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汉末社会与政治批判思潮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一批庶族地主和代表平民利益的官吏,对现实猛烈批判,与古文经学对谶纬之学的批判相互唱和,蔚然而成“清流”。这股“清流”与“天人感应”今文经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及昏暗、肮脏的政治行为共同形成的“浊流”相抗衡。代表“清流”的一般是士族知识分子、少数大臣或豪族人士,而代表“浊流”的基本上是宦官、外戚一类。于是,被赶出朝廷、成为纯粹学术的古文经学与士族知识分子阶层及太学生集团的“清议”运动相结合,酿成一股强劲的社会批判、怀疑的思潮,其中在学术上的典型代表就有王充、王符、崔寔、仲长统等人。仲长统说:

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侯览、张让之等以乱承乱,政令多门,权利并作,迷荒帝主,浊乱海内。高命士恶其如此,直言正论,与相摩切,被诬见陷。谓之党人。灵皇帝登自解犊,以继孝桓。中常侍曹节、侯览等造为维网,帝终不寤,宠之日隆,唯其所言,无求不得。凡贪淫放纵、僭凌横恣、扰乱内外、螫噬民化,隆自顺、桓之时,盛极孝灵之世,前后五十余年。天下亦何缘得不破坏耶。(15)

由于政治腐败、儒学的庸俗化,导致社会为某些门阀豪族提供了“太多损害国家和个人的专断或随意行为的空间”(16) ,致使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们从而开始严厉批判政治的腐败。

具体地说,东汉后期知识阶层的社会批判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批判考察的重点是社会风俗和政治,其中,特别是君臣关系、人才选拔、人际关系成为重点。

在政治方面,在传统宗法社会与秦以后形成的君主政体二者长期的彼此适应过程中,一方面,政治主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以血缘为主轴的人际关系渗透到政治的腹地,左右着政治运行的大方向。门阀世族和游宦结成联盟,破坏了政治上的选拔制度。王符说:“今当涂之人,既不能昭练贤鄙,然又却于贵人之风指,胁以权势之嘱托,请谒阗门,礼贽辐凑;追于目前之急,则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独蔽,而群邪之所党进也。”(17) 那些能够得到高位者,往往是凭借“女妹之宠以骄士”,全赖“亢龙之势以陵贤”,并借此“欲使志义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毁颜谄媚以求亲,然后乃保持之,则贞士采薇冻馁、伏死岩穴之中而已尔,岂有肯践其阙而交其人者哉?”因此,“举世多朋党而用私,竞背质而趋华。”(18) 这是王符对宗法社会中一般用人原则的批评。他说:“然则所难于非此土之人、非将相之世者,为其无是能而处是位,无是德而居是贵,无以我尚而不秉我势也。”(19) 甚至出现“官无直吏,位无良臣”的困局。

顺帝、桓帝之际,李固、杜乔也批判时政。顺帝阳嘉二年(133),诏李固策对,李固对不正之风提出尖锐批评。他说:“古之进者,有德有命,今之进者,唯才与力。”“而今长吏多杀伐致声名者,必加升迁。”他指斥奸佞之人“乘权放恣,侵夺主威,改乱嫡嗣”,外戚权贵则“以爵位尊显,专总权柄,天道恶盈,不知自损,故至颠仆。”(20) 桓帝建和元年(147),太尉杜乔抵制外戚大将军梁冀专权,他说,“大将军梁冀兄弟奸邪倾动天下,皆有正卯之恶,未被两观之诛,而横见式叙,各受封爵,天下惆怅,人神共愤,非所为赏必当功、罚必有罪也”(21) 。

王符指斥腐败的现实说:“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宠以骄士,藉亢龙之势以陵贤,而欲使志义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毁颜谄媚以求亲。”(22) 仲长统批判当时政治是“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23) 。在这样的乱世,“小人宠贵,君子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跼高天,蹐厚地,犹恐有镇压之祸”(24) 。

经济方面,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王符说:“人皆智慧,苦为利昏。行污求荣,戴盆望天。为仁不富,为富不仁。”(25) “世人之论也,靡不贵廉让而贱财利焉;及其行也,多释廉甘利。之于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将为利人也。知脂蜡之可明灯也,而不知其甚多则冥之。知利之可娱己也,不知其称而必有也。前人以病,后人以竞,庶民之愚而衰暗之至也。”(26)

针对田荒不耕、游食者众的情况,王符又说:“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一门,虽于私家有富,然公计愈贫矣。”(27) 在《浮侈》篇中他说:“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安能不为非?”(28) 许多农夫不耕织,士人不读书,商贾不正经经商而重包装。许多人游手好闲却希冀多福多寿。当时无论男女老少价值观高度统一,一切都只是为了钱。崔寔也看到当时人们纷纷弃农从商的现实,他认为“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农夫辍耒而雕镂,女工投抒而刺绣,躬耕者少,末作者众”(29) 。

