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东方获奖作家的随想

瑞典文学院会议室的大厅中间长年摆放着一个长条形会议桌，周围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御赐的18个带编号的院士座椅。迄今历经227年，换人不换椅。每位院士坐在固定的座位上，都知道这个座椅不平凡的历史，内心深处自然升出历史责任感和庄严感，会令他们丝毫不敢苟且、怠慢自己神圣的投票权。因为从他们手中将诞生诺贝尔奖得主不朽的名单。

第一届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成立于1902年。主席和委员都是每三年选一次，选票须过半数方可当选，但允许他们无限期地重新当选，即连任。委员会的5名评委是从18位院士中选出来的，专门从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工作。院士的学术经历很多元，但都是术业有专攻的知名专家学者，现在全部院士都是瑞典本国人。由他们之中选出的5名评委将把自己认为符合获奖条件的人选写在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上，投进会议室桌上一个金色的广口的小圆桶里。在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前一半时间，获奖作家的分布不够平衡，与诺贝尔遗嘱中不分国家和种族的原则显然是相悖的。因为那一时期评选委员会特别青睐欧美作家，即使是印度泰戈尔也是因为在英国用英语翻译了自己的孟加拉语诗歌并“成为西方文学的组成部分”才获奖的。其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则很少有作家获奖。这种不均衡状态使人一度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产生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逐渐有所改变，尤其是近20年来，瑞典文学院正努力扩展诺贝尔文学奖辐射的地理区域与文化范围。自1901年起至2015年止，除印度的泰戈尔（1913）以外，以色列的阿格农（1966）、日本的川端康成（1968）、尼日利亚的索因卡（1986）、埃及的马哈福兹（1988）、南非的戈迪默（1991）、日本的大江健三郎（1994）、南非的库切（2003）、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2006）和中国的莫言（2012）这些东方作家出现在获奖名单上。这种结果基本上达到了颁奖委员会的预期效果，“尽量使获奖者遍布全球”，也基本上改变了诺贝尔奖给人造成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印象，从而表明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一种荣誉，更重要的是要用物质的力量促进文学创作的目的。

诺尔贝于1896年12月10日逝世后，我国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申报》和香港的《循环日报》等近代报刊，就在1897年上半年报道了他的去世及其遗嘱的新闻，其生平义举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影响。他最早的遗嘱是1896年自己起草的。因为他没有请法律顾问来写他的遗嘱，因此一些地方比较模糊，也不易全面理解。例如诺贝尔说的“文学院”也未必指的就一定是瑞典文学院。因为从1786年开始，古斯塔夫三世国王除去建立了瑞典文学院以外，瑞典还有8个皇家院校也都是这位崇尚文化的国王设立的，只有瑞典文学院没有“皇家”字号。另外，在他最初的遗嘱中并未提到文学奖，只是在最后的遗嘱中才加进了这项奖金。这很可能因为在诺贝尔兄弟几人学习的知识中，人文科学知识对他们的影响不亚于自然科学，更何况诺贝尔生前结交了许多文学界名人。因此，诺贝尔在遗嘱中希望“赠予在文学上能创作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人”，希望诺贝尔奖能够帮助这些作家进一步发展，事实上这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评选标准上，评委的理解是有弹性空间的。例如20世纪早期的评奖政策倾向于“理想主义”作品，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现实主义大师则被排除在外。20世纪80年代，又因为“实用主义”的政策，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并非无名之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评委们所能做到的就是1963年瑞典文学院的新规定，即诺贝尔奖只能颁发给在世的人，这无疑给了许多年轻的奋斗者以无限希望。

