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茶叶产地分布及饮茶文化的发展

唐朝时期，中国茶业有了迅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茶叶产地遍布全国各地。陆羽在《茶经》中就列举了许多产茶的州县，所谓“八道四十三州”，划分了我国八大茶叶产区。从地域分布看，产茶区覆盖了今四川、陕西、两湖、云贵、江浙、湖北、广西、福建、江西、安徽、河南等14个省区；而其北边一直伸展到了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也即是说，唐代的茶叶产地达到了与中国近代茶区几乎相当的局面。二是茶叶生产和贸易蓬勃发展。《膳夫经手录》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已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便随之蓬勃发展起来。仅以当时的浮梁为例，《元和郡县图志》上说：“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贯。”而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习惯饮茶后，先通过使者，后来直接通过商人，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三是茶政、茶学和茶文化逐渐产生与发展。唐朝中期以后，由于茶叶生产、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大宗生产和大宗贸易，加上安史之乱以后国库拮据，征收茶叶赋税逐渐成为一种定制。同时，茶学和茶文化逐渐产生，出现了一大批有关茶的专著，如陆羽的《茶经》、皎然的《茶诀》、温庭筠的《采茶录》等；许多人开始享用茶叶，茶宴、茶集和茶会从一般的待客礼仪，演化为以茶会集同人朋友、迎来送往、商讨议事等有目的、有主题的处事联谊活动。

在经过了南北朝的分裂动乱之后，隋朝终于在公元58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隋的统一，给茶在全中国的推广和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也为茶文化在其后的唐代得以空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茶在隋代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质资料了。当时可以说地无分南北，人无论贵贱，对茶都是非常热衷的。而这一时期对饮茶最为热衷的则要属隋朝的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了。

杨坚嗜茶，甚至达到了酷爱的程度，以至于当时很多附势之人，为能博得皇上的青睐，争相表现自己对茶的痴迷，作为向上攀附的台阶，当时有人讥之日：“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隋文帝杨坚以其帝王之尊推崇饮茶，在客观上对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隋朝只传两代，杨坚之子杨广穷奢极欲，劳民伤财，终至亡国。但杨广开凿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在客观上加强了南北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大大扩展了茶的种植和饮用地域。短命的隋王朝终于被强大的唐王朝所代替，而经济文化空前发达的唐代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就是把流传了几千年的用茶习惯加以规范化和理论化。

唐代的帝王大多好茶。最著名的要数那位风流倜傥的唐玄宗了，他不仅喜好饮茶，还沉迷于在宫闱之内与后宫佳丽们“斗茶”嬉戏。见录于元陶宗仪之《说郛》中无名氏所作《梅妃传》中记载：开元年间，玄宗与妃斗茶，顾诸王戏日：“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座光辉。斗茶今又胜我点。”这是目前所知的关于帝王斗茶的最早的记载，可惜言之泛泛，使我们无法了解当时“斗茶”的形式和内容。唐朝在经历了开国后的储位之争后，迎来了初唐的贞观之治，而后虽经过武则天的改制，但国之元气未伤，到了盛唐时期，经济文化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开元盛世之后，却是令人伤感的安史之乱，使唐朝的政治、经济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时一位立志中兴的皇帝唐德宗李适登基。为加强国力，他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改革。这时唐王朝统治的土地上，饮茶蔚然成风，茶叶的贸易集市、饮茶的茶馆遍及城乡。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济，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一派盛况。在这种情况下，德宗建中四年，即公元783年，极具经济头脑的户部尚书赵赞上书请征茶税。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以十一率征税。从此，茶税成为历代最重要的税赋之一。

唐代贡献给后世的最重要的茶人和茶文化就是“茶圣”陆羽和他的《茶经》。陆羽（733～804年），字鸿渐；又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陆羽身事凄凉，幼为弃儿，后被和尚收养，虽然长于佛门，却倾心儒学，但一生未曾致仕。陆羽一生清贫，却对茶情有独钟。他遍游全国名山大川，尽览名茶名泉，终一生之研究，成就了我国和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有关茶的专著——《茶经》。陆羽在《茶经》中不但总结了几千年以来的茶事，而且第一次将茶及茶事加以规范化，第一次把饮茶升华到一种文化的高度，这是中国茶文化的发端。《茶经》分为10个部分：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从茶的起源、用具、采制、煎煮和历史典故等方面系统地介绍了茶事的起源及发展。陆羽及其《茶经》对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茶文化的建立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陆羽因而被后世尊为“茶圣”。陆羽还是流传其后几百年的“煎茶法”的创始人。晚唐《因话录》中说，陆羽“性嗜茶，始创煎茶法”。陆羽还借鉴先人们的文化遗产，第一次确切地在文字中将“茶”字规范下来。