王符在《潜夫论》中批判奢侈浮华之风时说:“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细致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麞麂履舄,文组彩绁,骄奢僭主,转相夸诧,箕子所唏,今在仆妾。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饷之所费,破终身之业。”(30) 崔寔也观察到了这种社会危机,他说当时社会存在三患:一曰:奢僭。时人竞为“僭服”“淫器”;“璘玑玩饰匿于怀袖,文绣弊于帘帏”,“王政一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二曰:弃农经商。因“躬耕者少,末作者众结果弄得仓廪空虚,监狱倒是满了”。或“饥绥流死,上下相匮”。三曰:厚葬。父母送终,尽为“高坟大寝”“饷牛作倡”;“梓黄肠,多藏宝货”。因厚葬风习蔓延,人人仿效,不惜倾家荡产,结果是“穷厄既迫,起为盗贼”。(31)

仲长统在批评社会风气破败和普遍的奢靡时说:(www.xing528.com)

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32)

徐干的批判集中在文化方面。他说:

仲尼之没,于今数百年矣,其间圣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迟,人伦之中不定。于是惑世盗名之徒,因夫民之离圣教日久也,生邪端,造异术,假先王之遗训以缘饰之,文同而实违,貌合而情远,自谓得圣人之真也。各兼说特论,诬谣一世之人,诱以伪成之名,惧以虚至之,使人憧憧乎得亡,惙惙而不定,丧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与祖述其业而宠狎之。斯术之于斯民也,犹内关之疾也,非有痛痒烦苛于身,情志慧然不觉,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则血气暴竭,故内关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鹊之所甚恶也,以庐医不能別,而遘之者不能攻也。(33)

徐干认为,圣人的善恶观念,必然权衡轻重、根据能实行的人多少来确定。但社会上那些追逐名声的人,却使真伪混淆,是非易位,而民众由此决定他们的生活,这是邦家的大灾难。即使杀人也只能害一人,而是非善恶的颠倒会祸害多少人?“然则何取于杀人者以书盗乎?荀卿亦曰:‘盗名不如盗货’。乡愿亦无杀人之罪也,而仲尼恶之,何也?以其乱德也。今伪名者之乱德也,岂徒乡愿之谓乎?万事杂错,变数滋生,乱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34) 所以,虚伪之名,是会伤害人的。人仅知名好的一面,却不知伪善者会导致不善!

在政治腐败、社会风气败坏的情况下,“霸德既衰,狙诈萌起。强者以决胜为雄,弱者以诈劣受屈”(35) 。而社会面貌则是“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俦。”(36) “呜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论古则知称夷、齐、原、颜,言今则必官爵职位;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处子虽躬颜、闵之行,性劳谦之质,秉伊、吕之才,怀救民之道,其不见资于斯世也,亦已明矣!”(37)

崔寔针对传统社会世俗生活的特点所造成之弊端进行揭露。他说:“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寤,政寖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之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38) 王符说:“以汉之广博,士民之众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治,而官无直吏,位无良臣。”这样的看法是很悲观的。他认为,社会之所以得不到很好的治理是因“贤难”,即贤能之人不能才尽其用。“此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主之朝尔。”(39) 虽然,王符的政治思想并无多少创见之处,但他对东汉儒学实践所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都有深入思考。

范晔以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同传,其称赞王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实理”;王符则“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仲长统“性淑傥,敢直言,不矜小节”,三者皆指事类情,不作虚妄之语,但范氏仍谓:“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静者,以席上位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敝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敝矣。”(40) 诚然,在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并通过政治制度复制制度实在的情况下,任何个人都很难超越这个时代,他们往往容易发现的就是当时儒学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弊端。同时,他们的治国思想相对传统的儒家德治而言,有一种愈来愈消极乃至悲观的倾向。萧公权说:“汉儒之中如贾谊、董仲舒等皆认天下事大有可为。至桓谭、王符、崔寔、荀悦诸人始渐露悲观之意,不复坚持圣君贤相,归仁化义之崇高理想,而欲以任刑参霸之术为补定治标之方。”(41)

当然,他们虽因时代出现的种种弊端而反思儒家政治理念,却并未将诸种问题都还原到儒家伦理身上,因而他们也就没有认识到现实中专制政体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对这一点的明确认识,是由仲长统来实现的。萧氏认为仲长统对传统的批判乃“推究治乱原因,则深中专制政体之病,为前人所未发”。“推其言中之意,殆无异于对专制政体与儒家治术同时作破产之宣告。此诚儒家思想开宗以来空前未有睹之巨变。”

东汉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一个题中之意,就是认为政治不仅应该是道德的,而且是应该扶持良善的。这个思路反映在孔子那里就是“政者,正也”。《中庸》亦谓:“人道敏政”“人道,政为大。”因为,如果仅仅从功利和效率来看,不仅良善被欺侮成为常事,而且终将导致道德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