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经常标榜自己是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只关注作品的质量和原则性，以致1989年出现三名院士愤而辞职，一去不复返的情况。起因是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下令追杀《撒旦诗篇》的作者、英籍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追杀举动的残酷性令世界震惊，瑞典各文化团体尤其是作家纷纷发表抗议声明。瑞典文学院院士的基本道义倾向虽然支持拉什迪，但多数院士仍以“学院不应干预政治”为由，拒绝以文学院名义发表声明。因此导致持有不同意见的三名院士公开宣布退出学院。其实正如有人评价说，对于瑞典文学院而言，非政治也是一种政治，女性写作不就是一种政治吗，应该承认所有的作品都能从政治角度进行解读，只是要探讨读者的立场而已。对于东方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而言，他们的经典作品享誉世界，当之无愧，名副其实。这是他们创作活动应得的评价，文学委员会的评委是不会做出草率决定的。他们不会考虑东西方文学平衡，只注重作品的原则性和文学性；他们也不会考虑语言问题，会通过聘请语言专家和文学评论家进行翻译、评价，给出意见。评委们积极努力地去理解母语体系以外的语言文学的价值，其中包括中国文学、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印度尼西亚文学和印度次大陆的一些语言文学等。东方获奖作家的出现基本表明这一系列的规则仍在有效地运行中。

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在世界学界诟病不少，但是客观上说，它迄今仍然是几乎所有作家都企盼与争取的奋斗目标。因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项文学奖在名气、威望和奖金数额等方面可与诺贝尔文学奖相比。随着社会现实和审美趣味的变化，一代又一代文学新人的创作都会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历史上有各种反映。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指望诺贝尔文学奖能运用它的作用来影响文学的发展方向。反之，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会受任何金钱、任何势力的左右，它会沿着自己的传统走向未来。因此，在获奖作家中除10位亚非作家和少数拉美几位作家获奖外，其他百余位获奖者都是西方作家的情势下，东方（含中国）能有如此众多的作家获得如此高的荣誉，真的是弥足珍贵，可喜可贺。

这10位作家是泰戈尔（1913）、阿格农（1966）、川端康成（1968）、沃尔·索因卡（1986）、纳吉布·马哈福兹（1988）、纳丁·戈迪默（1991）、大江健三郎（1994）、库切（2003）、奥尔罕·帕慕克（2006）、莫言（2012）。从第一位获奖作家泰戈尔起到最后一位获奖作家莫言止，整整经历了一百年。这一百年间，除近现代作家泰戈尔以外，其他都属于当代作家。这一百年正是东方从现代社会走向当代社会的剧变时期。尤其是在当代社会转型期的50多年的时间里有9位东方作家获此殊荣，而其中4位是非洲作家，这种现象所反映的规律性问题和未来文学发展的大趋势，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这一百年里，人类经历了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随后是对物质生产和消费社会的极度追求。这一切无不伴随着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征服欲。人类观念的繁衍进步杂糅着对生态平衡的破坏，犹如坐上了永不休止的过山车。人类在不断地兴奋、渴望、迷惘、眷恋、倦怠、反思、前瞻、困惑等思绪中挣扎。这一百年的经历几乎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身心体验的总和。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向着越来越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10位诺贝尔文学奖东方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正是这种世界发展浪潮中的东方各种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东方各个民族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这些书写有了文学史上史诗意义般的性质，真正成为东方各民族的集体记忆。

这一百年正是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东方内部文化板块之间撞击最激烈的时期。东方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殖民扩张之下，曾表现出文化启蒙和文化自强的双重主题，但它始终难以摆脱西方物质利益诱惑和西方物质力量笼罩这双重罗网的操控。于是东方民族主义难以摆脱“西方中心”和“自我边缘”的痛苦命运。那些在民族民主运动中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和民族在摆脱殖民枷锁之后，又必须直面“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一时难以找到恰到好处又恰如其分的文化定位。其文化发展呈现出现代化与传统性的双重性难题。这10位诺贝尔文学奖东方获奖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里充分表达了这种精神探索与行动无奈。这些书写有了如此真实的情感体验，因此，在文本和文学史的书写上格外令人感奋不已。

