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思潮对科举考试的批判与改进

知识界、思想界对于科举取士，尤其是八股文所造成的空疏学风的弊端进行反思，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改革建议，其中有的建议为统治者所采纳施行。对于批判八股文最为严厉的，当属顾炎武。他痛斥道：“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他认为八股取士，直接造成了空疏不学之风气，导致了“古学”废弃，经学衰微。“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131]“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132]“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133]

顾炎武在其改革科举制度的主张中提出了“废天下之生员”的建议。他认为虽然国家设立生员是为了收天下才俊育于学校，以备成德成才，以供国家所用，但生员也给社会造成了危害，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其一，生员出入公门，把持官府，依仗权势武断乡里，包揽词讼；其二，生员享有免赋役的特权，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其三，生员易投机钻营，结党营私。他在《生员论中》说：

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者，谓之座师；有所谓同考官者，谓之房师；同榜之士，谓之同年；同年之子，谓之年侄；座师、房师之子，谓之世兄；座师、房师之谓我，谓之门生；而门生之所取中者，谓之门孙；门孙之谓其师之师谓之太老师；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皆此之由也。^[134]

而顺治十四年（1657年），皇帝对吏部的谕旨中也明确指出了“门生”的弊端，他说：

至于师生称谓，必道业相成，授受有自，岂可攀援权势，无端亲昵。近乃陋习相沿，会试、乡试考官所取之士及殿试读卷、廷试阅卷、学道考试优等、督抚按荐举属吏，皆称门生，往往干谒于事先，径窦百出；酬谢于事后，贿赂公行。甚至平日全未谋面，一旦仕宦同方，有上下相关之分，辄妄托师生之称。或属官借名献媚，附势趋炎，或上官恃权相迫，恐喝要挟，彼此图利，相煽成风，恬不知耻……官评淆乱，负国殃民，不知理义，深可痛恨。^[135]

鉴于此，朝廷规定，以后凡读阅卷、考试等项俱不许沿袭“师生”之号，违者以悖旨论罪。

学者魏禧因厌恶科举，在十四岁时便弃举业，学古文。他认为八股取士的弊端“一在于摹圣人之言，不敢称引三代以下事，不敢出本题以下之文；一在于排比有定式”，“天下奇才异能，非八股不得进，自童年至老死惟此之务。于是有身登甲第，年期耄不识古今传国之世次，不知当世州郡之名、兵马财赋之数者”^[136]。为了摒弃八股积弊，魏禧大胆地提出了“废八股用论策”的科举改革建议。他说：

故居今以救制科之败，愚则以为莫若废八股而勒之以论策。故曰，八股之为经济者，施于论则腐矣。论施于策则迂，策施于奏议则疏。何者？言理者易伪，而覆事者难欺。是故法未有久而不敝，然其立法之始，则不可不尽善。论策之制，其敝也必有剿袭靡衍，夸而不适用。而天下之人，则势不得不取古今治乱之书而读之，而讲求天下兵马财赋、关厄险阻、时务利害之事。^[137](www.xing528.com)

进而，他又在《制科策中》中建议：“‘四书’、‘五经’命题以正其本，变八股，制论策，使人得尽其才，适于实用，以救其败。”^[138]并且对科目的设定提出了改革建议：“凡童子试《小学》论一道，科经书白文三（‘四书’一，《易》、《书》、《诗》、《礼》所占经一，《春秋》、《胡传》一，令自某处起，默书至某处止，兼唐人考字、宋人帖括之意）。弟子员试‘四书’一道，所占经一道，策一道。乡试策一道，《春秋》一道，判一道，‘四书’一道，所占经一道。会试策二道，判六道，皆一试。”^[139]

童子试，又称小试、小考，是士人科举生涯的起点。清代的童子试与明代一样，凡是没有取得县学、州学、府学学生资格的人，不论年龄大小，统称为童生。“士子初阶之考试，尚未取得县、府学生员者曰童生。”^[140]清初童生试，起初用“四书”文一篇，《孝经》论一道。但魏禧认为，天下之风俗败坏的原因在于《小学》废，他说：“今之人幼习章句，稍长治文艺，童子能时文，则泰然以谓成人。于是有身登甲第‘年壮强’不能随行后长之礼者。”所以他建议童子试应考《小学》论一道。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改为，“四书”文一篇，《小学》论题一道。而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又改为：正考时，“四书”文二篇；覆试时则“四书”文一篇，《小学》论一道。可见，这种政策的改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魏禧科举改革建议的影响。而对于乡、会试，魏禧建议将策放在首场，其原因在于以功用为先。“中式者必得官，故以练事为先也。”^[141]魏禧的“废八股用论策”的理论主张在康熙二年（1663年）付诸实践。康熙二年（1663年），规定乡、会试停止考八股文，改用策、论、表、判。乡、会两试头场，策五篇；二场，用“四书”本经题作论各一篇、表一篇，判五道。

清初学者潘耒博通经史，曾师从顾炎武，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他对清初的科举取士之法甚为不满，认为“自科举之法行，士争趋于速化，不惟专治。经生家言者保残守己，安于固陋即见。谓贯穿经史，出入百家，而其意止于捃摭藻采，增益辞锋，以供发策决科之用。采春华而遗秋实，有枝叶而无根柢，夫安得不谓之俗学乎”^[142]。他认为现行的科举“试之以帖括之文，局之以一家之说，既大异乎古。又先‘四书’而后‘五经’，人争致力乎其先者，而经学益衰”^[143]。鉴于此，他认为，要想振兴实学，就必须先尊经，而要尊经，就必须使衡文者即考官不能专以“四书”义定去取。这种观点与朱彝尊的观点颇为一致。朱氏认为明代先“四书”后“五经”的取士之制，造成了士子读书重“四书”而轻“五经”的弊端。他说：

元皇庆二年，定为考试程式……第一场试经问五条，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亦用朱氏《章句》，则舍“五经”而专治“四书”矣。明代因之，学使者校士，以及府、州、县试专以“四书”发题，惟乡、会试有经义四道，然亦先“四书”而后经，沿习既久，士子于经义仅涉略而已。至于习《礼》者，恒删去经文之大半，习《春秋》者，置《左氏传》不观。问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经学于是乎日微。^[144]

鉴于此，他提出“宜仿洪武四年会试之例，发题先‘五经’而后‘四书’。学使、府、州、县衙，宜经书并试，亦先经后书”^[145]。

总之，清代初期“实学”思潮对科举取士的批判与改革建议中，虽然个别人的建议带有一定的情绪性和极端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对清初的科举或多或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