜镈综论》[J]，《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

[43]陈荃有：《中国青铜乐钟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年5月版。

[44]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45]王子初：《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J]，《中国音乐学》，2007年第1期。

[46]高至喜：《论商周铜镈》[J]，《湖南考古辑刊》，1986年第4期。

[47]朱文伟，吕其昌：《先秦乐钟之研究》[M]，台北：南天书局，1994年，第60-65页。

[48]杨涛：《先秦青铜镈研究》[J]，《黄钟》1993年第3期。

[49]方建军：《两周铜镈综论》[J]，《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第29页。

[50]方建军：《中国古代乐器概论（远古——汉代）》[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51]辛爱罡：《东周中原地区靑铜乐钟的形制分析》[C]，《新世纪的巾考古学王仲殊先牛八十华诞纪念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17—437页。

[52]陈亮：《关中西部周秦铜镈研究》[J]，《中原文物》2007年第8期。

[53]向桃初：《南方系统商周铜镈再研究》[J]，《南方文物》2007年第12期。

[54]临淄区志编纂委员会．临淄区志[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545．

[55]周昌富，温增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38．

[56]朱晓芳．山东地区两周乐钟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41-48．

[57]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纹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58]腾鸿儒，王洪明．山东海阳嘴子前村春秋墓出土铜器[J]．文物，1985（3）．

[59]周昌富，温增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42．

[60]周昌富，温增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41．

[61]周昌富，温增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43．

[62]周昌富，温增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51．

[63]袁荃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62．

[6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5]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46．

[66]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47．辛爱罡．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417-437．

[67]朱晓芳．山东地区两周乐钟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4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