这一百年正处于东方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正是这10位诺贝尔文学奖东方获奖作家必须进行文化选择的时期。这种选择最需要的是直面社会现实的文化自觉精神和民族文化定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东方社会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同化力量，如何保持文化个性，避免被西方文化霸权所吞噬，已经成为关系到东方国家生存的重要而又重大的课题。对于许多东方国家而言，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坚守民族文化传统，是一种艰难而又必然的选择。这种两难的处境反映在这些东方获奖作家的作品中，成为持久不衰的鲜明主题。(www.xing528.com)

泰戈尔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戈拉》（1910），就借助印度“西化派”和“民族派”之争来反映近现代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焦点问题和基本特征。阿格农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婚礼华盖》（1931）以传统的叙事艺术，想象出现代信仰的虔诚问题，意在说明现代世界已无法复制古代世界的安宁与和谐。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国》（1948）将西方意识流和自由联想等创作技巧融入日本民族的审美传统之中，取得了极高的文学成就。索因卡最有代表性的创作之一《路》（1965）反映了古老的非洲戏剧艺术传统与现代的欧洲戏剧艺术技巧对作者的双重熏陶，是西非约鲁巴族文化基因与西方现代戏剧精神的有机融合。马哈福兹的代表作《宫间街》三部曲（1952）是一部家族小说。它通过一个埃及商人家庭三代人的生活和命运反映了埃及现代史上传统与现代的思想碰撞。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正处于当代东方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对峙进入更深刻的阶段。戈迪默获奖的决定性作品是长篇小说《七月的人民》（1981）。它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南非新旧政权交替的真空时期，种族隔离制度对未来南非社会的影响。大江健三郎的代表作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写出作家不懈探索东方文化底蕴与西方存在主义巧妙结合成的“东方存在主义”的内涵和主旨。库切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耻》（1999）以南非种类隔离制度为国家之耻，叙写了社会各种“耻”文化的现象，具有传统与现代对立的反思。奥尔罕·帕慕克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1998），通过东方传统的细密画和西方的绘画透视法之间的融通，表现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故事，其实质正是作者和伊斯坦布尔身处东西方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真实写照。莫言的《生死疲劳》（2005）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经验，中西结合，将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不断提出的口号落到了实处，是作者整合中西文化精神的大胆尝试。

重新审视百年来东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些作家的代表作，能够清楚地发现，这些处于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的作家，他们在时代的大潮里苦苦的挣扎与思索，努力寻找自己的身份、民族、国家、文化、信仰等各种认同，并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叙写了自己的真实体会。无论他们运用了西方何种样式的写作技巧与方法，本质上都是在表现传统文化给予他们的深深的历史印迹。无论他们作品的外表与形式发生何种变化，他们都在作品深层内涵里表现自己那颗东方民族的赤诚之心。

文艺创作依靠的是形象思维，形象是形成于思想的具体影像。思维作为精神活动，其本质具有社会性，一定的思维活动总是同一定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文化状态、传统和特质，会直接影响、制约着人们特定的思维活动；也会同时影响、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它使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思维结构上具有了自身的特点，而彼此间又有了联系与区别。此外，思维结构还有维护社会文化传统的作用，反之社会文化传统会给思维结构打上鲜明的民族烙印。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总是积淀着某些社会文化传统的历史遗存。因此，诺贝尔文学奖东方获奖作家的形象思维就有了几乎相同或相近的社会文化传统的历史遗存。他们也在相同或相近的历史遗存中找到共同的东方精神的认同。

正是由于他们的形象思维以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为基础，因此具有相同或相近社会历史经验的作家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形成了某些思维活动的聚合点，具体而言即诺贝尔文学奖东方获奖作家形成了共同的创作倾向。对这十位作家的创作历程和文艺思潮，写作特征和艺术风格，学术史上的地位和译介影响等方面进行文本分析和理论探索，就是我们编著此书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宗旨。

【注释】

[1]本文原载《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三十年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