唐代也是我国对外交往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对外交往中，茶被介绍给了我国的边远地区和世界上很多国家，这些地区和国家的饮茶习惯和茶树的种植也始于此时。《封氏闻见记》中说，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茶已经为北方少数民族所喜爱，并且成为边疆与内地贸易的主体。唐初与土蕃通婚，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茶叶，这是茶传入西藏的开始。《藏史》记载：藏王松冈布之孙（就是著名的松赞干布）时，始自中国输入茶叶，为茶叶输入西藏之始。茶还传人了越南。据《旧唐书·懿宗记》中说：安南（即今之越南）如阗、溪峒之间，悉岭北茶药。唐时，日本数遣“遣唐使”来我国学习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知识，茶也由这些“留学生”们带回日本，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日本僧人空海。空海于公元815年自中国留学归国，将茶及饮茶的习惯带到了日本。他在817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写下的《空海奉献表》中谈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时说：“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从此，茶和饮茶之风在日本日盛。

至于今天流行的日本茶道，也是源于中国。唐时饮茶已经很讲究意境和礼仪，有一套完整的操作程序。陆羽在《茶经》中提到“夏兴冬废，非饮也”，把饮茶看作一种超乎物质生活需要的精神追求，是提高自身修养的需求，这就是后来贯穿于日本茶道的茶道精神。日本茶道中的用具，也大多源于唐时茶会的用具。《太平广记》中记载了与陆羽同时的唐人奚陟在家中开设茶会时的用具，其中很多种在今天的日本茶道用具中还能找到。

这一时期，通过丝绸之路，茶还传到了中亚各国、伊朗和土耳其，甚至传到了今天的中东地区、地中海沿岸。世界从这时起，开始了解和认识茶了。

说到茶饮，当然离不开水，尤其是好水，于是，在唐代还出现了许多水的鉴赏专家。第一位水专家自然又是茶圣陆羽。陆羽对于煎茶之水很有研究。他曾考察了很多名川佳泉，并以水之优劣划分等级，一丝一毫也不苟且。陆羽最推崇的名水是“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

唐代饮茶已经成为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之必需，茶从这时开始走向世界，而茶文化也从此确立。(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茶叶的加工也由粗加工向精细化、程序化转变，初步加工的饼茶仍有很浓的青草味，当时的加工只是采来茶树叶子做成饼，晒干或烘干就完成了，唐朝人们对茶叶加工的贡献就是去除茶叶中的青草味，通过改进茶饼制作工艺、烘干技术去掉了茶叶中的青草味。又通过洗涤、蒸青、压榨等工艺，使茶叶苦涩味大大降低，发明了蒸青制茶。自唐开始，工厂化的制茶业开始兴起，最早源于贡茶的需要，唐朝的贡茶数量巨大，靠个体生产很难完成，质量上也难以保证，于是官办的贡茶院成立了，政府组织人员专门研究制茶技术，改进过去单打独斗的制茶方式，从而极大的促进了制茶工业的发展，蒸青做饼工艺日趋完善，各个工序分工明确，程序完备，形成了蒸茶、解块、捣茶、装模、拍压、出模、列茶晾干、穿孔、烘焙、成串、封茶等一整套工厂生产工序。

到宋朝，中国的茶业出现了较大的变革与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随气候的由暖变寒，中国茶区北限南移，南国茶业获得了明显发展。宋朝的常年气温一度较唐代暖期要低2～3℃，北部特别是临界地区茶园的茶树大批冻死或推迟萌芽、结果，直接导致了宋朝贡焙南移建瓯。而贡焙承担着专门生产御茶的任务，无论是选用的原料和制作工艺都要求最好和最讲究。因此，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闽南以至中国整个南方茶叶生产的发展，《太平寰宇记》所记述的南方茶叶产地就比《茶经》多出许多。第二，为适应大众饮茶的需要，茶叶生产开始由团饼向散茶逐渐转变。这一时期，大众加入到饮茶者的行列，且需要价格低廉、煮饮方便的茶叶，于是，在过去团、饼工艺的基础上，蒸而不碎，碎而不拍，蒸青和蒸青末茶便逐步发展起来，从传统的生产团饼为主改变为生产散茶为主。当然，这种转变，主要还在汉族地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却仍然保留了生产、消费团饼的习惯。此外，由于各地饮茶习俗的更加普及，城镇茶馆林立，茶馆文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古人说，茶“兴于唐而盛于宋”。显然，在宋代，我国的茶文化又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宋代时兴“点茶法”，对茶的品质要求更加严格。贡茶始于周初，而在唐代已经有了专为皇家消费服务的茶园。到了宋代，精致绝伦的宫廷茶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

宋代奢华的皇室成员，给原本为节俭清修之用的茶披上了奢靡的外衣。历代皇帝为追求不同常人的享受，大兴制茶之风，穷其精神与财力，研制出前所未有的精致、华贵的名茶。宋徽宗在其所著《大观茶论》中总结了宋代制茶、烹饮上的特点：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为了对制作有更加直接的监督和管理，宋代甚至专设了管理制茶的专项官职——转运使。宋徽宗虽然在治国上庸庸碌碌，却是茶道中的领袖。他一生好茶，且对茶极有研究，他的《大观茶论》在茶艺理论方面极有见地，十分难得。

宋代的宫廷御茶品种多样，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龙凤团茶了。龙凤团茶有大、小之分，其监制者分别为丁谓和蔡襄。这就是宋代茶文化中著名的“前丁后蔡”。丁谓，字谓之，苏州长洲人（今江苏常州），宋太宗淳化年间任福建采访使，始造龙团茶，后世为与蔡襄所制龙团区别，称为“大龙团”。丁谓的龙团茶吸取前人制茶之经验，又在选料、压制等方面有所创新。所制之茶大受皇家青睐。丁谓还著有《茶图》一书。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北宋著名的文人、大书法家，后人将他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宋四家”。蔡襄有《茶录》一书传世，是继陆羽的《茶经》之后，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部茶书。宋仁宗庆历年间，他出任福建转运使，负责监制北苑贡茶，始做小龙团，其精致程度又胜过丁谓的大龙团。龙团茶是一种紧压的型茶，因其成型时表面压上了龙凤图案，故又称为“龙凤团茶”。龙风团茶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古代制茶技术的发展，但这种考究的制茶方法，也大大加重了茶农的经济负担。

宋代皇家在用茶上的奢华自然影响了朝臣乃至民间，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也好茶，并且在其扬州知府任上，亲自督造过贡茶。他对于饮茶一道也十分有研究，曾有幸蒙宋仁宗恩赐小龙团茶，感戴之极，视为至宝加以珍藏。

北宋上流社会流行“斗茶”，即双方或多方相较烹茶水平，其奢华程度不亚于皇家。“斗茶”之胜败关系到参加者的声名，所以，在宋代，致力于茶艺研究者较前之历朝历代都多，水平之高也是前人无法企及的。这在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促进我国茶艺、茶文化发展的作用。

自古文人墨客多爱茶，宋代则更甚。宋时文学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李清照等都是好此道者。欧阳修曾经为蔡襄的《茶录》作《后序》，还曾作《双井茶》一诗，对精美之茶大加赞颂。苏东坡诗文冠天下，茶情也极浓。他一生嗜茶，尤其当写诗作文时，更是不能无茶相伴。一代女词人李清照对茶文化的贡献绝不输于须眉。她与丈夫赵明诚曾于闺中创“茶令”。酒令早以有之，而“茶令”却是始于宋。而将其文学化、高雅化，最终成为茶文化的一部分的就是李清照。李清照在为赵明诚所著的《金石录》作的《后序》中，披露了她创制“茶令”的经过。从此，“茶令”开始广泛地流行于我国的大江南北。

宋代饮茶之风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极盛。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都大量输入宋朝的茶。“澶渊之盟”后，宋每年除去向辽交纳白银、丝绸之外，茶也是极大的一项贡奉之物。可见，北方少数民族地区饮茶已经非常普遍了。

宋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技术进一步提高，制茶技术进入了一个高发阶段，当时无论是皇帝、达官贵人，还是黎民百姓都对茶涌现出极大的热情，制茶工艺不断创新，新品不断涌现。逐渐改变唐朝蒸青水浸泡、榨汁等使茶叶真味、茶香流失的作法，将蒸青团茶改造为蒸青散茶，保持茶的香味，斗茶的出现，引领饮茶向品味和鉴赏方向发展，将茶文化引上一个新高度，也对茶叶的制作和工艺提出了新要求。